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化的「勞模」—沈津先生傳略
古籍文化的「勞模」—沈津先生傳略
羅彧
原本我是沒有資格為沈津先生寫學術傳記的，因學識淺陋，對沈津先生學問的精奧知之甚少。但是幾月前，我以偶然的因緣與沈津先生相識於天津的一次研討會。自那以後，一一研讀沈先生著作，並時時得以聆聽先生暢語天下。沈先生的嚴謹治學、苦學力文、博學洽聞、謙遜典雅，如同一幅多彩的畫卷，在我面前一一展開。適逢杜澤遜先生向沈先生約稿，沈先生於是鼓勵我嘗試為之。沈先生曾將自己的書叢生涯稱作「 蠹魚」的歲月。我遂不揣簡陋，以「蠹語流年」為題，撰寫此傳，希望將先生之學術經歷與學術成就，淺析於次，以饗同道。
（ 一）幸遇名師，玉汝於成
沈津祖籍安徽合肥，祖父名沈曾邁（1900—1969），字竹群，號斐廬，曾師從張子開學書法。張子開為合肥最有名的藏書家，善本、名帖、不下數千卷，尤以書法聞名。而沈曾邁青出於藍勝於藍。據鄭逸梅《藝林散葉》記載：「 沈斐廬從張子開文運學書，子開僅工真行，斐廬於四體書無所不工。」沈曾邁在天津辦私塾期間，很多名門子弟都曾跟隨學習，李鴻章之子李經邁也請他到家裡作家庭教師。其後沈曾邁師從書畫家吳昌碩，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在天津和上海辦書法展，一時洛陽紙貴。他的篆字曾被人當作吳昌碩的字拿到市面上賣，因為足以亂真。沈津生於 1945 年，幼年時期曾跟隨祖父臨帖、描紅，學習書法，對書法頗有領悟。
與多數出身於學院派的名家不同，沈津的學術生涯從一開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前身為合眾圖書館）、報刊圖書館、科學技術圖書館、上海人民圖書館都合併到上海圖書館，很多書集中在一起，需要找臨時工幫忙整理。1959年剛剛初中畢業的沈津，由於家中生活條件不怎麼好，毅然輟學進入上海圖書館。從那時起，他的一生，便再沒與書分開過。
作為臨時小工，說與書結緣，原本以為只是搬書上架下架而已。但生活是殘酷的，也可以是幸運的。1960年3月，歷史賜予了沈津一段良機，上海市委宣傳部要求文化系統的老藝人、老專家收徒傳承技藝。沈津由於有文史基礎和書法功底，又勤奮好學，有幸被選拔成為青年學員，成為時近六旬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的座下弟子，潘景鄭先生、瞿鳳起先生從旁輔導。
顧廷龍先生是版本目錄學泰斗、圖書館學家、書法家；潘景鄭先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吳梅的學生，也是潘祖蔭滂喜齋後人，家有寶山樓，富藏書，精鑒別；瞿鳳起先生為清代四大藏書家鐵琴銅劍樓後人，家學淵源深厚，對於宋元本鑒定頗有研究。沈津跟著三位先生，如入芝蘭之室，學習熏陶達30年之久，實是書林一大罕見和幸福之事。
沈津在上海圖書館繼續練習基本功，學習古文、練習書法、熟悉名家。顧廷龍先生要求他每天臨池一小時，寫大小楷，臨摹碑帖。顧老認為，鑒定古代抄本、校本、稿本，以及題跋、尺牘真偽，一定要接受書法訓練，「一般來說，藏書家或學者在書上寫題識、跋語，都是事先想好的，或有草稿，然後一氣呵成，筆墨自然，而且連貫。如果是作偽，那麼作偽者的心態就是盡量摹仿逼真，就似臨帖一般，也就沒有氣，所以寫出來的字必定有破綻」，「自己搦管操翰熟了，很容易就辨認出來什麼樣的起筆落筆是自然的」。沈津按照顧師教誨，通過臨摹名家字帖，用心熟悉和比較名家手跡，將筆跡印在腦子裡，以後對這些人的字體一看就知道真偽，「比如紀昀、王士禎的字，本來就不怎麼好，碰到端端正正的，就得要引起注意」。沈津臨帖大約有三年多時間，臨過唐代歐陽詢、褚遂良的字，其中褚遂良的字帖大概臨摹有一年多。宋代書法家黃庭堅，清代梁巘、顧蒓的字也都臨過。顧蒓的字帖是潘景鄭先生從家裡拿來的潘家寶山樓影印的珂羅版小本。「顧先生有時站在旁邊看我臨摹，性起時甚至還親自作示範，我至今留有一兩張顧師改動過的作業」。
此外，顧廷龍先生還要求沈津閱讀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方面的書，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葉德輝《書林清話》、錢基博《版本通義》、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等。潘景鄭先生和瞿鳳起先生則每個星期要給沈津和其它幾位青年學員集中講課，講課的內容不固定，也沒有教學大綱，每次一般講一個半小時，講《綱鑒易知錄》，講上海的地方誌，也講《唐詩三百首》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等。
顧廷龍先生習慣每周日上午去長樂路書庫，也就是原合眾圖書館，在那裡思考問題，寫一些東西，沈津也跟著一起去。於是每周日上午八點半到十二點，長樂路書庫顧先生辦公室，師徒二人對面而坐，有不少時光是沈津聆聽顧先生講過去的事情，如清末民初遺老的掌故、張元濟、葉景葵北平滬瀆的訪書趣事，以及節衣縮食、窮搜墳典、勤儉辦館的舊事等等，有時顧先生也讓沈津查書或抄材料。週末在長樂路的時光極大地拓展了沈津的見聞。
