天一閣博物院藏《四庫全書總目》抄本初探
天一閣博物院藏《四庫全書總目》抄本初探
陳丹琪
摘要：天一閣博物院所藏朱鼎煦舊藏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抄本1冊，內容是卷一一三子部藝術類二、卷一一四藝術類存目。此抄本的性質當為私家錄副本，其底本的文本形成時間下限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之間。現存稿抄本《總目》中，僅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中有卷一一三的零頁，卷一一四的內容則不見於各種稿抄本，是以此抄本可補現有稿抄本《總目》卷次之闕，也有助於深入考察《總目》藝術類的編纂過程。借助此本還可發現，浙本《總目》在刊板後又經過剜改、重雕等修改。
關鍵詞：《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錄副本，天一閣，浙本
20世紀80年代以來，庋藏於各地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稿抄本開始進入學術視野。目前學界已掌握多種分藏於各地的稿本、抄本[1]，但相關文獻仍有遺漏。如天一閣博物院收藏的1冊抄本《總目》殘卷，從未有專文論及，然其卷次恰可補前已知稿抄本《總目》之闕，值得關注。
天一閣博物院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抄本（以下簡稱「天一閣抄本《總目》」），現存1冊2卷，為卷一一三子部藝術類二、卷一一四子部藝術類存目。卷一一三首尾俱全，卷一一四存至《壺譜》之目，以下內容皆脫。此本為朱鼎煦舊藏。鼎煦（1885-1968）字酇卿，號香句，原籍蕭山，遷居寧波，是民國時期甬上著名的律師、藏書家和文物收藏家。其別宥齋10萬餘卷藏書於1978年由家屬捐予天一閣，天一閣曾為編纂《別宥齋藏書目錄》，內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清紀昀等撰，抄本。一冊。存二卷：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2]正與此本相合。
此本線裝，素紙抄寫。每半葉9行，行21字，小字雙行同。正文為墨筆書寫的館閣體，間有朱筆修改痕跡。書名頂格，提要低二格寫（實19字），遇尊稱（如「國朝」「內廷」「內府」等）則抬一格寫，遇與本朝皇帝有關之尊稱（如「御定」）則三抬繕寫。書名、提要正文用大字，書籍進呈來源、注釋性案語用雙行小字。版心上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其下依次書部、類名及卷次，書口下端記有葉碼。此行款、格式與《總目》稿本相同。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稿紙皆有葉碼：卷一一三分為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個小類，其中書畫、琴譜之屬連續抄寫，有葉碼；篆刻、雜技之屬則換紙後連續抄寫，無葉碼。卷一一四葉碼俱全。此抄本無題跋，無鈐印。
一、天一閣抄本《總目》的性質
天一閣抄本《總目》是四庫原本還是私家錄副本，這是一個重要的性質問題。
首先，天一閣抄本不是進呈稿本。跟浙本、殿本《總目》相比，天一閣抄本有30多處頗為顯見的訛字[3]，當是抄錄時不慎致舛，而非所據底本有誤[4]。其中20餘處得到修改，修改方式是用朱筆在原字上徑改，以覆蓋原字；修改內容多為訂正訛字，未涉提要內容之修改[5]。總體來說，更正訛字後的天一閣抄本，文本基本同於浙本、殿本《總目》。所作修改，當是有人閱讀此本時發現舛誤並予以校正。四庫館成立之初，便將相關人員的俸祿、仕履與謄錄質量直接掛鈎，因此四庫原本尤其進呈稿本當有一定的質量保障。從訛字和修改現象看，僅有兩卷的抄本就存在數十處訛誤，這在四庫館工作中是難以想見的嚴重過失。另外，現存的《總目》稿抄本中有許多挖改現象，這是館臣常用的修改方式，但天一閣抄本未見挖改之例。
那麼天一閣抄本會是館臣纂修《總目》過程中產生的抄本嗎？我們認為不是。第一，天一閣抄本卷一一三有換紙另抄的現象，這與其所據底本尚未完成修改有密切關係（詳本文第三部分），是以當時《總目》卷一一三尚未定稿，自然無需謄錄清稿。藝術類提要在《總目》卷一一二至卷一一四，而根據上圖稿本現存卷次可知，《總目》藝術類提要修改篇幅較大的是卷一一三，卷一一二、卷一一四撤出的頁面並不多（詳本文第三部分），館臣也沒有謄清卷一一四的必要。因此，天一閣抄本應當不是館臣修改進呈稿本後重新謄錄的清稿本。第二，作為連續抄寫、而非每篇另紙的抄本，天一閣抄本不是特地謄抄用於核對之本[6]，這樣做既無必要，也不經濟。因此，從用途方面考慮，難以解釋天一閣抄本若是四庫館原物，其所處的環節應當是什麼。綜上，可以排除天一閣抄本為四庫館原物的可能性。
