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銷夏錄》書事三題
《江村銷夏錄》書事三題
吳嘉龍
《江村銷夏錄》「未刻繕本」芻議
陸時化是清中期的藏書家、校書家和書畫鑒藏家，收藏宏富，纂輯有《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卷，其友人王昶言及此書云：
……（引者按：陸時化）常集生平所見數百種，記其紙絹，詳其行款，識者比之退谷、江村兩《銷夏錄》。（《春融堂集》卷五十八《國子監生陸君潤之墓誌銘》）
「退谷、江村兩《銷夏錄》」，指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和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孫、高為清初名宦，而二書皆是論及書畫鑒藏的名家之作，將其與孫、高二書並提，可見識者對陸氏此書的重視。
是書卷二「明王履吉書倪雲林贈徐良夫畊漁軒諸詩卷」條載陸氏自跋云：
《鐵網珊瑚》第五卷載雲林《畊漁軒詩畫》卷，卷後高巽志記一篇，楊基說一篇，唐肅、包大同銘二篇，然後雲林署云：「予既為良夫友契作《耕漁軒圖》，復為之詩。」系「鄧山之下，其水舒舒」一詩，後接周砥、隆山、張緯、陳寅、高啓、張羽、徐賁、王隅、劉天錫、仇機、王㮒、西澗翁、堅白叟諸詩，後又接雲林「溪水東西合」一詩，後又接陳宗義、俞銓二詩，沙門道衍《耕漁軒後序》一篇。雅宜山人從玩竹處所見，全聚雲林詩，不雜以他人，亦無雲林畫者。高江村已刻之《銷夏錄》未載此卷，未刻繕本末曾列此圖，核其作記、銘、詩、敘之人，皆與《鐵網珊瑚》中對仝，獨無雲林二詩。想玩竹家已將畫卷二詩，與雲林平日往還之詩匯為一卷，故江村見時，已少此二詩矣，三橋所見圖卷，亦雲獨無雲林。此卷中有雲林《題朱澤民圖耕漁軒詩》，則當時圖非一圖，卷非一卷，不可得而考也。……乾隆癸巳清明日，聽松山人陸時化題。
知陸時化曾親見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之「未刻繕本」。所謂「未刻繕本」，自然是此書的謄清稿本。跋文提到此本既與印本有所異同，則印本未載者必經高氏刊落。而上海圖書館藏陸時化精抄本《江村銷夏錄》（索書號：線善783192）書後亦有陸氏跋文，然跋中無一字言及此本，蓋是彼時陸時化仍未知曉此謄清稿本尚存天壤，這也是陸氏未將只見於謄清稿本的內容過錄到精抄本上的原因。
因此，陸時化親見這部謄清稿本，只可能是在前一跋寫作之後，後一跋完成之前。前者文末署「乾隆壬辰小春三日」，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後者文末署「乾隆癸巳清明日」，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換言之，陸時化親見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未刻繕本的具體時間，當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三日至次年清明之間。
現存的陸時化著述，除了《吳越所見書畫錄》，以及書前的《書畫說鈴》與書後的《書畫作偽日奇論》外，還有散佚序跋若干（這部分題跋經過輯佚，已收入陳小林、吳嘉龍、鄭凌峰點校：《吳越所見書畫錄》，上海書畫出版社，即出）。其中有一篇《跋高文恪公硯銘》，文章收錄在《婁水文徵》卷六十九（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線普409058-81）中（按《平原宗譜》卷十九雲陸時化《聽松文集》選刻於《婁水文徵》，但書中僅見此銘，今已無從窺見《文集》之概貌）。其文云：
高文恪江村先生向有藏硯百方，繼去其次者，存四十方，繼又去四方，以配三十六度，繼又去八方，謂之二十八宿，藏之瓶廬，終身不釋。餘生也晚，及游弄珠樓，乘興登先生之清吟堂，景仰流風余韻，見其居處一花一石，佈置咸有意味，非胸羅邱壑，曷克臻此，令人徘徊不忍去。請觀瓶廬之藏硯，僅存一方，乃先生在禁廷所用，作銘於己卯秋七月者也。深嘆不能盡見四十方，而先生之為文章冠冕，述作楷模，於斯銘亦可想見云。
「游弄珠樓」「登先生之清吟堂」，說明陸時化曾經前往浙江平湖，並造訪了坐落於此的高士奇舊邸。當時高氏後人仍在此處居住，因此陸氏才得到了「請觀瓶廬之藏硯」的機會。而他觀覽《江村銷夏錄》謄清稿本的地點，或許就在平湖高邸。
又，陸時化在前面提到的《〈江村銷夏錄〉跋》中記載了一則藝林掌故，事涉《江村銷夏錄》原刻書版和高氏後人：
