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
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
神田信夫
日本從古代奈良•平安朝(710—1185)就開始從中國(船載)輸入了大量的中國書籍。其中有不少是中國本土早已就亡佚的書籍。所謂《清三朝實錄》的漢文本，在中國將來或許能被發現也未可知，但是，現在已是僅在日本遺存的珍貴書籍了。
《清三朝實錄》包括康熙年間所重修的清太祖、清太宗二朝的實錄以及同一時期初纂的世祖實錄，自來即以引名稱呼之。本來《太祖實錄》是崇德元年(1636)初所編纂的《太祖太后實錄》，此實錄現在可能已經不存在了。清朝從最初起即分別以滿洲文、蒙古文、漢文三種文字纂寫實錄。這一方式直至以後歷代仍被沿用不改。順治重修的《太祖實錄》漢文本原本，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其影印本被收錄於同院出版的《圖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另外，這一實錄早在1932年被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以《清太祖武皇帝努兒哈奇實錄》的書名排印出版。其次，順治初纂修的《太宗實錄》漢文本，仍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康熙年間重修的《太祖實錄》和《太宗實錄》，以及新纂的《世祖實錄》，《太祖實錄》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太宗實錄》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世祖實錄》於康熙十一年分別完成。此三朝實錄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被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從此以後，成為定本。偽滿洲國國務院曾影印出版的《大清歷朝實錄》和最近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清實錄》中所收的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其底本即使有相異之處，然均系乾隆重修本。
據1934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現存清代實錄總目》中的《實錄庫現存清太祖太宗實錄初纂本及康熙時重修本目錄》，在康熙朝所編纂的實錄中，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實錄的滿文本及太宗朝的蒙文本迄今尚存，三朝漢文本皆不復存，直至今日，《三朝實錄》的漢文本，在繼承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中仍未被發現。中華書局出版的《清實錄》第一冊卷首所載「影印說明」亦雲：現在中國大陸所見太祖、太宗，世祖各朝實錄的漢文本，只有乾隆重修本。
這樣，《清三朝實錄》的漢文本在中國已經亡佚，相反，在日本有幾部抄寫本完好遺存。並且早在文化四年(1807)以寫本為依據編纂了《清三朝實錄採要》，共16卷，刊行於世。而且這《三朝實錄》增加了許多順治纂修本所不見的新內容，又因為比乾隆重修本潤色和避諱之處較少。其史料價值頗高。只是日本遺存的幾個寫本，無一為原本。並且誤字和脫字很多，相互之間文字上也有出入。所以使用時須要注意。為此，首先必須弄清楚各抄本的來歷和系統。但是迄今為止在這方面研究上存在著對立觀點，還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由於對這個問題我也有些想法，鄙見略述如下。
二
目前在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據我所知，就有五部，即：
1、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內藤湖南氏舊藏，以下簡稱《京大本》)
2、內閣文庫藏本(以下簡稱《內閣本》)
3、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舊帝國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國會本》)
4、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圖書館藏本(舊第一高等學校藏，以下簡稱《東大本》)
5、東洋文庫藏本。
這裡，東洋文庫所藏本是1920年抄寫的《東大本》故不論外，對其它四部作一探討。唯關於各寫本的體裁，由於已故今西春秋氏、近人松村潤氏均有詳細的論述1，除特別問題必須一提外，餘不涉及。
那麼，據今西氏，此四部寫本的系統可歸納如次。2
(1)《京大本》與《內閣本》均系中國寫本，《國會本》與《東大本》皆為日本寫本。
(2)《國會本》與《東大本》均以《京大本》為藍本，《國會本》系直接抄自《京大本》的呢?還是從《東大本》轉寫的呢?不甚明瞭。
(3)《京大本》是久世丹後守所藏本。
(4)《內閣本》與其他三部有稍微不一致之處。稻葉岩吉氏將此當作久世丹後守藏本欠妥3。
附帶一提，久世丹後守為德川幕府的家臣，是從安永四年(1775)至天明四年(1784)任長崎奉行(長崎地方長官)的久世廣民4)。
一方面，與此相反，將以《太宗實錄》為主的松村氏的研究結論，概括如次5：
(1)《國會本》為久世丹後守藏本，是從中國帶來的原本或據其原本抄寫的抄本。
(2)《東大本》忠實地抄寫了《國會本》。
(3)《內閣本》與《京大本》均據《國會本》改動若干體裁而抄寫的。
上述兩說，意見相當分歧，那麼究竟哪一說對呢?