另外，比較天一閣抄本和天圖素紙稿本《總目》[7]，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其中區別。（1）版式。雖然都是素紙謄抄，謄寫版式基本相同，但天圖素紙稿本除卷七七首葉版心書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字樣外，其餘版心則留白，未有部類名稱及葉碼，隨意性較強。而天一閣抄本在版心書寫格式上，則與其他格紙抄寫的內府稿本《總目》一致，這表明天一閣抄本據以錄副的當是一個較為完整的本子，且錄副時遵照底本的版式面貌。（2）書跡。天一閣抄本所存兩卷《總目》雖皆為端楷書寫，但細繹之下仍有不同[8]，當由兩位書手各自完成抄錄。天圖素紙稿本《總目》則可看出各卷之內皆換過書手[9]。應該說，天一閣抄本《總目》的書寫更為端正，而天圖素紙稿本《總目》則隨意性較強，故而可以更為直觀地觀察到書手的個人書寫特色。
從版式和書跡可以看出，在抄錄過程中，天一閣抄本嚴格照錄內府稿本《總目》版式，且謄寫字跡相當規整，顯現出謄錄的計劃性和嚴謹性。此舉頗符合四庫館修書時的私家錄副現象。張升曾討論過此現象，指出當時的私家錄副者可能為館臣、助校、與館臣交好之人，其中館臣主要雇書手進行抄錄；由於四庫館書的罕見性，這些私家錄副本頗受歡迎，通過傳抄、售賣、刊行等方式在社會上傳播[10]。天一閣抄本或許便是當時的一種私家錄副本，因此謄寫追求工整、謹嚴，但在傳抄中產生的錯誤卻比四庫館謄錄要多。在避諱上，天一閣抄本避「玄」「弘」而不避「琰」「寧」，這即使不能作為判斷天一閣抄本抄寫於乾隆時期的鐵證，但足以說明其底本的文本形成時間較早（詳本文第二部分），保存了部分提要的早期面貌，是一個有獨特價值的抄本。
還原天一閣抄本《總目》的形成過程，無外是：館臣某人私帶稿本出館，請書手錄副，以成此本；或是內府稿本錄副以後，有人再以錄副本為底本抄成此本。這兩種情況的差別在於內府稿本與天一閣抄本之間是否還存在其他抄本，因文獻無徵，未可遽定。
二、天一閣抄本《總目》文本形成時間蠡測
確定天一閣抄本《總目》的文本形成時間，有助於利用這一抄本來推斷稿本《總目》的修改細節。以往學者討論稿本《總目》的編纂時間，一般從底稿、修改文字兩個維度來研究其上下限，但作為一個錄副本，天一閣抄本《總目》的文本形成時間，對應的是其所據內府稿本《總目》的修改時間，即應該是在一段甚至是一個相對固定的時間點上內府稿本《總目》的文本形態。而綜合比勘天一閣抄本與稿抄本、浙本、殿本《總目》和成書較早的趙懷玉刻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以下簡稱「《簡目》」）[11]，有助於推斷天一閣抄本文本的形成時間。
（一）天一閣抄本不是上圖稿本的錄副本
《總目》存世的稿本中,僅上圖稿本裡還有卷一一三的零頁，取天一閣抄本與之比勘,再和浙本、殿本相校，可確定天一閣抄本所據底本的時間範圍。
如舊本題明朱存理《趙氏鐵網珊瑚》十六卷提要，上圖底稿作：「《鐵網珊瑚》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舊本題朱存理撰……」上圖修改稿作：「《鐵網珊瑚》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舊本題明朱存理撰……」[12]天一閣抄本、浙本、殿本作：「《趙氏鐵網珊瑚》十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舊本題明朱存理撰……」此篇提要，館臣在上圖稿本中增補作者朝代，以符合書例。天一閣抄本、浙本、殿本不僅吸收這一意見，還修改了書名。此書提要云：「是書乃趙琦美得無名氏殘稿所編。」檢進呈書目可知，當時還有明代都穆的《鐵網珊瑚》也呈送入館[13]，此處對書名的變動，當是館臣有意區分名同實異的兩種書。天一閣抄本與上圖稿本不同，則說明其（或其底本）並非直接抄自上圖稿本。
陳恆舒指出，上圖稿的性質是「進呈《總目》初稿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修訂期間抽換下來的零頁的匯集」[14]。提要文本應當在上圖稿本的修改後又做過其他改動（這些改動同樣被浙本和殿本繼承），天一閣抄本也吸收了這些後期修改意見，故其所反映的文本時間晚於乾隆四十七年七月[15]。
（二）天一閣抄本的文本時間晚於乾隆五十二年八月
與天一閣抄本、浙本、殿本《總目》相比，成書時間更早的趙懷玉刻本《簡目》書畫之屬多了周亮工《讀畫錄》和吳其貞《書畫記》二書，篆刻之屬則多了周亮工《印人傳》一書。《總目》卷一一三的書畫之屬收書自明代開始，故二人著作本當收於此卷。周亮工、吳其貞觸礙見於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上諭[16]，天一閣抄本既未見此3種書，當是已經抽毀。
但天一閣抄本卷一一四中還有3篇提要涉及周亮工。其一為清周在浚《煙雲過眼錄》二十卷。此書位於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之前，今不見於浙本和殿本《總目》，茲將提要迻錄於下：