除了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老師，沈津在上海圖書館還遇見不少頗有名氣的老師，如夏承燾、胡道靜、湯志鈞、周蕪等等。他來到圖書館時年齡尚小，又只是初中畢業，必須在文化上有所進修。當時上海市文化局有一個夜校性質的「職工業餘學校」，一星期大約二三個晚上有課，請來授課的都是很有水平和名氣的老師，比如語文課就由《上海戲劇》主編，著名編劇和文藝評論家何慢講授。因此，沈津在拿到高中文憑的同時，也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國學和文學藝術功底。今天和沈津接觸，可以輕易感受到他不俗的審美水準，以及精准典雅的文字表達，這應該與他青少年時期所接受的文化藝術熏陶不無干系。1963年，沈津又考入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函授班，系統學習圖書館學、目錄學、分類法、讀者工作、工具書使用等方面的課程。函授班教材由武漢大學寄到上海，授課的大都是上海圖書館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專家，例如副館長韓靜華、方法研究部主任陳石銘，以及其他部門的主任如陳柱麟等。這些老師精熟業務，因此講起課來很有針對性，比起全日制大學生，少了很多空談的理論，學到的更多是實實在在的實踐知識。
學習版本鑒定，實踐經驗很重要。從1961、1962年開始，沈津所在的上海圖書館善本組，最主要的工作是編制《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每天瞿鳳起先生會交給沈津一沓按經史子集分類排列的卡片，沈津拿著卡片推著書車到書庫把書一部一部取出來，交給瞿先生，瞿先生和潘先生負責用書核對卡片。
每張卡片上面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稽核項，遇有不對之處，就在上面用毛筆修改，有時也在卡片背面增錄一些原來沒有的信息，比如鈐印、行款、魚尾、刻工以及其它比較特殊的如牌記、扉頁上的文字等。潘先生、瞿先生對卡片上所作的修改，沈津和當時的同事吳織都會再看一遍，仔細揣摩，瞭解修改和增減的原因。就這樣逐漸地積累起版本著錄的經驗，慢慢地對版本的鑒別有了心得。善本書庫涉及保衛工作，沈津比較年輕，又沒有家室之累，領導就安排他住在那裡晚上值班。因此沈津不光是白天看這些古籍善本，晚上也看，當天的書必須當天看完，因為第二天瞿先生又會給一沓新的卡片。這樣的訓練每天都要進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才告一段落。在那幾年時間里，上海圖書館所有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活字本、套印本，大約一萬四千部，包括名人題跋等，沈津都來個「兜底翻」，學會了辨識各代版刻，明清名家批校題跋及各種鈐印。
除了學習版本鑒定之外，沈津也跟隨潘先生和瞿先生去古籍書店選書買書，參與查重，這個過程也是很好的訓練。另外上海圖書館還承擔上海古籍書店出口圖書的鑒定工作，凡出口到香港的圖書，或是供海外學者選購的線裝書，都要經過鑒定，確定符合出口的標準，打上火漆印之後才能出口。當時的標準是1911年以前的不能出口，1911年以後的才可以出口。潘先生、瞿先生看過這些書後，就由沈津來蓋火漆印。每一次沈津都會經眼幾百種線裝書，即使十部裡只記住一部，也積少成多了。除了善本書，沈津也要去看普通線裝書和舊平裝書（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新書（1949年以後出版的書），瞭解這些書的用處。沈津就在這樣的環境里如飢似渴地學習，每一天都過得非常充實，這些實踐經驗沈澱在腦子里，使得他後來撰寫書志能夠旁徵博採，信手拈來。
生活看似平淡如水，沈津卻已在名師的熏陶和自己的苦讀中養成了腹內乾坤。文革期間上海圖書館整理陳清華的郇齋藏書、朱學勤結一廬的舊藏，都由沈津張羅整理編目的具體事宜。他把工作生涯當作學術生涯，從圖書館的青年學員逐步成長為一名古籍版本整理編目鑒定的專業人員，在腳踏實地中沈澱出獨有的自信與勇氣，完成了人生的華麗蛻變。
（ 二）參編大典，奮發有為
1975 年，周恩來總理在病重時提出「要盡快把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1977 年，顧廷龍先生挑起這副重擔，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編纂這部書目是對全國各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所藏中國古籍善本作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作為顧廷龍先生的大弟子，沈津全程參與了編纂工作。