江戶時代(1603——1867)通過唯一貿易港口長崎從中國輸入書籍的總帳《商船載來書目》，「佐字號」一項寶曆十三年(1763)條記載6：
三朝實錄一部二十套
又「多字號」一項，年代不詳，亦記有7：
大清三朝紀事實錄一部八套
兩條均作《三朝實錄》者，固然是指清初的三朝實錄，而一為二十套，一為八套，帙數顯然不同，兩者一定不是同一部書。此《書目》據其凡例，系自元祿癸酉(六)年(1693)至享和癸亥(三)年(1803)間商船所載來書籍的目錄。因此大約18世紀時的應有兩部《清三朝實錄》被商船載入日本。那麼，這兩部中國寫本是現在四部中的哪兩部呢?首先將四部抄本相互間的關係作一考察。
三
經我對原書手披目驗之後確認《國會本》所用的紙是日本的美濃紙，筆跡也有部分確似日本獨特的勘亭派字體，一看便知是日本人抄寫的。就《東大本》說，其為日本寫本，諸氏說法一致，毫無異議。把《國會本》當作久世家所藏本的，松村氏認為，《東大本》為《國會本》的忠實轉寫本，再者，此兩本分別抄自久世家藏本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8。松村氏雖然據《太宗實錄》正文第一頁左(背)第九行，《國會本》有「繼立吳喇納喇氏生三子」一句，《東大本》將「繼」誤作「鑒」，「三」誤作「一」，而認為《東大本》抄自《國會本》；同時還注意到，同書第四頁左(背)第五行，《東大本》正確地記載「上自誓曰皇太極請告於」，而《國會本》將「告」誤作「皆」，並脫「於」字。因此，對兩本的關係持有若干疑問。實際上，《國會本》誤寫，而《東大本》不誤的其他例子還有。例如：在《太宗實錄》卷首「進實錄表」中，《東大本》有「各六十七卷繕寫」句，《國會本》卻記「各六十之卷繕寫」；《修纂凡例》中《東大本》記「一切立八旗定官制書」，《國會本》卻記「一切立八旗定官」。諸如此類皆是9。從上述例子看，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東大本》抄自《國會本》，也不是相反，只能說兩本在日本是被各自抄寫的。可是因為各頁的行數、字的排列等形式全同，誤字和錯簡等大體未變，所以，無疑是依據了同一底本。
《東大本》是從前永根鉉和邨山緯合纂的《清三朝實錄採要》時使用的原稿。這方面今西氏早已論證過10，我也認為是這樣。據同書卷首所載《清三朝實錄採要例》末尾所附紀年，為寬政九年(1797)正月所撰寫。其中記述如下：
原本系大府司計丹後守久世君家所藏，鉉嘗獲寓目，思欲採錄以廣其傳者有日矣。往歲我藩奧瀨大夫，祗役在江戶國邸，鉉就而請焉，則大夫為寅緣乞借，令謄一通而送於鉉，以畢其志也。鉉遂與同臭邨山伯經謀，節鈔得成帙雲。此舉也，大夫之賜居多，大夫名嵩載字博夫，別號靜致。
此「例」寫著邨山緯和永根鉉「同記」，從字面看，明顯系永根鉉執筆。從而知道，「我藩」是永根鉉所屬的盛岡(現岩手縣)的南部藩11。永根因托在江戶同藩邸任聘的稱奧瀨大夫的，得以抄寫久世廣民所藏《清三朝實錄》。久世為大府司計，天明四年(1784)從長崎奉行轉為江戶幕府財政長官勘定奉行要職直到寬政九年(1797)12。因此，從上引文中可以明確知道，久世所藏本所編纂《清三朝實錄採要》的原稿本。
另一方面《國會本》今西、松村兩氏已有論述13，從蓋有「白河文庫」、「立教館圖書印」、「桑名文庫」印章看，是原白河藩(現福島縣)主松平定信的藏書。他作為江戶幕府最高職的老中，在推進被稱為「寬政(1789——1801)改革」的*改革之時，因久世廣民任勘定奉行之職受定信的重用，兩人關係親密，愛好學問的定信抄寫廣民所藏《清三朝實錄》並不奇怪。《國會本》與《東大本》哪一本是先抄的，雖不清楚，不過我認為都是從同一底本即久世家所藏本，各自抄寫而成的。
四