《煙雲過眼錄》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周在浚撰。在浚有《天發神讖碑釋文》，已著錄。在浚為周亮工子。亮工喜蓄畫，常裒畫家姓名為《讀畫錄》，又築讀畫樓，其《賴古堂印譜》中有二私印，一曰「看山似讀畫」，一曰「讀畫似看山」，其興寄可以想見。所積畫冊至二十巨函，在浚因錄其所藏，以著是編。其名襲宋周密之舊，其體例則仿明趙綺美所編《鐵網珊瑚》，各詳敘題句、跋語、姓氏、款式，但不載印章，為小異耳。末有亮工門人高兆跋曰：「吾夫子以欣賞之情，具書畫之識，謂今人皆及古人曹、吳、關、荊，一顧再顧，不復累心。惟於幽人詞客，故老貧交，斷練殘楮，皇皇歲月，若寢食不暇云云。」故所錄皆明末國初之人，亮工所及交遊者。然一時作手皆已載諸《讀畫錄》中，此書意取博收，未免失之泛濫也。據在浚自跋，稱屬友人程子介錄為二十卷，而此本不分卷帙，蓋傳寫者合併之。今據其原跋，仍題以二十卷，著錄存其舊焉。
從提要中可以得知以下兩個信息點：（1）周在浚別有《天發神讖碑釋文》一書收入四庫。（2）此書所載為周氏父子藏畫。檢《天發神讖碑釋文》確已收入《總目》卷八七史部目錄類存目，在天圖藏文溯閣抄本《總目》中，此書提要有「戶部侍郎亮工之子也」一句，為殿本《總目》所無，顯係後期觸礙而刪。《煙雲過眼錄》被刪，當因此書與亮工關係密切，撰寫提要時難以避免，故不得不抽毀。
另外兩篇內容涉及周亮工的提要，其一是清王樑《月湖讀畫錄》一卷，天一閣抄本作：
……是編舊本但曰《讀畫錄》，然周亮工已有此書，二名相混。考樑別有《月湖賸稿》著錄集部，故此書加題「月湖」字，以別亮工之書。所記宋元人畫，僅寥寥數軸，餘皆明代及近時人也。
浙本、殿本作：
……是編以所見名畫，各為品評。其中宋元人畫，僅寥寥數軸，餘皆明代及近時人也。
其二是清胡正言撰《印存初集》二卷《印存元覽》二卷，天一閣抄本作：
……而學之者失於板滯，又為土偶之衣冠。周亮工與之同時，此譜亦有亮工二印，而亮工作《印人傳》不載其名，蓋有所不滿矣。
浙本、殿本作：
……而學之者失於板滯，又為土偶之衣冠矣。
天一閣抄本卷一一三既已抽毀周亮工、吳其貞著作，卷一一四卻仍可見周亮工之名，是否說明這兩卷抄於不同時間呢？我們傾向於不是。從形制看，這兩卷抄本相當統一，應在同一時間抄成。至於這種兩存的現象，應該反映四庫館抽換工作存在時間差。當下旨禁毀某人著作時，四庫書及《總目》裡該人著作可以迅速抽刪，但《總目》涉及上萬種書，內容繁復，館臣排查、刪改其他書裡有關涉礙人物的詞句不免費時，這方面的工作便可能相對滯後[17]。從浙本、殿本《總目》已不見《煙雲過眼錄》，其他二書中也無涉及周亮工的句子，可知天一閣抄本的文本層次早於浙本、殿本《總目》[18]。
（三）天一閣抄本的文本時間早於乾隆五十四年四月
在《總目》卷一一三的琴譜之屬中，上圖稿本著錄4部書，而天一閣抄本則只有3部，較前者少了清王坦《琴旨》一書（上圖稿勾刪了此書，天一閣抄本吸收此意見）。浙本、殿本收錄了4部書，同樣沒有《琴旨》，而是較天一閣抄本增加了《琴譜合璧》一書。
《琴譜合璧》係清和素以滿文翻譯明楊掄《琴譜》而成，又稱《繙譯琴譜》。據《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此書於乾隆五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繳進，一月二十五日黏貼黃簽進呈，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進呈原本以供御覽[19]，而文淵閣書前提要的校上時間則遲至五十四年四月。天一閣抄本既未收錄此書，則可推斷其底本當編纂於五十四年四月以前。
綜上，從對上圖稿本修改意見的吸收、對周亮工著作的剔除或保留、琴譜之屬收書數量等情況可以推知，天一閣抄本《總目》的底本時間當晚於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但早於五十四年四月。
三、從諸種稿抄本《總目》看藝術類編纂過程
（一）從上圖稿本現存卷次情況，可以推測《總目》藝術類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的改動篇幅整體並不大
目前可見的《總目》乾隆四十六年進呈稿本卷次相對集中，如台圖藏的是卷四五至卷四九的零頁，國博藏的是卷四九至卷五三、卷七九至卷八七、卷八九、卷九〇的零頁，而上圖所藏卷次包括卷九一、卷九三至卷一〇九、卷一一一至卷一一三、卷一一五、卷一一六、卷一一八、卷一一九、卷一二一至卷一二三。初步推測，卷八八（史評類）、卷九二（儒家類二）、卷一一〇（術數類存目一）、卷一一四（藝術類存目）、卷一一七（雜家類一）、卷一二〇（雜家類四）未見收藏，或許不是零頁已佚，更可能是這些卷次未經大幅修改，故而不必撤出已抄好的頁面，自然就未有零頁見存。
在上圖稿本《總目》藝術類中，卷一一二僅有2葉零頁，卷一一三有10葉，卷一一四不見零頁。可以推知，在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間，館臣對藝術類的調整主要集中在卷一一三中，卷一一二、卷一一四則以局部修改為主。換言之，藝術類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的改動篇幅整體並不太大。
