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剽竊、篡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僞劣圖書
一部剽竊、篡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僞劣圖書
評《中國古籍善本總目》
沈津
幾個月前，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的朋友，用打電話、電子郵件、寫信等方式告訴我，北京線裝書局出版了署名翁連溪編校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以下簡稱《總目》），指出那是盗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編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徵求意見稿》）。當時，我因身體欠佳，所以告訴朋友們，以後我如身體好轉，會有機會再去看那本《總目》。
總算有緣看到了《總目》，不看則已，看了令人吃驚。一部國家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989至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書目》），竟然被所謂的「編校者」翁連溪個人利用《書目》編輯過程中形成的《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油印本全面剽竊、篡改，再由北京線裝書局出版。細翻《總目》，可見編校者不懂古籍目錄版本學，致使全書編排混亂，糟糕至極，與《書目》的收錄範圍、格式、編例、質量等相比較，大相運庭。
眾所周知，《書目》的編輯出版，是已故周恩來總理病重期間所作出的重要指示：要盡快地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書目》的編輯，是經過全國成千上萬位古籍普查工作者的艱辛努力所形成的基礎，是對全國各圖書館所藏古籍善本的總檢閱，它不僅清理和保護了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而且對於利用古代文獻開展各項研究工作，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具有深遠的意義。在各單位的支持下，編委會工作人員經過十餘年的努力，終使《書目》出版，沒有辜負周恩來總理的重託。《書目》出版後，當時的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負責人李一氓先生對此書作出了高度評價，而且1995年年初，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書目》完成的慶功大會，並向有關人員頒發獎狀。
而《總目》「編校者」翁連溪據以為底本的所謂的《意見稿》是怎樣生產的呢？事實上，1981年年初，《書目》編委會認為1980年在北京集中匯編工作中，雖經努力初審，但由於全國各地專業人員水平參差不齊，致使各類卡片仍然存在著不少錯誤，又由於去各地、各館看書，也存在著不少困難。本著慎之又慎的原則，爭取把錯誤降低到最低點的精神，編委會在徵求有關領導意見後，決定由京、滬、寧三館分別將經、史、子、集、叢五部類的卡片，找人刻寫蠟紙，油印成冊，並署上「內部資料，注意保存」字樣，於1981年10月，將油印本發往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高等院校圖書館、科學院系統圖書館，以及部分專家學者（如張秀民先生）徵求意見，商請各館由專人負責檢查本館藏書（包括收藏在各省、市博物館、文物保管委員會、中等學校、文化館、寺廟等單位的藏書），以保證質量。三個月後，《意見稿》陸續寄回，除極少數單位外，大多數單位都按要求仔細核查，或寄來書面意見。
就像一部普通作者的書稿一樣，最早完成的是初稿，如果不經過修改加工，它是成不了定稿的。如果作者是很慎重的話，他會拿初稿，甚至是定稿向師友徵求意見，而絕不會愚蠢到不加修改就逕自送出版社的。因此，《書目》編委會發出的只是「徵求意見」的本子，而不是定本。而且，《意見稿》也會根據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指示，於1983年2月，將《意見稿》送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實際工作中，《意見稿》中的改動甚大，不少圖書館古籍部的工作人員為此付出了辛勤勞動，而編委會在定稿中的細緻工作，是外人難以想像的艱鉅。1981年4月9日，編委會主編顧廷龍在致張秀民的信中說：「《善本書目》，艱鉅複雜，看書不易，幸有照片可觀。如《洪武正韻》同一明本，有二、三十種不同版刻，以前尚無所聞。龍薄殖衰年，不勝臨深履薄之懼。現在擬於年內爭取印成草目，就有道而正之，再行寫定。」由此可見顧先生對於編製《書目》的難度和對《意見稿》的看法。
