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圖書館員對《永樂大典》的思考
一位西方圖書館員對《永樂大典》的思考
何大偉
一、我為什麼要研究《永樂大典》
我對漢學唯一的原創性貢獻是發現了一冊未被著錄的《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是中國著名的百科全書。
1997年4月，阿伯丁大學召開了一個紀念理雅各（James Legge）逝世100週年的會議。理雅各來自阿伯丁哈德利鎮（Huntley，Aberdeen），曾在中國傳教多年，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及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
會議期間的一次晚會上，我問默特爾•安德森•史密斯（Myrtle Anderson Smith）女士，她所負責的特藏部有沒有中文藏書。她唯一能想起來的就是一冊黃色絲綢封面的大書，正文是朱、墨兩色，這可能是某冊《永樂大典》。第二天對這本書的鑒定證實了我的判斷——《永樂大典》的封面和版式都與眾不同，尺寸也遠遠大於其他中文圖書，這些特點使人印象深刻並很容易回憶起來。所謂容易，是指如果你曾經看見過或者觸摸過。
從此以後，我就被當作《永樂大典》研究領域的專家。2002年，北京要舉辦一個紀念《永樂大典》編纂600週年的研討會，我受邀參會並在會上介紹英國所藏《永樂大典》。為了準備這次發言，我開始盡可能多地收集關於《永樂大典》的各種資料，主要是1900年夏「使館之圍」以後，《永樂大典》殘卷的下落情況。
後來，我又對這篇論文進行了擴充，涵蓋了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殘卷，直到10月份我前往愛爾蘭都柏林拜訪切斯特•比蒂圖書館（Chester Beatty Library），這篇論文才最終完成。文章非常枯燥，內含大量腳注和一個詳細的表格。內容基本上就是我在北京參會時的發言。
2009年3月，阿伯丁大學中文學習小組邀請我去介紹阿伯丁大學藏《永樂大典》。借此機會，我寫下了自己對中國百科全書的理解，以及《永樂大典》是如何編纂的。
最近，英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了明代文物展（Ming Exhibition），展品之一就是來自大英圖書館的一冊《永樂大典》。《亞洲藝術》雜誌刊登了一系列關於這個展覽的文章，我的論文也是其中一篇［Arts of Asia，2014，44（6）82-89］。應雜誌要求，我對自己的論文進行了修訂。
見過《永樂大典》殘卷的人少之又少，更不用說觸摸過了。因為我們所說的這部書從來沒有印刷過，而且殘卷散藏在世界各地的少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最多，但是，即使代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前去拜訪中國國家圖書館，我也不會要求他們展示《永樂大典》。因為那就好像一位中國同行拜訪博德利圖書館，要求我們展示一件《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或《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即莎士比亞劇作合集本）一樣。無論如何，仿真複製品就可以較好地體現原書的風貌。
1773年開始修《四庫全書》時，《永樂大典》就被用於輯佚佚書。因此，《永樂大典》的內容已經被研究得非常透徹了。我現在還記得，2002年的北京研討會上，當一位參會者談到這個話題時，聽眾反應冷淡。
我打算寫三篇（或許更多）博客，來闡述《永樂大典》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是編纂方式，獨特而新穎。以下是我為博德利圖書館藏19冊中一冊所編的目錄：
永樂大典 殘一卷（19735）/（明）永樂中解縉等奉敕編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包背裝1冊；51公分
MS.Backhouse 1j=Arch.O.a.6/17
一冊的封面曾經修復過，不過兩個題簽都保留下來了。有的殘卷上，其中一個或者兩個題簽都不見了。左側題簽簡單明瞭，是書名及卷數。這冊只有一卷，不過大多數《永樂大典》包含兩卷或者三卷。卷數連續編排，根據卷數無法判斷內容，內容是由右上側的題簽體現的。
《永樂大典》問世之前，中國規模最大的書是《太平御覽》（1000卷，公元983年完成）及《冊府元龜》（也是1000卷，公元1013年完成）。這是「宋四大書」 中的兩種（另外兩種是《太平廣記》和《文苑英華》，分別於公元981年和公元982年完成）。這些書都按主題編排。
但是《永樂大典》的規模超出「四大書」的2000倍。據《明實錄》記載，皇帝本人要求條目按韻編排，這樣查找起來「便如探囊取物」①(《明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二十一，葉九)。據我所知，這是中國百科全書第一次不按主題而按韻目編排——類似英文中的按字母排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做法有點兒隨心所欲。
