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讀《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由《佛經版本》而想到的
沈津
二十年多來，我所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大半是古籍善本著志，只有六十萬字是談書的，但是，涉及「書評」的則少得可憐，僅有三篇。大概是在圖書館裡工作的關係，每天見到的就是書、書、書，辦公室的兩壁書架上、小桌上都是工具書、參考書，書庫內60萬冊中文書任您選擇閱讀，且每年新購二萬種社科新書翻都翻不過來。家裡就别說了，連地下室也堆積了不少。但是，經眼雖多，只是翻翻而已，很少有從頭讀到尾的書。因此，如果要我寫某本書的「書評」，我真有一種不容易寫的感覺，一是沒有時間，因為欠「債」太多；二是如果沒有心得，沒有感想，寫起來就沒有譜，不知從何處下筆。所以這類文章，一般我都「退避三舍」。
2002年12月，江蘇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國版本文化叢書》，主編任繼愈，總共十四本分册，計《中國書源流》、《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活字本》、《批校本》、《少數民族古籍版本》、《稿本》、《佛經版本》。出於職業上的原因，在出版前，我已經注意到了它的宣傳廣告，所以有一種「先睹為快」的欲望。好在前不久，我終於見到了它們。
我的總體感覺是：這「中國第一套專題分冊版本文化叢書」中的《少數民族古籍版本》、《新文學版本》雖非中文古籍版本，但都是屬于「版本文化」的範購，而且寫得都非常有水準，沒有套話，極有參考價值。其他分冊都是屬于「古籍」方面的，我深切地知道，對於寫作古籍版本的專書來說，不管那本分冊，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為版本學，寶在是一門，要寫得深入淺出，文字流暢，將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那也算是一種「藝術」。
如今的善本書，大多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及重要的省市一級公共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裡，一般人和古籍愛好者多無緣觀賞，除非是在多少年一次的什麼「善本展覺」中去一飽眼福；或是備足錢財，在拍賣場上，與眾一決高下，而收為己有。如今有這套版本叢書，愛好者即可參閱此書，掌握一般的版本學知識。
從歷代刻本來說，宋本、元本、佛經刻本較之明、清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等來說，流傳較少，而此系列中最難寫的，我以為也就是《宋本》、《元本》以及《佛經版本》。因為如若寫作，僅僅介紹版本特點，容易流于常俗；如果繁瑣考證，讀者又會不耐煩；如果大段引用史料論證，沒有自己的觀點，又易僵化；而不交代史實，又可能讓讀者覺得沒有根據。這三種書，沒有人云亦云的說教，而是以一種明快、通俗的筆觸去介紹國家圖書館及它館的珍藏，把常人不易見到的宋、元刻本及佛經版本寫得較為活潑、易懂。讀者在讀文看圖之餘，會認同作者們是在實踐中細研原本，並佔用大量第一手的資料去進行寫作的背景。下面我就閱讀《佛經版本》後而想到的雜感順手寫出，並以此就正于作者和編者諸公。
《佛經版本》分冊，是李際寧寫的，作為版本學領域的一個分支，很少有人去作較深的研究。我和作者並不熟，僅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見過二次而已，話也談得不多，記得十年前，還是他和馮秉文（前首都圖書館館長、研究馆員）、丁瑜（前北京圈書館研究館員）先生陪我參觀了新館的善本書庫。我對他的印象是：一位挺實際的中年人。他從1985年參與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後，又於1990年參加館藏敦煌遣書的整理工作，于是對佛教文獻學產生了興趣。如果前五年的時間，是李濟寧對目錄版本學有一個初步體認，那後來乃至現今的十多年，則是他對佛經版本有了一個較全面的了解。我以為這不長的階段，除了他的師友所給予的幫助和啓迪外，那就是從1909年京師圖書館開始，到今天的國家圖書館，九十餘年裡，經過幾代人辛勤蒐集的那二萬四千餘部，三十萬冊豐富的善本館藏，給了他實踐的機會，也給了他永遠也研究不完的課題。