第一次工作會議是1978年3月的南京會議，這是一次國內圖書館學界落實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為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一思想的大會。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文化局的負責人幾乎全都到了，古籍整理方面的不少專家也到場參與討論。南京會議是古籍整理界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開這麼大的會，沈津擔任會務組組長。會議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統一著錄條例，二是確定收錄範圍，三是制訂分類法。南京會議結束以後，以大區為單位分頭行動，有東北、華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等六個地區，由各大區的重要圖書館牽頭開展工作，沈津負責上海地區。因為工作關係，他和很多大館的館長，以及不少特藏部門的負責人都熟悉起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主任委員的擴大會議，沈津基本上都參加了，並在專題討論中作了關於古籍版本鑒定的專題報告。
劃分大區以後，普查工作開始展開。所有圖書館館藏的善本書卡片，都要進行書卡核對，上海圖書館儘管基礎比較好，但還是每一部書都要以卡片來核書，重新校對。各地圖書館提供的善本卡片陸續匯總到北京香廠路國務院招待所，共有十三萬張卡片。這些書目卡片要先經過初審，初審的時候是大兵團作戰，幾十個「片子手」集中在一起，編委會成立了經、史、子、集、叢五個編輯室，沈津是經部副主編，每天就是跟卡片打交道，在香廠路招待所工作了八個月。接下來是複審、定稿。複審是小範圍作業，經部、史部由顧廷龍先生負責在上海複審，子部由潘天禎先生在南京負責，集部由冀淑英先生在北京負責。最後集中在上海定稿，除了正副主編之外，沈津和丁瑜、沈燮元、任光亮、陳杏珍都是主要參與者。
各地交上來的書目數據標準不一，有的圖書館儘管也是地區大館，但缺乏古籍方面的專家，著錄版本常有錯誤。比如某大學圖書館提交的一個數據，說是《洪武正韻》的明初刻本，讓人生疑，沈津就寫信去請他們把復印件寄過來，發現原來是萬曆刻本，他們只是從洪武年間的序來認定的明初刻本。
各個基層單位的數據都要集中到省裡，經過省裡專家審核，所以編委會工作人員每天要審核很多卡片，在卡片中發現問題。當時不如現在這樣方便，沒有網絡，發現問題只能發函外調，索取書影，通過比對確定版本異同。省館還好辦，有些小圖書館、文化館沒有配備複印機，就很難辦了，沈津和同事們得到國內的不少圖書館去鑒別版本。這種實踐雖然辛苦，且多是「雲煙過眼」，但是經驗卻不會忘卻，對沈津來說也是不錯的鍛鍊。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全書收錄中國大陸近八百家文化機構所收藏古籍善本六萬種，約十三萬部，從醖釀到出版，整整乾了十八年。直到1993年3月，才全部出版完成。沈津從頭到尾參與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匯編、整理、定稿等各個環節的工作，並起草《書目》的前言，這在冀淑英先生撰寫的後記里有記載。通過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整天跟目錄卡片打交道，學習怎樣去判定、辨別書目記錄的正誤，且又是過去從來沒有參與過的大工程，得以把之前多年的所學所想在實踐中加以運用和檢驗，進一步鞏固了知識，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同時也拓寬了學術人脈。經過這次大規模的訓練，沈津對全國圖書館的古籍館藏有了大致瞭解，版本鑒別的本領也更加精深獨到。光陰荏苒，不知不覺中，這名年輕學者已從上海圖書館走向國家大舞台，受到了業界普遍的賞識和認可。
（三）飄洋過海，博採窮搜
沈津的幸運，還表現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即赴美國做了近兩年的訪問學者，是改革開放後較早走出國門尋訪海外漢籍的大陸學者。1986年2月，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邀請沈津前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做訪問學者，楊振寧教授當時主持全美華人協會和美中文化交流協會，給了沈津很多幫助。一年期滿後，又繼續支持他到美國各地參觀不同的圖書館，訪查中文古籍，這次訪學一直持續到1987年10月。沈津四處打探尋訪中文古籍，先後去了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猶他州族譜圖書館等。說起初到美國的感受，沈津記憶猶新：「對各個館的工作方法、領導方式我不感興趣，我想看的是被帶到美國的那些中國古籍到底怎樣了？還在不在？保管得如何？哪些是中國沒有的。」當時國內對流失海外的中文古籍的情況所知甚少，沈津暗想，一定要努力將這些藏於大洋彼岸的寶貝「解密」，讓國人知道。