《永樂大典》據《洪武正韻》編排。當時《洪武正韻》剛剛編成不久，已被確定為標準。它是遵照明朝第一個皇帝明太祖的旨意編纂的，公元1375年編成，本意是將中原正音作為標準，實則反映了編纂者的南方口音。博德利圖書館有兩部明版《洪武正韻》，借此機會介紹一下：
洪武正韻 十六卷/（明）洪武八年［1375］樂韶鳳等奉敕撰 明嘉靖四十年［1561］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以節刊本線裝5冊；31公分Backhouse 406
洪武正韻 十六卷/（明）洪武八年［1375］樂韶鳳等奉敕撰 明刊本線裝5冊；30公分 Sinica 539
這兩個版本的版式相同，由此可以看出，這兩個版本顯然屬於同一個系統。與CALIS數據庫裡查到的其他版本一樣，這兩個版本一定是根據初刻本刊刻的，而初刻本很可能是明初官刻本（imperial edition），儘管我在任何目錄裡都沒有找到這樣著錄的版本。數據庫裡唯一的例外是一個明朝末期的版本，即明崇禎四年（1631）刻本。
《洪武正韻》首先根據四聲（與現代漢語的四聲不同）編排，每一個聲調之下再按韻目編排。博德利所藏版本保留了原書的封面及題簽（略受損，不過我會安排修復的），因此我們能看出檢索如何方便，的確，如探囊取物。
回到上述《永樂大典》，由封面題簽可以看出，這冊是「屋」字韻第76冊（一共251冊），「屋」字在入聲里排在第一位。
不過，至少對我來說，找到這個字並非便如探囊取物。
《永樂大典》目錄，如果曾經有的話，久已失傳。但是，袁同禮在1932年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上影印了該館新入藏的抄本《永樂大典》目錄，目錄上鈐有翰林院印章，而《永樂大典》之前正是藏在翰林院［《永樂大典存目》，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2，6（1）：93-133］。袁同禮（1895—1965）畢業於北京大學，後來成為卓越的圖書館學家。他痴迷《永樂大典》，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調查《永樂大典》殘卷的下落，正如我在《歐洲圖書館藏〈永樂大典〉》一文里介紹的那樣。（寫於2014年12月3日）
二、《四庫全書》簽佚書單考
在我博客的其他文章裡②，我已經介紹了中國百科全書的性質，以及他們在輯佚書方面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是乾隆時期纂修的，其中385種書（超過收書總數的十分之一）已經失傳，是從《永樂大典》裡輯出來的。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輯佚的方式是非常嚴謹的。這也是《永樂大典》多年來一直吸引我的第二個特點，即粘貼在原書內封的《四庫全書》簽佚書單。博德利圖書館所藏19冊《永樂大典》中，4冊有書單；其中3張是刻印的，另一張是手寫的。
這些書單極為珍貴，因為我們可以借此一窺《四庫全書》編纂者們如何利用《永樂大典》進行輯佚。如果沒有這些書單，這一過程就沒有任何記錄——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如果不是所有時代的所有學者）對這種單調乏味的俗務沒有興趣。因此，在研究歐洲圖書館藏《永樂大典》的時候，我對有無書單的情況做了詳細記錄，並歸納如下：歐洲所藏59冊中，12冊有書單，16冊有書單留下的痕跡，31冊沒有書單。
歐洲所藏《永樂大典》僅佔原書的0.5%，而有書單或者書單痕跡的還不到一半。不但樣本數量太少，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那些沒有書單的殘卷是壓根就沒有，還是在修復過程中消失了。起初我以為沒人研究這些書單，因為能接觸到原書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而中華書局1960/1984年影印版（我的論文中引用過）僅收錄了正文，未收錄封面、封底及相關內容。所以，儘管歐洲圖書館的樣本數量不多，但我以為研究的大門是敞開的，要麼我自己為漢學研究做出第二個原創性貢獻，要麼一個聰明的學生就這個題目寫一篇學位論文。但是昨天，我的希望破滅了：在「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里檢索之後，我發現了一篇這個專題的文章，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明清文獻學教授張升［《〈四庫〉館簽佚書單考》，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3）：61-66］，四庫學是其研究方向之一。
張升先介紹了簽佚書單的結構。這是顯而易見的，接下來我會用博德利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所含書單進行展示。然後他根據書單對參與各卷輯佚工作的30位學者進行考證。根據所看到的書單（主要收藏在中國和日本）， 他考證出20位學者的姓氏，以及每位學者分別使用了哪些卷《永樂大典》。奇怪的是，他使用了博德利圖書館一冊《永樂大典》（卷5244—5245）的書單，卻沒有提及另外兩冊（卷15073— 15075和卷16217— 16218），而後者能夠幫他填補空白，考證出另外兩位學者的姓氏，即來自廣東的閔和陳。他也沒有利用美國及歐洲其他機構所藏《永樂大典》。接下來，他考證了輯佚的過程，最後確定了輯佚的確切時間。在上述四個方面的考證中，書單即使不是唯一依據，也是主要依據。
