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汪喜孫《孤兒編》的校樣、試印及其他
談談汪喜孫《孤兒編》的校樣、試印及其他
宗旨
喜歡收藏古籍的人固然會有不同的專藏偏好，比如喜歡閨秀、喜歡詞集、喜歡清三代寫刻、喜歡明英烈遺民乃至名妓等等等等。不過總體來說，大致可分為喜歡「鑒賞」和喜歡「學術」兩派。就清代古籍鑒藏而言，黃裳和黃永年二位先生通常被認作是兩派的典型代表，他們各自的藏書目、選書目自然也是大相徑庭。但有這麼一套叢書，它的不同子目書居然同時受到了「兩黃」的喜愛，這在歷代書目中是非常少見的。這部叢書就是道光間汪喜孫匯印的《汪氏遺書》。
一
由於戰亂的關係，流傳下來的整套《汪氏遺書》極其罕見。民國年間李審言、尹石公、陳乃乾、秦曼青影印《江都汪氏叢書》時，經多方尋覓，最後也只是在徐乃昌那裡找到了完整的一部。而按照秦曼青等人的說法，《汪氏遺書》只包括汪喜孫生前編印的七部家刻本：《述學》《容甫先生遺詩》《廣陵通典》《容甫先生年譜》《汪氏學行記》《孤兒編》《從政錄》。這其中，前三部是汪中的著述，後四部是汪喜孫所編撰的。需要說明的是，依據這種劃分，汪中在世時刊印的四卷本《述學》、汪喜孫影刻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以及幾家公共圖書館內，經常和《汪氏遺書》各子目書編在一起的《孟慈府君行述》，都不能算是《汪氏遺書》的組成部分。這裡面的道理大概是：四卷本《述學》雖然是汪中自刊本，但其內容比起六卷本來缺失了太多；《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當然是名刻，深受後來黃永年等先生的偏愛，但它畢竟是比照著宋本影刊的，不是汪氏父子的著作；《孟慈府君行述》是在汪喜孫過世後，由其子汪保和等人所刻印的。
而在「兩黃」各自編著的《清代版刻一隅》和《清代版本圖錄》裡，分別選錄了《汪氏遺書》的四部子目書：《孤兒編》《從政錄》；《廣陵通典》《述學》。尤其是《孤兒編》一書，黃裳先生在齊魯書社版的《清代版刻一隅》中解說道：「道光刻本。前有道光六年朱為弼書，許瀚書，道光二十年汪喜孫自序。凡三卷。是本繼《汪氏學行記》、汪容甫《年譜》而成，與《述學》刊刻並同，皆狹行細字精寫付刻者。版心下記字數。」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增訂本里，進一步續寫道：「卷一述祖德，卷二為容甫諸書跋文，卷三則辨昔人記載之誣。凌仲子撰容甫墓銘，雲容甫好罵，‘所極罵者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此佚事之見於篇中者，因辨誣而得存。」不僅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來燕榭書跋》，還收錄了黃裳先生為《孤兒編》所寫的兩段題跋：「近來心境甚惡，幾月余未過書肆。昨日春晴，東風作厲，偶至傳薪，已改名為古籍店之廉價部。紹樵病廢，臥於樓上，未之見也。偶於架上抽得此孤兒編三卷一冊，絕初印，闊大，價八金，亦殊不廉，仍買之歸，今後殆亦不復能購書矣。念之悵惘。與此編並行者尚有容甫先生年譜一卷，汪氏學行記六卷，皆喜孫撰。篋中俱無之。此編流傳尤罕。舊曾數見述學之初印本，亦未之購，他日不知尚能一一得之否。容甫遺詩則僅有木活字本，惜未精刻傳世。此編首有椒堂朱氏書一通，系小燕曾祖所作，益增愛惜之念。翌日晨興作記。戊戌三月初一日。明日谷雨。黃裳記」「得此書後近三年，乃更收從政錄四卷於海上書林。寫刻較此俊爽，亦罕傳，取以並藏，信是佳事。辛醜春分前三日」。復旦版《清代版刻一隅》中，附有這兩段題跋的書影圖片，其文字和《來燕榭書跋》所錄寫的稍有不同。