除了訪書，訪學期間沈津也講學，鑒定版本。他受牟復禮先生邀請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講《上海圖書館的古籍收藏》；受錢存訓先生邀請在芝加哥大學作關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的演講；去猶他州族譜圖書館，在楊百翰大學圖書館作關於中國大陸古籍收藏的演講；受王冀先生邀請到紐約的美國亞洲學會圖書館年會作關於圖書編纂的演講；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看書，國會館存放中文善本的地方是一個裝有密碼鎖的大鐵籠子，每天沈津就一個人待在裡面看善本，主要看王重民先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國會圖書館館時沒有看過的部分，以及二戰以後美國從日本得到的大批中文古籍。兩個星期之後，他寫成了200多種古籍的版本鑒定記錄交給國會館亞洲部中文組的負責人王冀。
沈津跟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交往，也是從那時開始的。在美訪學期間，沈津一共去過哈佛燕京圖書館四次。第一次是佩斯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培凱教授陪著去的，那時候善本書庫任何讀者都可以進去，沈津就在書庫裡到處看，整整看了三天，見到難得的好本子就記錄下來。「哈佛燕京」的吳文津館長知道以後請沈津吃飯，就這麼互相認識了。以後的三次都是受吳文津先生邀請，幫助鑒定「哈佛燕京」所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沈津後來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哈佛燕京訪書記》，講「哈佛燕京」善本的來源、特點，發表在1987年香港《明報月刊》第 6、7、8、9 期，反響很不錯。吳文津見到這篇文章非常高興，認為沈津為「哈佛燕京」作了宣傳。沈津到美國尋訪中文善本古籍的事情，國內《參考消息》《人民日報》海外版、《文彙報》等大報，以及當時美國兩大中文報紙之一的《中報》都有報道，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1987年10月，沈津結束美國訪學回到上海圖書館。由於已在《中華文史論叢》、各種圖書館學專業刊物以及香港的《明報月刊》《九州學刊》上發表了十餘篇文章，且完成了《翁方綱年譜》的初稿45萬字，在美國訪書也成效顯著，1988年沈津順利評上研究館員。那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給文博、圖書館系統的從業人員評定職稱，沈津成為當時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年輕的研究館員，並接任了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一職。
1990年4月，沈津離開上海，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和圖書館工作，主要還是和圖書及目錄打交道。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正在編纂關於先秦典籍的逐字索引，沈津在那裡的工作主要是選擇好的版本作為編制索引的基礎。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他的工作則主要是寫善本書志，這些書志相當一部分收入《書城挹翠錄》。香港中文大學是1963年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三所學校合併成立的，圖書館的古籍主要來自一些藏書家的捐獻或出售。沈津調查了館藏，挑出其中的善本，建議館方把善本書集中起來，但當時囿於條件未能實現。若干年後，香港中文大學和上海圖書館達成協議，讓上海圖書館派陳秉仁和周秋芳將香港中大圖書館所藏全部善本寫出善本書志出版。周秋芳後來告訴沈津，他們寫書志時「把《書城挹翠錄》常備案頭，作為參考」。