這就是博德利圖書館一冊《永樂大典》所含書單，各項內容分別做了標記：
A.簽出該冊的纂修官的姓氏
B.該冊所含卷序號
C.所輯佚書的書名，以及輯出內容的條數
D.所輯佚書的種數，以及輯出內容的總條數(一種書輯出的內容可能不止一條)
E.簽出該冊的日期
F.指派譽錄佚書學者的姓氏
所有的書單都是用同一塊版刻印的，上面的時間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只有月份和日期需要手寫（E），據此可知輯佚的確切時間。不知道為什麼，所有殘存的書單都沒有填寫譽錄者的姓氏（F）。
由上面的書單可知，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公曆1773年9月27日），一位閔姓纂修官簽出卷15073—15075，並從裡面的17種書中譽錄20條佚文。
還有一種考證輯佚書數量的方法張升沒有提到。下面這兩個例子就驗證了這一方法。200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了《永樂大典》卷7889—7890（非常逼真，像真的一樣），其中包含一張書單；博德利圖書館藏《永樂大典》卷1036—1037則包含了一張手寫書單。
在這裡，佚書的書名並無二致，但是簽出的條數則以圓圈而不是數字來表示，纂修官一定是一邊翻閱，一邊畫圈，以免遺漏。因此我們能夠得知他們當時是怎樣工作的，跟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方法並沒有什麼區別。
我在博德利圖書館藏卷13872—13873里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證據，這冊的內封有書單的痕跡，還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此本無簽」。這個紙條肯定不止字面意思這麼簡單，那麼，還有什麼含義呢?
回到上面那張完整的書單上，可以看到從《古今黈》中輯出兩段佚文，在《四庫全書》及之後的刻本中，書名著錄為《敬齋古今黈》。「敬齋」是作者李冶（1192—1279）的號，李冶是元代著名數學家。輯出的內容包含他的筆記：
輯出兩段佚文中的第一段在這裡： 從《古今黈》中輯出的第一段佚文
從在線版《四庫全書》卷二中可以查到輯出的這些佚文是怎麼結束的：
至於如何根據這些輯出的佚文恢復原書，也就是說，根據什麼順序把這些片段綴合起來，以及如何分卷，我完全沒有頭緒。
時至今日，每當瀏覽這些《永樂大典》殘卷，看到某些失傳的古書能夠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以及精確記錄輯佚過程的這些證據，我依然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之情。這些卷的順序是否合適是另一回事，我會繼續研究。（寫於2014年12月9日）
三、影印版《永樂大典》
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版收錄了絕大多數存世的《永樂大典》，共計730卷，分為20函202冊。1984年，中華書局進行了重印，重印版增加了67卷，分為2函20冊。下面是我所編的目錄：
永樂大典/（明）永樂中解縉等奉敕撰
北京：中華書局，1960—1984
線裝222冊；20公分
影印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殘卷
內容：
第1—20函 永樂大典 殘七百三十卷.-1960.-202冊
第21—22函 永樂大典 殘六十七卷.-1984.-20冊
之後，《永樂大典》殘卷在世界各地時有發現，並不時被單獨或彙集起來影印出版。最近，博德利圖書館已經完成了所藏19冊《永樂大典》的數字化工作。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藏一冊也已經數字化，並可以在線閱覽。
2002年北京研討會之後， 一批新發現的《永樂大典》被影印出版：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胡道靜撰序；許仲毅，余嵐責任編輯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精裝1冊；30公分
ISBN：7-5326-1285-6
不得不承認，這讓我很鬱悶，因為其中3冊在愛爾蘭，而我還以為自己瞭解歐洲所藏的所有《永樂大典》。這下可好，我還得繼續調查。
令人惱火的是，影印本僅注明所在國家，沒有提及詳細的收藏機構。不過在我看來，這比中華書局影印本稍好一點，因為後者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新發現的17卷中，美國和日本各2卷、英國5卷、愛爾蘭8卷。
英國所藏的5卷在英國國家圖書館，分為兩冊，同事告訴我愛爾蘭的8卷藏在切斯特 • 比蒂圖書館。不久之後，我就從網上查到了美國和日本的收藏情況。詳情如下，一共7冊：
1.卷803—806 愛爾蘭切斯特•比蒂圖書館
