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先生訪談錄
半世紀師緣書緣 千言萬語敘錄縹緗
當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沈津先生訪談錄
何朝暉
沈津先生是當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早年在上海圖書館師從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前輩大師治版本流略之學，後擔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上世紀90年代以後，先後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從事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先後出版《書城挹翠錄》《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翁方綱年譜》《顧廷龍年譜》《顧廷龍書題留影》《書城風弦錄：沈津學術筆記》《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老蠹魚讀書隨筆》《書叢老蠹魚》《書林物語》等，累計達數百萬言，又編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日本漢籍圖錄》，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此前沈津先生曾接受過幾次訪談。沈津先生的經歷極其傳奇而豐富，其建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前面的幾次訪談各有側重，但有不少細節還沒有涉及。深入瞭解沈津先生成長為一個版本目錄學家的過程，聆聽他對版本目錄學的看法和給後輩學人的建議，對於當今的學科發展和人才養成都是很有意義的。有鑒於此，2015年8月，筆者趁著在美國訪學的機會，對回美國休假的沈津先生作了4次比較深入的訪談，每次大約3小時。其中沈津先生不僅談了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也講了不少學人掌故和書林舊事。2006至2007年，我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跟隨沈津先生學習一年，以後又多次見面，但不少「秘辛」還是第一次聽說。保存這些口述資料，對於將來學術史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現在整理髮表的文字，已經對內容作了不少刪減和濃縮，對前幾次訪談講得比較多的部分從簡處理，對以前沒有披露過的若干重要細節則詳加敘述，尤其突出了古籍版本學人才養成方面的內容。
本次訪談，共分為入行拜師、文革歲月、參編《書目》、訪美赴港、哈佛十八年五部分。原稿長達三萬余字，因版面有限，本報將陸續刊發。
入行拜師
何：您的事業是從上海圖書館起步的，能不能請您詳細談談您是怎麼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的？
沈：我是安徽合肥人。沈家在安徽合肥是一個大族，我們家的《沈氏家傳》是歷史學家陳寅恪教授的父親陳三立先生所撰。我的祖父叫沈曾邁，喜歡文史，學問非常好，擅書法，曾是書畫家吳昌碩的學生，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辦過書法展覽，有很多人去捧場，作品也全部售罄。他寫的石鼓文等都曾下過很大的功夫，也有人把他寫的篆字當作吳昌碩的拿到市面上賣，因為可以亂真。他在天津靠教書謀生，辦私塾。很多名門的子弟都曾跟我祖父學習，比如李鴻章之子李經邁就請我祖父到家裡作家庭教師。著名書畫家、上海市政協委員戚叔玉先生，曾告訴我他當年和我祖父交往的情況。我祖父後來到南京江南水泥廠做廠長秘書，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很少寫字了。我的父母親都是職員，完全靠工資生活。我初中畢業以後，家裡當時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我們家有6個孩子，作為老大，我想替父母親分擔一些生活壓力，想早點參加工作。我母親在上海圖書館工作，那個時候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也就是過去的合眾圖書館，還有報刊圖書館、科學技術圖書館、上海人民圖書館，都合併到了上海圖書館，很多書集中在一起，需要找臨時工幫忙整理，於是1959年，我就進入了上海圖書館。
何：您後來成為了版本目錄學家，您有兩個弟弟都是很有成就的書畫家，這裡面有沒有您祖父的影響？
沈：或許有一點「基因」吧。我的大弟沈平是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香港水彩畫協會會長，在香港從事美術教學、展覽和出版，他辦的心源出版社出過100多種畫冊，其中有不少有潛力的大陸畫家的作品。二弟沈強從小愛好書法、篆刻，入少年宮學習，後來畢業於日本學藝大學，現定居日本。他在日本辦過53次書畫展，曾獲得日本文部省的書法大獎，篆刻也拿過大獎。日本《中文導報》的插圖都是他畫的。他經常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弘揚中國的藝術和文化。
我出生在天津，小時候在祖父的指導下描過紅，寫過毛筆字，但他在1953、1954年前後從天津到了南京，我的書法主要是進了上海圖書館之後跟顧廷龍先生學的。我祖父收藏過不少書畫，其中有董其昌、惲壽平、任伯年、張大千等大家的作品，「文革」中都被抄家抄走了。「文革」結束後，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京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在朝天宮舉辦了一個「文革」中被抄文物的展覽，我拿著一份列有我祖父被抄書畫的清單到南京去，取回了幾十件珍貴的書畫作品。那些書畫上有我祖父的題簽和印章，一看就知道是我祖父的藏品。還有一些沒能收回，被南京博物院收藏了。
何：您成為顧老的學生是在哪一年？具體的過程，還有顧老當時收徒的標準您能介紹一下嗎？
沈：1960年的冬天。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制訂了一個計劃，讓文化系統的老藝人、老專家收徒學藝，把他們的技藝、學問傳承下去，而我也就有幸被挑選，跟著上海圖書館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先生學習古籍版本。三位當中顧老的年齡最大，我記得他當時是57歲，潘景鄭先生比他小一歲，瞿鳳起先生又比潘先生小一歲，從年齡上來說正好是他們在事業顛峰的時候。顧廷龍先生是上海圖書館館長、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家。潘景鄭先生的家世比較顯赫，家裡產業很多，開有醬園、銀行，到他這一代家裡有些敗落了。潘先生有了多餘的錢就去買書，他就是喜歡書。他的哥哥叫潘博山，是收藏界中收藏明清尺牘裡最有名的一個。他們的收藏眼光獨到，注重蘇州的地方文獻和一般文人學者的稿本和抄本，主要是明刻本、清刻本，也有少量宋刻本。瞿鳳起先生是鐵琴銅劍樓的傳人，他對宋元善本很熟悉，他家的收藏就很了不得。領導上希望他們三人，尤其是顧老，能夠帶學生。我當時只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個學員，工資非常低，只有36塊錢人民幣。我小時候祖父教過我臨帖、描紅。我想領導上考慮到這個小青年很求上進，又比較刻苦努力，字也寫得還可以，於是就把我送到了上海圖書館典藏部特藏組，拜顧老為師。我感到非常地幸運，也是緣分。當時有一個拜師合同，是特藏組組長張儀明擬的，擬好以後讓我用複寫紙複寫了二份。合同裡邊的具體條款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我跟著顧廷龍先生學習古籍整理、編目、鑒定，大概一年或者一年半以後，上海圖書館的領導又覺得，光培養一個沈津不夠，要加強特藏組的力量，就又派了一個叫吳織的女同事，也跟著顧老學習。吳織當時在上海圖書館方法研究部，之前是海軍文工團的。顧老對外公開承認的學生就是我和吳織，此外在上圖再也沒有帶過正式的學生。
何：三位先生和上海圖書館的淵源您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沈：顧先生和潘先生是甥舅關係，顧先生抗戰時期參與創辦了上海合眾圖書館，後來潘先生也到合眾圖書館工作。1951年顧先生等人把合眾圖書館捐獻出來，成為公立的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1958年又合併到了上海圖書館，顧先生、潘先生自然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了。瞿氏鐵琴銅劍樓的藏書解放後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瞿先生被安排到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整理善本古籍，參與了上海圖書館的籌備工作，1952年上海圖書館成立，他就一直在上圖工作，直到退休。
何：您是如何接受三位先生的訓練的呢？
沈：我在上海圖書館開始的正式訓練，由顧先生指導，潘景鄭先生、瞿鳳起先生從旁輔導。當時為了培養我和吳織，每個星期要集中講一次課，一般講一個半小時，主要是潘先生、瞿先生講。講課的內容不固定，也沒有教學大綱。比如講過《綱鑒易知錄》，主要是講歷史，一點點讀下來，這部書內容比較多，最後沒有念完。講過上海的地方誌，還講過《唐詩三百首》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潘先生是章太炎和吳梅的學生，所以他對詞曲非常熟，有時除了講，還要唱。當時聽課的人除了我和吳織，還有趙嘉福和潘美娣，有時候上海圖書館黨支部副書記、黨團辦公室主任黃眷瀾、典藏部主任趙興茂也會來旁聽。講課一直持續了兩年多。趙嘉福本來在上海民族樂團拉二胡，潘美娣在上海舞蹈學校學民族舞蹈，由於國內在1961年的時候碰到了經濟上的困難，所以有些原來學習其他技藝的學員就轉到圖書館來了。他們兩個人也都是小年輕，到了上海圖書館就開始分別跟著碑刻名家黃懷覺、古籍修復專家曹有福學習了。
黃懷覺在30年代就成名了，技藝高超，得到吳湖帆等著名書畫家的認可。曹有福和北京圖書館的張士達並稱南北修書的「國手」，但南北修書的手法並不一樣。曹有福修書真正做到「整舊如舊」，不少海派藏書家，比如黃裳的書都是經曹有福之手修復的。
與三位前輩的半世書緣
顧先生要求我看一些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方面的書，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葉德輝《書林清話》、錢基博的《版本通義》、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等等。前面的幾種, 初看時有點吃力, 只能是慢慢讀。我家裡的那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的四本頭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是顧先生送給我的，記得上面還有一方小圖章，好像是「起潛持贈」。
顧廷龍先生還要求我每天用一個小時寫毛筆字，要我自己選字帖練習書法。唐代歐陽詢、褚遂良、宋代黃庭堅、米芾，清代書法家梁巘、顧蒓的字，我都臨過。臨的最多的是褚遂良，大概有一年多。顧蒓的字是潘景鄭先生從家裡拿來的潘家寶山樓影印的珂羅版小本。有時候顧先生就站在旁邊看我臨摹，興起時甚至還親自作示範，我至今留有一兩張顧師改動過的作業。那時北京文化部門要求上海圖書館呈交一份一級、二級藏品的目錄，其中就有碑帖方面的，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好的碑帖，包括宋拓本、明拓本、舊拓本，我幾乎都看了一遍。我也曾臨過趙孟頫、董其昌的字，顧先生看到後就告訴我不要臨他們的字，因為這兩個人人品不好。臨帖一共大約三年時間。顧先生要我臨帖、接受書法訓練，實際上是在培養我鑒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題跋、尺牘真偽的能力。真品一氣呵成寫下來，偽品破綻表現在什麼地方，你自己寫了以後就可以去慢慢體會。我在看那些抄本、校本、稿本、題跋的時候，比較用心地去熟悉名家的手跡，有些人的筆跡就在我腦子裡印進去了，這些人的字體一看就知道。比如紀昀、王士禎的字，本來就不怎麼好，碰到端端正正的，你就要注意了，肯定不對。