從佛教經典傳入中國以後，千餘年來，有眾多的研究者作著譯經、注疏、音義及撰述的工作，它豐富了佛典的教義，也為我們留下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民國以來，葉恭綽的《歷代藏經考略》、蔣唯心的《金藏雕印始未考》、戴蕃豫的《中國佛典刊刻源流考》、釋道安的《中國大藏經雕刻史話》、《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張曼濤主編的《大藏經研究彙編》（上、下），以及呂澂、周叔迦諸先生的系統研究，都給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和方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不少篳路藍縷的先行者，由於局限于當年的研究條件，不可能目睹後來陸續發現的珍貴原件，包括海外的藏品。他們的傲人成績代表了過去，而今天的後進就必須接過他們的「薪傳」，繼續向前邁進。《佛經版本》中所敘述的各種大藏，除《武林藏》和豐潤所出小字本《遼藏》外，我多有見過零本，那是上海圖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文庫、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等館的藏品。而山西應縣佛宮寺發現的《契丹藏》以及其它印刷品，是在1980年我隨顧師廷龍先生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看到的，我當時就感到，這是「眼福」、「緣份」。但我雖多經眼，有的也寫有書志，可是我卻沒有對各種「大藏」去作什麼深入的研究。李濟寧卻不然，他在這本書裡，將蜀刻的《開寶藏》，到湖州的《思溪藏》；從應縣木塔中的《契丹藏》，到拍賣行中出現的遼刻經疏，用他所知道的史實，像講故事一般娓娓道來，令人印像清晰。至於利用新發現的「趙渢碑文」，而對崔法珍刊雕的《金藏》提供了重要證據；揭示了「文革」時在北京柏林寺大殿佛像肚中發現的《磧砂藏》兩千數百冊的研究價值：豐潤小字本《遼藏》的裝幀形態等等，那都是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應該說，從這篇幅不多的書中，我們還是可以窺見作者寫作此書是謹慎的，是花了不少精力的。儘管國家圖書館裡的藏品有如恆河沙數，汗牛充棟，敦煌寫經及佛經刻本也稱譽學界，但他還是走出館門、國門，利用收集的重要材料，去作進一步的探索。我曾讀過十多種日本重要收藏單位的漢籍目錄，尤其是所藏中國宋代的幾種大藏，我特別注意。而在李濟寧的書中我讚到一些他所例舉的日本藏佛經刻本，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後來我才知道，作者會於1997至1998年應日本龍谷大學的邀請，作了大個月的訪問學者，在不長的時間裡，他系統地調查了收藏在日本的大藏經和部分古寫本，先後訪問了京都大德寺、興聖寺、東福寺、南禪寺、東寺、青蓮寺、龍潭寺、相國寺、高山寺以及幾個重要文庫和圖書館，複製、積果了大量照片、資料和筆記。我從他的字裡行間，似乎感到他不僅汲取、消化了前輩們的研究成果，而且是進一步站在前輩們的肩膀上，又看到了必須總續努力的前景。
《叢書》封面上的廣告詞上說，各分冊有「大量珍貴版本圖錄書影首次披露，圖文互動，可讀可藏。」圖文並茂的書最能吸引讚者，過去總認為這類書，小孩子最喜愛。現在則不然，自從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獲得市場的青睞、讚者的喜愛後，不少出版社也走上了這條既可賺取「銀子」，又可譏一般人認可的「商道」。這本《佛經版本》裡所配置的書影都很不錯，不少是第一次披露，這比起有的分冊所配書影是「大路貨」，或翻拍自它本《圖錄》或影印本，不知要珍賞多少。我個人覺得，善本書是很難從圖書館深禁的庫房內走出來，但是作為「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來說，可以通過影印的途徑，將最重要的、稀見的有學術研究價值的善本書化身干百，使孤本不孤，研究者都可利用。即使一時不能影印出版，也可編成善本書志、善本圖錄先行出版，俾使研究者和讚者利用。
《佛經版本》著眼的是各種《大藏》，而佛經版本中有不少是單刻佛經，這基本上都未及涉到。我以為《大藏》要寫，單刻佛經更要寫。實際上，民間流傳的多的是單刻佛經，而不是《大藏》。或者換一句話說，各種《大藏》的刊刻多是政府行為，因為只有他們才具有强勢的經濟實力以及眾多的人力、物力。而單刻佛經多是民間行為，是善男信女大眾性的所為，數百年來，所流傳至今的實物，只是當年刋印的極少部分。