（二）天一閣抄本換紙抄寫，與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稿本的修改有關，它們共同反映了《總目》藝術類在編纂過程中的頁面調整情況
前文已述，天一閣抄本有一個無法忽略的現象：《總目》卷一一三包含書畫（明代以下）、琴譜、篆刻、雜技4小類，在天一閣抄本中，書畫、琴譜之屬是連續抄寫的，有葉碼；但篆刻之屬並未緊接著琴譜之屬抄錄，而是換紙另抄，且無葉碼。如此處理，當事出有因。
觀諸上圖稿本，卷一一三的零頁僅有書畫、琴譜2個小類，且琴譜之屬止於類末案語。其末葉書葉B面僅存5行，為「右藝術類琴譜之屬，四部，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及4行案語；案語末行僅有「伍矣」2字，館臣於其下朱批「伍矣二字勻入前行內」一句；以下的頁面被裁去。作為進呈稿本撤出的零頁，上圖稿本所涉提要當在修改後重新抄入進呈稿本中。而從上述版式調整的朱批和頁面裁切的情況看，館臣顯然是想盡量保留原已抄好的頁面。據此推知，既然琴譜之屬結尾切割過頁面，卷一一三實際上被分為兩部分，在前半部分的重抄頁面重新抄錄之前，後半部分篆刻、雜技之屬的葉面暫時不能確定葉碼，呈現散葉狀態。此二類提要在天一閣抄本、殿本中皆僅有7個筒子頁，篇幅不大，且位居卷末，故不排除後來重新抄入進呈稿本的可能性。
綜上，天一閣抄本卷一一三的篆刻、雜技之屬換紙另抄，且未標注葉碼，當與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稿本的修改有關。天一閣抄本雖非四庫原本，但其行款統一、換葉抄寫等現象皆能反映所錄底本的情況，而這一底本則可能是《總目》的進呈稿本。
（三）比對不同類型的提要稿，可以看出《總目》藝術類提要的修改細節
首先是收書數量有所變動。
在諸本《總目》中，各小類末尾的統計數字並不相合。著錄書方面：（1）書畫之屬本分布於《總目》卷一一二全卷和卷一一三的前大半部分，趙懷玉刻本《簡目》的統計結果是「七十三部，一千六十六卷」，天一閣抄本《總目》作「六十九部，一千六十卷」，浙本《總目》作「七十一部，一千七十三卷」，殿本《總目》作「七十一部，一千六十六卷」。比對趙懷玉刻本《簡目》和浙本、殿本《總目》，可知浙本、殿本少的兩種書[20]，正是《總目》卷一一三中的周亮工《讀畫錄》四卷、吳其貞《書畫記》六卷；這兩種書天一閣抄本也無。此外，就統計結果看，天一閣抄本還比浙本、殿本《總目》少兩種書（共7卷[21]）。在卷一一三中，浙本較天一閣抄本、殿本多出《寓意編》一書（此書在殿本中位於卷一一二），其餘圖書種類再無差別，故天一閣抄本較浙本、殿本所少的兩種書都應該著錄在卷一一二。而成書更早的趙懷玉刻本《簡目》及浙本、殿本《總目》前半部分所收書籍又相同，故推測在《總目》卷一一二中，有兩種書曾於乾隆四十七年後臨時抽出，後又放回《總目》中。（2）琴譜之屬方面，上節已經說過，天一閣抄本僅著錄三種書，反映了《總目》刪去《琴旨》但尚未增入《繙譯琴譜》時的文本形態。（3）篆刻之屬方面，趙懷玉刻本《簡目》統計結果作「三部，十二卷」，天一閣抄本、浙本、殿本《總目》作「二部，九卷」。天一閣抄本已較趙懷玉刻本《簡目》少了清周亮工《印人傳》一書（《簡目》著錄為「三卷」），這一抽刪結果也同樣反映在時次更晚的浙本、殿本《總目》中。卷一一四的存目書方面，天一閣抄本於書畫之屬末尾的統計結果為「五十三部」，浙本、殿本則作「五十二部」，所闕者為上文提及的清周在浚《煙雲過眼錄》。
另外，取胡虔《四庫全書附存目錄》（以下簡稱「《附存目錄》」）進行比對，知是書所載藝術類存目書，書名、卷數、圖書順序與天一閣抄本卷一一四完全一致，僅部分著者的著錄方式稍有差異[22]。《附存目錄》與浙本《總目》的文本內容和底本性質高度一致，二者所據或為同一份錄副本《總目》[23]。這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天一閣抄本與胡虔經眼的錄副本《總目》的抄錄時間比較接近；二是《總目》卷一一四的改動較小，文本形態比較穩定。
其次是收書順序也有變動。
變動較大的是卷一一二最末和卷一一三起始的幾種書。表1對比趙懷玉刻本《簡目》及天一閣抄本、浙本、殿本《總目》這部分書序情況：