我畢竟只是初中畢業，所以必須在文化上有所進修。上海市文化局有一個「職工業餘學校」，夜校性質，一個星期大約兩三個晚上有課，請的一些授課老師都是很有水平的，比如上海京劇院的編劇何慢。我在那裡拿到了高中文憑，這是次要的，主要是學到了很多國學和文學藝術方面的知識。
後來我又報考了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函授班，被錄取以後系統地學習了圖書館學、目錄學、分類法、讀者工作、工具書使用等方面的課程。雖是函授，也上課，老師都來自上海圖書館，例如副館長韓靜華、方法研究部主任陳石銘，以及其他部門的主任如陳柱麟，他是蔣介石的姪女婿。他們在業務上都有一套，講課很有實踐針對性，比空談理論不知道要好多少。所以我常常覺得雖然是函授，但比那些全日制的都要幸運，我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學到的都是實踐的知識。老師佈置的作業通常也是在晚上完成，工具書使用課上學的知識最能派上用場，那些工具書在善本組的辦公室裡全有，比如《中國叢書綜錄》，都是我經常用的，所以我查起來特別快，輕而易舉就把作業做完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已基本完成學業，只是未拿到畢業文憑。70年代後期，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派一些學生來上海圖書館實習，請我去講課。講完課後我和武大的老師閒聊，我說我曾是武漢大學圖書館系函授的學生。他說：噢，你也是武大的？我說我書都念完了，也沒有文憑什麼的。他說我回去給你查一查，看能不能給你補一個畢業證書。過了幾個月，我真的收到了武漢大學圖書館系頒發的畢業證書，上面有校長劉道玉的簽名和公章。
何：也就是說您雖然上的是武大的函授，拿的是武大的文憑，但您的課基本上是在上海上的，授課都是上海圖書館的專家，是這樣嗎？
沈：對，是這樣。
何：課程是由武大來定的吧？教材是武大定還是授課老師自己選呢？
沈：教材都是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寄過來的。我在圖書館工作，又有一定的師承，得到了最好的老師的指點，而且學到的都是實踐的知識。
何：學習版本鑒定，實踐經驗很重要。在實際工作中，三位老師是如何培養您的專業能力的？
沈：當時上海圖書館在進行古籍善本書目的編製，這成為善本組最主要的工作。我做的工作是什麼呢？每天瞿先生交給我一沓卡片，都是按經史子集分類排列的，我就拿著這些卡片推著書車到書庫裡去，把這些書一部一部取出來，交給瞿先生，瞿先生和潘先生負責用書核對卡片。每張卡片上面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稽核項，有不對的地方，就在上面用毛筆修改，有時也把卡片上原來沒有的一些著錄，比如鈐印、行款、魚尾、刻工以及其他比較特殊的，如牌記、扉頁上的文字，記在卡片的背面。
顧先生因為是館長，事務繁忙，偶爾會看看卡片，但他要求潘先生、瞿先生對卡片上所作的修改，都要讓我和吳織看一看，讓我們瞭解修改的原因，著意培養我們。比如卡片上原來寫「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為什麼「二十七年」要刪去呢？因為序雖然是萬曆二十七年作的，但序文里並沒有明確說這部書是在這一年刊刻的，缺乏明確的依據，所以只能表述為「明萬曆刻本」。
潘先生、瞿先生有時會加上一些著錄項，為什麼要加這些著錄項？它們在書裡的哪些地方有反映？碰到這些問題我們都要仔細地到書裡去查找。為什麼在書裡的這個鈐印旁邊打個叉號，標個「偽」字，認為它有問題？為什麼說它的印色不對？我和吳織仔細揣摩，加上老師的耐心指點，逐漸地積累起版本著錄的經驗，慢慢地對版本的鑒定有了心得。
何：記得您曾說不光白天看這些古籍善本，晚上也看，住在圖書館裡。能不能談談當時的具體情況？
沈：好。我怎麼會晚上也去看書呢？這要從善本組的具體位置講起。上海圖書館善本組的辦公室在333號房間，這是一個大辦公室。顧先生和潘先生對面坐，我和吳織也是對面坐，瞿先生坐在靠天台的一個窗戶那裡。333旁邊的334是個小閱覽室，所有讀者來閱覽都是我去取書和接待。三樓的中間是一個長走廊，右邊就是三個善本書庫，善本書庫的鑰匙都是我在保管。善本書庫涉及保衛工作，領導覺得我比較年輕，又沒有結婚，沒有家室之累，三樓電梯旁邊有一個小房間，就安排我住在那裡晚上值班。有時典藏部主任趙興茂，特藏組管革命文獻的工作人員盧調文，也偶爾住在那裡值班，但大多數時間是由我一個人值班，整個三樓就我一個人。這就給了我晚上在辦公室讀書的時間，把白天看不完的書繼續看完。白天事情比較多，晚上時間集中，效率高。不光看自己手裡的，也把吳織看的全部翻一遍。當天的書必須當天看完，因為第二天瞿先生又會給我一沓新的卡片了。
這樣的訓練每天都要進行，從1961、1962年的時候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告一段落。就這樣，在那幾年時間里，上海圖書館所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大約一萬四千部，包括名人題跋等，我都經眼了一遍。這些實踐沈澱在我腦子里，使我後來的職業生涯受益無窮。
顧廷龍先生
碰上潘先生和瞿先生去古籍書店選書買書，顧先生一定會跟他們說，沈津也去。我就像一個小書僮一樣跟在他們後面。顧先生告訴我，潘先生、瞿先生經驗非常豐富，他們挑的書肯定是高質量的，但我不要在旁邊光是打個下手，也要參與選書，選了以後才知道對還是不對。選好的書送到了上海圖書館，誰來查重呢？我來查。把沒有複本、價錢又不是很貴的書留下來；如果有複本，絕對不予考慮。整個查書的過程就是一種訓練。另外上海圖書館還承擔了出口圖書的鑒定工作，凡是出口到香港的圖書，或者是可供海外學者選購的線裝書，都要經過鑒定，確定符合出口的標準，打上火漆印之後才能出口。當時的標準是1911年以前的不能出口，1911年以後的才可以出口。潘先生、瞿先生看過這些書後，由我來蓋火漆印。每一次我都會經眼幾百種線裝書，十部裡能記住一部，就積少成多了。
幫顧先生查書也是一種訓練。有時候顧先生會拿個紙條給我，說：「沈津，你去查去。」我就要到各個書庫去查各種資料。顧先生希望我能夠知道，什麼書怎麼查，遇到什麼問題查什麼書，怎麼能夠檢索到你所需要的材料。除了善本書，我也要去看普通線裝書和舊平裝書（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新書(1949年以後出版的書)，瞭解這些書的用處。我覺得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充實，能夠學到很多東西。
1961年的時候，顧先生給我定了一個題目，做《翁方綱年譜》。顧先生有一個習慣，每個星期天的上午一定會去長樂路書庫，也就是過去合眾圖書館的所在地，在那裡思考一些問題，寫一些東西。我知道了以後就說：館長，我可不可以也到長樂路書庫去陪陪您。他說好啊，你來吧。於是每個星期天上午八點半到十二點，長樂路書庫顧先生辦公室裡只有我們師徒二人，面對面坐著。顧先生給我講了很多東西，都是他平時在辦公室裡不講的。講30年代他在北京，40年代在合眾圖書館，跟張元濟、葉景葵這些人交往的事情，也講民國年間藏書家故實，有時也讓我查書或抄材料。有一次他對我說，你做古籍版本鑒定，實際上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必須跳出來，要做研究。於是，他出了一個題目，讓我把翁方綱的年譜做出來，他過去就做過吳大澂年譜。他說所有關於翁方綱的東西你都要去蒐集，比如很多重要的碑帖上面都有翁方綱的題跋，你把這些題跋，還有翁的手札全部錄出來。於是每個星期天我就在長樂路書庫開始做這項工作，碰到問題，包括不認識的字，隨時可向顧先生請教。資料蒐集工作我一直堅持不懈地做下去，一直到40年之後《翁方綱年譜》出版，才算是完成了顧先生交給我的任務。
顧先生在長樂路書庫時跟我說過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學問’就是‘學’和‘問’兩個字。凡是不懂的，你就去問潘景鄭或者瞿鳳起，也可以來問我。」我和他們三位的關係超越了一般的師徒。所以，上海圖書館裡有人就對我說：你是「三房合一子」。這是上海話，意思是三個人就你這麼一個兒子，都對你好。三位老師都是非常好的厚道人，從沒有想把自己的知識藏起來，都會毫無保留地教給你。
「文革」歲月
何：「文革」的時候要砸爛封、資、修，要反對白專道路，您還熱衷於搞古籍版本，當時有沒有什麼壓力？
沈：這倒沒有。文化大革命當中，有一段時間我管過一些事情。但後來清查「五•一六」時，因為炮打張春橋，支持北京電影學院查江青的材料，像《電影畫報》那些事情，說涉及我，雖然沒有把我抓進去，但我靠邊站了，要接受審查、批判，要我交待。我又沒有犯法，沒有反革命，沒有貪污一分錢，沒有做過一件壞事，沒有整過人、打過人，什麼都沒有，你查就查吧，我不怕。我那時下放到大書庫里為讀者取書，反而比較自由了，讀者不多時我就拿書看，把《書林清話》這樣的書拿起來再讀再看。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蒐集《翁方綱年譜》資料的工作。那時也不知道這些資料什麼時候能夠用得上，什麼時候能夠整理出版，但這畢竟是自己的心血所系，我要把它們好好地保護起來，發現了新的材料，就找時間錄下來。後來打倒「四人幫」，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到各地出差的機會多了，只要看到關於翁方綱的資料我就抄錄下來。蒐集整理這些資料的工作，到了美國以後才最後收尾。這些的資料都是一條條粘貼起來的，最後的稿子就像百衲本一樣。
何：在那種環境做這些工作不知道將來會有什麼結果，能夠堅持下來，真是很不容易。能否談談您的三位老師在「文革」中的經歷？
沈：「文化大革命」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所謂「文藝黑線」，文化單位自然首當其衝。上海圖書館的重點特藏部、善本書庫，馬上就成為眾矢之的，說我們都在搞封建主義的東西，採購的都是封建主義的糟粕，而且價錢還很貴。比如500元人民幣買的清初刻本《金瓶梅》，僅稍晚於《金瓶梅》最好的版本崇禎本，他們說你花500塊錢買這種黃色書籍。花1500元買清代封建文人何紹基的一捆手稿，也成為罪狀。上海圖書館藏有那麼多的家譜、魚鱗冊，也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搶救文獻被說成是搶救封建主義的東西，這是很大的帽子。潘景鄭、瞿鳳起先生就被派去勞動，打掃衛生，不能再跟古書打交道。他們雖然沒有受到打罵，但心情是很低落的。顧廷龍先生那時也到普通書庫裡勞動，去擦外文期刊合訂本上的霉斑，他萌生了一種「黃昏」思想，覺得自己老了，沒有精力來整理這些圖書，搞古籍整理沒有出路。他來找我談，我就安慰他。
1967年8月，顧師母去世了，那時顧先生很慘，沒錢辦喪事。「文革」前顧先生的工資是212元，很高，但銀行存款很少，我記得僅有幾百元。他靠邊審查時，只給幾十元生活費。顧先生找到我，跟我說他愛人走了，需要錢辦喪事。當時上海圖書館有一個互助儲金，每個工作人員每月扣五塊錢、十塊錢存進去，有急事的時候可以從裡面支。顧先生問我可不可以從裡面拿一點錢出來？我說，這個沒問題。後來我就跟財務方面打了招呼，他拿到錢後，就把喪事辦了。顧先生那時心情很不好。他住的房子被街道房管所介入，還在西康路某弄某號，但從大房間換成小房間。直到後來落實政策，大房間才還給他。
1970年秋，顧先生被派到上海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工作了將近兩年時間。那段時間顧先生的心情是比較愉快，因為他又可以摸到古書，整理古書了。他在那裡找到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獻，如清代學者戴震的手稿本《聲韻考》，像魯迅的書信，老舍《駱駝祥子》的手稿，還有很多老照片，比如李鴻章及其後代的照片。落實政策以後，顧老才從文清小組調回上海圖書館，給他平了反，任命為上海圖書館革委會負責人，以後又改回館長的稱呼。
何：文物圖書清理小組是怎麼回事？
沈：「文革」期間上海地區紅衛兵抄家抄出了大量文物圖書，為了清理這些文物圖書，上海市革委會政宣組成立了文物圖書清理小組。文物圖書清理小組最初籌備時有三個人，牽頭的是《文匯報》理論部主任楊天南，另外兩人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各出一個，上海博物館是陳永祺，上海圖書館是我。辦公地點在河南中路16號上海博物館。抄出來的書由上海圖書館負責保管，其他的文物由上海博物館保管。當時上海圖書館有一個部門叫「420小組」，專門負責清理這批圖書。
