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長時間看而不買」:日本的其中堂書店
「勿長時間看而不買」:日本的其中堂書店
尹敏志
抗日戰爭勝利後,周作人鋃鐺入獄,其藏書充公,現多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由於未單獨編目,被當作普通本處理,遂如涓滴細流散入大海,窺其全貌不易。其中舊藏洋裝書,已有周運先生的梳理(見《乘雁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線裝書則未見系統勾稽。近日翻閱謝冬榮先生整理的《知堂古籍藏書題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注意到日本嘉永六年(1853)星文堂等刻《醉古堂劍掃》上,有知堂兩則題跋:
此書在日本甚通行,與《菜根譚》同為人所愛誦,但在中國則似久逸,素未聞有人說及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從名古屋市其中堂書店買得此本,二十五日重訂訖,題記於北平之苦茶庵,豈明。書中頗有「違礙」字句,在前清或是禁書,但書目上不見。又記。
《醉古堂劍掃》十二卷,明陸紹珩編,其人生卒年不詳。此書乃分門別類,抄掇各家逸語奇句而成,屬於「文抄公」之鼻祖,無怪知堂對其青睞有加。知堂有蒐集清代禁書之嗜好,還曾撰文討論。其實,北平圖書館藏有《醉古堂劍掃》天啓原刊本,知堂未見,故有「在中國似久逸」之語。
翻閱知堂日記,民國二十一年(1932)五月二日,知堂向名古屋寄去書費10.5元,同月二十三日「上午遣人往取其中堂寄書四部」。而《醉古堂劍掃》題跋言「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從名古屋市其中堂書店買得此本」,可知其中堂寄來的四部書中包括這部。從付完款到收到書,耗時不過三周。當時北平文人從日本買書,竟比今天通過海運購買日本古書還要便利一些。
中國讀者感到陌生的其中堂,是上世紀日本最重要的漢籍書店之一。1935年,日本書志學家長澤規矩也(鄭振鐸的最大買書對手)書林點將,列舉日本最重要的四家漢籍專門書店:文求堂、琳琅閣、松雲堂、山本書店,全在首都東京。另外還有三家書店,長澤認為雖稱不上漢籍專門書店,但庫存豐富,也能買到優質漢籍,分別是東京的淺倉屋、大阪的鹿田松雲堂、名古屋的其中堂。(長澤規矩也《質疑応答》,《書誌學》第2卷第5號,1935)
說到「看而不買」,名古屋門前町有一家叫其中堂的氣派書店,從不把書擺在店頭,而是在門口竪著「時間就是金錢」「勿長時間看而不買」字樣的看板,每年正月發行的書目裡,也印上這兩句話。心想一定是家難搞的書店吧,但見到店主,發現也可以閒談。沒有任何異樣之感。後來店主為了修業,來琳琅閣當夥計。性格那麼好的人,戰後就再也見不到了,真令人惋惜。京都其中堂的老店主,是這位店主的弟弟。(長澤規矩也《收書遍歴》,《大安》第11卷第7號,1965)
長澤規矩也未提及其中堂書店店主的姓名。據《日本古書通訊》第127號報道,其中堂書店店主三浦兼助已於1940年1月15日去世,與文中「性格那麼好的人,戰後就再也見不到了」相符。長澤描述的,是二戰之前其中堂書店「兩京並立」的黃金時代,其本店位於名古屋市(中京)中區門前町,店主是二代目三浦兼助;支店位於京都市(西京)寺町通松原北,店主是三浦良吉,即兼助的弟弟。
行文至此,有必要普及一個基本知識:在日本江戶時代,很多商鋪店主代代襲名,稱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將人名作為一種商業資產繼承,猶如今日之商標。其中堂書店一代目店主名為三浦兼助,名古屋人,生於安政三年(1856),卒於大正六年(1917)。六十歲退隱後改名三浦在六,又稱在六居士,將三浦兼助之名讓與長子,後者即二代目。
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代目三浦兼助去朝鮮遊歷,他後來在《明治癸卯朝鮮紀行》一書中自矜:「以購買古書為目的渡朝的外國商人,以僕為嚆矢」。此行「第一為買收朝鮮古本,第二為觀察新刊書的銷路。同時在四國、九州地區搜求古書」。抵達朝鮮後,他不但購入《高麗史》等珍貴典籍,還拜訪京都本願寺的井上香憲、京城本願寺的青山知道,瞭解海外布教情況。由此亦可推察,三浦家應是佛教淨土真宗的信徒,其中堂主要售賣佛教書籍或與此有關。
作為地方書店,其中堂一方面利用地利,早在日本吞併朝鮮之前,就從西日本以及朝鮮半島進購古書;另一方面克服區位劣勢,在京都開設分店,吸引外地甚至海外顧客,積極發展郵購,拓寬銷售渠道。獨特的貨源與經營策略,吸引了國內高端藏家的目光。德富蘇峰曾云:
記得當年五山版的禪僧語錄等書,每冊價格在五至十日元之間。除了琳琅閣外,我還在大阪的鹿田松雲堂、京都的若林春和堂、名古屋的三浦其中堂買。在這些書店中,又數從東京的琳琅閣、大阪的松雲堂買得最多。(《典籍清話》,民友社,1932)
五山版的價值堪比宋元版,戰前價格還不高,其中堂也有所涉獵。周作人從其中堂書店購買的,則是更為廉價但中國稀見的江戶時代和刻漢籍。另外,李小龍教授還注意到,魯迅也在京都其中堂書店買過書:「其中堂位於寺町通,據說此書店原在名古屋,後來轉到京都。在寺町通這樣的核心地點,其店面之宏闊疏朗,實在令人驚嘆。」(《書舶錄:日本訪書詩記》,三聯書店,2019)稍可補充的是,魯迅在世時京都其中堂書店不過是支店,二代目三浦兼助過世後才升級成為本店。
現有資料顯示,魯迅從其中堂買書早於周作人,不能排除二弟受大哥影響的可能性。據《魯迅日記》,1921年2月3日「寄日本京都其中堂信並泉四元四角購書」,2月19日「上午得其中堂書店來信」,5月30日「寄其中堂信並泉三圓四十錢」。推測「來信」的內容,應是《其中堂發賣書目》。1923年2月7日,魯迅「晚得其中堂寄來之左暄《三餘偶筆》八冊、《巾箱小品》四冊,共泉三元二角。二弟亦從芸草堂購得佳書數種」。2月26日「下午其中堂書店寄到《巢氏諸病源候論》一部十冊,值亦十元。」以上三部書,皆有江戶時代和刻本。
1929年3月21日,魯迅「得其中堂信片」,從中選購若干種,4月5日「其中堂寄來《圖畫醉芙蓉》《百喻經》各一部,共泉六元四角」。這可能是魯迅最後一次從其中堂購書。他從沒有親自拜訪過名古屋或者京都的其中堂書店,一直通過目錄郵寄購買。魯迅還從丸善書店、相模屋、文求堂等東京書店郵購書籍,直到1927年遇見上海內山書店,成為那裡的常客以後,才逐漸停止從日本郵購書籍。
原刊於2023年9月文匯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