表 1 可以看出，《寓意編》在趙懷玉刻本《簡目》和諸本《總目》中的位置並不相同。（1）上圖稿本零頁未見《寓意編》，但卷一一二《圖繪寶鑒》提要以後有空白行，當是全卷最後一部書；卷一一三以《書史會要》提要為第1葉，《珊瑚木難》提要為第2葉，雖然《珊瑚木難》前有5行貼紙留白，但這顯然不足以容納一篇完整的提要稿，因此被貼去的當是《書史會要》底稿。這說明在乾隆四十六年進呈本里，《寓意編》並不在《書史會要》和《珊瑚木難》之間。趙懷玉刻本《簡目》所反映的次序，當是稿本在四十六年二月進呈後的某種階段性調整結果。（2）在上圖稿本中，《鐵網珊瑚》之後緊接《墨池瑣錄》，這說明在乾隆四十六年進呈本里，《寓意編》也不在這兩種書之間。（3）天一閣抄本雖然沒有卷一一二，但卷一一三所存順序同於殿本《總目》，可以推測《寓意編》在天一閣抄本層次中，應當列在卷一一二最末，序於《圖繪寶鑒》之後。（4）在浙本中，《寓意編》位於《趙氏鐵網珊瑚》和《墨池瑣錄》之間，這也反映了該書在某個階段的調整結果。由於浙本底本是跨越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本到四十七年七月進呈本的稿本《總目》，且吸收了部分修改意見，而趙懷玉刻本《簡目》底本當在四十七年初就錄副流出，可以認為，趙懷玉刻本《簡目》的圖書順序當早於浙本《總目》。
此外，其他圖書也有前後順序變動的情況。最常見的是書籍前後順序互換。在卷一一三中，明孫鑛《書畫跋跋》三卷續三卷與不著撰人名氏《書訣》一卷，趙懷玉刻本《簡目》、浙本《總目》同為先《書訣》、後《書畫跋跋》，天一閣抄本和殿本《總目》則同為先《書畫跋跋》、後《書訣》[24]。明張丑所撰三部書《清河書畫表》一卷、《法書名畫見聞表》一卷、《南陽法書表》一卷《南陽名畫表》一卷，趙懷玉刻本《簡目》和浙本《總目》的順序皆為先《法書名畫見聞表》，次《南陽法書表》《南陽名畫表》，後《清河書畫表》，天一閣抄本和殿本《總目》則皆為先《清河書畫表》，次《法書名畫見聞表》，後《南陽法書表》《南陽名畫表》[25]。兩部奉旨敕撰的《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寶笈》四十四卷，浙本《總目》為先《石渠寶笈》、後《秘殿珠林》，趙懷玉刻本《簡目》、天一閣抄本和殿本《總目》則同為先《秘殿珠林》、後《石渠寶笈》[26]。在殿本《總目》中，同一作者的書排序有別於趙懷玉刻本《簡目》、浙本《總目》的情況相當常見，趙懷玉刻本《簡目》保留的是提要早期排序，浙本《總目》部分底本來源甚早，故同於趙懷玉刻本《簡目》；殿本《總目》圖書順序符合文淵閣四庫書實際抄寫、裝函、插架情況，這是館臣在後期對提要順序作出調整的結果。檢《四庫書目庋藏表》，天一閣抄本與殿本《總目》的收書順序確與該表相合。由此可知，在天一閣抄本的底本形成階段，館臣已完成調整諸種圖書順序的工作。
另一種順序變動的情況，則是將原本不相連放置、但作者相關的書籍重新調整在一起。在天一閣抄本、浙本中，清孫承澤《研山齋墨跡集覽》《法書集覽》一書之後為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殿本在孫著和姜著之間，則有不著撰人《研山齋圖繪集覽》，而《研山齋圖繪集覽》在天一閣抄本、浙本里，則居於《歷代畫家姓氏韻編》之後。檢《研山齋圖繪集覽》提要，言：「卷首有《退翁小序》。退翁，孫承澤別號也……疑承澤採掇舊文……成此編也。」則此書提要雖署為「不著撰人名氏」，但館臣認為其與孫承澤關係密切，故於後期將此書調至孫著之後。借助天一閣抄本可知，浙本《總目》保留了三書早期的排序，而殿本反映的是後期調整結果。
再者是提要內容有所更易。
這種更易，有的是觸礙修改，如上文所述的關涉周亮工的3種提要。有的是更正訛誤，如清鄒一桂《小山畫譜》「雍正丁未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內閣學士」，文淵閣書前提要、天一閣抄本《總目》同，浙本、殿本《總目》作「禮部侍郎」[27]。明張丑《清河書畫舫》「用朱氏《鐵網珊瑚》之例，於題識印記所載亦詳」，「朱氏《鐵網珊瑚》之例」，文淵閣書前提要、天一閣抄本《總目》同，浙本、殿本《總目》作「張彥遠《法書要錄》例」。有的是修改表述，如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又黃庭堅書《陰長生詩》卷與《鐵網珊瑚》《書畫舫》所載參錯岐出」，「《鐵網珊瑚》《書畫舫》」，天一閣抄本、殿本《總目》同，文淵閣書前提要、浙本《總目》作「朱存理、張醜」。可以看到，從早期的閣書提要，到天一閣抄本同層次的稿本《總目》，再到殿本《總目》，館臣一直在修改提要文本，使之更加精准、完善。
四、從天一閣抄本《總目》看浙本《總目》的刊刻細節
天一閣抄本《總目》係嚴格遵照進呈稿本的版式、行款錄副，而浙本、殿本《總目》的版式、行款也同於進呈稿本，從理論上說，如果文本不發生變動，各本的文字位置在版面上應當也相同。因此，可以通過比對天一閣抄本和浙本、殿本《總目》的文本和版式、行款，來考察《總目》的刊刻細節。經對比發現，浙本《總目》在刊板以後還經過修改，具體表現為剜改和重雕兩種方式。
（一）剜改
在清蔣驥《傳神秘要》一書中，天一閣抄本與浙本、殿本有異文。天一閣抄本作：
國朝蔣驥撰……其父衡，字湘帆，後改名振生。以書法名一時，嘗寫十三經進內府，世宗憲皇帝特賜國子監學正銜……
浙本、殿本作：
國朝蔣驥撰……其父衡，字湘帆，後改名振生。以書法名一時，嘗寫十三經，於乾隆五年呈進，特賜國子監學正銜……