2.卷8569—8570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3.卷10110—10112 愛爾蘭切斯特•比蒂圖書館
4.卷13201—13203 英國國家圖書館
5.卷14219—14220 英國國家圖書館
6.卷15957—15958 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
7.卷19866 愛爾蘭切斯特•比蒂圖書館
實際上，最後這一冊，即卷19866，中華書局1984年已影印，但是缺第八頁上半頁，也許是1931年拍照複製的時候漏掉了。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把這頁補上了。
不過，跟中華書局的影印版一樣，上海辭書出版社也僅僅影印了正文，沒有收錄封面、封底等。因此，影印版裡沒有《四庫全書》簽佚書單（見前），也沒有任何能夠表明其來源的文字或者細節。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永樂大典》的流傳軌跡都被清除了。
1900年的「使館之圍」中，因為有火災，後又救火，因此有些《永樂大典》殘卷上有大片水漬，切斯特•比蒂圖書館藏其中一冊的最後一頁尤為明顯——我從馬嘯鴻（Shane McCausland）的Copying and transmitting，knowledge and nonsense（《複製與傳播、知識與無意義》）［載Original intentions：essays on production，reproduction，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rts of China（《原意：中國藝術的生產、複製和詮釋論文集》），佛羅里達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裡複製了這一頁，同時也複製了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版的這一頁。
影印出版過程中，對書影進行了很多的加工。比如，並沒有按原書的形式去影印，而是把黑色文字提取出來，然後整齊劃一地加上紅色框線。可能是因為編者用的是黑白或者灰度圖片，但是又想做得跟原書一樣。但是，在切斯特•比蒂圖書館藏的某一冊裡，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插圖也被印上了紅色的欄線。
最近，中國國家圖書館計劃原大仿真影印出版所有存世的《永樂大典》。為此，上周我們向他們贈送了博德利圖書館所藏19冊《永樂大典》的高清電子文件。如前所述，這些文件已經全部發佈在網絡上，並已被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版所收錄。博德利圖書館也有一套中華書局所使用的縮微膠卷。這是20世紀50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為我們複製的，很可能是因為當時博德利圖書館沒有拍攝縮微膠卷的設備。
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仿真影印版會是什麼樣子呢?我拭目以待。我尤其關注修圖問題，因為卷14607-14709（MS.Chin.b.9）卷端有一段話，毫無疑問記錄了這一冊的來源：
北京，1900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從翰林院的廢墟中搶救出的一冊••••••T.Biggin (寫於2015年5月29日)
附記：
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機緣巧合之下，我得知美國洛杉磯漢庭頓圖書館新發現一冊《永樂大典》。當時我正在位於都柏林的切斯特•比蒂圖書館查閱該館收藏的《永樂大典》，那幾冊就放在我的電腦旁邊。休息的間隙，我用電腦查收電子郵件，博德利圖書館同事發來的一個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於是我看到了《洛杉磯時報》（L.A.Times） 的報道。
我記得當時很惱火，因為報導裡提到「讓我們回到19世紀中葉，當時英法聯軍侵略中國。在劫掠過程中，不少《永樂大典》失蹤或被損毀」。這種說法沒有根據。事實是，1900年「使館之圍」期間，我們偷竊/搶救（隨便你們用哪個詞）了一些《永樂大典》。還好，漢庭頓的報道沒有重復這個錯誤。我打算在第四篇博客里對此進行反駁。
四、存世《永樂大典》殘卷的收藏情況
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我寫了三篇關於《永樂大典》的博客。我一直想寫第四篇，關於存世《永樂大典》殘卷的收藏情況。1900年6月23日，星期六，「使館之圍」期間，翰林院失火，僅有約一半《永樂大典》得以幸存。在此期間，去年巴黎新發現的兩冊《永樂大典》為我提供了新的線索，借此機會一並寫出來。
巴黎新發現的兩冊分別是卷2268—2269和卷7391—7392，翁連溪（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研究館員、中國殿版古籍研究專家）和高樹偉（北京大學在讀古典文獻專業博士，碩士論文主題即關於《永樂大典》）已經分別撰文進行了詳細介紹③。
