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中國學者赴日本內閣文庫訪書概況
民國時期中國學者赴日本內閣文庫訪書概況
李曉攀
內閣文庫，現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是日本重要的公立藏書機構，藏有大量漢籍文獻，其中頗多中國罕見之本，猶以明清小說戲曲的收藏為富。民國時期，張元濟、傅增湘、董康、孫楷第、王古魯等赴日訪書，內閣文庫是必到之處。中國學者的訪書，各有其側重點，有的是傳統的目錄版本學家，有的是出版家，有的是古典文學研究家。
清末，楊守敬以駐日公使隨員身份來到日本，觀察到日本公私收藏的漢籍，有很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當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脫亞入歐」等理論影響下，對漢文古籍不甚重視。楊守敬盡力蒐羅漢籍三萬余卷，撰寫《日本訪書志》，介紹了日藏漢籍的分布及特點。楊守敬開創了近代中國學者赴日訪書的歷史。
內閣文庫是日本政府的藏書機構，歷史悠久，所藏明清小說、戲曲非常豐富，成為中國學者訪書的重要目標。
從清末到民國期間，中國的學術界舊學未滅，新學興起。中國的思想界對國學的論爭非常激烈，有主張全盤西化，拋棄國學的；有主張整理國故，以現代學術體系規範整理國學的；還有「國粹派」的國粹保存主義。受此影響，中國學者赴內閣文庫訪書側重點也各不相同，有的在傳統目錄版本學視野下訪書；有的在新學的人文學科視野下訪書，為新的人文學科建立提供資料。
一、內閣文庫與所藏漢籍
內閣文庫本是日本政府的藏書機構，今隸屬於日本公文書館。在二戰之前，內閣文庫是不對外開放的，對前去查閱資料的學者有資格上的限制。內閣文庫的歷史非常悠久，其所藏圖書幾經轉隸，其前身是德川幕府的藏書機構。德川氏在前代藏書的基礎上，又大加蒐羅，另有私家進獻的圖書典籍。
內閣文庫藏書主要源自德川氏紅葉山文庫和昌平阪學所。德川氏蒐羅珍貴典籍，將前代金澤文庫等精品圖書納入紅葉山文庫。私家向德川幕府進獻的圖書也納入紅葉山文庫，比較著名的有佐伯侯於文政丁亥年（道光七年）獻於幕府的兩萬余冊圖書，以及市橋長昭於文化五年（嘉慶十三年）進獻的三十餘部宋、元珍本典籍。昌平阪學所，是由私學轉化而來的幕府官學，其藏書後來移交給內閣文庫。
因部分珍品漢籍曾被抽出送往宮內省圖書寮，故內閣文庫所藏宋、元本漢籍數，不如宮內省圖書寮。但內閣文庫所藏漢籍以種類豐富而著稱，其中，明清小說、戲曲尤為豐富，這一部分圖書也成為中國學者訪書的重點目標。
二、赴內閣文庫訪書的中國學者
從訪書目的和學術背景角度，赴內閣文庫訪書的中國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傳統的目錄版本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出版家和圖書館家等幾類。
（一）傳統的目錄版本學家
赴內閣文庫訪書的傳統目錄版本學家，主要有傅增湘、董康等。
傅增湘，字沅叔，近代著名藏書家、目錄版本學家。傅增湘對古籍善本珍愛有加，他校勘古籍，廣擇版本，不迷信古人。傅增湘收藏古籍善本，思想很達觀開通，書籍隨收隨散，藏書而不為書所役，注重古籍的流通、傳播。
傅增湘對日本所藏漢籍關注已久，他曾結交楊守敬，楊守敬去世後，觀海堂書籍將要流出之際，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建議政府收購。傅增湘與張元濟、董康等交往密切，張、董二人相繼赴日訪書，使赴日本訪書在當時產生一定影響。
傅增湘於1929年10月至12月在日本訪書，相繼造訪東京、京都兩地的公私藏書，歸國後將在日本所閱之書匯輯成《藏園東游別錄》。據《藏園東游別錄》載，
傅增湘著錄內閣文庫宋刊本9種、元刊本10種、元明間刊本1種、明刊本10種、清刊本2種、抄本2種、五山版1種、日本舊抄本4種。傅增湘在內閣文庫訪書的主要目標是宋元珍本，以及明清罕見典籍。