上海過去是十里洋場，資本家、地主、成分不好的人很多，誰家裡沒有書呢？紅衛兵抄出來的圖書數量極大，總數在400萬冊以上。這些書很多很雜，其中有古籍，不乏珍本，也有近代出版物，開始時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保護。我在上海燎原化工廠（以前叫天原化工廠）就看到廠工會有成堆的抄來的書，被工人隨意處置，一些「不好」的書當場就被撕掉了。這些抄來的圖書放過好多地方，比如普陀區的玉佛寺，後來又集中到以前的鐵道醫學院，最後轉移到徐家匯藏書樓後面的天主教堂，那個地方的一部分後來變成了中國傘廠，文清小組就在這裡開始清理工作。工作進行了兩三個月，上海的形勢發生了變化，造反派開始打內戰，我就從清理小組調出來，回到上海圖書館，負責別的事情。
後來，上海市革委會政宣組要求文清小組把抄來的書分出等級，給其中最好的、古籍中的一二類珍貴圖書編出一份目錄。楊天南到上圖找到我，說沈津你幫幫忙，趕快把這個目錄搞出來吧。當時上圖得到的最重要的書有兩批，一批是陳清華的郇齋藏書。「文革」剛開始準備抄家的那段時間，上海圖書館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還是由黨支部來負責的，當時他們接到一個電話，是附近徐匯區湖南路街道委員會打來的。電話裡說紅衛兵很可能要衝擊陳清華的女婿、上海財經學院三級教授劉絜敖的家。陳清華離開大陸去香港時帶走了一批書，還有一批書帶不走，就留在湖南路自己家裡。劉絜敖說希望這批書給上海圖書館，公家單位拿去了，也不至於落到紅衛兵小將手裡，因為落到紅衛兵那裡就完了，燒掉或者散失了就不得了。上海圖書館黨支部馬上組織人員連夜趕到劉絜敖家裡，我是被派去接收的人員之一。我被分配了一個任務，把劉家所有的古書編上號，注明版本及冊數，做出一份清單。我從晚上十點開始，熬了一個通宵，把清單做出來了。另一批書是黃浦區新昌路街道房管所打電話到上海圖書館，說房管所裡有兩大箱子的書，是他們抄家抄來的，問你們可不可以拿走？館裡就派我帶著兩位同事韓永續和葉福慶，用老虎塌車去把那兩箱書拉了回來，到了善本書庫打開一看，都是好東西，不得了！原來是朱學勤結一廬的舊藏。當時也沒辦法馬上整理，就趕緊封起來，放在善本書庫裡。要編上圖一二級藏品的目錄，我就向當時上圖的負責人提出，要抽調幾個人來，實際上是想讓還在牛棚裡的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先生來做這項工作。上頭同意了，於是三位先生就在上海圖書館307室工作了兩個月，完成了目錄的編制。我又可以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了，所有的工具書、參考書及各種書目，都是我通過小電梯運至三樓的。這兩個月，三位先生可以不用參加體力勞動，不用參加批鬥會，也不用參加政治學習，可以安安心心地查書、編目。這是他們文化大革命當中最愜意、最開心的時候。
目錄做出來了，用H號的鉛筆寫在上海圖書館的工作報告紙上，又用複寫紙複寫了兩份，一共三份。第一份在我手裡，第二份報文清小組轉上海市革委會政宣組備查，第三份可能是上海圖書館存檔了。這個書目裡面著錄了當時抄家得來、存於上海圖書館的最好的敦煌寫經、宋元刻本、明刻本和抄校稿本，真是秘籍琳琅，滿眼珠璣。後來我常說，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做了一件很具體的工作，把抄家抄來的那些最好的東西，留在了公家的圖書館裡面，為國家、為民族保存下來一批珍貴的古籍。我手裡的這份目錄上面是鉛筆字，字跡最清楚，背面是藍字，因為用的是藍色的複寫紙。三位先生的筆跡都在上面，裡面除了書名、作者、版本，還有很精要的解題，用三四句話就把書的價值所在說清楚了。這份目錄我一直帶在身邊，從上海帶到香港，又帶到美國。現在三位先生都去世了，睹物思人，讓人不勝感慨。
何：您跟三位先生感情很深，我看過您去年寫的回憶瞿鳳起先生的文章，很感人。
沈：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沒有這三位老師對我的教誨和提攜，沒有他們手把手的訓練，一步步地把我帶進版本目錄學的學術殿堂，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如果說我後來做了一些工作，能夠取得一點成績，都要感謝三位老師對我的悉心培養和指導，否則我後來不可能在哈佛立足，也不可能寫出400萬字的善本書志。我的許多工作方法、工作程序，都是從他們那裡學到的，使我受益終生。
在三位老師中我寫顧先生寫得最多，還編了《顧廷龍年譜》。關於潘先生，我寫了《一片冰心在玉壺——憶潘景鄭先生》，發表在《藏書家》雜誌上，其中講到潘先生在「文革」中的境遇，寫得比較詳細。廣東的著名藏書家王貴忱先生對我說：「你寫的那篇紀念潘老的文章我看了幾遍，沒有人比你再能寫了。因為你跟潘先生整整三十年，沒有人像你這樣。」王先生說他也是潘先生的學生，當然王先生很謙虛，他年紀比我大得多。
我確實跟潘先生最久，潘先生也很喜歡我。潘先生的女兒潘家都一直說：「嗲嗲（爸爸）老早（過去）頂頂歡喜你了。」潘先生有12個子女，現在有的已經不在了。我跟他們當中接觸最多的是家都和家武，都是「家」字輩的。潘先生健在的時候，我每年從美國回去，一定會去看他，帶些點心、水果，拍幾張照片。我寫瞿先生的那篇文章，中心思想很明確，就是國家對不起瞿先生。我從美國把文章發給《南方都市報》，四天時間就見報了。後來報社副刊部的一個主任在廣州見到我說，這篇文章非常好，反響很大。
三位老師當中，瞿鳳起先生先走，我沒有去送他，當時是1987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讓國內同事送了花圈。顧廷龍先生走的時候，我從美國飛加拿大再轉到北京，去八寶山送他最後一程，馬上又返回美國。潘先生走時，我正好從美國回滬探親，還準備去看他，我的同事任光亮電話裡告訴我，潘先生兩天前剛走。我很難過，在上海龍華參加了潘先生的追悼會。
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何：「文革」之後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您協助顧老完成的，這就是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我相信，參加這個項目一定使您的版本目錄學功力更加深厚了。能不能談談您是怎樣協助顧老工作的，有哪些收穫？
沈：好。這是一項大工程，是編委會的集體成果。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為了完成周恩來總理的囑託。周總理病重的時候指示，要盡快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馬上把總理的指示傳達給了當時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王冶秋又找到北京圖書館館長劉季平，商量如何落實周總理的指示。不久粉碎「四人幫」，這件事馬上就提上了議事日程。誰能夠擔當此任呢？顧廷龍先生出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主編，是眾望所歸。當時最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北方是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先生，南方是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先生。一些重量級人物，比如王獻唐、王重民等，已經離世了。周叔弢先生是非常重要的藏書家，做過天津市副市長，是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但畢竟年事已高，又不在圖書館學界。顧廷龍先生專程從上海去北京接受任務，同去的還有上海圖書館副館長、黨支部書記潘皓平。
這個工程幾十年來誰都想做，誰都沒有做起來。這次下決心做，面臨很多具體問題。比如說這個書目是簡目還是繁目，按什麼來分類？當時「四人幫」剛剛粉碎，北大有些人提出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來編一個新的古書分類法，但這樣一來就麻煩了。王冶秋說，線裝書就是線裝書，古籍就是古籍，就按四部分類法，按經史子集來分。要開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來統一大家的思想，這就是1978年3月的南京會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文化局的負責人全部都到了，古籍整理方面的不少專家也到會了。南京會議是古籍整理界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開這麼大的會，我是會務組組長，會場佈置、設備、茶水，代表們的接送、吃住、考察，都由我負責。會議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統一著錄條例，二是確定收錄範圍，三是制訂分類法。南京會議結束以後，以大區為單位分頭行動，有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等六個地區，由各大區的重要圖書館牽頭開展工作。因為工作關係，我和很多大館的館長、特藏部主任、古籍部主任、參考部主任都熟悉起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主任委員的擴大會議，我基本上都參加了，而且在會上發言，談古籍版本鑒定的一些問題，有些後來整理成文，收入我的《書韻悠悠一脈香》了。劃分各個大區以後，就開始進行普查，就像今天的普查一樣。發現了很多珍貴的古籍，著手加以保護。古籍保護工作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現在的古籍普查及人才的培養都是過去工作的延續。當時所有圖書館的善本書，都要交出一套卡片來。上海圖書館儘管基礎比較好，但還是每一部書都要以卡片核書，重新校一遍。上海地區的工作最初是由趙興茂負責，後來趙興茂身體不好，就由我接手。
各地圖書館提供的善本卡片陸續匯總到北京香廠路國務院招待所，共有13萬張卡片。這些書目卡片先經過初審，然後再複審、定稿。初審的時候是大兵團作戰，幾十個人集中在一起，在香廠路招待所工作了8個月。每天就是跟卡片打交道，大家相互打趣說：「哎呀，我們都變成片(騙)子手了。」當時成立了經、史、子、集、叢五個編輯室。我當時是經部副主編，主編是吳田易老先生，甘肅館來的。複審就是小範圍的了，經部、史部由顧先生負責在上海複審，子部由潘天禎在南京負責，集部由冀淑英在北京負責。最後集中在上海定稿，除了正副主編之外，參加的還有丁瑜、沈燮元、任光亮、陳杏珍、宮愛東和我等人。經史子集叢，完成一部出版一部，不是全部結束以後再來排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匯編、整理、定稿過程，冀淑英先生寫的後記里說得很清楚。前言是我起草的，經過顧先生和冀淑英先生修改。
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各個環節的工作，從頭到尾我都參加了，得到了很多鍛鍊。這是第一手的工作實踐，而且是過去從來沒有參與過的大工程，能夠把所學的知識在實踐中運用和檢驗。你如果整天跟目錄卡片打交道，學會怎麼樣去判定、辨別書目記錄的正確和錯誤，然後聯繫到書，就能夠不斷增長才智。沒有經過這種實踐的訓練，是沒有辦法練就版本鑒別的本領的。所以我們說當「片子手」，是最好的進步途徑。
何：各地交上來的書目數據，會有標準不一、參差不齊的問題吧，怎麼解決呢？
沈：這種事情是客觀存在的。有些館儘管是地區大館，但缺乏古籍方面的專家。比如某大學圖書館提交上來的一個數據，說是《洪武正韻》的明初刻本，讓人生疑。就寫信去問，請他們把複印件寄過來，原來是一個萬曆刻本。他們只是從洪武年間的序來認定的，當然不對，哪一個《洪武正韻》裡面沒有洪武年間的序呢？各個基層單位的數據都要集中到省裡，經過省裡專家審核，但數據報到北京之後質量仍然是這樣，所以北京編委會工作人員的壓力可想而知。每天要審核很多卡片，在卡片中發現問題。當時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沒有網絡，發現問題只能發函外調，索取書影，通過比對確定版本異同。省館還好辦，有些小館、文化館當時還沒有配備複印機，就很難辦了。
何：很多問題，就只能通過卡片上有限的信息來判斷了？
沈：是的，13萬張卡片，量很大，裡面有些合併了，有些淘汰掉了。
何：一些書只能看到卡片，沒有辦法看到書影，有沒有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本來可以合併的卻沒有合併，不該合併的卻合併了。
沈：可能會產生這種事情，這沒有辦法。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付印的時候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裡面的行款，要還是不要？行款是鑒定、區別不同版本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輔助條件，為什麼後來全部都刪掉了呢？就是因為有些圖書館提供的卡片，行款是不對的。