聞高氏後人恐好事者按錄（引者按：《江村銷夏錄》）誅求，往往滋事，是以毀板不印，散在淛中者並廣為收之，世上原刻漸少。……余見吳門一富人子忽欲購錄中之物，捨此不可，市獪以偽畫仿其尺寸、題跋，往往獲售重價。爭利者道破之，稍有悔心。適高氏裔以所存廿件盡數持吳門沽之，市獪又以偽者托留高氏處，許以價值平分，富人子聞風趨覓，仍得偽者而歸。
無論是高氏後人毀版不印的傳聞（此說不實，其辨正詳參吳嘉龍、鄭凌峰：《〈江村銷夏錄〉版本考述》，《天一閣文叢》待刊），還是高士奇孫女婿張照所說的「江村先生捐館日，遺命平生珍秘書畫並贈大司農儼齋先生」（王傑等輯：《欽定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藏一〇《趙孟堅落水〈蘭亭〉詩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07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170頁上欄），都是用來應付外人的托辭，其目的乃是為了避免好事者對高士奇所蓄書畫的巧取豪奪。
審陸時化語意，知其是道聽途說，但這卻也說明他和高氏後人直至此時仍未結識。所以陸時化這次與平湖高氏的往來，並非舊交相見，而是如方薰那般，由人居中作介，才得以上門拜訪（見方薰《山靜居畫論》卷下，載於安瀾編：《畫論叢刊》，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462頁）。雖然個中細節已不可考，但其和高氏後人有所過從定然無虛。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江村書畫目》（索書號：18808）書前有吳錫麒跋，吳跋有云：
此冊系江村手繕墨跡，向為石門方氏所藏，據雲得自高氏後人，今又為予獲，何幸如之！
跋中提到的「石門方氏」即方薰，故方氏後人所言此書之由來應該屬實。而這也證明方薰後來與高氏後人相交甚篤，若非如此，方薰絕無機會得到這部《江村書畫目》。而對高氏後人來說，和後來逐漸熟識起來的方薰相比，初次見面的陸時化自然要顯得陌生許多。再者，陸跋提及的傳聞即便並非高氏後人有意散布，但後者必然也是樂見其成。是以，陸氏能夠見到《江村銷夏錄》的謄清稿本已是特例，若想要高氏後人對他坦誠相待，披露個中隱秘，卻是斷無可能的。
《江村銷夏錄》成書與刊刻考
《江村銷夏錄》的謄清稿本和印本既然存在差異，則對此書成書及刊刻之細節，當詳加考述。以是之故，為便後文論述計，應先對其基本情況加以鋪陳。
朱彝尊明言《江村銷夏錄》成書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又在同年九月付梓印行。按書前高士奇自序提到「三年余僅得三卷」，可知此書的纂輯工作必不晚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而其起始時間應在他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十八日抵達平湖以後（載氏著《歸田集》卷一《暮冬十八日渡江，連日揚帆，家園已近》，載《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66冊《清吟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170頁下欄）。
高士奇《〈江村銷夏錄〉自序》有云：
曩在大內，伏見晉、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記其尺寸，錄其跋尾，而海內諸家之所收藏，則又不能一一目睹，今姑略之。其所錄者，皆余親經品第，足資鑒賞者也。
「曩在大內，伏見晉、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記其尺寸，錄其跋尾」之語，當時就有人認為這是高士奇的托辭。如朱彝尊就在《〈江村銷夏錄〉序》中說：「詹事曩在內廷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檢高氏散佚之書畫題跋，間有言及內府所藏書畫細節者，蓋朱氏所言，誠為的論。
朱序接著又說「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邨所見錄之」，所以《江村銷夏錄》的纂輯過程，是先錄高士奇自家收藏的書畫，再輯錄高氏親眼見過的他人藏品。而高序稱「其所錄者，皆余親經品第，足資鑒賞者也」，其汰粗取精之標準一目瞭然。然後人有言《江村銷夏錄》間有偽本，並加以考出者（如程庭鷺，其考證見氏著《篛庵畫麈》卷下），因知高士奇樹立的這套標準，終究成了無法付諸實踐的理想。