傅增湘每著錄一書，必記載其行款格式、板框、藏書印、字體、刻工、序跋、版本異同等。傅增湘是目錄版本大家，他所藏之書、經眼之書不計其數，他訪書時對版本的真偽、時代、刻印地、沿革多有論斷。例如，內閣文庫所藏宋刊本《東坡集》，傅增湘從行款格式、字體、《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斷定其為杭本。宋刊《潁濱先生文集》，傅增湘斷為麻沙本。
董康，字授經，近代藏書家、出版家、司法學家。董康多次赴日本訪書，其日記體著作《書舶庸譚》記錄了其中四次訪書的經過。董康於1927年、1933年、1935年三次赴內閣文庫訪書。
董康在內閣文庫訪書的重點是宋元舊版和明清小說、戲曲，他與內閣文庫典藏室主任樋口龍太郎交誼頗深，[1]獲贈《內閣書目》一冊。董康在內閣文庫所訪宋槧有《陳後山詩注》《鉅宋重修廣韻》《東萊詩集》《箋注陶淵明集》《淮海集》《豫章先生文集》《子略》《史略》《司馬溫公全集》《東坡集》《潁濱集》等，每書記其卷第、序跋、印章、行款格式、板框等信息。
小說、戲曲方面，董康著錄了《全像古今小說》《二刻拍案驚奇》《醒世恆言》《喻世明言》《遼海丹忠錄》《花筵賺》《醋葫蘆》《李卓吾評水滸傳》《玄雪譜》《丰韻情書》等，每書做提要，記其目次，簡要考證。董康是民國著名刻書家，他曾希望刻印內閣文庫所藏《二刻拍案驚奇》，先後通過內藤湖南、岩谷溫介紹此事，惜無後文。
（二）古典文學研究家
造訪內閣文庫的古典文學研究家主要有孫楷第、王古魯、傅芸子、傅惜華等。
孫楷第，字子書，古典文學研究家。孫楷第研究古典小說戲曲得到馬廉、楊樹達等的指導，其《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是古典小說目錄方面的開山之作。
1929年，孫楷第從國內的公私藏書入手，開始編輯古典小說書目。1931年，孫楷第受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和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托，赴日本調查中國古典小說，此行多得楊樹達、長澤規矩也、田中慶太郎等人指導。對於日本所藏中國古典小說概況，孫楷第有如下論述：日本所存中國小說，多聚於東京，猶以內閣文庫為最多，東京以外所存不過十二三耳。[2]
《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以朝代分為宋元、明清兩類。明清類又分為短篇、長篇（講史、煙粉、靈怪、公案、勸誡、傳奇、通俗類書、子部小說）。該書著錄小說的格式，以內閣文庫藏《熊龍峰刊小說四種》為例，著錄行款、字體、插圖、刊印機構、刊印時間。
每篇小說做提要，長篇小說記其回目，小說集記其篇章，部分小說抄錄序跋，做考證。孫楷第在編目的同時，也是在做古典小說的研究，他對三言二拍形成源流的考證，對瞭解明末小說選集的編撰、出版、演變有很大的幫助。
王古魯，江蘇常熟人，古典文學研究家，曾翻譯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在1920年—1926年赴日留學，後於1928—1941年在東京文理科大學及東京帝國大學任教，開始蒐集、整理古典小說戲曲。王古魯長期在日求學及任教，有更多時間訪書，他在日本拍攝的珍本小說12種、戲曲集3種、書影若干種，另外手抄了若干種書。
王古魯在日本訪書，花了很大精力用於抄書和拍攝書影，為研究古典小說、戲曲提供了大量資料。根據王古魯撰寫的《攝取日本所藏中國舊刻日本小說書影經過志略》，他共拍攝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早稻田大學、靜嘉堂、尊經閣、慈眼堂等機構和個人所藏110部中國古典小說的書影，共計2034頁。在王古魯拍攝的110部小說中，藏於內閣文庫的就有67部，可見內閣文庫所藏中國小說之富。