比對版面可知，由於前後字數不同，此書提要經過修改後，自第2行開始，每行的首字本該發生變化。殿本《總目》全篇以19字的行款刻版，自第6行起，每行的第一個字分別是「心」「愷」「鳥」「儀」「之」「編」「可」。而浙本第2、3行雖然同於殿本，但第4、5行卻是每行17字；自第6行起，每行的第一個字分別為「色」「人」「則」「者」「概」「之」「未」，恰與提要未經修改的天一閣抄本相同。可以認為，在浙本中，此書提要行文原與天一閣抄本相同，但刊板以後，浙本另據其他底本改過提要，不得不調整第4、5行的行款，以確保第6行以下早已寫刻好的文本不作更動。
（二）重雕
對於篇幅較小的改動，浙本《總目》編纂者固然可以用剜改的方式處理版面，但對於改動較大之處，編纂者則不得不重雕版片。最明顯的莫過於卷一一四中兩種提要涉及周亮工的書——王樑《月湖讀畫錄》和胡正言《印存初集》。
在《月湖讀畫錄》中，浙本、殿本《總目》較天一閣抄本少47字，又多11字，相差36字，在版面上反映為浙本、殿本比天一閣抄本少了2行。按理說，浙本《總目》在此書以降，每葉文字皆需較天一閣抄本提前2行，但事實卻是，在《月湖讀畫錄》提要所在葉面的下一葉，天一閣抄本和浙本版面的文字位置又基本相合。觀察浙本版面可知，《月湖讀畫錄》提要所在葉面並非該本常見的半葉9行，而是半葉8行。對此合理的解釋是，《月湖讀畫錄》在浙本中的提要原貌本與天一閣抄本相同，但刊板之後，浙本編纂者發現此處有違礙，故據其他底本修改提要，且為了留用以下已刊好的版片，不得改變行數，重雕此葉。
在《印存初集》中，浙本、殿本《總目》較天一閣抄本少了31字，在版面上反映為少了1行。而與《月湖讀畫錄》情況相同，在浙本中，《印存初集》提要所在葉面的A面為半葉8行，B面為半葉9行。此葉欄框完整，應當未經修版，而左右半葉版式不同，自然不會是寫樣或雕版時出錯，合理的解釋只能與《月湖讀畫錄》相同，系浙本編纂者在刊板後為削去觸礙文字，重雕此板。
那麼，浙本《總目》是否曾在早期刊刻過周在浚《煙雲過眼錄》，後來又棄版重刻呢？此書在天一閣抄本中位於《研山齋圖繪集覽》《漢溪書法通解》之間，提要計有18行，恰好是1個版片的行格數量。觀諸浙本，《研山齋圖繪集覽》《漢溪書法通解》二書提要相連，欄框完整，未見拼版、補版痕跡，當是一次雕成。然而細看此葉（葉二十五）以下葉面的葉碼，葉三十、葉四十字號較小，葉二十字號較大，且葉二十的「十」字竪畫幾乎貼著欄框，葉三十、葉四十的「十」字則與欄框有一定距離，疑是此2葉原為「三十一」「四十一」3字，後鑿去末字，僅保留上面「三十」「四十」。另外，葉三十一的「一」字並不在字體結構的中心，而是在偏下的位置，或系「二」字鑿去上面橫筆而成。葉三十三的2個「三」字有明顯的字形差異，葉三十四葉碼第三字的字體中心與前兩字並不在同一直線上，當非同時寫樣、刻板。種種現象皆表明，浙本此卷應當是在刊刻（而非寫樣[28]）之後，棄用了1葉內容，並改動了以下版片的葉碼[29]。又，《煙雲過眼錄》亦見於胡虔《附存目錄》。前文已述，天一閣抄本《總目》藝術類存目的收書數量、順序同於胡虔《附存目錄》藝術類，胡虔《附存目錄》底本又與浙本《總目》底本有同源關係。除了被撤出的《煙雲過眼錄》外，浙本《總目》卷一一四的收書順序也同於天一閣抄本。因此，浙本《總目》原來當有《煙雲過眼錄》的提要，又因此書並非獨佔1個版片，故後來撤出相關版片後，浙本編纂者綴合前後兩書提要，並重雕此葉。
要之，通過比對天一閣抄本與浙本《總目》的版面文字位置可知，浙本《總目》底本不僅來源較早，部分卷次的刊板時間也可能甚早。在雕版以後，浙本編纂者還獲得了四庫館內《總目》後期的修改意見，並據此剜改、重雕了部分板片。可以說，浙本《總目》底本系從內廷陸續流出，但浙本《總目》編纂者前後或許曾取得《總目》其他底本或部分提要的後期修改稿，足見浙本《總目》的纂修過程相對複雜，時間跨度也較大。另，從天一閣抄本、浙本、殿本《總目》的異文情況可知，雖然浙本刊板早已部分完成，但在卷一一三、卷一一四中，後期剜改、重雕版片的情況主要出現在遇尊諱或文字觸礙等傳播後果較為嚴重的部分，關於虛詞等對理解文義損害不大的改動，浙本便不作過多修改，這對我們理解浙本的編纂方式也有啓發意義。
五、結語
天一閣抄本《總目》的性質為私家錄副抄本，文本形成的時間在乾隆五十二年八月至五十四年四月之間。今人研究一般推測浙本《總目》來自《總目》稿本的錄副本，但學界此前甚少關注和考察錄副本的形態與價值。天一閣抄本恰好提供了錄副本樣貌，作為傳世的錄副本，其學術價值頗大。
此本雖僅存卷一一三、卷一一四，但在目前已知的稿抄本《總目》中，卷一一三僅上圖藏進呈稿本有零頁，卷一一四則各本皆佚，因此天一閣抄本可以補現有稿抄本《總目》之闕。其中意義更大的是卷一一四，因為此卷是存目書提要，所收書籍沒有書前提要可作參照。比對天一閣抄本與上圖稿本、浙本、殿本《總目》文本，可以瞭解《總目》藝術類的纂修過程。
同時，由於天一閣抄本與進呈稿本、浙本、殿本《總目》採用相同的版式、行款，通過比對版面，還可以得知浙本《總目》部分卷次刊刻時間或許甚早，在刊板後又經過剜改、重雕等修訂環節。
小文撰寫過程中，蒙江慶柏、楊新勳老師及羅毅峰師兄指導，又承羅師兄惠示若干重要材料；草成後又得井超、劉國宣、袁強、張鴻鳴、霍寧宇等師友審閱，匡我不逮；書跡分析有賴郭展源、李琪臻先生襄助；外審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編輯老師付出了辛勤勞動。以上種種，作者皆無任感激，謹致謝忱。