何：行款這麼簡單的事情，怎麼還能數不對呢？
沈：你根本就想不到會出這種錯，而且錯的還不少。有的把抬頭算進去了；有的不是算的卷一首頁，而是把序算進去了。這就影響到整個書目的編輯質量了。怎麼辦呢？重新來過的話，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可能永遠也定不了稿。後來編委會就開會討論行款要還是不要，最後顧老、潘天禎先生、冀大姐決定割愛，不然的話會誤導讀者。現在有些人出來一寫文章責難，說行款那麼重要，你們為什麼不要？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條件多麼艱苦。為了不貽誤後人，慎重起見，只能是這樣處理。我相信，誰來當主編，都會這麼做。
何：當時除了行款之外，其他方面的著錄錯誤是不是也不容易發現？
沈：很多問題都能夠發現。比如說突然之間跑出來一個黃丕烈的跋，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和沈燮元到北京一個古籍收藏很多的大學圖書館去目驗，所謂黃丕烈的跋，是假的。又調出所謂翁方綱的題跋來看，也全是假的。這樣的贋品當然要淘汰掉。這個館編的書目當中還列出了楊守敬從日本帶回來的書，著錄成元刻本，其實是明刻本。後來這個館出善本書目時，也沒有去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核對，還是原樣照搬，一錯再錯。這樣的大館都出現那麼多的差錯，小館就更不用說了。再給你舉個例子。我們到某地去開主任委員擴大會議，承辦方把自己的館藏精品拿出來展覽。其中有一部《大廣益會玉篇》，標明是元刻本，我一看，說這個書不能收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日本刻本，不符合收錄範圍。之前我在另一個省館看過一部同樣的書，當時一看就覺得不大像元刻本，但是沒有依據。我就將卷端、斷版等版本特徵記下來，回到上海以後我即從上海圖書館館藏中找出一部日本刻本，相較之下, 特徵全對, 日本的皮紙與中國皮紙也是不同的。
最近有人提出想重新修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理由是現在經過普查，又補充了很多書；其次書目裡有不少錯誤，應該進行修改。表面上看，也沒錯。實際上，做起來卻非常難，因為沒有辦法建立一個真正懂業務的班子，而且爭權奪利的人大有人在。顧先生在北京的時候，他有很多想法並沒有告訴我，但顧先生心裡明白極了，有的人就是想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副主編，總有一些人無事生非，編委會裡並沒有那麼團結一致。一小部分人缺乏真才實學，卻熱衷爭權奪利。我原來並不知道詳情，後來我看到了顧先生寫給編委會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方行的一批信件，多是彙報關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過程之事，裡面就涉及到當時某些人的不正當行為。個人向組織彙報情況，這是很正常的事。
當初參加《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的骨幹，已經有大半過世了。當時這項工程中的重要領導人方行曾經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早十年做不起來，晚十年也做不起來。早十年，「文革」鬧得正兇；晚十年，沒有人有能力擔當這個重任。當時一批老專家、老學者還健在，他們承擔起了時代的重任。
赴港訪美
何：80年代後期您到美國做了近兩年的訪問學者，是改革開放後較早走出國門尋訪海外漢籍的大陸學者。那次訪美給您怎樣的收穫？
沈：1984、1985年的時候，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訪華。之前他已經來過好多次了，是中美關係改善以後第一個踏上中國土地的華裔科學家。他知道我研究版本目錄學，就說你做這一行，應該到外面去看看，我可以幫助你聯繫到美國訪問。楊教授當時主持全美華人協會，旨在促進中美關係。受這個協會的資助，我和中央美術學院一位姓曾的畫家到美國訪學。我訪問的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
當時國內對流失海外的中文古籍的情況所知甚少，之前我從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的一篇錢先生介紹北美東亞圖書館概況的文章中瞭解到一些信息。這次能夠親自到美國訪查中文古籍，機會非常難得，我內心很是興奮。
我到美國後，四處打探尋訪中文古籍，為此楊教授幫了我很多忙。他當時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物理研究所所長。每個星期六上午，我都到他的辦公室和他見面、聊天。他是我的長輩，卻沒有什麼架子，處處提攜我、照顧我、幫助我。他說你在美國想見什麼人嗎？我就說翁萬戈先生，他手上有一批翁氏藏書。他說這個容易，馬上當著我的面打電話給翁萬戈。翁先生那時候是紐約華美協進社的社長。我到紐約專程拜見了翁先生，他對我非常客氣，請我到他家裡去看他收藏的書畫和古籍。我告訴他我在研究清代乾嘉學者翁方綱，翁先生就把他收藏的兩冊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手稿拿給我看。見錢存訓先生也是通過楊教授介紹的，我先是跟錢先生通信往來，後來他就邀請我去芝加哥大學作演講。在芝加哥待了一個星期，作了一次關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的演講，演講費1500美元。錢先生親自接送，我很感動。
在美國訪問期間，我還去了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猶他州族譜圖書館等地方。我看了王重民、屈萬里先生編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善本書志，知道普大有不少中文善本古籍。我找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的楊麗娜館長要來普大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地址，提筆給他們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前去訪問的願望。很快就收到了王秋桂教授的回信，表示歡迎我去。我到了普林斯頓，待了兩個星期。王秋桂教授介紹我跟著名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認識，牟復禮早年在中國學習期間，曾經問學於顧頡剛先生，而顧廷龍先生與顧頡剛先生是叔侄關係，這一下就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牟復禮教授希望我在東亞系做一個演講。我講的題目是《上海圖書館的古籍收藏》。說好講45分鐘，提問討論15分鐘，結果光提問討論就用了1小時15分鐘。牟教授認為演講很成功，非常高興。他讓他的博士研究生朱鴻林告訴我，我在普林斯頓期間的房租全部由東亞系承擔。朱鴻林現在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後來我再去普林斯頓，被褥等生活用品都是牟先生從家裡拿來的。
我去猶他州族譜圖書館，先寫信聯繫他們管中文家譜的負責人沙屈爾（Sacher），他跟我同年，都是42歲。我在信中告訴他，我是上海圖書館來的訪問學者，上海圖書館有近兩萬部家譜，很想跟你交流，希望兩方面能夠合作。他給我覆信，邀請我到鹽湖城去，但是要在楊百翰大學圖書館學院作一場關於中國大陸古籍收藏的演講。
我有一個舅母在國會圖書館負責縮微膠卷的部門工作，她幫我聯繫到國會館亞洲部中文組的負責人王冀先生。王冀先生知道我是上海圖書館來的中文古籍專家，邀請我到國會圖書館工作了兩個星期。國會館存放中文善本的地方是一個裝有密碼鎖的大鐵籠子，每天我就一個人待在裡面看善本，中午吃飯時才被放出來，就這樣被「關」了兩個星期。我主要看王重民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國會館時沒有看過的部分，以及二戰以後美國從日本大批廉價收購的中文古籍，寫成了200多種書的版本鑒定記錄交給王冀。
跟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生聯繫，也是從那時開始的。在美期間，我一共去過哈佛燕京圖書館四次。第一次是佩斯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培凱教授陪我去的。那時鄭培凱的太太在哈佛大學某系做實驗，他家在哈佛大學所在的坎布里奇（Cambridge）鎮，我第一次去「哈佛燕京」時就住在他家裡。哈佛燕京圖書館管中文古籍的是一位叫戴廉的老先生，英文特別好，朝鮮戰爭期間曾任美軍顧問團翻譯官。那時候善本書庫任何讀者都可以進去，我就在書庫裡到處看，整整看了3天，見到難得的好本子就記錄下來。「哈佛燕京」的吳文津館長知道了以後請我吃飯，我們就這麼認識了。以後的3次都是吳文津先生請我去的，希望我幫助鑒定「哈佛燕京」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每次去都是工作兩個禮拜，10個工作日。「哈佛燕京」的重要中文善本都存放在一個非常大的保險箱里，之前曾經有國內北京去的一位古籍專家鑒定整理過一次，他們又請我重新作了一次鑒定。其中有一次，吳先生讓我從普通線裝書里挑選出一些善本。我後來寫了一篇《哈佛燕京訪書記》，兩萬多字，除了講「哈佛燕京」善本的來源、特點，也提到吳先生等人都是「哈佛燕京」的功臣，發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1987年的6、7、8、9分四期登完，反響很不錯。《明報月刊》吳先生每期必看，他見到這篇文章很高興，說我為「哈佛燕京」作了宣傳。
我到美國尋訪中文善本古籍，國內的《參考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文匯報》等大報，以及當時美國兩大中文報紙之一的《中報》（另一家是《世界日報》）都作了報導，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影響。
何：您回國後不久被評為研究館員，是當時中國圖書館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又擔任了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請您談談當時的情況。
沈：我1987年10月回國，1988年被評為研究館員。那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給文博、圖書館系統的從業人員評定職稱，當時我已在《中華文史論叢》、各種圖書館學專業刊物以及香港辦的《明報月刊》、《九州學刊》上發表了10多篇文章，45萬字的《翁方綱年譜》初稿也已經完成了。顧先生看了《翁方綱年譜》初稿，認為寫得很好。我在美國訪書很有成效，經媒體報導產生了一定影響，也為我加了分。材料上報到上海市高級職稱評定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方行認為應該破格提拔。這樣我就成為上海圖書館這次被評上的三個研究館員之一，另外兩位是從上海社會科學院調來當館長的朱慶祚和當副館長的吳龍濤。
回國後特藏部主任吳織退休了，我就接任了特藏部主任。吳織成為顧先生的學生比我晚半年多，但她年齡卻比我大不少。她寫過《書海五十年——記顧廷龍館長》，發表在《中國圖書館學報》上，那是顧先生唯一認可的一次對他的個人訪談。上海圖書館特藏部當時有70多人，包括古籍組、文獻組和徐家匯藏書樓三部分，古籍組管古籍善本，文獻組管舊平裝書，徐家匯藏書樓藏有非常豐富的舊報刊，甚至超過北京圖書館的舊報刊收藏。
何：90年代您到了香港。那段經歷以前談的不多，這次能否說一說？
沈：我岳母在香港，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於是1989年6月我太太就申請去了香港。我仍然留在上海，和太太兩地分居，生活上有很多不便。為了和家人團聚，我也申請移居香港，但就要困難得多，因為我是上海圖書館的研究館員，又是上海市政協委員，向上面打報告，上海市文化局沒有權限批。最後是經過上海市委宣傳部、統戰部的批准，才得以成行。
1990年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中文大學圖書館工作，基本上是各待半天。主要還是和圖書和目錄打交道。當時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他們正在編纂一些先秦典籍的逐字索引。