巴黎當地時間2020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2時，巴黎知名博桑—勒費福爾拍賣行（Beaussant Lefèvre）舉行亞洲藝術品拍賣會（Archéologie-Art d’Asie），兩冊《永樂大典》是拍品Lot231，單冊預估價為5000—8000歐元。
很難找到有關拍賣細節的英文介紹。儘管這一消息對中國人的重要性遠超西方，但是我當時在網上收藏的一些中文報道已經找不到了。因此，我要感謝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許海燕女士，她目前負責存世《永樂大典》的仿真影印工作。這篇文章里的很多信息都是她幫我收集的。我已經把這些信息複製了下來，以便長期保存。
下午4時47分，兩冊《永樂大典》以1萬歐元起拍，瞬間突破50萬歐元，1分半鐘之後，競拍價已經突破拍賣公司顯示屏的極限，競拍價無法顯示。當天競拍成功的那位中國女士從200萬歐元時開始競價，最終以640萬歐元拍得。據悉，拍賣行的拍賣傭金為27%。因此，兩冊《永樂大典》的最終成交價為812.8萬歐元。換言之，超出預估價1000倍以上。
那位中國女士的身份我還不清楚，她代表一位名叫金亮的中國商人前來競拍，而金亮是被翁連溪告知拍賣一事並參與競拍的。金亮是浙江人，上海春竹集團有限公司、浙江奧特萊斯廣場有限公司董事長。他資金雄厚且對古籍愛，又樂於公事，曾捐宋版書於浙江圖書館、敦煌卷子於棲霞寺。對中國人來說，這兩冊《永樂大典》能夠回歸中國當然是天大的好事，希望有朝一日它們能夠歸於公藏。
這件事使我重新思考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即存世《永樂大典》殘卷的收藏情況。對中國人來說，其中大約一半藏在國外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2002年4月，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了紀念《永樂大典》編纂600週年的國際研討會，我在會上宣讀了英國圖書館藏《永樂大典》的論文。我後來對那篇論文進行了擴充，涵蓋了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收錄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所有歐洲圖書館藏《永樂大典》里。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認識到了中國人對《永樂大典》的這份敏感。
在研討會的招待會上，一群年輕而憤怒的記者包圍了我，他們指責我是賊，要求我立刻把《永樂大典》還給中國。我個人是無辜的，但是這一辯解無濟於事；我也沒有資格把《永樂大典》還給中國，同樣無濟於事。一直到現在，我的博客下面還不時有這種憤怒的留言。
他們把《永樂大典》的散失與圓明園浩劫等同起來。但是，這兩件事情完全不能相提並論。1860年圓明園慘遭破壞，完全是英法聯軍所作所為，這件事情我越想越難過。而「使館之圍」的情況並不相同④。
據估算，失火之前翰林院藏有大約800冊《永樂大典》；其中約400冊毀於大火，400冊幸免於難。幸存的《永樂大典》，大約一半在中國，其餘的在「使館之圍"後，很快就被外國人帶走了。但是，很多中國人認為，翰林院跟圓明園同時遭到劫掠，互聯網上能搜到很多這樣的說法。但是，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親自翻閱了歐洲所藏的每一冊《永樂大典》，並在論文所附的表格里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他們的來源無一例外指向「使館之圍」。沒有證據表明，其中任何一冊在此之前來到歐洲，更沒有此前偷來並隱藏於公眾視線之外的情況發生。
但是，巴黎新發現兩冊《永樂大典》的來源則不同。《永樂大典》對我而言早已不再神秘，現在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他們的來源。非常不幸，人們對此知之甚少——或者，披露的信息太少——好似霧裡看花。在文章最後，翁連溪說，據賣家介紹，這兩冊《永樂大典》乃家傳，他們祖上有一位法國海軍軍人，19世紀70年代在中國與一些官員相交頗深，獲贈了很多東西，其中便包括這兩冊《永樂大典》，基本確定來源有一定可信度。
如果這一說法屬實，這兩冊《永樂大典》就是唯一在「使館之圍」之前來到歐洲的，而不是外國人從翰林院帶走的。
之所以寫下這篇博客，並不是為了證明《永樂大典》殘卷流傳至國外並被收藏是合理的，而是為了廓清被情感以及缺乏理智所遮蓋的事實。(寫於2021年3月18日，完)
注：
①原文為「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譯注。
②文章鏈接為https://serica.blog/category/encyclopaedias/.
③這兩篇文章分別是翁連溪《新出現的兩冊〈永樂大典〉趣聞》和高樹偉《讀巴黎新見兩冊〈永樂大典〉記》。
④關於「使館之圍」的情況，本人已在《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綜述》(載2016年5月第3期《文獻》)一文中介紹，此處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