其次，《內閣本》，正如今西氏已經論述的那樣14，此寫本蓋有「秘書圖書之章」、「日本政府圖書」的印記，即內閣文庫舊時的藏書印。因蓋有明治時代(1868—1912)的印章，姑且不能作為識別傳人情況的線索。《改訂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第75頁)將此《清三朝實錄》寫明「清寫」即清代中國寫本。今西氏論述到，此寫本用紙和裝訂的狀況等與中國形式相同，並且注意到編頁碼的「四」字用如、日本平假名的「の」的中國獨特的算術符號的簡寫形式這點，「以此內閣本庫藏本作為清抄本，即視作直接從中國拿來的書為當」15。我也同意這一說法，斷定《內閣本》為中國寫本無誤。原寫本裝訂比較漂亮。因為用紙每一頁都夾紙，成為一部大部頭的書籍。《清三朝實錄》內的細目即：
太祖實錄 一帙 八冊
太宗實錄 七帙 五十六冊
世祖實錄 十二帙 九十六冊
全二十帙，共百六十冊。每帙八冊。而且各帙均有題簽，記為：《三朝實錄太祖第壹函》、《三朝實錄太宗第二函》、《三朝實錄世祖第二十函》等。前述《商船載來書目》的《佐字號》項中的「三朝實錄，一部二十套」，與上舉題簽的書名、文字完全一致，所說帙數二十也一致。因而說《內閣本》是寶歷十三年(1763)所輸入的那部實錄為不誤。
《內閣本》的《太祖實錄》第一冊第一頁即為正文，而《國會本》在正文前附有一頁《總目》，又《內閣本》的《太宗實錄》卷首載有序、表、凡例、纂修官、目錄，按順序排列，各自另起一頁。然而《國會本》與《東大本》以表、凡例、纂修官、序、目錄的順序排列，並且分序、目錄另起一頁，表、凡例、纂修官部分未另起頁，樣式不同。並且凡例所記各條各項的順序，《國會本》與《東大本》有五處非常混亂，《內閣本》不過有兩處前後倒置。再《內閣本》的《太宗實錄》，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而《國會本》與《東大本》每行二十四字。從這些事實看，《國會本》與《東大本》並非依據《內閣本》者甚明。因此，說《內閣本》非久世家所藏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京大本》系內藤湖南氏舊藏，以往今西氏所發表的論文中，以內藤氏的書庫名稱之為「恭仁山莊文庫」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此寫本，今西氏論述到，「本實錄全無印記字樣，從其裝訂、用紙、抄寫的筆法、字跡等點看，是從中國帶來者無誤」16。的確如此，它是中國寫本無疑。
從《京大本》與《國會本》和《東大本》的文字異同關係看，松村氏已經指出過17。《太宗實錄》卷首所載纂修官一頂，作為滿、漢文纂修列舉的人名中，「奉政大夫經筵日講起居注翰林侍讀學士加一級臣牛鈕」一段文字，《國會本》與《東大本》均有，而《京大本》脫落。僅從這個事實看，也不能認為《國會本》與《東大本》是依據《京大本》抄寫的。此外，列舉《太宗實錄》所見文字異同的若干例子如下：即卷一，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條，《國會本》與《東大本》記有「……欲兩國和好，我當觀其書答之」，而《京大本》脫「我」字；卷二，天聰元年三月壬申條，《國會本》與《東大本》記雲：「河東河西死者寧止十人」，而《京大本》脫「止」字，同上辛巳條，《國會本》與《東大本》記雲「我國有喪，爾知未曾來吊」，《京大本》脫「知」字。從這些例子可以很好地判斷《國會本》與《東大本》不是抄自《京大本》的。
再，《京大本》與《國會本》的《太祖實錄》卷首均附有《總目》。《京大本》為：
大清三朝紀事實錄總目
太祖實錄全卷
天命十一年
太宗實錄六十五卷
天聰十年
崇德八年
世祖實錄一百四十四卷
順治十八年
與此相對比，《國會本》為：
大清紀事編年實錄總目
太祖高皇帝
天命十一年
太宗文皇帝
天聰十年
崇德八年
世祖章皇帝
順治十八年
文字頗不相同，不能認為後者抄自前者。
五
今西氏就《京大本》的來歷曾這樣說道18：
我過去在上述拙文中這樣說過：「本實錄(《京大本》)是博士(內藤湖南)十數年前剛從彼土(中國)攜回之物」，這是我根據誤解而誤斷，因為據從福克司(Fuchs)氏和鴛淵氏等所聞，實際上博士有言，本實錄是久世家所藏之本；又根據我這次調查，像後述的那樣得以略微斷定此事真相而為之喜悅。」此文中所謂「前述拙文」，是指在此文發表前三年，即1935年發表的以《清三朝實錄的纂修》為題的論文，在其中談到：