何：是不是像民國時期哈佛燕京學社編纂的索引一樣？
沈：對。這個項目是劉殿爵教授主持的，具體的執行者是何志華先生。我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選擇最好的版本作為編制索引的基礎，比較輕鬆。在中文大學圖書館，主要是寫善本書志。香港中文大學是1963年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三所學校合併成立的，圖書館的古籍主要來自一些藏書家的捐獻或出售。我曾調查過圖書館的古籍藏書，挑出其中的善本，建議館方把善本書集中起來，但當時限於條件沒有實現。中大圖書館收藏的善本有限，我寫的書志不是很多，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已經收到《書城挹翠錄》裡去了。若干年後，香港中文大學和上海圖書館達成了協議，由上海圖書館派陳秉仁和周秋芳把中大圖書館所藏全部善本寫成善本書志，後來出版了。周秋芳曾告訴我，他們寫善本書志時，把《書城挹翠錄》常備案頭，作為參考。
何：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古籍館藏來源裡面，有沒有比較重要的藏書家？
沈：非常少。這裡有一個插曲。1986、1987年我在美國做圖書館學研究時，中間曾經回到香港一次。香港有一個收藏家叫羅原覺，他想將自己的一批藏書出售給中文大學。中大當時的教務長是陳方正先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他通過楊振寧教授找到我，請我到香港鑒定這批藏書。這批藏書在香港地區來說，質量還是比較高的，後來我寫了一份報告。但中大認為索價實在太高，沒能成交。最後這批書賣給了香港大學。有一次我訪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圖書館主任李直方帶我去看館藏善本，其中就有我早些時候鑒定過的羅原覺的那批善本。
哈佛十八年
何：1992年您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1986、1987年那次訪美，已經打下伏筆了吧。
沈：對。1992年吳文津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來開會，在圖書館一看到我，第一句話就問：「沈先生，你怎麼會在這裡？」我說我定居香港了，他第二句話就說：「這下我們請你就容易了。」當晚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就說要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經費邀請我到美國，寫善本書志。因為之前的那次訪美，他對我已經十分瞭解。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有幾位學者也想去哈佛燕京做這件事，包括臺北的一些大學教授，但吳先生都沒有同意。
何：哈佛燕京圖書館為什麼到吳文津先生這一任館長，要寫善本書志？
沈：哈佛燕京圖書館至今已經有將近90年歷史，先後有裘開明、吳文津、鄭炯文三任館長。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時，接收了哈佛學院圖書館的漢和文庫，當時叫漢和圖書館，主要收藏中文和日文書籍。在首任館長裘開明先生任內，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裘先生購求中文古籍，可謂不遺餘力、嘔心瀝血。抗戰前主要委託北平的燕京大學圖書館採購，當時燕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是洪業（煨蓮），採訪部門的負責人是顧廷龍先生，他們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採購做了很多工作。二戰結束後，日本作為戰敗國，經濟極為蕭條，市面上物資匱乏，不少人家將家藏古書出以易米。裘先生在1950年前後，曾去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城市訪書，為漢和圖書館購回了許多中文珍稀古籍，比如宋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明刻本《明心寶鑒》《崢霄館春秋繁露》，以及明人手札集《明諸名家尺牘》七大冊。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為北美大學中首屈一指的東亞圖書館，其中文古籍的收藏無論是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可以媲美美國國會圖書館，對此裘先生功不可沒。裘先生不僅在哈佛燕京的館藏建設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認為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希望這批館藏能夠得到充分利用。他制訂了「漢和圖書分類法」，對館藏圖書進行了編目整理。他寫過幾篇介紹館藏中文善本古籍的文章，後來都收在《裘開明圖書館學論文選集》裡。由於擔任館長期間行政事務纏身，退休之後又精力不濟，裘先生在揭示哈佛燕京豐富的中文古籍善本館藏方面沒有來得及做更多的工作。
1965年吳文津接任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這個時候大規模地購入中文善本古籍已經很困難，吳先生主要致力於近現代史料的蒐集採購工作。吳先生十分感謝裘先生推薦他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長，有志於完成裘先生的夙願。向讀者充分揭示哈佛豐富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所以他一直有請人撰寫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的想法。
何：1992年4月底，您就到了哈佛燕京，吳文津先生辦事效率之高真是令人驚嘆。
沈：1992年的4月28號晚上我和家人從香港飛抵波士頓，5月1號就正式上班開始工作。我面前的桌子上，左邊放著戴廉先生從書庫提出來的善本書，右邊放著我從香港帶來的500格稿紙，一邊翻書一邊提筆，將要寫的內容直接寫在稿紙上。
何：您寫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的那一版，厚厚的一本，150多萬字，您只用了兩年時間就寫出來了，真是不可思議。
沈：我開始是以哈佛燕京訪問學者的身份到哈佛的，哈佛燕京訪問學者的訪問時限都是一年，而吳先生為我爭取到兩年。他希望我用兩年的時間寫出一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包括「哈佛燕京」所藏的宋、元、明本，不包括抄、校、稿本，數量是1500部。他也沒想到我居然能用兩年的時間寫出152萬字。兩年不是以一年365天來計算的，只能算工作日。由於美國的假期多，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外，還有聖誕節、感恩節、老兵節、國慶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日、馬丁路德•金日等等，算下來也就是200多天。我全身心地投入進去，差不多每天寫三篇書志。我的寫作基本上是一蹴而成的，因為怎麼寫都在我的腦子裡，沒有人來跟你討論怎麼寫、格式怎樣，全都靠自己，也沒有回過頭來修改的時間，所以寫得很辛苦。我在上海圖書館接受的三十年的專業訓練，對寫作善本書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上海時，我曾經挑選上海圖書館所藏的珍稀宋元明別集寫過一些書志，在《文獻》雜誌上發表。而我在哈佛燕京，是一氣呵成地寫了1500篇。可以說是三十年磨一劍了。
何：哈佛燕京的善本書志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典範。為什麼叫「書志」？寫作模式是怎麼確立的？
沈：這類揭示善本古籍信息的著作有很多體裁，比如「提要」「敘錄」「書志」「書錄」「題跋記」「訪書記」等等。《四庫全書總目》一般又被叫做「四庫提要」，撰寫提要的四庫館臣都是些大學者，他們能夠對古書的內容作出評價褒貶，甚至進行尖銳的指摘。我們今天寫這類著作不可能按照古人的寫法來寫。王重民先生的《中國善本書提要》，很多條目寫得比較簡單，只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以及序跋情況，很多其他方面的信息沒有反映出來。王先生那樣寫是限於當時的條件，我們今天能看到大量的館藏目錄、參考工具書，可以利用的資源遠比過去要豐富得多，這是前人沒有的條件，我們應該加以充分利用，走出一條自己的新路。要盡可能全面地揭示藏書各方面的信息，既要揭示書的內容和價值，也要揭示它的版本和存世情況，經過仔細權衡，我認為叫「書志」比較合適。
一開始，吳先生希望我寫一本類似於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的書，他說你就寫成像王重民先生那樣就可以了。我提出王先生的《提要》內容太簡單，這樣做並不能深入揭示善本的內涵，包括一書之版本珍稀程度，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存藏情況。後來我就把我寫的書志給吳先生看，說我可不可以寫成這個樣子。吳先生說那你自己決定，他真的放手讓我去做，結果我一做就停不下來了。
具體來講，就是確定了一篇書志的規範的結構，也就是需要包括哪些內容，分成幾個部分，按照怎樣的順序來寫。依次是書名、卷數、作者、版本；作者生平；內容介紹；作者寫這部書的目的、宗旨；前人對這部書的評價；版本特徵；存藏情況；鈐印等。我建立的這個模式，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哈佛模式」，後來嚴佐之、谷輝之、劉薔、張麗娟來到「哈佛燕京」後，都遵循它來撰寫清代善本的書志。
何：在「哈佛燕京」除了寫善本書志，您還和臺灣大學的潘美月教授編了一本《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
沈：對。我到「哈佛燕京」不久，臺灣大學的潘美月教授也到哈佛來訪問。潘教授是教版本目錄學的，我們一見面就聊起來。我說大陸有很多收藏、資源不被外面所瞭解，很多學者到大陸去看書，不得其門而入。可以編一本書，把大陸那些重要圖書館的館藏、來源、歷史、特點等等揭示出來，對學者來說一定有用。我在大陸古籍界有很多朋友，可以跟他們聯絡，但缺乏經費。潘美月說我可以想辦法，從臺北「國立編譯館」還是什麼地方申請經費。於是商定由我約請大陸古籍界的朋友寫文章介紹每個圖書館的古籍收藏情況，我先用自己銀行賬戶的美金支票來墊付他們的稿費，然後再拿到潘美月那裡去匯總報銷。稿費折合成人民幣是每千字人民幣60元，這在1993年已經是相當高的了。
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當時叫北京圖書館，是一定要寫的，但我先後約了李致忠、丁瑜、李際寧，都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執筆，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我自己來寫。誰都想不到《北圖館藏古籍的概述》是我寫的，我用了一個筆名「慕維」，源自我住的小鎮薩慕維爾（Somerville）。當時我蒐集了所有能夠找到的介紹北圖館藏的文章，大約有十多篇，然後仔細閱讀、分析、推敲。文章裡的很多數字都是我自己統計出來的，不是抄別人的。比如北圖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版本，抄本、校本、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的數量，是我花了兩個星期的晚上業餘時間，根據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目，一條款目一條款目地列表統計出來的。我又把《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裡北圖藏的方志數量全部點出來，一共6066種。我覺得沒有一個人肯下這種笨功夫，只有我這種死腦筋才這樣做。我又花時間弄明白北圖所藏宋刻本中哪些是最有價值的，《西廂記》明代刻本當中北圖有多少不同版本，所藏清代昇平署戲曲資料的情況，以及鄭振鐸專藏當中的稀有版本。寫完這篇《概述》，恐怕北圖沒有一個人掌握的數字有我那麼詳實了。直到今天，文章裡這些確切的統計數字也不過時。