《書目》的收錄範圍，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凡精加校讎、誤字較少的版本或稀見舊刻、名家抄校及前賢手稿之類。就上述範圍，概括為凡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而又流傳較少的古籍，均予收錄。《書目》編委會在經過大量的前期工作中，將不符合善本書標準的非善本予以剔除，除此之外，又糾正了《意見稿》中大量的著錄錯誤，在經過認真的調查和艱辛的工作後，方始形成《書目》。因此，在《書目》定稿、出版後，《意見稿》只是作為一部集善本及非善本的原始本子，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並已成為歷史。而《總目》卻把《書目》中的剔除款目當作珍寶，不負責任地私自篡改類別，這種侵權行為又在線裝書局的支持下加以出版，從而演變成剽竊《書目》編委會的前期學術成果，誤導讀者，混淆視聽的偽劣圖書了。
一部國家書目，國家所定的項目，竟都敢剽竊、篡改，這在學術界實在是罕見其聞，實在是膽大包天。此書的編校者翁連溪，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既然是《總目》的「編校」者，那麽請問：這種國家書目，你一個人單槍匹馬是怎麽「編」的？你又是怎麽「校」的？既然是那麽辛苦地花了「五六年的潛心校核」（傳序），那麽為什麽在整部書中沒有翁君的前言或後記、或跋，讀者更無從知曉他的所謂「編校」的心路歷程。翁君是不敢寫，還是不能寫？
一部大部頭的書目，竟然沒有編例，豈非咄咄怪事。遠的不說，只說建國以來出版的各種書目，包括專題書目、綜合書目、館藏善本書目、普通線裝書目等等，甚至各種題跋、索引，那一種沒有編例（凡例）！而這部《總目》卻又諱莫如深。為什麽？因為第一，編校者沒有任何版本目錄學的功底，他有何德何能去撰寫編例！要知道，編例是在大量的實踐工作中，提出問題、統一思想後產生的，而不是憑白無故臆想出來的。第二，如果編校者利用《書目》前的編例，那他剽竊的面目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偷天換日」、「偷樑換柱」，這些成語，都是民間對於某些偷盗手法的揭露。《總目》也是「魚目混珠」，以次充好的偽劣圖書。線裝書局和編校者翁君，以為只要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的「書」字換成一個「總」字，而成《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就可以瞞天過海，變成另外一本書了。實話說吧，1978年3月，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在南京召開會議，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研究編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工作步驟，製訂了書目的收錄範圍、著錄條例及分類表等。筆者那時在南京會議時負責會務工作，也參與了討論，其時也有人提出將《書目》改成《總目》。但不少與會人員表示，如以《總目》為書名的話，那就要將在台灣地區、港澳地區、私人收藏家、各地古籍書店的藏書列入，這就會產生很多困難。所以，最後放棄《總目》的提議，以《書目》為宜。而在今天，線裝書局和編校者居然拾起將近三十年前的牙慧，還自以為聰明。
同樣是出版古籍圖書的出版社，而具體的編輯人員素質，竟然是那樣的不同。一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書目》，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翻查，看了十年了，我仍感到它的學術水準和編排質量是第一流的，沒有任何一本善本書目可以與它的嚴謹、規範相比。然而線裝書局出版的《總目》，不僅僅是每頁都有錯字數處，而且編排沒有法度，難道責任編輯和總編輯就沒有責任了嗎？有道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試舉一例，請看《總目》：凡是批校題跋者，人與人之間均無頓號加以分開，甚至連版本也直接書之。如《鄭學》十八種，逕題「清抄本葉志詵趙之謙校並跋」，當中是沒有標點符號的。而正確的著錄應該是「清抄本 清葉志読、趙之謙校並跋」，清清楚楚。至於「錢聽默」謬為「錢廳默」：「叢書本」變成「嚴書本」；「萬暦」誤為「萬歷」，「荊谿」改為「荊雞」，「冰玉堂」成「米玉堂」，「明刻本」成「明刻工」，鳴呼！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枚不勝舉。筆者從事古籍版本整理鑑定四十餘年，從未見過如此拙劣的所謂《總目》，所謂的編校者和責任編輯畢竟是外行，水平顯而易見。
限於篇幅，再試舉二例，請看《書目》和《總目》的不同：
一、《書目》：丁氏叢稿 清丁壽昌撰 手稿本（易經解一卷、詩經解二卷、春秋解一卷、春秋左傳解二卷、小戴禮記二卷、說文辩通刊俗二卷）
《總目》：丁氏遺稿六種不分卷 清丁壽昌撰 稿本（讀易會通不分卷、詩經解不分卷、春秋解不分卷、春秋左傳解不分卷、小戴禮記不分卷、說文辨通刊俗不分卷）
按：相比之下，《書目》的編纂者是在目睹原書之後，糾正了原藏書單位的著錄失誤，將此書定為作者「手稿本」，且書名和子目、卷數也搞清楚了。而《總目》的「編校者」卻是依據《意見稿》照搬。