二
黃裳先生所說這種紙面「闊大」的《孤兒編》印本，寒齋有幸也藏得一部。這部書卷首鈐「太平蘇氏」印，係蘇繼卿先生舊藏；長28.8釐米、寬17.7釐米，長寬都比一般的《汪氏遺書》本多出一些；文本方面也如黃裳先生所講的那樣，卷一述祖德、卷二跋汪容甫所撰各書、卷三辨誣。市面上所能見到的其他本子，如泰和嘉成公司2021年度春拍拍品，與《述學》《容甫先生遺詩》《從政錄》合在一起的那件；以及幾個公家藏書機構，比如國家圖書館藏《甘泉汪氏遺書》（書號：13472）、另一部與《述學》《容甫先生遺詩》合編本（書號：119821） ，天津圖書館藏本（書號：P1910），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江都汪氏叢書》（書號：ra1041），其《孤兒編》三卷的內容基本上也都是這個樣子。
不過從當事人留下的文獻記載來看，《孤兒編》所含的內容和文本編排次序其實是經過再次調整的。台灣經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版《劉氏尺牘》中，第三十冊《通義堂尺牘六》第七頁，錄有這樣一通信：
前奉致《孤兒編》一冊，又一校樣本，茲又送上校樣本，祈與介伯同校各本；各留一本，餘七本付還，切禱切禱。有散葉可更換者，乞從其長者易之。如《射陽畫象跋尾》少作不足據，擬刪之，請即去籍；《五松園文稿先君子傳正誤》以二行為一行，當重刻，祈照校。匆匆不及細檢。雪甚，一二日未出門，人事尚雜沓，對客作輟，恐有誤字，是正為感。即頌著安。孟謙有信否？十一月四日 喜荀頓首。
這封信是汪喜孫（又名喜荀）寫給劉毓崧的。信中提到的「介伯」，指的是薛壽，他是劉毓崧的師兄弟。當時以劉毓崧的父親劉文淇為首，包括兒子劉毓崧、學生薛壽、女婿田普實、表弟凌鏞等，組成了道光中後期至咸豐間揚州一帶最重要的編刊團隊。很多比較有名的書籍，比如薛傳均的《說文答問疏證》、丁晏的《頤志齋四譜》、岑建功重刻《舊唐書》、道光《重修儀徵縣誌》等等，甚至大名鼎鼎的《史籍考》和《說文解字義證》，都是由這個團隊的全部或部分成員參與編校的。至於這通信的撰作年代，則需要參考汪喜孫寫給劉文淇的另一封信，載於《劉氏尺牘》第二冊《青溪舊屋尺牘二》第三十八頁。
孟詹先生足下：……伯父大事，以文為敬，不在區區幣帛。《行狀》除夕來，除夕作文；元旦來，元旦作文。弟除心悸出汗不作文外，無一日不握管，如蠶之吐絲，絲盡則已。《從政錄》刻成三卷（百餘篇，詞不盡意，不敢為策士之談），非信實人不能帶南；《孤兒編》已刻成八九，皆一腔熱血，或以為經生，或以為文章士，非知我者也。……長至前二日 弟喜孫頓首。
根據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十《先府君行略》的記載，劉文淇之父劉錫瑜卒於道光二十年八月，將於次年二月下葬。這篇《行略》的末尾，寫作「伏惟當代立言君子，賜之傳銘，以光窀穸，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應該就是這通信裡汪喜孫所講除夕來如何、元旦來如何的《行狀》。由此可知，此信落款中的「長至」，不是指的夏至，而是指當年的冬至，也就是農歷十一月二十九日。此時，《從政錄》已刻成三卷，《孤兒編》也已經要接近完工。再來看汪喜孫給劉毓崧的手札，《射陽畫象跋尾》和《五松園文稿先君子傳正誤》都是《孤兒編》卷三里的文章，這樣的在校樣期間調整尾卷中的內容和文本編排方式，或許和「《孤兒編》已刻成八九」相差不太長時間。