《恭仁山莊文庫》本，是十數年前內藤先生從彼地攜回之物，先生推定此書為康熙年間的寫本19。
關於《京大本》的來歷，今西氏最初認為內藤氏十數年前，即1910年從中國帶回的，此後訂正為江戶時代由商船載來的久世家所藏之本。根據是來自福克司氏和鴛淵氏傳聞的內藤氏意見。然而對《京大本》為久世家所藏之本未能舉出任何具體的資料為證。現在與這方面有關的人皆已逝世，無法再與之對質。此等有關係的人之間似乎有些誤聞和誤解。如前所述，因《京大本》不是《國會本》和《東大本》的底本，我認為今西氏最初所言才是正確的，是比較新近的二十世紀從中國輸入的。1933年前後，今西氏因在內藤氏指導下從事《明代滿蒙史料》的編纂工作，因知在此期間，他有機會從內藤氏聽說了《京大本》的來歷。
實際上內藤氏親手得到這部中國寫本《清三朝實錄》時情況的有關資料仍然保存著，即大(1913)二月二十五日，內藤氏在給稻葉岩吉氏的書簡中，這樣寫的20：
《清三朝實錄》的中國寫本因是我購買的，聽說我兄方面想購買我的舊藏本，實則我想在大學里保留下來，然而因資金不夠，按照我兄的好意交付了。但是我兄接受，或滿鐵接受亦無妨，我想文求方面我不能拖延付款。……小生所藏之本讓人抄寫時多少付了抄寫費用，晚輩正在蒐集當時的有關文件，如果金額不夠，需小生補上。不過，沒有想到抄寫費用超過文求之本的價錢即三百日元，如果要添加這份錢……
文中所見的所謂文求，是當時田中慶太郎在東京所經營的以專門經營中國書籍而馳名遐邇的一個專門書店——文求堂。這可以很好地判斷內藤氏通過該書店購入《清三朝實錄》中國寫本的始末，三百日元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金額。內藤氏說為幫助支付新購入的中國寫本之款，把舊藏本即當時所藏《清三朝實錄》想讓與他人。這舊藏本可能就是內藤氏近年讓人抄寫的，隨後三月二日給稻葉氏的書簡中，提到抄寫價款是三百五十五日元三十七錢21。
內藤氏這個舊藏本，結果可能被當時稻葉氏當研究員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歷史調查室購買22。這個調查室蒐集的圖書被稱之為《白山黑水文庫》，後來捐贈給了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23。謄寫版印制的小冊子《東京帝國大學所藏白山黑水文庫圖書目錄》中著錄云24：
（清）世祖實錄 寫本 一四四卷 九六冊
（清）太宗實錄 寫本 六五卷 五六冊
（清）太祖實錄 寫本 八卷 八冊
此即原來內藤氏抄寫的《清三朝實錄》。上述各朝實錄的冊數，與《內閣本》完全一致，由於相對於《內閣本》全百六十冊，《國會本》百十冊，《東大本》四十八冊，因此《白山黑水文庫》本即內藤氏抄寫本，系依據《內閣本》無誤，歸東大所藏《白山黑水文庫》的這個抄本，此後1923年在關東大地震時被焚毀散佚了。
內藤氏於1913年新購買的中國寫本《清三朝實錄》是從前江戶時代商船載來被收入文求堂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是從書簡的文風窺知，還是有點像1910年初從中國新帶回的書。那時，文求堂主人每年去中國購買書籍，以販買所攜歸之新書為其主要業務，因此很自然的將此《清三朝實錄》也當作船載運回的新書。從上述情況看，稻葉氏熟知內藤氏從文求堂購入中國寫本的始末。此後與內藤氏關係極密，1932年內藤氏的晚年，稻葉氏就《清三朝實錄》記云： 。
相信康熙本在中國有遺存的，現在內藤博士從船載品中購買了被認為是大約在乾隆時期所抄的康熙本一部25。
總而言之，稻葉氏所言之意是，因為內藤氏近年購到從中國商船載來的康熙年間纂修的《清三朝實錄》，在中國某處可能也還保存有同樣的實錄。