二、《書目》：大明正德乙亥重刊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十五卷五音集韻十五卷（金韓道昭撰）新編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元劉鑑撰）新編篇韻貫珠集八卷直指玉鑰匙門法一卷（明釋真空撰）。明正德十一年金臺衍法寺釋覺恒刻本。此書在《書目》中僅有三條款目，另二種的版本是：明正德十一年金臺衍法寺釋覺恆募刻嘉靖三十八年釋本贊重修本：明正德十一年金臺衍法寺釋覺恆募刻嘉靖三十八年、萬暦四年遞修本。
《總目》此書的款目竟達二十三條，即為二十三種不同版本，均照搬《意見稿》。如果初看這二十三種版本的著錄，你會感到大同小異，而研究者看了這些著錄，會一頭霧水，陷入迷惑之中，版本難以定奪。
按：是書為經部小學類韻書中不易搞清的版本之一。當年，筆者為弄清此書版本發過數十封函調信，以後又經過《意見稿》後的覆審、定稿，終於使此書版本大白。而《總目》編校者不加了解，照搬沒有經過覆審、定稿的《意見稿》，因此誤導研究者大焉。
這部《總目》僅有傅璇琮的一篇序，傅序肯定了《書目》的重要性，「應該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出版，能使中國的珍貴古籍經過廣泛調查與合理編排，供海內外學術界有效地利用，其本身又是一項學術研究成果，對我們如何進行版本鑑定，如何在傳統編目基礎上對古籍分類進行科學的歸納，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和啟迪意義。」然而傅先生文鋒一轉，又說「這一《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油印稿本就未引起注意。實際上這個《徵求意見稿》本身就是古籍善本目錄的寶貴文獻，它與已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比較，有兩大明顯不同之處。」傅序所說的兩大明顯不同是：一是其所錄之書，超過定稿本。二是保留了不少善本的行款格式。
這不是以子之矛，去攻子之盾嗎！這種矛盾的寫法，無法自圓其說。難怪有的版本學研究者說，傅序是「奇文共賞」的敗筆之作。當年，各圖書館報上之卡片雲集北京，計十三萬張，經過多次的甄別、合併、剔除，直至定稿後尚餘八萬餘條款目，那就是國內各館所藏的善本書（不包括未經整理編目者）。難道傅先生認為被編委會再三審核後所剔除的非善本，仍然是善本嗎？難道還要相信、肯定「編校者」變戲法似地去篡改的伎倆嗎？
傅序為了證明《意見稿》之可貴，特別舉出《通志堂經解》的清乾隆（傳誤，應為「清康熙」）十九年刻乾隆五十年武英殿重修本也被删除的例子。按《書目》所收為「清康熙通志堂刻本」，收藏單位即有十九家（尚不包括私人、台灣地區、日本、美國），其中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殘本。又按，是書始刻於康熙十二年，二年後訖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清代善本書志》（初稿）有詳考，文長五千字，茲不細述。而乾隆重修本多出弘暦上諭一篇，一般來說，凡有弘曆上諭者皆以重修本目之。當年各圖書館上報此書之卡片，幾經甄選，有的可以看書立馬解決，有的地區則難以目驗，只得以發函，請提供複印件，以便比對。但可以肯定的是，《經解》弘曆上諭如佚去，無從相核，那就較為麻煩。故《書目》之康熙通志堂刻本中，或雜有重修本。重修本並無什麽特色，又是「重修」，那還有什麽學術價值嗎？還值得收入《書目》嗎？所以有的圖書館根本就不上報了，如北京大學圖書館。
至於傅序說孝經類款目多於《書目》，那是對的。之所以會多，是因為編委會在工作中删去了非善本的款目，包括叢書零種等等，那是很正常的。《書目》和《總目》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是善本書目，後者為善本及非善本的混合體。
善本書中的序跋、行款、諱字、刻工、鈐印等等，都是鑑定版本的輔助條件，但不是決定因素，這是所有研究版本學的人都知道的。那麽，為什麽《書目》編委會會在第一本《經部》發稿前，要做出刪除行款的決定？那是因為當時各圖書館按照編委會的要求，在上報的卡片背後，多寫上了書的行款。但是，編委會的工作人員在審閱這些卡片時，有時會發現行款有問題，或是細黑口當作白口，或不記錄有刻工，因此不得不發函要求複查。由於我們的工作人員不可能每部書都能看到，而全國七、八百多個圖書館的著錄參差不齊，有的縣圖書館、文化館去函不回的例子太多。有鑑於小部分刻本的行款不準確，有誤導研究者之嫌，編委會經過多次討論，毅然採取了割捨所有的行款，這也是為了保證《書目》的質量不得不做出的決定。
傅先生是長期從事唐代古典文學研究及古籍編纂、出版工作的資深出版人，曾出任中國重要出版社的總編輯，所以我是非常尊重他的。然而，我卻沒有想到，一個在出版界那麽多年的專家，竟然會為一部編排拙劣、錯誤不計其數的剽竊、篡改《書目》的偽劣圖書作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出版人受到矇騙後的悲哀。隔行如隔山，傅先生不是目錄學家，更非版本學家，且傅先生自始至終都和《書目》編委會的工作，乃至於出版，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他對編委會的各次會議所作決議以及具體工作，應是不知曉的。當然，學術界中也有那麽少數投機者，利用名人效應，找名家為自己並不成熟的作品寫序，以作擋箭牌，不光可以抬高身價，而且可以阻止别人看到名家作序，不好意思去加以揭露。《總目》編校者利用傅先生大名的意圖就是如此。