何：想不到您這樣的大專家也肯下這麼細的功夫。
沈：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希望大陸的古籍資源能夠被世人所瞭解。後來稿子陸續從國內各地寄到我這裡，我再把稿子寄到台北給潘美月。最後「國立編譯館」的錢申請下來了，出人意料地少。隔了兩年，我去台北跟潘美月結賬，只報銷了其他作者的稿費，郵費沒處報銷。至於我個人，一分錢也沒有拿到過。書是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我拿到了20本樣書，這就是我的全部酬勞。
何：沒有給您稿費？
沈：沒有，錢全部用光了，潘美月也沒有拿到酬勞。我用了很多晚上的業餘時間為這本書寫了一篇5萬字的前言，介紹中國大陸的古籍收藏。書出來以後，讓我吃驚的是《後記》大段大段地和我寫的前言雷同。好在書出來以後反響很好，北京琉璃廠的一個書店進了一批，不多長時間就全賣光了。
何：您白天上班，晚上還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常年如此嗎？有什麼娛樂活動？
沈：幾乎每天都是這樣。你知道在美國的生活比較寂寞，我也奈不住這個寂寞。我這個人不會唱歌跳舞，更不會打麻將，撲克牌我都不會。沒有什麼別的愛好，只會看書。最大的娛樂就是看看電視劇。
何：電視劇喜歡看哪種類型的？
沈：諜戰片吧。
何：喜歡諜戰片，是因為和版本鑒定一樣，都有懸念，都有破解謎團的樂趣吧？
沈：不是。完全就是一種消遣，不會太投入劇情，前看後忘，也不會去想後面會發生的情節，不看也無所謂。每天晚上就是看書寫作。我在美國自認為比較勤奮，基本上沒有碌碌無為地過日子。
何：我2006年到哈佛見到您時，您的身體很虛弱，每天早晨上班從一樓走到三樓的辦公室氣喘吁吁，要坐下來休息五到十分鐘才能開始工作。據說這之前您的身體一直很好。我聽說過一件軼事，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的閱覽室是一個由強化玻璃圍起來的透明「盒子」，作為安保措施，每天下午5點下班時門自動鎖死，只有警察局的人才能打開。有一次一個讀者看書看到5點才出來，匆忙之中把背包被鎖在閱覽室里。您當時年近六旬，竟然翻過兩米高的玻璃牆幫讀者把包取了出來，身手矯健賽過年輕人。2005年的那場重病對您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沈：在那之前就覺得身體不舒服，但工作忙一直沒有去看醫生。後來在我太太一再催促下，才去作了檢查。結果是晴天霹靂，告訴我得了不治之症。2005年5月16日那天做了手術，4天以後出院回家休養。那段時間睡不好，吃不下，身體極度消瘦，連看報紙、電視都沒有力氣。恰好趕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把我的三本書的校樣寄來，看校樣的任務很重。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姚伯岳先生正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整理碑帖拓片，他幫我看了《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的校樣，我很感謝他。我自己看了《書城風弦錄》和《書韻悠悠一脈香》的校樣。那是我最困難的一段時光，常常無力地躺在沙發上，我曾想到, 如若天意垂憐, 得有更生之慶的話，那我應該做些什麼。我要把哈佛燕京的善本書志全部完成，把我多年積累下來的學術筆記整理成文發表出來。在家休養了半年，11月13日我就上班了，開始時每天工作半天。馬上就接到一個任務，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台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要搞一個珍稀古籍善本的共享項目，將一些稀見的版本掃描成電子版。我對挑選出來的古籍把關很嚴，標準定得比較高，只有那些別處沒有的孤本，或真正有價值、有特色的珍本、善本才能入選。
何：那時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宋元明部分您已經獨立完成了，已經形成了寫作規範，清代的部分您從國內請了一些學者共同完成，只要按部就班地進行下去就可以了吧。
沈：是的，這是一個集體的項目。我從國內找的專家，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古籍版本方面的專業訓練；二是要熟讀1997年上海辭書版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把體例吃透；三是要有較強的寫作能力。大家分工合作，協力作戰，後來出版的這部廣西師大社的六本頭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總共400萬字，而我寫了300萬字，並對其他各部分書志進行審核定稿。
何：您的身體康復之後，又恢復了「工作狂」的作風。這些年您開了博客，寫了很多文章，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達到了一種「井噴」狀態。這裡面有沒有那場疾病的影響？
沈：當然有。身體條件發生變化以後，我感到時不我待，有一種緊迫感，要努力多做些事情。顧先生晚年得了胃癌，住在北京的醫院裡，住進去就沒有再出來。他總想著出院回家，把多年的筆記整理出來，但最終還是沒有如願。顧先生早年參與創辦合眾圖書館，畢生致力於祖國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揚光大，我追隨顧先生多年，耳濡目染，受他的影響很大。我有機會看到這麼多珍稀的古籍善本，通過書志、書錄、書話的形式把它們的價值揭示出來，讓更多的人能夠瞭解和利用，也算是為弘揚祖國的文化做點工作。包括寫好哈佛燕京的善本書志，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這些珍稀古籍由於歷史的原因流落海外，今天我們用善本書志的形式，用一種比較好的體例呈現它們的內容和價值，同時通過與國內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的方式，使它們能夠被國內的讀者所瞭解和利用，這是這些古籍善本的另一種形式的「回歸」。如果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珍本秘籍而不努力去做些什麼，就感到對不起恩師對我的栽培，上海圖書館對我多年的培養。我實際上是在沿著顧先生的腳印一步步往前走。
何：您在哈佛工作了十八年，也走訪了美國很多收藏中國古籍的圖書館。美國圖書館在中文古籍的收藏和管理方面有什麼特點？
沈：美國的圖書館收藏中文古籍，無非是以服務於研究中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目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等收藏比較豐富，這些地方也是北美地區的漢學研究中心。美國這些圖書館的中文古籍收藏有的是從中國購買的，有的是傳教士或外交人員帶回國的，也有是從日本得到的，當然還有少量是接受捐贈，或同中國交換而來。滿清政府腐敗，民國時海關的管理又很鬆弛，由於沒有一個真正的文物圖書保護政策，才導致大量圖書文物外流，這是歷史的原因導致的。我們知道1900年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經卷被大量劫掠到英、法、日、俄等國，但流入美國的極少。中文古籍善本流傳到美國後，一般情況下都得到了很好的保管，比國內省市一級的圖書館保護的條件更好。美國圖書館的書庫裡很早就安裝了空調來保護這些圖書，當然在東亞圖書館擔任館長的有幾位是中國人，他們對這些線裝書很重視，也採取了各種各樣的保護措施。從來沒有聽說哪個圖書館的中文古籍善本生蟲的。他們這裡缺乏中文古籍修復人才，殘破的書他們在採購時是不會要的。但是書一旦入庫，當初它進來時是什麼樣子，現在還是什麼樣子，不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何：北美公藏單位的中文古籍收藏我們瞭解得相對比較多，北美私人藏家手裡有沒有值得注意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
沈：我相信在美國收藏中國古籍的人並不多。但收藏中國古代文物、字畫的遠比收藏古籍的要多得多。美國拍賣行經常拍賣中國文物，價格高得驚人。但拍賣中國古書的基本上沒有。翁萬戈先生曾是美國甚至北美地區收藏中國古籍善本最多的人。這是有淵源的，翁萬戈繼承了他的高祖、清光緒帝師翁同龢的藏書。他在40年代末把藏書從天津運到了美國，2000年以450萬美金把其中的大部分藏書賣給了上海圖書館，這件事情, 我幫了上圖一把。後來我在我的博客「書叢老蠹魚」中專門寫過翁氏藏書回歸背後的故事，並收入了我的《老蠹魚讀書隨筆》。翁先生的女兒住在波士頓，每次翁先生來波士頓，一定會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三樓我的辦公室來和我見面聊天。
翁先生的書轉讓給上圖後，曾出版一本《常熟翁氏善本圖錄》。這本《圖錄》編得很差，錯誤百出，是我見過的民國至今所有善本圖錄裡最差的一種。尤其是文字說明，不僅是不規範，而且錯得離譜。有的藏書印認不出來，或釋錯。後來我告訴翁先生，他只是苦笑。
我拿到這本《圖錄》一看，就知道有幾種書不在其中，如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手稿。又過了若干年，翁先生才將翁方綱的手稿拿出來拍賣。後來我在韋力家裡看到此書，我就告訴他， 1986年我在美國紐約翁先生寓所里看到過這部書，那時我還在做翁方綱的研究。
還有一位美籍瑞典人叫艾思仁(SorenEdgren)，藏有一些中國古籍，這和他喜愛中國文化大有關係。他經常買書，也參加國內的古籍拍賣會。有些比較重要的拍賣會，他會專程飛到中國參加。我認為，他的中國古籍版本知識、鑒定能力應該說比中國絕大多數省市一級圖書館的古籍專家、私人收藏家，以及拍賣公司的鑒定專家都要強。這是真本事，沒辦法糊弄的。如果你是行家裡手，一部善本書放在你面前，給你五秒鐘，或者一分鐘，你必須把它說出個所以然來。你的本事就在這裡。
何：艾思仁先生版本鑒定方面沒什麼師承，主要是見得多吧。
沈：確實。起初他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時候就學中文，又到臺北去學。60年代末、70年代初再到日本京都大學求學，購買了不少中文古籍。那時候日本的中文古籍很便宜，他可以用有限的錢，去買他比較心儀的古籍。艾思仁的版本鑒定眼光好，還有一個原因：從1991年開始，他主持美國研究圖書館組織(CRL)的「中國古籍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項目」長達20年之久，項目組設在普林斯頓大學。這個項目建立了一個古籍聯合目錄數據庫，囊括了除美國國會圖書館外北美各圖書館的幾乎全部中國古籍善本收藏，以及中國國內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的部分善本藏書，數據有2萬多條。參與項目的圖書館不光要把善本書的書目數據發給他，還要提供書影，每條記錄付費10美元。他通過這個渠道獲得了大量的信息。圖書館提供的信息裡面最重要的是版本依據，艾思仁收到數據以後還要再進行辨別審核，所以他水平提高得非常之快。
關於艾思仁的古籍鑒定眼光，我給你舉兩個例子。有一次，我們在美國芝加哥開美國圖書館年會，正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編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匯刊》(67種37大冊)，在會上散發宣傳小冊子，艾思仁拿了一本，坐在我旁邊翻閱。他翻到一個尺寸很小的圖片，說這個萬曆刻本如何如何。就這一句話，我就知道他的眼光了。只通過這麼一張小小的圖片上的字體，他就可以鑒定出版本，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從哈佛燕京退休後，又到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正好艾思仁來訪問。我請同事拿出一卷五代雷峰塔藏經給他看，他一下就看出不是五代時候的，而是民國年間重刻的。我又有意給他看另一件藏經，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輩教授捐贈的，上面有捐贈者寫的題跋，說是北宋時期的金粟山藏經紙寫本，中大圖書館的卡片上也是這麼著錄的。其實是後人做假的。艾思仁看了不到一分鐘，只說了一句話：「這種字，我都寫得比他好。」他的版本學功力可見一斑。