1992年4月，沈津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韓南（Patrick Hanan）的同意和資助，到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做訪問學者。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先生希望沈津用兩年時間寫出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宋、元、明部分的中文善本書志。美國節假日比較多，除了週末雙休日，還有聖誕節、感恩節、老兵節、國慶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日、馬丁•路德金日等節日，工作日只有200多天。沈津夜以繼日全身心投入，每天平均撰寫書志三篇以上。這種寫作基本上是一蹴而就，怎麼寫、格式怎樣，都由他自己決定，沒有回頭修改的機會。正因為如此，沈津反倒創立出一種書志寫作的模式，後來被稱作「哈佛模式」。具體來講，就是規範了書志的結構，包括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著者生平、內容介紹、作者寫這部書的目的和宗旨、前人對這部書的評價、版本特徵，存藏情況、鈐印等等。沈津花了兩年時間，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宋元明部分），1433種，共計152萬字，1999年交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沈津在上海圖書館時也曾經挑選上圖所藏珍稀宋元明別集寫過一些書志，在《文獻》上發表，這次撰寫書志，他在上圖鑒定古籍版本、撰寫書志的經驗，參編《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時當「片子手」的功夫，全都派上了用場。
兩年的訪學生涯很快過去，沈津也正式成為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一員，並且擔任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他心裡有了更清晰的計劃：「哈佛燕京是全美最重要的東亞圖書館，收藏了那麼多的中文古籍，許多都是中華文明的精華，我一定要把國內所沒有的珍貴文獻通過合法的方式回歸到中國去，為學界所用。」
編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便是沈津的計劃之一。他遴選出珍藏於該館的稀見中文古籍67種，都是國內沒有的珍稀善本，其中宋代珍本3種，元代2種，明代62種。涉及經傳、音韻、宗譜、方志、兵法、中醫、文學、佛教、戲曲等，隸屬經史子集四部。每種書一一撰寫提要，介紹作者、內容、版本、源流，為讀者提供豐富、準確的考證材料和線索，對中國古籍版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該書於2003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共37冊。編這類大型匯刊，在國內一般需要成立一個十幾人的編委會來承擔，但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就沈津一個人，花了半年時間自己編，自己寫提要。說起這份艱苦，沈津樂呵呵地：「 通過寫作過程，我知道了要怎麼來立意，怎麼做凡例，怎麼實際操作，學到了很多東西。」
撰寫書志的工作繼續進行，《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的清代部分提上日程。這次沈津邀請了嚴佐之、谷輝之、劉薔、張麗娟四位中國學者合作撰寫。按沈津要求，訪問學者需具備一二十年的專業訓練基礎；到美國之前，需熟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宋元明部分），以便他們到哈佛的第二天，就可以動筆。他們的撰寫照例遵循沈津的「 哈佛模式」，四位學者每人完成兩百篇善本書志，二十多萬字，「這種‘趕鴨子上架’的方式，讓他們最後都成功了」。業師顧廷龍先生的嚴格、嚴謹影響了沈津，沈津也逐步影響著後來人。這部書志將哈佛燕京館除方志之外的所有中文古籍善本悉數囊括，總計3098種，400萬字，四位學者共撰寫100萬字，沈津一個人完成了300萬字的任務。為了與之前的宋元明部分有所區別，這部書志取名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書名中增加一個「藏」字。洋洋6冊，皇皇巨著，2011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巨著榮獲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的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是我國新聞出版範疇的最高獎，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持評定，每三年一次，旨在嘉獎國內出版界的優良出版物、出版單位和個人。獲此大獎，是實至名歸，是對沈津工作和學術水平的肯定。