對於《書目》的編輯、出版以及版權，編委會是十分慎重的。八十年代初，當時上海古籍出版社曾背著《書目》編委會，私自和日本株式會社合作在日本出版《書目》。這件事情被主編顧廷龍先生知道後，大為不滿，認為《書目》尚未編完，「上海古籍」就開始做一些小動作，這是不應該的。而且編委會也沒有授權將《書目》交給日方出版，這樣做，是違反編委會和「上海古籍」早先的出版合約的。以顧廷龍先生為首的編委會堅持向「上海古籍」抗議，最後導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日方停止他們私訂合同的執行。以日方早先出版的一本《書目叢部》而告終。且此事在1995年北京舉行的《書目》總結表彰會上，「上海古籍」也作了檢討。
這裡，還必須指出的是署名「天津圖書館編」的《（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2003 年，齊魯書社出版），這實際上也是盜用《意見稿》，將徵求意見的油印本全部影印，並製成索引，因此這個索引是為《意見稿》編的。在它的「編製說明」中說：「因日常工作之需，我們為《（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製了書名索引。為使其發揮更大作用，我們願將其公諸於世，為古籍界同仁提供便利，以免躬親翻檢之勞。」我們前面已指出了《意見稿》中的大量錯誤，因此不必再加批駁了。實際上，主其事者打著「天津圖書館」的旗號，不經過有關部門的同意，明目張膽地剽竊《書目》編委會的前期成果，這種做法是極其錯誤的。《書目》的副主編潘天禎先生在病重期間，知悉《意見稿》被非法出版，表示了極大的反感。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於此耿耿於懷，直至去世前仍然關注此事。
筆者以為，在各種類型的書目中，善本書目的編製是非常不易的，而善本書的聯合目錄編製更是困難之至。任何一個重要的省市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哪一館不想把自己的善本書館藏編成善本目錄，甚或善本圖錄？然而，這卻是不容易做的事，這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真正懂得版本目錄學的「行家裡手」。這一點，我們只要從近幾年出版的幾本《善本書目》就可知道。如堂堂的《口口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作為向該校百年紀念獻禮的圖書，竟然是著錄錯誤之多，難以置信。其第一頁第一種即非中文善本，且此頁著錄之書不規範或版本錯誤就有五處之多。可想而知古籍善本的編目以及鑑定，是多麽地不容易，它不像一般人想像似的，只要把善本卡片集中後，略加排列即可成《書目》。
編輯這樣一部大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在四、五十年代，是中國圖書館學界中的不少專家學者和不少歷史研究者想也不敢想的項目，即使有這種念頭，也不敢往深處細想，因為如果要做，那就是國家項目、重點工程，沒有國家支持那麽多的財力、物力、人力，是不可能做成的。1995年，我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專門去探訪了方行先生，方行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副主任委員，他告訴我說，《善本書目》如果早十年編輯，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果再晚十年編，也做不起來，因為沒有可以擔綱的人選和較多的具有實力的專業人員了。方先生的話是對的。
自1980年5月，全國各省市圖書館參加開始《書目》編輯的專業人員集中北京起，七百八十二個藏書單位編製的古籍善本卡片也全部集中。到它十餘年後全部完成的過程中，編委會的主任、副主任、主編、副主編、顧問共十二人，如今僅存一人。參加彙編、審校、定稿的工作人員四十七人，去世者十餘人。而參與《書目》編纂全過程的人員，今天也僅有丁瑜、沈燮元、筆者及任光亮四先生了。我怎麽也沒有想到，翁君居然利用大多數人的不知情，竟然在與《書目》毫無關係的背景下，幹出如此掩耳盗鈴的行為，這也是頗令人痛心的。為了紀念那些在編委會中盡了全力而逝去的所有責任者和工作人員，還《書目》一個清白，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旨。
傳遍大江南北而家喻戶曉的電視劇《水滸》中有一首主題歌，那就是「好漢歌」，其詞有「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中國的學術腐敗由來已久，具體表現就是，抄襲剽藕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虚作假為常，欺世盗名為榮。學術界要打假，難道出版界就沒有嗎？線裝書局竟然夥同別有用心的人公開剽竊、篡改國家《書目》，這種技倆決不能熟視無睹，任其泛濫，甚至包庇縱容。我們還要讓那些低劣之徒心存一絲恐懼，不能隨便讓他們撈取名利。
本文原刊書目季刊第四十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