艾思仁在日本收集了很多過去舊上海、老北平舊書店出版的舊書目，這是非常有眼光的。這些東西過去不受人重視，後來有識之士認識到這些東西的重要價值，才開始系統收集，比如韋力就收了不少。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時候，看到這樣的舊書目就送到善本書庫裡，好好保存起來。艾思仁還藏有明末刻本《警世通言》等書。有一次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給我看一個書單，說想收購上面的書，我一看就知道這是艾思仁的藏書。
版本學家的養成
何：艾思仁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中國古籍版本有這樣的鑒定能力確實讓人佩服。下面我想跟您聊聊如何能夠成為一個版本學家。我覺得現在學習研究版本學的條件比以前改善了不少，您怎麼看？
沈：版本學的研究越來越向縱深發展，遠比幾十年前做得更加細，更加深入，提出的很多問題是過去我們的前輩沒有意識到的。同時版本研究的條件也在改善，近些年出版了很多古籍善本書目、書志、圖錄、影印古籍，尤其是圖錄和影印本的出版，可以為學習版本鑒定提供很多感性認識。上世紀90年代以前很少有古籍圖錄出版。1958年趙萬里、冀淑英編緝出版的《中國版刻圖錄》，是非常重要的大型參考圖錄，直到今天它都是立於不敗之地的。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潘景鄭和顧廷龍先生編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也是一部極為重要的圖錄。幾十年來，還沒有別的什麼版本圖錄能超過這兩部書。現在的印刷條件遠比過去好，但有兩條比不過這兩部書：一是選擇之精；二是文字說明之好。現在的文字說明沒有能超得過趙萬里、潘景鄭、顧廷龍幾位先生所寫的。
何：《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涉及到您的兩位老師，這部書的編纂背景據您瞭解是怎麼樣的？
沈：關於顧廷龍與《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我很想寫一篇文章。這部《圖錄》我也有一部。那是在1961年，我每個星期天的上午都會去長樂路書庫。有一次，他專門拿了一套《明代版本圖錄初編》送給我，讓我好好看看。潘景鄭先生是顧師母的弟弟，他們是連襟，非常要好。1940年2月，他們一起商量，想編一部版本通說之類的書，而且也有一個出版社準備出版。後來他們覺得還是先編一部《明代版本圖錄》，因為當時宋元本書影已多，並非亟需之作，而明代尚無人做過。但光憑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合眾圖書館的館藏，材料還是遠遠不夠的。他們也不會去用很通俗的本子，就到瞿氏鐵琴銅劍樓、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等地方去借。像明代的洪熙刻本特別難得，查訪了很久都找不到，後來顧先生才在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書樓見到一部《歐陽修集》，借來影印收到《圖錄》裡。這些在我編的《顧廷龍年譜》裡都有記載。書印出來就送給葉景葵和張元濟等人，張元濟曾致顧先生信，說：「際此亂世，搜輯材料，居然保全，且印刷亦殊不惡，是有天幸。」徐森玉也告訴蔣復璁，說《圖錄》乃為研究所得，非一般收藏家之書影。這部圖錄是黑白的，開本也比較小，因為那個時候是抗日戰爭時期，要節約成本。這個書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後來臺北方面出了影印本。《圖錄》的說明是潘先生寫的，和趙萬里寫《中國版刻圖錄》的文字說明一樣，都是高水平的。
何：那個年代能出現這麼多版本學大家，您認為原因何在？
沈：三四十年代時，有陶湘、董康、張元濟、傅增湘、葉景葵、鄭振鐸等人。到了四五十年代，還有周叔弢、王欣夫等。顧先生、趙先生、潘先生他們在工作中都經手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幾乎都是經過趙先生的手進來的，我相信所有的書他大概都翻過一遍。顧先生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待了那麼些年，天天處理的就是北平琉璃廠各個書肆的小夥計送過來的書，他要挑選，哪些書可以留下來，有些價格太貴的要退回去。退回去之前顧先生把書裡面的序跋都記下來，那時候沒有掃描儀，照相機也是奢侈品。後來成立合眾圖書館，張元濟、葉景葵、李拔可、葉恭綽、陳叔通等人的書集中起來，都要經顧先生、潘先生之手去編目，他們身體力行地去做，看得多摸得多查得多，這就是成就大家最基本的條件。潘先生除了祖上留下來的書，自己也買書。他有時候也會買錯，於是就會琢磨為什麼買錯，交了「學費」，下次就不會犯錯。這些前輩見書見得多了，書一到他們眼裡，立即就能分辨出是稀見難得，還是通俗之本，以及名人題跋批校的真偽。所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版本學家，實踐是第一位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如傅增湘的《藏園群書題記》、《藏園群書經眼錄》，你看他經眼了多少東西呀，沒寫進去的又有多少呢，回過頭來看又有誰能寫出這麼多的文字呢。
何：對今後版本目錄學的發展趨勢和走向，您怎麼看？
沈：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成立以後，做了很多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比過去跨進了一大步。比如進行古籍的普查、登記和定級，舉辦各種古籍鑒定、著錄、修復的培訓班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關於版本目錄學今後的發展，我認為有很多方面的研究都需要進一步深入下去。譬如版本鑒定，目前沒有什麼好的教材。談版本鑒定的著作，大多人云亦云，浮在面上，都是前人已經談到的那些東西，沒有多少新的內容。理論上的、抽象的東西多，來自親身實踐的具體的鮮活的例證少，讓人看了之後還是不得要領。版本鑒定理論和方法的豐富和發展，是以很多細節的深入研究作為基礎的。例如對於雕版，它的材質、刊刻技法、風格、刷印次數、修補、剜改，以及在版本上的表現，都很值得作深入研究。從2014年開始，古籍版片開始納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申報範圍，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不光要從版本鑒定的角度研究雕版，雕版的保存、租借、買賣、流傳、散佚、損毀，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除了雕版以外，對於紙張、字體、鈐印等的研究，都有待於推陳出新，做得更深更細。
何：回到版本學家的話題。現在要出一個版本學大家是不是比以前更難了呢？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文化斷層的問題，20世紀下半期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的傳承出現了斷裂。但是現在情況有變化，傳統文化正在勢不可擋地回歸。民間興起藏書熱，私人藏書家中有不少見多識廣，版本鑒定能力不可低估。除了版本圖錄，現在由於網絡的發展，看到珍貴的古籍書影不再是什麼難事。這些是學習版本學比以前便利的地方。
沈：產生版本學大家的那種溫床、土壤、氣候很重要。你可以看到像顧廷龍先生、趙萬里先生，他們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大家還有另外一個條件, 即當時和他們交往的是張元濟、葉景葵、李拔可、葉恭綽、徐森玉、謝國楨、朱士嘉、張秀民等前輩或同輩學人，一起互相切磋、研討，這種條件今天已經不可能有了。和一流的人在一起，你能學到很多東西。要成為一個一流專家學者，好的導師非常重要，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
何：大量的古籍版本實踐和有好的老師可以說是兩個最重要的條件吧。您的書緣加師緣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您在上海圖書館守著中國大陸第二大的古籍善本收藏，旁邊是顧先生、潘先生、瞿先生三位大師，隨時可以請教。這個條件今天沒法複製。
沈：我曾說過，中國大陸圖書館學界恐怕沒有人比我更幸運了。三個最好的導師帶一個學生，今後也不可能再有這種情況。上海圖書館那樣豐富的古籍資源，我有許多機會任意翻閱，這樣的機會很難再有。我參與了《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又參加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這樣的機緣也難得。韋力曾對我說，你在整理古籍和版本鑒定方面的經歷是無法複製的。我曾寫過不少文章，紀念我的老師顧廷龍先生、潘景鄭先生、瞿鳳起先生，因為沒有他們的教晦和提攜，我恐怕還是一個版本目錄學領域的門外漢呢。
何：您確實非常幸運，但這只是客觀條件，主觀努力也很重要。我很少見到像您這麼勤奮的人，這麼大年紀，工作的勁頭還跟小伙子一樣，幾乎用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去看書寫作，這一點我十分感佩。幾十年如一日地讀書鑽研，才成就了您今天作為版本目錄學家的地位。您曾說經眼了超過兩萬種古籍善本，這個恐怕是最重要的。
沈：我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了三十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兩年，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十八年，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已經五年了，這五十多年來，我一直在一線工作，每天都是在和線裝書打交道。在上海圖書館，我過手的古籍善本是一萬四千部以上。在「哈佛燕京」是四千種。另外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臺灣的「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北美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紐約市公共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等地方看過的中文善本，至少在兩千種以上。在這些圖書館裡，我都是抓緊時間大量地看。比如今年(按2015年)七月，美國國會圖書館邀請我去工作半個月，主要工作就是將他們館藏的宋元刻本和《永樂大典》全部作一鑒定，多出的時間，我每天都請工作人員調出二三十種書，連著看了兩個星期。所以我經眼的古籍善本絕對在兩萬種以上。此外還有域外漢籍，比如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日本明治以前的三千六百種日本漢籍善本，我都翻閱過一遍，所以才會有編輯《日本漢籍圖錄》的念頭，這套書九冊，是和南京大學的卞東波合編的，2014年已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至於普通線裝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一萬八千種，我也全部都翻過一遍, 都是利用星期六去翻的, 那時每星期六必定去看書的還有白謙慎。翻普通線裝書，是緣於我想編一部《清代版本圖錄》，現在正在和卞東波合作中。加上在上海圖書館以及其他地方看的普通線裝書，我經眼的也應該在兩萬種以上。
何：今天要造就一個古籍版本學人才，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路呢？您說過好的老師就是讓學生少走彎路，您帶學生的話會怎麼做？