注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四庫提要匯輯匯校匯考」（15ZDB075）階段性成果。
[1]目前已知的稿本《總目》有分藏於上海圖書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台北漢學研究中心圖書館的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稿本之撤出零頁，分藏於天津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的乾隆四十七年七月進呈稿本，和藏於南京圖書館的稿本；已知的閣抄本《總目》有分藏於天圖、遼圖、國圖的文溯閣抄本和藏於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抄本。除台圖稿本公諸網絡，國博稿本、天圖藏文溯閣抄本尚未公佈外，其他稿抄本《總目》皆已影印出版（永瑢、紀曉嵐等撰：《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陳東輝主編：《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杭州出版社，2017年；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1年）。
[2] 天一閣博物館編：《別宥齋藏書目錄》，寧波出版社，2008年，第204頁。
[3]試舉2例：（1）《畫山水訣》「考南渡
畫手，李姓者不下數十人」，「 」，浙本、殿本作「後」；（2）《游鶴堂墨藪》「之士字士貴，自四四明居士」，「自四」，浙本、殿本皆作「自號」。這兩處異文，顯然皆以浙本、殿本為確。
[4]本文所言「底本」，指某一稿抄本《總目》據以錄副的版本，與「錄副本」相對。
[5]試舉3例：（1）《書訣》原作「書學極榑」，修改作「書學極博」；（2）《繪事備考》進呈來源，原作「內府藏書」，修改作「內府藏本」，同於《總目》書例；（3）《山水訣》「是書《宋志》及晁、陳書目皆不著錄」，「晁」字原寫作上「目」下「兆」，修改作上「日」下「兆」。
[6]上圖稿本中有一部分內容重復的提要稿，這部分稿紙字體既有行書，也有楷書；既有每篇另紙抄寫的，也有多篇連續抄寫的。所用的主要是格紙，間有素紙。張升認為它們是提要修訂稿或後寫稿，或是用於核對原書，或是以備抄入正本（張升：《上海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解題》，《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第1冊，第3-6頁）。
[7]天圖稿本《總目》的卷七七、卷一三六、卷一三七、卷一五一也由素紙抄成，其中有40餘處修改痕跡。劉浦江、夏長樸等認為這4卷性質與天圖稿本主體不同，其中不乏有誤抄、漏抄之處，或為誤孱入的其他稿本或錄副本（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輯，第163-184頁。夏長樸：《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四庫全書總目發微》，中華書局，2020年，第88-139頁）。
[8]卷一一三的筆畫提按更明顯，線條變化也更豐富，卷一一四的書法格調略平淡，減少了部分複雜的筆法和技巧。相同單字的結構筆法亦有明顯區別，如「一」字，卷一一三的寫法是10點鐘方向起筆切入，卷一一四的寫法則是9點鐘方向起筆平入。
[9]如卷七七《閩中考》《兩河觀風便覽》二書提要（永瑢、紀昀等撰：《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411-413頁）雖為連綴抄寫，但後者兼有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與歐體書風，前者在取法上則稍為雜糅，結構亦較鬆散，書寫水平遜於後者。
[10]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0-307頁。
[11]趙懷玉錄副《簡目》的時間當在乾隆四十六年底（詳參琚小飛：《〈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版本考》，《史學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0-111頁）。
[12]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第4冊，第209-210頁。雙行小字置於（）中，「/」符表示回行。