尤其是明代佛教信仰，在民間十分普遍，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不乏有人為了養兒育女、傳宗接代、消災減病、延年益壽，而獨家出資或合眾人之力印刷佛經，有祈福流通之意。按照佛家之信念，凡生為人，都有父母，也皆有子孫。既有父母子孫，便會求福祈壽，此乃人情之常。若刊刻善書，並盡己力廣布流傳，則其神通天，所祈願者皆可實現。著名的小說《金瓶梅》中，提到印刷絹殼經一千部，印刷綾殼陀羅經五百部，即是一例。筆者歷年所見明代單刻佛經僅數十種而已，其中部分多有蓮座荷蓋牌記，除了書坊刻經，意多在牟利外，私人所刻甚多，此種施捨與人的所謂「積功德」之書，甚至刻就後，將經置之於急遞舖內，由人來取，或由舖兵轉遞公文時代為散發，所以明代單刻佛經的刊刻研究始終是個薄弱環節。
當然，話又要說回來，限于篇幅和時間，這本大約十萬字的書，是不可能將歷代佛經之刊刻，都說個清清楚楚，交待得明明白白的，我只是建議作者能在此書的基礎上，用學術性的眼光對佛經的古籍版本作一次全面的敘述。由此使我想起葉德煇的《書林清話》來，這無疑是一本寫得非常好的版本學專著，它的價值就是一句話，即凡研目錄學、版本學者莫不以為津梁。顧頡剛先生對此書亦十分推崇，以為「自來言目錄學者，條理清楚無如《書林清話》。」1940年7月他曾致信先師顧廷龍先生，建議先師能將此書標點，兼為之注。認為「如能如此作，則大學中目錄學一課，可取是作課本矣。」儘管近十多年來新出版了一些版本學論著，但是這本《清話》並不因此而過時，相反，有些學者早已注意到了新出版的部分版本學論著是以《清話》為藍本，東抄西摘，甚至有的段落文宇都是照搬。用黄永年先生的話來說，那就是「現代人在這方面的著作，只有幾種教材性質的東西，不僅多數簡單得有似題綱，且平舖直敘，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可讚性。」（版本文化爱者總序）顯然，要想寫一本不同于葉氏的敘述版本的書難度甚大，但版本學的研究難道就不能在上個世紀的基礎上，能再上層樓嗎？難道就真的跳不出葉德輝的框框？李濟寧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難道還怕寫不出另一本新的專著嗎？
確寶，從八十年代以來出的幾本有關版本論述的著作，寫得好的不多，多是人云亦云，抄來抄去，有的作者甚至一些大藏的面目也未見過，也可以裝模作樣地編寫成簫。因此這類篇章涉及到佛經版本的敘述，不可能深入。「版本」是要目驗的，光憑看「書影」、「照片」，不易看透。就像中醫診治病人般，要切脈、要看舌，要察顏觀色，然後說出門道來，這就是經驗。業餘愛好者，若是很少見到原本，那是寫不到如此透徹的，因為沒有那樣的條件和機會。我的朋友沈變元先生，他是前南京圖善館的資深研究館員，或是現今中國圖書館學界老輩中所見古籍版本最多的一位了，他涉入古籍版本此一領域，已有近六十年，對於古籍版本鑒定，他經常套引一句老話，那就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古籍愛好者和古籍研究者並不都是版本學家，對于版本鑒定也並非都是行家，就以劉承幹、王綬珊來說，他們用大把的金錢購得了滿屋的經典秘籍，但誰都不會給他們戴上「版本學家」的桂冠，即使是他們的嘉業堂、九峰舊廬收藏了那麼多的珍槧精刊、名抄秘校，而只能以「藏書家」稱之。版本鑒定是一門學問，要精通它談何容易，即使是自稱「老眼」的黃不烈也有那「閃失」的一刻。隨便舉幾個例子，《杭州大學古籍善本書目》中所載的宋本書影《周易義海測要》，竟是清康熙刻《通志堂經解》本。《浙江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錄》之「槧版聚珍」開首第一種《一切如來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竟是贗品，而上海圖書館編的《館藏精選》「歷朝雕槧」的第一種《春秋經傳集解》並非宋刻原葉，而竟是清代所抄配。至於前幾年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某所善本書目，內裡的錯誤少說一些也是每頁五個以上，簡直是誤導讀者。我之所以提出這些例子，無非是說明版本鑒定與著錄之不易。