沈：這個問題問得好。如果今天讓我來帶學生，我要用盡量短的時間讓他學到實實在在的東西。因為我的年紀大了，我也不想浪費學生們的時間。我會先讓他們比較系統地讀一些書，比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林清話》；書志、題跋，選幾種精讀，比如黃丕烈的、傅增湘的；黃永年、鄭振鐸、王欣夫的關於版本學方面的著作，其他人的很多書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人云亦云，沒有真材實料的，看了浪費時間。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鄭偉章的《文獻家通考》，對於熟悉古今藏書家有用，其中一些比較重要的人物要牢記於心。讀這些書的目的就是讓他們打基礎，每半個月必須給我一個報告，寫出心得體會。第二步，出幾個題目給他們做，告訴他們運用哪些工具書和參考書，怎麼完成這些題目。三個月後交稿，至少是一萬字以上。第三步，訓練他們寫善本書志。首先閱讀、吃透《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的寫作模式，在這個基礎上，每個月練習寫10篇書志，用10個月寫100篇，再用兩個月大家進行討論，討論遇到的問題，取得的進步，交流心得體會。最後交給我一個總結報告。
何：能否談談您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是怎麼培訓古籍版本專業人員的？
沈：中大館特藏部有8位已獲得博士學位的同事，我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也學到不少東西。我們是在實踐中講版本鑒定的，怎麼做呢？我會請我的同事從書庫裡調出一書車的書來，一二十種，然後一部部地分析、講解。比如一部抄本不能入善，他們就問為什麼？我說時代太近了，是個民國抄本，而且不是名人抄的，所抄底本也不稀奇，不夠標準。比如書上有清代阮元的印章，但是假的，為什麼假？我就請他們去找真的比對。又比如明代的藍格抄本，分析其特點：這種抄本基本上都出自明代萬曆年間，字體就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基本上都是楷書，但和清代人寫的那種端楷有顯著的不同。紙張也有特點，明代使用的就是這種白皮紙。清代劉燕庭嘉蔭簃抄書也用藍格，但紙張不一樣。總之我的做法是結合版本實物來講版本學。另外我每週二都會用二個小時來「聊天」，題目有時是我的同事出的，或根據工作需要而定。比如廣東多家單位合作編纂《廣州大典》，我就講《永樂大典》的前世今生。他們關心流失域外的漢籍，我就講北美的中文古籍收藏。最近還要給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中大圖書館設的人才培訓基地授課，這個基地辦了個傳習所，招收了十位專業碩士研究生。有時，我也會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或傳播學院的學生上課。最後是指導我的同事寫作善本書志。中大館有四千部善本，已經出版了上下兩冊《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你知道，國內不少省市一級的大圖書館以及大學圖書館雖然古籍善本藏書豐富，但都沒有寫作善本書志的計劃，因為這是一項大工程，很難啓動。中大館就想嘗試啃這塊硬肯頭。一個大學圖書館的善本書志，應該具備比較高的學術水準。中大館善本書志的寫作，完全採用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志的體例和模式，我已經對參與寫作的同事進行了善本書志寫作的培訓，同時要求他們在撰寫中碰到問題隨時向我諮詢。他們每完成一篇，都必須交給我看，我都要仔細核對修改。此外，通過寫作《館藏域外漢籍善本書志》，約完成六十餘篇十萬字左右；又將《廣州大典》所徵得的海外底本約八十篇十萬字寫竣，他們已大致掌握了寫作書志的方法與技巧。當然，中大善本書志的寫作是大項目、大工程，全部完成的話我認為至少需要七八年的時間。
何：您是否打算自己編一本版本學教材？那樣的話可以系統地把您這麼多年來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傳授給大家。
沈：不瞞你說，我正在寫一本《版本目錄學三十講》，已經和出版社簽訂了合同。也有可能改個題目，比如《沈津古籍版本論叢》。也可能一本不夠，寫個正編、續編。總之，我寫的一定是和過去已經出版的不同，因為我用了不少第一手的別人不曾用過的新材料。比如講版本鑒定，也會講與此有關的人和事，很多都是我自己的實踐。
何：您近年來密集地出版了那麼多著作，是怎麼做到的？
沈：我平時做了許許多多筆記，都是日常翻書時得到的第一手資料。我讀書時看到有用、有意思的材料，大都做了記錄。後來成了家，有了孩子，不再住在圖書館裡，一家三口擠在斗室裡，條件很艱苦，照樣堅持看書做筆記。我年輕時業餘喜歡打乒乓球，喜歡看小說，顧先生說你不要浪費時間，要多看業務方面的書。他著意栽培我，跟我談過很多次，說你不要鋒芒畢露，不要急於寫文章，你要大器晚成。我很理解顧師的苦心，他希望我能夠成才。後來就把這些愛好都「戒」掉了。
我曾經花了不少力氣做過關於室名別號的記錄。這類書之前有兩本比較重要，一本是陳德芸的《古今人物別名索引》，一本是陳乃乾的《室名別號索引》，還有很多室名別號這兩本書沒有收進去。所以我每次翻看古籍的時候，那些序、跋的後面往往都有作者的室名別號，我一查，凡是這兩本書沒有收的，我就用一個小紙片記下來，往手邊的空目錄盒子裡一放，日積月累數量非常多。後來顧先生知道了，他說：這種事別人可以做，但你不可以做，你要集中精力多讀些書。後來這些資料我都送給楊同甫了，他在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時多補充進去了。
碰到真正有興趣的書，我會做很詳細的筆記。我看到過一部萬曆本的《重慶府志》，覺得這個書刻得很好，一查其他館都沒有著錄，像是孤本，我就很在意，就把裡邊的序、跋、目錄什麼的全都抄到我的筆記本裡。後來寫成一篇文章，收在《書城挹翠錄》裡。我在臺灣大學圖書館、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臺灣「國家」圖書館看書，沒有辦法拍照，筆記記了厚厚一本。開始的時候讀書筆記往往是知識性的東西居多，到後來慢慢地就變成學術性的東西了。
我總想利用這些多年積累下來的資料寫成文章，與他人共享。這些第一手資料很多都是偶然碰到,可遇不可求，不是想查就能查到的，因為不知道什書里會有。比如明清刻本的版片、書價、印數、殘本殘頁的價值等，都可補中國印刷史之不足。
我在1990年離開大陸之前也發表過十多篇文章，但大量的文章是到了香港、美國以後才發表的，在香港時我為報紙寫過七十多篇「騙錢」的小文章，也在美國的中文報紙上發表了二十多篇。至於我在「哈佛燕京」寫的近百篇涉及書和人的書話類文章，主要是介紹燕京館藏中有意思的書。我寫的善本書志最多，除哈佛燕京圖書館外，我選的多是難得的、罕見的、流傳不多的本子，這些書志後來陸續結集出版，1996年出版的《書城挹翠錄》是我的第一本書志著作。以後又陸續出了一些書，都是到了美國以後寫作，由國內出版社出版的。
何：近些年您寫了幾篇很犀利的書評，針砭國內出版的幾部存在問題的版本目錄學著作，涉及到一些著名學者和著名的出版社。這樣做有沒有什麼壓力？
沈：你這個問題提得好。沒有什麼壓力，因為我在海外，不在他們那個圈子裡。而且我是對事不對人。我經常翻閱和專業有關的出版物，以便瞭解各種最新的信息，這已經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看到一些粗製濫造、假冒偽劣之作，我就忍不住要站出來說幾句。我認為無論是圖書館工作者，還是版本目錄學的研究者，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把自己看到的、別人不容易獲得的信息傳達給讀者，為他人提供方便，節省他人的勞動。如果這些信息是錯誤的，對讀者造成誤導，還有什麼意義呢？！一些名聲很大的博導教授，在一些權威出版單位出的書，以及一些重要的圖書館編纂的版本圖錄，都出現了不少鑒定和著錄方面的錯誤，有的謬誤滿紙，不堪卒讀。有的書甚至還存在抄襲問題，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對不起讀者對他們的信任。我作為一個業內人士，有責任指出這些問題。即使從一個讀者的角度，我也有權力對這些書提出批評。
何：近年來您出版的著作多用書話的體例，為什麼偏好這種體例？
沈：首先是受到一些重要學者的影響。我很喜歡讀唐弢的《晦庵書話》，裡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妙趣橫生。鄭振鐸的《劫中得書記》我讀過好幾遍，讀得興味盎然，幾乎是當做小說來讀的。我喜歡活潑一點的筆調，不喜歡板起面孔說教，不喜歡讀起來拗口、枯燥的東西。我寫的都是自己看到的珍貴的稀見的書——一般的書我不會去寫，自己知道的關於書的有趣的人和事，把它們分享給讀者。我不希望走別人的老路，希望能夠寫出自己的面目，用自己的語言，寫得活一點、輕鬆一點、有意思一點，這是一種愉快的分享。
還有一個原因跟我在網上開博客有關。2007年夏天，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同事高青女士對我說：「沈先生，你也開個博客吧。」她花了15分鐘為我註冊了一個賬號，我就開始試著寫，幾天寫一篇，一髮而不可收拾。積少成多，也有些影響，就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中華書局找上門來，希望結集出版。我就一家一半，出了《老蠹魚讀書隨筆》和《書叢老蠹魚》兩本書。
何：據說您給自己的寫作設定了目標？
沈：起先我給自己定了個目標，一生要寫500萬字，後來這個目標又改變了。
何：為什麼要改？
沈：《書城挹翠錄》有三四十萬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有152萬字。這樣我就已經有將近兩百萬字了。我的筆記本里還有很多資料，很多素材，所以出了這兩本書以後我就定下了500萬字的目標。後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了《翁方綱年譜》，約40萬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顧廷龍年譜》，有72萬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的《書韻悠悠一脈香》、《書城風弦錄》、《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老蠹魚讀書隨筆》，中華書局出的《書叢老蠹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的《書林物語》等，都是二三十萬字一本。所以我就覺得500萬字可能打不住，目標變成800萬字。但我從「哈佛燕京」退休後又清點了一次，編的、輯的不算，已經將近800萬字了。所以我的目標又改成了1000萬字。現在我手頭還有幾部書的稿子在寫，出版社都找上門來要書稿。我想到2017年歲末，我一定會完成1000萬字的目標。記得2009年我訪問山東大學時，作了一個演講，題目是你出的，叫《書緣•書事•書趣》。我有這麼好的書緣，有這麼好的師緣，我很珍視這種緣分。有了這些緣分我才能夠寫作，如果我不努力，心裡會感到不安，覺得愧對先師對我的提攜與教誨。所以我願意努力努力再努力，一定要完成1000萬字的寫作目標。
沈津先生近影
何：您曾經說自己是勞碌命，但也是樂在其中、樂此不疲啊。您一輩子都跟古籍版本打交道，您能不能說一說，這項工作最大的魅力何在？
沈：我曾經管過上海圖書館的古籍善本書庫，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古籍書庫，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庫，整天跟古籍善本打交道，自由地徜徉書海，任意游弋，有這種眼福的又有幾個人呢？古書裡有很多信息、很多秘密，都等著我們去揭示、去發掘。真正鑽進去了，你會發現古書裡到處都有題目可做。我腦子里想到的題目，幾輩子也做不完。書海無底，我覺得這裡面的樂趣就是揭示還沒有被別人認識到的東西。這不限於善本古籍。我也寫普通線裝書，寫革命文獻，寫稀有的平裝書，你去看《書城風弦錄》就知道了。我覺得凡是有史料價值、文獻價值的，就要揭示。我寫過《小孩月報》、《晉察冀畫報》、《吉祥劇刊》、郭沫若的簽名本《南冠草》，都是很有特色及文獻價值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一批紅色文獻，是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捐贈給漢學家費正清的，費正清又把它轉給哈佛燕京圖書館，我把這批文獻的來龍去脈研究清楚了，把它寫了出來，有的還建議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人瞭解這批文獻。我有條件接觸到這些書刊，而很多人是沒有辦法接觸到的，所以我感到有責任把我的發現分享給大家。
何：有樂趣，也有責任感。您年事已高，還給自己壓了這麼多擔子，請您一定注意休息和身體。非常感謝您接受訪談！
沈：不客氣。也謝謝你！
本文連載於藏書報2019年5月以降，本次收錄對原連載內容做了調整與刪汰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