再考慮到《從政錄》卷一有道光二十年十月汪喜孫撰《文稿自序》，內稱「謹以《孤兒編》刊布行世」；《從政錄》自序又作於次年正月，作為《汪氏遺書》中刊刻最晚的兩部子目書，《孤兒編》《從政錄》在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前刊成，似乎應當不成問題。至於《汪氏遺書》的匯印開始時間，汪喜孫《遺書跋》落款作「道光三年三月八日」；在之後的三四天里，他又連續替其父的一批舊作，如《尚書攷異》《春秋述義》《儀禮經注訂訛》《爾雅正誤》《小學》《知新記》《舊學蓄疑》等等，題寫了跋文。這其中，《舊學蓄疑跋》裡說到：「喜孫誓不就禮部試，閉門蟄居，掇拾遺書，寫定成帙，就正於當代大儒，將以付諸剞劂」。另在《廣陵通典》扉頁上，還鐫有「道光癸末開雕」的刊記。根據這些情況來看，以道光三年作為《汪氏遺書》的匯印起始年份，應該是沒有疑義的。並且，汪喜孫最初匯印遺書的目標，顯然只包括他父親的個人撰述。其校刻工作，則主要托付給了前期幫他刊印《述學》的顧廣圻。只不過按照《汪氏學行記》卷四的說法，顧廣圻在校刊完《廣陵通典》後，就以「精力就衰、無能為役」為由把其餘稿子「總封繳還」了。而《孤兒編》《從政錄》這兩種汪喜孫自己的撰作，並不在一開始的彙刻計劃裡，不過是後人把它們統歸在一起，將《汪氏遺書》的作者從汪中一人擴展到了父子二人而已。此外，《孤兒編》卷三《詩毛傳疏跋》的署款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雖然這篇文章的字體刻得比較纖細，看上去和其它各篇不同，象是後來補刊的。但所見諸本均有此篇，未必都是全書畢工後再行增入的。由此看來，《汪氏遺書》子目書的彙刻結束時間，很可能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之後。
類似《孤兒編》這樣的文字與編排更改，在《汪氏遺書》的彙印過程裡還發生過不少。最著名的《述學》，郭立暄先生和筆者都曾有專文介紹。除此之外，如《青溪舊屋尺牘二》中，汪喜孫致劉文淇的另封信裡還提到：「近二年刻書多，而校手不精。《從政錄》有一部在蘊生處，《禁止拐儥良家子女》內‘風化於以有關’，‘有’字誤作‘攸’，亟宜改正；又《年譜》內‘北來寺後山’，脫去‘寺’字；《遺詩•饋山長》‘扁豆葉墮花開誤’，顛倒一字；《孤兒編》脫漏未刻甚多，《學行記》亦然」等等。
三
在寒齋所藏的這部《孤兒編》里，《射陽畫象跋尾》印在了卷三的第八頁，《五松園文稿先君子傳正誤》印在同卷第二十四頁。粗看這兩篇文章，並不明白劉毓崧他們是否按照汪喜孫的意見，對板片內容進行了完全的刪改。再看前面提到的那幾家公私藏本，跟筆者手中的這部也都一樣。幸運的是，偶然間在南京圖書館發現了一部非常不錯的《孤兒編》（共四冊，書號：2005202），其各卷篇目及編排次序和其他幾部相比，有著很大的差異。
南圖所藏的這部《孤兒編》，卷首前三頁刻的是汪喜孫的學生汪士鐸撰寫的《釋汪》上中下。此文常見於光緒七年刻《汪梅村先生集》卷一，其內容跟南圖本所載同篇比起來，增加了一些雙行小注，文字上也略有不同。最有意思的是，光緒本《釋汪》篇末後跋談到，「右《釋汪》三篇，亂後已佚。同治四年十一月揚州同年劉伯山毓崧舉以見視，因錄存之，以記少作之概。士鐸記」。這篇文章竟然是同治年間汪士鐸從劉毓崧處轉錄的。而劉毓崧，正是前文中所講《孤兒編》的主要校勘者之一。