至此，沈津完成了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撰寫書志揭示館藏的任務。他是迄今為止古籍版本學界撰寫書志最多的學者，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評論沈津道：「環顧海內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難以尋覓。」後來吳文津先生在撰文紀念哈佛燕京學社第五任社長韓南時說到，韓南教授對哈佛燕京圖書館有二個大貢獻，其一是申請資金將哈佛燕京圖書館中的卡片目錄轉化為電子目錄，第二就是「邀請沈津作為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來編輯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由此評價，可以看出吳文津館長對沈津的工作相當滿意。在「哈佛燕京」，除了撰寫書志，沈津還和台灣的潘美月教授合編《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潘美月負責在台北「國立編譯館」申請經費，沈津因為在學術圈人脈甚廣，就由他出面約請大陸古籍界的朋友寫文章介紹每個圖書館的古籍收藏情況，並用自己的工資墊付稿費，最後集中到潘美月處報賬。
其中北京圖書館（即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是收藏古籍的重頭，由於各種原因，約請的幾個專家都未能最後執筆，沈津遂以「慕維」為筆名來親自撰寫北京圖書館的概況。他蒐集了所有能夠找到的介紹北圖館藏的文章，經過仔細閱讀分析，統計出北圖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的版本、抄本、校本、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等的數量，再根據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目，逐條款目分別列表統計，又把《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北圖藏的方志數量全部統計出來，一共 6066 種，並弄清了北圖所藏重要典籍的價值，比如《西廂記》在明代刻本中有多少不同版本，所藏清代升平署戲曲資料的情況，鄭振鐸專藏的稀有版本等等。寫完這篇《 概述》，沈津無疑已成為北圖編外人員中比較瞭解北圖善本館藏的學者。他統計的一些確切數字，放到今天來看也不過時。
2011年2月，沈津從哈佛大學退休。同年受聘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特聘專家，2017年又受聘為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沈津在兩所大學開班授課，也利用閒暇時間到各大高校和圖書館講學，將自己豐富的學識和經驗傳授給莘莘學子，為祖國培養古籍版本學專業人才貢獻力量。
（ 四）厚積薄發，名滿天下
沈津幼承家學，除了有書法功底之外，也喜歡文史知識。進到上海圖書館，更像一塊海綿一樣自由舒展地吸收知識。看得多了，有了想法和體會，也躍躍欲試，渴望表達自己。但業師顧廷龍教誨他不要急於寫文章，要打基礎，多讀書，多收集資料，「 這對你將來有好處，要大器晚成」。沈津一直記住顧師的教誨，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過了而立之年，才開始寫作古籍版本與鑒定方面的文章。至於獨立發表論文，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發表的第一篇《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新發現》，題目還是老師顧廷龍起的。他的著作則基本都是去到美國之後才開始動筆，真正屬於厚積薄發。然而這一髮，竟如同滔滔江水，氣勢磅礡，奔流不息。
目前，沈津已出版撰著十三部：《書城挹翠錄》，33萬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152萬字；《翁方綱年譜》，45萬字；《顧廷龍年譜》，72萬字；《書城風弦錄》，40 萬字；《書韻悠悠一脈香》，43 萬字；《中國珍稀善本書錄》，73萬字；《老蠹魚讀書隨筆》，14萬字；《書叢老蠹魚》，20萬字；《書林物語》，12萬字；《書海揚舲錄》，29萬字；《伏櫪集》，30萬字；《沈津自選集》，50 萬字。輯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一部，110萬字。