據稻葉氏所言，《京大本》是近年從中國商船載來的書不辨自明。此乃稻葉氏之所以認為久世家藏本為《內閣本》，而對《京大本》的來歷未提出任何看法。此書由商船載來的1912——1913年間，中國正值辛亥革命後，社會*變動非常激烈，因此清朝皇族或貴族、高官等家所秘藏的圖書字畫此時大量散出，流落世間，恐怕很長時期里銷聲匿跡的《清三朝實錄》就在這種社會形勢下出現，因而成為商船載來之物。
再如上所記，關於《京大本》，稻葉氏說是乾隆時的寫本，今西氏說內藤氏曾言是康熙時本。然而經過仔細檢查，雍正帝之諱胤字因避諱而改作蔭，乾隆帝諱弘字未加避諱26。據此可知，認為《京大本》為雍正年間抄本是正確的。
六
如果《京大本》成為20世紀商船新從中國載來之書，那麼《商船載宋書目》的「多字號」一項所見紀年不詳的《清三朝實錄》是哪一本呢?恐怕這才是久世家所藏之本，因其書名和所說的成為八套的體裁均與《京大本》同，或與《京大本》近似的書當為不誤。
我曾簡要地論述過，《京大本》與久世家所藏之本所似，而並不是久世家所藏本27。那時只是認為《京大本》也是江戶時代商船載來的，如果說那不對的話，江戶時代商船載來《清三朝實錄》仍然像《商船載來書目》所見那樣一定是二部，其中一部為《內閣本》，另一部為《國會本》和《東大本》的底本乃久世家所藏之本，或許果真在哪裡保存著，因此正期待著它的出現。
（補記)：本文脫稿後，見到了遼寧省檔案館編的小冊子《檔案材料縮微品發行目錄》，內容為1992年8月現存之書，其中有《清太祖實錄部分稿本》的名稱，並且列舉漢文康熙21年重修稿本卷1，3，6，7，9五卷，因未親眼見到實物或影印本，無法判定它是真是假，希望盡早有機會能檢討一番。
注釋：
1、今西氏《關於我國遺存的清三朝實錄》《稻葉博士還歷紀念滿鮮史論叢》1938)。松村氏《關於康熙重修清太宗實錄》《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會議論文集》1987)。
2、今西氏，上引論文，第129--130、133頁。
3、稻葉岩吉氏《塗改本清太祖實錄殘卷及其年代》(《青丘學叢》10、1932)第63頁。
4、《國史大辭典》4(吉川弘文館1984)第793頁。
5、松村氏前引論文第663頁。
6、大庭修氏《江戶時代唐船載來書研究》1967，第714頁。
7、同上書，第686頁。
8、松村氏前引文，第660頁。
9、「切」字兩本皆誤，正確的應為「初」字。
10、今西氏，前引文，第127——1 28頁。
11、內藤湖南氏《昔日的滿洲研究》《星內藤湖南全集》8，1969)，第258—261頁。今西氏，前引文，第130—131頁。
12、《國史大辭典》4，第793頁。
13、今西氏，前引文，第132—133頁，松村氏，前引文第659頁。
14、今西氏，前引文，第125頁。
15、同上，第124—125頁。
16、今西氏，前引文，第122頁。
17、松村氏，前引文，第662頁。
18、今西氏，前引文，第122頁。
19、今西氏，《清三朝實錄的纂修(下)》，(《史林》20—4，1935)，第810頁。
20、《內藤湖南全集》14，1976，第498—499頁。
21、同上書，第499頁。
22、同上書，第506頁所載的4月6日附內藤氏給稻葉氏的書簡中雲「《三朝實錄》因滿鐵調查部領取，收到全部價款」。
23、參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1的卷首載有大正四年(1915)十二月附山川健次郎的序。
24、承中見立夫氏相告。始得知這個目錄尚存。
25、稻葉氏，前引文，第45頁。
26、順治初纂的《太宗實錄》卷7，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條有祝世胤。《京大本》同買錄巷9，大聰五年七月厭辰條改為祝世蔭。乾隆重修本也相同。《京大本》《太祖實錄》天命四年三月甲申條有姜弘立，乾隆本改為姜宏立。
27、1968年5月14日《朝日新聞》晚刊，研究札記。
本文原刊《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