南圖本《孤兒編》裡，有不少篇含有其他各本文字中所沒有的墨釘，比如：《汪氏非長狄之後辨》十六行，「今曰大人者」的「者」；《先君家傳》次頁十行「以次研貫」的「研」，同頁十六行「申其雅志」的「雅」，以及四頁二十四行「公子彭生」的「公子」；《儀禮經注訂訛跋》十行，「抉擇既嚴」的「擇」；《廣陵通典跋》二行，「或在壽春」的「春」；《春融堂集王少寇撰墓碣正誤》三行，「聲望相上下」的「聲」；《漢射陽石門孔子見老子畫象跋尾》八行，「南宮敬叔」的「宮」；《書鮑封翁佚事》二行，「與先君子定交」的「定」，三行「檢理金山秘書」的「金山」；《古唐銅鑼山先塋記》七行，「遷古唐」的「古」；《盧夫人佚事》二行，「年已六十矣」的「矣」等等。
在這些墨釘的位置，其他各本都剜改成了對應的文字。由此可以推斷，南圖本的刷印時間比其他本子更早一些。此外，南圖本《漢射陽石門孔子見老子畫象跋尾》全篇俱在；《五松園文稿先君傳正誤》二行，「朱光祿舅氏雲此說誤」下，直接就是「以撰述自見」；而其他諸本「此說誤」後留五字空格、「以撰述自見」從第三行起另排。由這兩篇的情形來看，與上文中汪喜孫手札所講到的校樣本完全一致。
南圖本其他各篇與諸本相比，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具體來說：
01篇目文章差異
南圖本有《釋汪》《送伊少沂之官浙江詩序》，諸本沒有；諸本有《許印林瀚書》，南圖本沒有。
02編排次序差異
南圖本各篇與諸本間的排序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1）分卷調整
主要是把南圖本卷三的部分內容調整到卷一來。其中包括：《古唐銅鑼山先塋記》《古唐汪氏遷楊始祖辨》《汪氏母行記》《紅術軒印範跋》《紫泥法跋》《揚州金匱山先塋記》《文字原跋》《書楊州竹枝詞後》《遷楊始祖後說》。
另有幾篇文章從卷三調整到了卷二：《汪先生遺詩跋》《金山精法樓校書記》《金山精法樓碑文》。
2）卷內調整
主要是把卷三中的六篇《正誤》和「禮堂授經圖」相關的兩篇從本卷的前部移到了後面。
其中，南圖本《汪氏母行記》的版心中下方是大黑框，《定武蘭亭禊序跋》的版心鐫作「孤兒編」，這兩篇連分卷都未明確；《伯曾祖博亭公傳略》版心刻作「孤兒編一」，只是裝訂進了卷三，而頁數那裡沒有刻字，應該是還未確認在卷內的排序；《送伊少沂之官浙江詩序》《古唐銅鑼山先塋記》《亡孫蓉兒志》的頁數都是墨釘，應當也都沒確定在卷內的前後次序。這些文章中有不少是道光十九年後汪喜孫所撰，與《孤兒編》的刊刻時間相隔不遠。或許此書開始編印時，將許多近作都收入了尾卷，後來形成定本才改作以類分卷的。
除了文章篇目的數量和排序差異外，南圖本有幾篇的標題也和後來印的那些本子有所不同，比如：「揚州汪氏先塋記」 剜改成「揚州禪智寺汪氏先塋記」；「先君家傳」改作「先君學行記」；「齊陳桓子罍拓本跋」挖補為「齊陳子我簠拓本跋」；「金山精法樓碑文」剜作「金山精法樓碑記」；「孤兒編跋」改成「孤兒編序」等等。其中,《先君家傳》篇也收錄進了《汪氏學行記》，其內容主要從《漢學師承記》《述學》《容甫先生年譜》和王引之《行狀》，盧文弨《祭文》，劉台拱、郝懿行作《傳》，江藩、李兆洛撰前人《墓表》以及錢大昕、焦循、王昶等人著作序跋與府縣誌書中輯出；篇幅只有南圖本《先君家傳》的一半左右。《孤兒編》版《先君家傳》和《先君學行記》正是以之為基礎重新改編，並對介紹汪中撰著的部分進行大幅改寫、擴寫而成，恰與《孤兒編序》所說「大懼天下後世不審喜孫言之所自出，乃採輯各家著述為《汪氏學行記》。《年譜》既成之於前，《孤兒編》復言之成文，《汪氏學行記》根據前人之說，三書並存，不復刪定成一家言」相合。而南圖本《先君靈表》的撰寫方式，與《汪氏學行記》中所錄的《先君家傳》類似，也採用的「集語」模式，後來才變成了現在的模樣。