《江村銷夏錄》所載亦有他人所藏，陸時化提到謄清稿本著錄的《耕漁軒圖》就是其中之一。容庚撰《倪瓚畫真偽存佚考》勾稽文獻，考得著錄此圖者有五：一、朱存理《鐵網珊瑚》；二、張醜《清河書畫舫》；三、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四、顧復《平生壯觀》；五、吳升《大觀錄》（載氏著《頌齋述林》，收入莞城圖書館編：《容庚學術著作全集》第22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291-292頁）。後三種書出自高士奇的同時代人之手，其中以《大觀錄》著錄尤詳。《大觀錄》卷十七「倪元鎮耕漁軒圖卷」條有纂輯者解題，其中提到「余甲子年從維揚購得，攜至長安，為梁相國鑒賞收去」，故知此圖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後歸梁清標所有。而高士奇目睹這件《耕漁軒圖》的具體時間，當在梁清標入藏這幅畫卷之後。至於此時《耕漁軒圖》是否仍為真定梁氏收藏，則難以知曉。
陸時化說未刻繕本「獨無雲林二詩」，又曰「三橋所見圖卷，亦雲獨無雲林」，以《大觀錄》對照，見倪瓚二詩倶在，因知吳升纂輯《大觀錄》時，除卷十轉抄《御選明詩》外，其餘各卷所錄書畫之題跋文字，亦有依憑前人著述輯錄者。如吳氏著錄的《耕漁軒圖》，其文字就很有可能源自《鐵網珊瑚》。
又有題名作《書畫總考》之書，後人亦有改題作《元書畫考》、《元畫考》者，據傳為高士奇纂輯。是書有戴光曾跋，跋云：
嘉慶乙未秋，見此書於當湖高氏，為竹窗未刊之書，假歸手錄藏之。足與《銷夏錄》並傳也。九月十有八日，松門戴光曾錄畢書。
1937年，啓功作《偽託高士奇書畫總考跋》，並考其出處：
功按：是書所錄，為元趙孟頫、高克恭、黃公望、吳鎮、王蒙、倪瓚六家書畫。其文倶見張醜《清河書畫舫》，字句悉同，僅篇段次序略有參差。此書脫誤處，《書畫舫》皆不誤。《書畫舫》中闕字，此書無不闕也。……此書疑即昔日傳抄本中元人一節，或出江邨手錄，戴氏未察，遂誤為竹窗未刊之書耳。（趙仁珪編：《金石書畫漫談》，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100-101頁）
跋中所謂「昔日傳抄本」云云，即就乾隆二十八年（1763）池北草堂刻本《清河書畫舫》印行以前，清人傳抄是書既久且多之情形言之。吳長元校刻《清河書畫舫》，並撰《池北草堂校刊〈清河書畫舫〉例略》，《例略》云：「是書向無刊本，傳抄既久，訛以滋訛。」所言種種，無不與此跋相合。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光緒六年（1880）金陵翁氏茹古閣刻本《開有益齋讀書志》一部（善本書號：02864），是書卷二「三國志補注」條有周星詒、蔣鳳藻批注。周批曰：「《補注》失採諸書甚多，如《通典》、《書抄》、《御覽》諸書所載，每多漏脫，疑原是稿本，非成書也。」蔣批亦云：「疑原欲廣採，以成一書，後人不加考求，遂以付刻。此必其歟。」以之例士奇此著，雖不中，亦不遠矣。
謝巍謂「是編（引者按：《書畫總考》）約康熙四十二年（1703）左右纂輯」（《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版，480頁），蓋以高士奇未及書成即身故而推之。然《書畫總考》亦輯錄有《耕漁軒圖》諸家題跋，倪瓚二詩俱全。若此書果真為高氏纂輯，則其必然未以親見所得之記錄與此書比勘。
《清河書畫舫》及《鐵網珊瑚》所載的《耕漁軒圖》題跋文字完全相同，都錄有倪瓚的兩首詩。而高士奇《〈江村銷夏錄〉自序》和凡例也提到了這兩部書，因此他對這兩部書記載的《耕漁軒圖》題跋必甚熟悉。是以，《書畫總考》亦可能抄錄於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銷夏錄》成書以前，若是如此，則此稿無疑就是清初時傳抄的《清河書畫舫》其中一部分。
考《鐵網珊瑚》及《清河書畫舫》所載，可知其與高士奇所見原跡之情況出入甚大。而他從未刻繕本中刊落這部分內容，或許便與此有關。這可能是因為高氏認為此圖無倪瓚詩作，故視之為不足以資鑒賞者；抑或其懷疑是卷乃為贋鼎，故刊落之。
《江村銷夏錄》卷一「宋牟益搗衣圖卷」條有高士奇自題，末署「辛未春日，竹窗高士奇題」。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搗衣圖》原跡於此處署作「康熙辛未閏七月朔日，題於信天巢並書，看書者維揚顧書宣、同郡王赤抒、大兒元受。江邨抱甕翁高士奇」，圖上此跋後另接一跋，謂「暮春題此詩後」雲雲，因知原跡落款乃誤，而其於是書纂輯或刊刻時正之。