如今，精于古籍版本鑒定的專家不多，隨著王重民、瞿鳳起、趙萬里、周叔弢、顧廷龍、冀淑英、潘景鄭諸大家的相繼去世，有些重要圖書館甚至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培養這方面的專業人才也是刻不容緩的。胡道靜先生在他的「片斷回憶業師陳乃乾」（《回憶中華吉局》P.133）裡提出，「老師精通版本三味，基于見多識廣，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見得多呢？似乎無非是兩條，一是當上了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的典藏人員，還有要麼是做了販賣古書的書賈。」胡先生舉例是趙萬里和陳乃乾。我想還應加上有經濟寶力，勤而好學的藏書家。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版本鑒定，無非是看得多，實踐多。我會讀過1958年8月北京中國書店特邀趙萬里先生演講，以幫助提高從業人員的鑒定水平的記錄稿，趙先生將我國古籍雕版印刷源流、各時代特徵、歷年流傳存佚情況，結合他數十年的經驗，如數家珍的加以敘述。而這類經驗也豐富了版本學研究。
1988年3月，任繼愈、冀淑英先生在北京北苑先師顧廷龍先生的寓所中，曾專門就培養圖書館內的古籍研究人才作了晤談。在這次談話中，任公認為：圖書館內的古籍研究人才，必須加緊培養訓練，「我們不能『禮失而求諸野』。」而顧師感到「古籍數量上是不會大發展，而古籍整理工作是要大大發展，古籍工作者要大大培養。人皆不體會我們的工作與古籍研究所和圖書館學系的大不相同，真不能『禮失而求諸野』。」（引文見1988/3/18顧廷龍致筆者的信）而訓練一位古籍研究人才或是版本鐆定家，必須要有好的「法師」去帶，要在「書城」裡打滾十幾二十年，去大量經眼各種宋元明清善本，在實踐中去體會，去增長才幹，正由於這種經驗是日積月果的，故真知也就自然而然產生了。
這個系列的選題是很好的，如果說有什麼不足的話，或許有三：
一是既然作為「中國版本文化嶯書」，那「活字本」、「插圖本」、「稿本」、「批校本」都可作專題，但不知為何「抄本」、「套印本」卻不寫。是難寫？還是找不到專家？那就不知道了。不過，將來要再寫此類分冊的話，選是要找那些在大圖書館的古籍部門裡工作十幾、二十年，或有真知體會者去做，那樣，質量或會更好些。
二是大多數分冊都沒有序跋，不知寫書的作者是如何去寫作的。大約很多讀者都和我一樣有這個習慣，即每讀一書，總要先看序跋，沒序跋，可真是彆扭。筆者在圖書館裡工作，翻了幾十年的書，善本費中沒有序跋，其原因或是佚失，或是書賈抽去，或是叢書之零種。但這幾十年來出的許多叢書，多是翻印古籍，而這套「發書」卻是可以成套，也可獨立成册，但沒有序跋倒是稀見。不知此算不算編者之失誤？
三是有的分冊所介紹的圖書都是近幾十年來所影印的「習見者」，所以只能依靠，或根據整理者的序跋去予以加工。如果作者能在重要圖書館的歷史文獻部或善本部、古籍部工作，那就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所選擇地目驗原本，寫出更多的真知、體會來。因此要寫作這類古籍版本專書，沒有一定的先決條件，則就不易寫得好。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落入「抄襲」」、「剽竊」這個令人十分厭惡的詞彙中去。
附帶說說，《元本》、《坊刻本》、《插圖本》內都收有《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一書，我無意去評論三位作者的寫作水平，因為讀者諸公稍加比較即可得出結論。我只是想說，《插圖本》中的此書介紹，終段的第一句云：「此書的刻工有『平陽府姜一刊』、『姜一刀』等署名，是中國版刻插圖所見署名最早的版刻藝匠。」此句即有二個錯誤，一：「姜一刀」，當是「姜一刁」，「刁」者，雕也，不作刀刻也。古有「刁字僧」及「雕字教首」稱（拙著《書城挹翠錄》P.131「宋刻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種」有考）。二：姜一並非中國版刻插圖所見署名最早的刻工。即以此《本草》前一篇介紹的《御製秘藏詮山水圖》來說，《秘藏詮》即有刻工，為史志、楊蘊等人，由于《秘藏詮》藏美國哈佛大學塞克勒博物館（作者又誤作福格博物馆），作者因不會見到原件，僅憑他人介超再作敘迹，故不知地卷有刻工。按《秘藏證》刻于宋大觀二年（1108），而《本草》刻于蒙古定宗四年（1249），前後竟然相差141 年。
心有所感，發而為文，即津之筆墨粗疏，或於《叢書》有大不敬之處，想編者必不以為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