除此之外，南圖本正文前兩卷的卷名下方是大黑框、尾卷的卷名下方留空，後來諸本改作統一的小黑框；《朱侍郎書》的版心也從「前跋」剜改成「朱書」，或許是因為添入了《許印林瀚書》的關係。
其他諸本《先君學行記》
其他諸本《朱侍郎書》
南圖本卷一首頁
南圖本有些文章的分卷和排序還未最終確定，加上《漢射陽石門孔子見老子畫象跋尾》和《五松園文稿先君傳正誤》的緣故，這個本子顯然還處於校樣狀態。而此本《詩毛傳疏跋》第十二行「陳明經奐」以下，包括後面的署款都還未刊刻；且這一頁的字體與它頁相同，並不似其他本子那樣，是重刻後再行補入的。故而這部校樣本的刊印時間，未必會延宕至道光二十三年之後。再考慮到陳奐所著的《詩毛氏傳疏》，於道光二十年春就已成稿、並動工刻印，只是由於鴉片戰爭的關係不得不暫時中止。或許汪喜孫為之撰跋，亦當作於道光二十年前後。
由南圖本與其他諸本的比較來看，從校樣本到定本的篇目和內容，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包括文章數量、分卷、卷內排序、標題等等，都可能有所差異。而依照民國間影印的《江都汪氏叢書》來看：徐乃昌舊藏的《孤兒編》，其形態與其他各家所藏的定本非常相似，只是卷三多了一篇頁數為墨釘的《送伊少沂之官浙江詩序》，應當屬於從校樣本向定本演變過程中最接近定本的那種。徐藏本《詩毛傳疏跋》篇末尾，已然鐫有「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一行。由此可見，《汪氏遺書》子目書的匯刻結束時間，似乎確實是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之後。
四
南圖本的部分篇章，其頁數、甚而包括卷數均為墨釘或不刻。收藏界一般把整本頁數、有的包括卷數都是墨釘或者不刻的本子叫作：試印本。目前看到的試印本還有另外一種典型特點，就是它的各篇之間是不相連的。也就是說，同一個筒子頁內，不存在兩篇以上的文章標題或正文文字。這種做法，顯然是為了便於增刪篇目文章、調整前後排序和修改文本內容而特意安排的。對其不太有利的一面，就是比較浪費書板板材，將來刷印時也會隨之多消耗紙張，似乎不是古人刻印書籍的常態。這種試印本，在傳世古籍中所佔的比例也是極小的。
現在看到的很多校樣本，比如南開大學圖書館藏劉台拱手校《述學》；還有上海圖書館藏《豫恕堂叢書》中的一些紅印樣本，《魯論語》《倪石陵書》等等，它們的頁數、有分卷的包括卷數都已刻成。因此，頁數為墨釘，並不是校樣本的典型特徵。這種各篇之間不相連，頁數是墨釘或不刻的做法，恐怕主要是由於編刊團隊事先對全書的篇目內容、分卷和排序沒有完全的把握，在校刻過程中可能會進行大幅調整而專門設計的。同樣是《汪氏遺書》子目書的六卷本《述學》，在汪中自刊本的基礎上，最早由劉台拱進行了初步的遺稿收集整理和字詞校勘；之後，汪喜孫又再次作了文稿採輯與編校，其自撰年譜稱：嘉慶十五年，「校寫《述學•補遺》《別錄》」；而後，再將全部校稿遞送給其父的至交好友們審訂，如嘉慶「十七年，以校寫《述學》就正段先生」、嘉慶「十九年，以校寫《述學》就正王先生念孫」；最後，才在嘉慶二十年將書稿交付顧廣圻，由其校刻出版，最終於嘉慶二十三年畢功。從整部書的編印過程看，前期準備非常充分，刊板期間也未見有較大的內容和排序調整。反觀《孤兒編》，汪喜孫所撰《文稿自序》稱：「今年夏，假館清源講舍。同歲生馮明府雲鵷促余校寫生平文字，至再至三」「兒子延熙出所藏手稿，編孨成帙，藏之於家，謹以《孤兒編》刊布行世」。此書道光二十年夏才剛開始校寫梓行，同年十一月就「已刻成八九」，其編校過程之倉促可想而知。故而編刊團隊採用這種類似試印本的方式，一邊編排一邊刊印，也是出於不得已而為之。或許《孤兒編》也曾有過完整的試印本，在道光二十年左右刊成。而作為《汪氏遺書》七部子目書的最後一種，《從政錄》開刻得更晚，準備期更短，以致於沒有形成定本，只能以試印本形式流傳。