孟森在《己未詞科錄外錄》中提到了高士奇的著作《春秋地名考略》，認為是徐善（按：孟氏原文誤「徐善」為「徐勝」，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已有辨析）的代筆之作（《己未詞科錄外錄》，載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年版，506頁）。以此類推，《江村銷夏錄》或許先經門客輯錄，完成初稿後，再由高士奇匯總、刪潤、整理。若其成書過程如此，則陸時化在《〈江村銷夏錄〉跋》中提到的「又聞江邨當時欲成卷帙，間以一二臨本亦載入焉」，就很有可能是門客眼力未到，而高士奇亦未能察覺，因此書中著錄便不可避免地混入了臨本。
按《江村銷夏錄》卷一著錄的王羲之《袁生帖》曾據張彥遠《法書要錄》以校補，而其後各條之題跋，多有未經校讎者。如書中所載高士奇題畫詩，皆未參考高氏詩集中的文字。又考《四庫全書總目》，見《江村銷夏錄》提要有云：
所記自晉王羲之及明人文、沈諸家皆具，惟董其昌舊跡悉不登載。其凡例雲，董文敏畫另為一卷，此本無之，殆當時未及刊行歟？
故知書中校勘體例不一，適因高氏當時倉促成書所致。
總而言之，本節所考述《江村銷夏錄》急欲成書，及其付梓以前曾有刊落修改諸事，或可充作瞭解此書成書與刊刻細節之一助。
《江村銷夏錄》《式古堂書畫匯考》編刻次序補證
鄭昶提到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時，說這部書「與《江村消夏錄》並名於時」（《中國畫學全史》，岳麓書社2010年版，383頁）。然以二者相較，後者成書及刊行時間早有定論，倘若對前者再加檢視，則知論者於此中問題，別有異辭。
今日所見著錄卞書之書目，多據書前卞氏自序落款時間定其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莊申就是這一說法的代表人物。他在文章《論清季廣東收藏家藏畫目錄之編輯》中稱，論書畫目錄（按：莊文發表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其時學界對此類書籍之稱呼尚未作統一界定，故而文中乃將「書畫著錄」「藏品目錄」及「書畫錄」諸名稱混用）的纂輯及其發展史，最早使用「把握質地、面積、形式、題跋、印章等五要素的體例」的藏家實際上是卞永譽，而不是高士奇，因為這種體例「卞氏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已經使用」（《論清季廣東收藏家藏畫目錄之編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1973年，115頁）。
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載卞書提要有云：
然其據以輯錄之書大致可以考知，有三百多種，其中收錄最多或全收者，有張醜《清河書畫舫》、趙琦美《鐵網珊瑚》、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汪珂玉《珊瑚網》、高士奇《江村銷夏錄》等等。……此書撰時雖有壬戌自序，但稽其輯錄之書，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梓行之《江村銷夏錄》，則此書纂成當在是年後二三年，而非撰序之時。（《中國畫學著作考錄》，481頁）
謝氏謂高書梓行於康熙三十三年乃是筆誤，但其推斷卞書纂成晚於高書，前者成書時間並非撰序之時，卻可留意。
賈笠認為卞書成於康熙二十一年，但卻要到雍正年間才開始印行（《卞永譽書畫著述考論》，《中國書法》，2019年第12期B版，151-152頁）。他將卞書成書及刊刻時間分開討論，甚是。但這一推論也存在疏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簡單的補充和考證。特引述於後：
不過，儘管賈氏以書中「胤」字缺末筆判定其為雍正間刻本，但康熙立胤礽為太子後，時人刻書便有主動避「胤」字諱者，此種情況雖非普遍，但確為康熙刻本避諱中重要的特殊情形。又，書中無「禛」字改「禎」字之例，且更未有言及卞氏逝世之語，故其亦有可能於成書後旋即付梓。然康熙三十九年（1700），王士禛任刑部尚書，卞永譽為刑部侍郎，時卞氏贈王氏以《式古堂書畫匯考》六十卷，事載王士禛《居易錄》。按《式古堂書畫匯考》印量甚少，若是書於康熙二十一年梓行，則卞永譽必專門刷印一部以貽王氏，此實不合情理。再檢宋犖作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之《〈大觀錄〉序》有「近出之《書畫考》」語，故知卞書斷無康熙二十一年付印之理，因《〈大觀錄〉序》之作距其時已歷三十年矣。倘卞書印於康熙三十九年之前不久，則宋犖《〈大觀錄〉序》所言可通，而彼時《江村銷夏錄》也已印行於世。是以，《式古堂書畫匯考》的刻印時間應在康熙三十二年高士奇刊印《江村銷夏錄》之後，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出版、閱讀與知識傳播——以〈江村銷夏錄〉為個案的研究》，《中國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2期，引自論文發表後之增訂本注釋）