傅芸子，戲曲理論家，1932年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任教。傅芸子於1938年冬至1939年，在東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尊經閣調查戲曲文獻。傅芸子在內閣文庫訪書時，青木正兒告訴他，內閣文庫的小說戲曲大多購於日本寬永、正保（明末清初）年間。
傅芸子著錄了內閣文庫所藏12部中國古代戲曲選集，著錄為明版的有《葫蘆先生雜劇》《三義記》《渭唐夢》《易水歌》4部，著錄為明末的有《玄雪譜》，著錄為天啓刊本的有《衍莊新調》，著錄為萬曆刊本的有《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玉谷新簧》《摘錦奇音》《樂府南音》《琴心雅調》。從內閣文庫所藏戲曲選集，可以看出明末萬曆、天啓年間的戲曲非常繁榮。傅芸子對各部戲曲集所選作品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討戲曲聲腔發展演變的規律。
他認為，《詞林一枝》是記錄萬曆時期昆腔興起，與弋陽腔、余姚腔殘存並存狀況的絕好資料。閱讀過《八能奏錦》後，傅芸子提出，昆腔在萬曆初年，已經由吳中發展至安徽一帶。此外，傅芸子還總結了明代戲曲選集的幾種樣式，一種是以《詞林一枝》為代表的：內分三層，上下兩層為所選戲曲，中間層為小曲、散曲，每卷中有插圖、繡像，這是萬曆間戲曲選集的一種通行樣式。另一種是以《摘錦奇音》為代表的：分兩層，上層載小曲、酒令、地名，下層是所選的戲曲。
傅惜華，傅芸子之弟，戲曲理論家。傅惜華於1939年由長澤規矩也介紹並陪同造訪內閣文庫，他訪書的對象是明清小說和戲曲。傅惜華將所訪之書分為五類：通俗小說（人情小說、講史小說、公案小說、靈怪小說、小說總集）、文體小說、通俗類書、笑話選集、南北戲曲。所著錄之書，記其目次，做提要，並做簡要考證。
（三）出版家和圖書館專家
造訪內閣文庫的出版家，代表人物是張元濟。
張元濟，字菊生，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曾主持匯編《四部叢刊》。張元濟在匯編《四部叢刊》時廣擇善本，其《四部叢刊續編》所收的宋版《東萊先生詩集》即選用內閣文庫所藏之本。
1928年，為了搜求佚籍，為《四部叢刊》廣擇善本，張元濟赴日本訪書，遍訪東京、京都公私機構的藏書。張元濟回國之後，商務印書館繼續派員在日本拍攝古籍。1929年，傅增湘在內閣文庫訪書時，正值商務印書館拍攝《東萊詩集》。
1933年，董康因事赴日本期間，曾受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之托，協助北平圖書館攝印古籍。擬攝印書籍中屬於內閣文庫的是宋版《淮海集》《廣韻》《史略》和明版小說《遼海丹忠錄》。對攝印古籍之事，董康有如下記載：（1933年12月3日）楊鼎甫、長澤偕寫真師來，商略印書事。[3]
三、中國學者赴內閣文庫訪書的意義
民國期間，中國學者相繼赴日本內閣文庫訪書，克服了種種困難。雖然訪書的目標以及方式各不相同，但從不同的角度促進了日藏漢籍的回流和傳播。中國學者赴內閣文庫訪書，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意義。
首先，對此類域外漢籍的尋訪、整理，使目錄版本學家看到了很多在國內失傳的版本，擴展了目錄版本學研究的材料。其次，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尤其是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為通俗文學學科的建立做出很大貢獻。再次，中國學者訪書，一般都有日本的漢學家、目錄學家陪同引見，訪書的過程也是兩國學術交流的一道橋梁。
參考文獻：
[1]董康.書舶庸譚[M].北京：中華書局，2013：259.
[2]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3]董康.書舶庸譚[M].北京：中華書局，2013：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