當然，這種試印本的形態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可能只包含其中的部分文章，如筆者手中的王慶麟《洞庭文集》，只有十二卷中的十卷；也可能包括全部內容，例如《從政錄》。可能已經分卷；也可能不分卷，如劉恭冕所撰《廣經室文抄》。可能只以試印本行世；可能試印本之後，最終又形成了定本，以定本傳世。比如汪懋麟的《百尺梧桐閣文集》，在康熙早年刻的試印本板葉，到了康熙晚期編印八卷本時，就將原來的墨釘都改成了具體頁數，從試印本轉化成了定本。
市面上還有一些本子，如道光《劉禮部集》，當然也包括《孤兒編》，各篇之間並不相連，但其頁數均已刻成，應該也都是由類似試印本狀態轉化來的定本。這種試印本，除了作校樣本外，似乎還會起到與編刊團隊之外的師友相互切磋、徵詢修改意見的作用。比如著名的不分卷本《經義述聞》，從《昭代經師手簡》及《二編》的情況看，在嘉慶二十二年重刻本之前，就有不少這樣的討論與反饋。
此外，由南圖本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校樣階段同樣會有修版、重刻、補刻等情形出現。故此，在沒有文獻記載或前一個印次印本的前提下，不能單純以是否存在修版等等來確定印本的初後印關係。比如，《汪氏學行記》卷四顧廣圻致汪喜孫札提到：「委刊刻《述學》，茲已竣工」「此書傳寫之訛，合諸端翁所校，大約已正。惟恐修板或有一二不到處，亦俟教知為幸」；《通義堂尺牘二》中，厲秀芳致劉毓崧的信裡也談到：「承薦手民，既系熟手，伊前次上板後而始校對，以致片片挖補訛字」等等。可見，在書板刊成之前進行修版並不是罕事。而通常我們談論初後印次，是要在全書完工、形成定本之後才能進行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高校和圖書館系統等學術界的主流意見，除了這種全本頁數墨釘或不刻的本子之外，還把某種確定的校樣本（比如有編刊團隊成員的校筆等等）以及與它相同印次的刷印本（也就是前人所說的刻樣本）也叫作試印本。比如陳正宏先生《從寫樣到紅印——〈豫恕堂叢書〉中所見的晚清書籍初刻試印程序及相關史料》、石祥先生《清初書籍刻印的實態細節：清通志堂刻試印本〈讀史方輿紀要〉讀後》等等，都持這樣的看法。與此相類似，收藏界也會把一些明確的校樣本、刻樣本，如一般的紅藍印本，稱為初印本。在楊成凱先生《「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說初印本》中，就是這麼講的。這和黃永年先生以來，典型的如郭立暄先生《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所倡導的，主要以文字內容變化及修版與否來區分初後印本，是有明顯差異的。
總的來說，和學術界相比，收藏界更傾向於通過直接的版刻風貌特徵，比如顏色、墨釘、字口、欄線、板框等等，來定義和區別不同的本子。這種劃分法，有時候會更加明確些，比如校樣本、紅藍印本、試印本；有時候會更加模糊些，比如極初印、初印、中前印、中印、中後印、後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