概而言之，拙文認為《式古堂書畫匯考》梓行時間之上限，最早應在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銷夏錄》印行以後。然文中考證卞書之成書早於高書，所據皆為外證，因此今特舉一例加以補充。
高、卞二書都著錄了倪瓚的一幅畫卷，高士奇題作《竹石霜柯圖》，卞永譽以《霜柯竹石圖》為名著錄。此畫之正名，謝正光《倪瓚〈霜柯竹石圖〉之新贋與舊偽》一文已有論述（《倪瓚〈霜柯竹石圖〉之新贋與舊偽》，載氏著《停雲獻疑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230-231頁）。檢二書著錄是圖題跋文字，高書較卞書多笪重光一跋，由此可知，卞永譽著錄此圖，或是在笪氏收藏之前據原跡抄錄，或是從他處過錄前人的題跋文字。而《虛齋名畫錄》卷七著錄的所載高士奇寫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跋文提到「雲林此幅曾藏王太常、笪侍御家，今為余所有已數年」，因而可知其先後經王時敏、笪重光與高士奇收藏，故高書中才錄有笪氏的跋文。換言之，高、卞二書著錄此圖的來源各異，如果卞書據高書以輯錄，絕對沒有不錄笪氏跋文的道理。再將《江村銷夏錄》與《式古堂書畫匯考》中的文字一一比勘，就會發現高書有而卞書無的內容不在少數。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卞永譽這部書成書較早的緣故，這也是謝巍觀點並不準確的又一則證據。
以前文所舉例證觀之，無論是昔年莊申所謂「在《式古堂畫考》問世以後，一般的書畫錄都已採用卞永譽的編輯方法了」，及其認為吳榮光纂輯《辛醜銷夏記》「僅知高士奇而不知卞永譽，似乎近於捨本逐末。這是美中不足的」之見解（《論清季廣東收藏家藏畫目錄之編輯》，115-116頁），還是謝巍所言，如今都到了應加以修正之時。
此乃有關《江村銷夏錄》之舊稿，今整理成文，亦聊記歲月云爾。
附記：
錢存訓先生認為吳錫麒《〈江村書畫目〉跋》中提到的「石門方氏」為方薰之父方槑（《精寫本〈江村書畫目〉題記》，《文獻》，2002年第3期，146頁）。然方薰《山靜居畫論》有云：「友人朱君仲嘉，精於鑒別，古今書畫家掌故出處，言之井然。雖名不著者，無不知其爵里，又人所不易也。柘湖高氏，仲嘉戚黨，先世名收藏，僕介仲嘉得觀之。」（《山靜居畫論》卷下，《畫論叢刊》，462頁）故知平湖高氏與石門方氏之交遊，當始於方薰一輩，而方槑之時，兩家應無往來。所以，雖不知錢先生氏所言之出處，但其必然不確。
再附記：
近日重校《江村銷夏錄》，事雖未畢，但卻發現此書偶有錯簡與脫漏，這足以為前文所論其成書倉促及內容多未經校讎增添一二證據。如是書卷一「鄭所南墨竹卷」條，此條所載畫作今不知所蹤，幸好《鐵網珊瑚》和《大觀錄》均有著錄。二書所錄王廷器題畫詩在王氏落款前，可《江村銷夏錄》卻將此詩置於其後，此即為是書錯簡之明證。同一卷中又錄有錢選《秋江待渡圖》之畫跋，檢劉中跋有「予自閩浮海，為阻風還抵四明」句，將其與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秋江待渡圖》實物相比勘，則知中有脫漏，全句應為「予自閩浮海，將游京師，為阻風還抵四明」。此畫又有吳綬七言題畫詩一首，吳氏以畫上題句「錢公妙筆咫尺間」來頌揚錢選的畫藝，但《江村銷夏錄》在轉錄時卻漏去「妙筆」二字，這便反映出了此書在纂輯時的匆忙。至於說對其詳加校讎，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事了。而這也又一次證明，在出版史上，書籍不得不匆忙付印出版，以致留下諸多遺憾，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事。儘管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
本文原刊於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