主編或合編的著作六部：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6冊，400萬字；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匯刊》37冊；與顧誦芬、高橋智合編《顧廷龍書題留影》；與潘美月合編《中國大陸古籍存藏研究》；與卞東波合編《 日本漢籍圖錄》9冊；與卞東波合編《清代版刻圖錄》約10冊也出版有期。
成就多了，名氣大了，各種頭銜也紛至沓來。1988年4月19日沈津被為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三屆理事會古籍版本分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8月1日被聘為政協上海市委辦公廳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88年12月被聘為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1988年被聘為中國族譜研究會理事；1988年為上海市圖書館學會理事、學術工作委員會委員、古籍版本組組長；1990年被聘為上海圖書館學術咨詢委員；2015年10月16日被聘為《 廣州大典》編委會和學術委員會顧問等等。各大媒體也爭相採訪，經粗略統計，大眾媒體有關沈津的採訪報道，大約有 60 余篇。
雖然著作等身，名滿天下，但沈津對自己的學問一直看得低，常把「為他人作嫁衣裳」這句話掛在嘴邊，說自己「這輩子都是和古籍善本打交道，想做的事情無非有三，一是將所見善本書的部分寫成書志；再是將一些難得之本寫成書話之類的小文，盡可能寫出點所以然；三則想把這些年中目之所接、耳之所聞，與古籍版本有關的人和事，或自以為有點心得的感想寫出來，或可補文獻學史、印刷史、出版史之所遺」。
幾十年書叢生涯，沈津始終孜孜矻矻，堅定而從容，他一直記著顧師的話：「火車只要開出，就一定會到站的」。如今他不折不扣地完成了既定目標，「火車」算是完美「到站」了。沈津畢生的治學，緊緊圍繞著書而展開，堪稱書文化的巨匠。他的貢獻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撰寫善本書志，利用自己多年來對於古文獻學、版本目錄校勘方面深厚的積累，撰寫書志，評論善本的優劣，揭示古籍的精華。通過撰寫書志，讓深藏秘閣的文化瑰寶展示人間，讓大家能夠瞭解古代珍品的真實面貌。所以，在揭示古籍內涵方面，沈津是當之無愧的功臣。第二是在美國搶救重要文獻珍寶，沈津廣徵博覽，以多年經眼古籍的老道經驗，發現許多從未被人發現的清人手稿，明代重要學者的手札，大陸未存藏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革命文獻數十種，以及一些重要學者的書信等等，使許多行將被埋沒的古籍文獻得以發掘，重現人間。所以，沈津是搶救文獻的功臣。
第三是在書寫書的文化和歷史方面，揭示中國古籍的研究過程、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嬗遞，以及書林軼事、人情掌故等等。沈津也善於利用新興媒體傳播書文化，他於 2007年8月30日在新浪網開通「書叢老蠹魚」個人博客，迄今為止發表學術博文497篇，博客訪問量達734893人次，這在專業的學術博客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數據。他將自己對書的深厚情感融入博文，感染更多學人。所以沈津是書寫中華書文化的功臣。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梳理沈津的學術成就時，我反復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因造就了他如此矚目的成就？通過仔細爬梳沈津60年學術歷程，我認為他的與眾不同之處有三。其一是師緣，沈津從青年時期即師從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這樣的大師，且三十年相隨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這是其它學人所不可能具備的條件。其二是書緣，飽覽漢籍藏書精華，是成就版本目錄學大家的先決條件，上海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賦予了沈津發揮潛能的舞台。其三是勤奮，六十年堅韌不拔，與奮鬥一起飛翔，加倍的努力給予了沈津加倍的賞賜。
流光容易把人拋，作為一枚「書叢蠹魚」，與流年不相負的只有春誦夏弦，黽勉珍惜。直至今天，沈津依然筆耕不輟，新作蓄勢待發。《新書林清話》預計 2020年出版；《老蠹魚書話》將於2020年完成；《顧廷龍年譜長編》2019年底即將付梓刊行……「蠹魚」的書緣、書事、書趣，讓人充滿期待。
本文原刊於國學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