[13]如《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有「《鐵網珊瑚》二十卷，明都穆。六本」，《浙江省第四次孫仰曾家呈送書目》有「《鐵網珊瑚》二十卷，明都穆著。六本」（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56、81頁）。
[14]陳恆舒：《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發覆——以清代別集為例》，《文獻》2019年第4期，第152-165頁。
[15]又，在趙懷玉刻本《簡目》中,此書書名亦作《鐵網珊瑚》，因此天一閣抄本底本形成的時間應晚於趙懷玉刻本《簡目》的成書時間，亦即當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後。
[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239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57頁。
[17]此亦可旁證天一閣抄本非四庫原本：館臣對觸礙字眼應當相當敏感，而私家錄副書手於此則未必爛熟。
[18]實際上，殿本《總目》卷一五宋王質《詩總聞》，卷八三明朱睦㮮《謚苑》，卷一一七舊本題宋墨翟《墨子》，卷一二〇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一四二唐袁郊《甘澤謠》、舊本題晉張華《博物志》等提要中仍可見周亮工及其著作，此當為館臣修改觸礙文字的疏失之處。
[19]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1183檔，第1984頁；第1184檔，第1984-1985頁；第1315檔，第2141頁。
[20]在浙本、殿本中，各書卷數略有不同，此當系浙本經過校改，故暫不做比較。
[21]比對天一閣抄本與殿本，知《繪事微言》一書，天一閣抄本作「二卷」，殿本作「一卷」，而書畫之屬總數，則天一閣抄本比殿本少6卷，這說明天一閣抄本比殿本少的兩種書加起來當是7卷的體量。
[22]著錄方式不同者有4種書：《書學會編》，天一閣抄本作「明黃瑜編」，《附存目錄》作「明黃瑜撰」；《畫苑補益》，天一閣抄本作「《畫苑補益》四卷，詹景鳳編」，《附存目錄》作「《補益》四卷，詹景鳳編」；《書苑補益》，天一閣抄本作「詹景鳳續編」，《附存目錄》作「詹景鳳補編」；《琴譜正傳》，天一閣抄本作「題明無錫宋仕校正，楊嘉森編」，《附存目錄》作「舊本題明無錫宋仕校正，楊嘉森編」。浙本、殿本《總目》皆同於天一閣抄本。這可能是胡虔據己意有所調整，未徑用錄副本《總目》的著錄方式。
[23]詳參理凌雲：《胡虔〈四庫全書附存目錄〉所據〈總目〉稿本考——兼論浙本〈總目〉的底本來源》，《歷史文獻研究》第49輯，廣陵書社，2022年，第292-311頁。
[24]這2種書籍的順序調整與其體量有關。《書畫跋跋》計6卷，《書訣》為1卷，它們之前的《墨池瑣錄》為4卷。從《四庫書目庋藏表》看，《墨池瑣錄》《書訣》裝為一函，《書畫跋跋》裝為一函，體量相當。如果按照趙懷玉刻本《簡目》、浙本《總目》的順序將《墨池瑣錄》與《書畫跋跋》放在一起，則《書畫跋跋》或需分裝為兩函，不便取閱。
[25]這3種書的變化，實則是《清河書畫表》從三書之末調至之首。在文淵閣書中，《南陽法書表》《南陽名畫表》合稱為《南陽書畫表》，分為上下卷；《法書名畫見聞表》稱為《書畫見聞表》，抄於《清河書畫表》之後，二書合為一冊。《四庫書目庋藏表》標注「《清河書畫表》《書畫見聞表》合冊」，後為《南陽書畫表》。因此，天一閣抄本和殿本《總目》所載順序符合閣書實際裝函情況。
[26]《秘殿珠林》凡例云：「是書編始於乾隆八年十二月，成於九年五月。」《石渠寶笈》凡例云：「是編始於乾隆甲子仲春，成於乙丑冬十月。」「甲子仲春」即乾隆九年二月，「乙丑冬十月」為十年十月。無論是開修時間還是編成時間，皆當以《秘殿珠林》在前，《石渠寶笈》在後。浙本《總目》顛倒二書順序，不知何據。
[27]《清史稿》曰：「鄒一桂，字原褒，江南武進人……四遷為禮部侍郞……二十一年，左授內閣學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詣京師祝上壽，加禮部侍郞銜，在籍食俸。三十七年，歸，卒於東昌道中。加尚書銜。」（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三〇五，中華書局，1977年，第10520頁）禮部侍郎為正二品，內閣學士為從四品，知一桂當以「官至禮部侍郎」為確。[28]之所以排除浙本《總目》是在刊板後才將觸礙內容撤版重雕，而非在寫樣階段便抽換相關內容的可能性，是因為如果是後者，相關葉碼可在上版前做好修正，自然不會出現版面視覺效果異常的情況。
[29]挖改葉碼看似麻煩，但修補難度和成本皆低於重雕版片，其實是更經濟的做法。具體的挖改嵌補方法，可參盧前《書林別話》，《盧前筆記雜鈔》，中華書局，2006年，第473頁。
本文原刊文獻202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