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之緣起
《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之緣起1
王婉迪
承蒙沈津先生不棄，稱我為「小友」「忘年交」，但在我的心裡，一直把沈先生當作治學為人的楷模與自家的長輩一樣敬愛。初次與沈津先生通電話，是為拙著《書劍萬里緣》採訪，請沈先生談談吳文津館長請他到哈佛工作的經歷和在哈佛撰寫善本書志的過程。第一印象是沈先生氣質儒雅，談話不疾不徐，對我這樣一個未出校門的無名小輩也十分親切，一口一個「您」，更令我手足無措。後來接觸得多了，得知沈先生有兩個美麗的外孫女，因此常常懇求沈先生，「請您不用太客氣，就像和外孫女說話那樣就行」。在我心中一直希望，如果沈先生認為我是一個談得來的晚輩，願意像對自己的孫子孫女一樣，把一生的經歷和心得慢慢說給我聽，於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滿足與榮幸了。
能夠有幸結識沈先生，還要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老館長吳文津先生。我在斯坦福大學求學時，因為老師Ronald Egan（艾朗諾）教授和師母陳毓賢女士的緣故得以瞭解吳先生，在師母介紹我為吳文津先生和其夫人雷頌平女士撰寫合傳時，我採訪了他們的親朋好友，其中就有被吳先生視若至寶的沈津先生。吳先生親口告訴我，在他三十餘年間為哈佛燕京圖書館延攬的人才中，「其中我最得意的有兩位，沈津就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後來任副館長的賴永祥先生。沈先生回憶與吳先生的交往和在哈佛燕京工作的往事，細緻入微，談起吳先生為人清正簡樸，在香港請他吃飯，邀請他到哈佛任職，也不過是選在酒店附近的小飯館，點上兩三個菜，而沈先生一家搬到波士頓，吳先生即和當時的中文部主任胡嘉陽老師親自開車將他一家送到新居，安置好後已過午夜，並把當月的薪水提前交給他，令他非常感動。說到吳館長，沈先生總說一句話:「士為知己者死。」從這些小細節，我發現沈先生不僅有超群的記憶力，更深深感到他是極為重情重義之人。通過幾次談話，我認為沈先生治學為人的魅力，遠遠超過其專業範圍，因此萌生了為其撰寫一部口述史的想法，得到了吳先生的大力支持。在吳文津先生百歲生日的幾個月前，他還逐字逐句閱讀了本書的初稿，提出了詳細的意見，並且為該書撰寫了推薦語。幾個月之後，剛剛度過百歲壽辰的吳先生就離開了我們，而他留下的這段文字，也是這位為了圖書館事業鞠躬盡瘁的老人最後一次為自己熱愛的事業發聲，他生前的支持和鼓勵一直鞭策著我寫好這本書。因寫作與出版《書劍萬里緣》，我幾乎每周都要見到吳氏夫婦並互發郵件，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吳先生去世後，他的太太和女兒都對我說：「We know he loved you deeply（我們知道他深深地愛著你）。」而我也一直將吳先生和吳太太視為親人。能夠有幸和沈先生結緣，是吳先生留給我的最珍貴的禮物。冥冥之中，我總覺得人生中一位慈愛的長者離開了，而他又將我交托給另一位可以仰望的長者，讓我能夠繼續學習為人治學的道理，這就是沈津先生，能夠為沈先生撰寫一部口述史，是這種緣分的寶貴延續。
一
我和沈先生的談話，真像是坐在壁爐前，聽祖輩回憶往事。這是真真正正的「漫談」。一開始我還會準備一個問題大綱，但後來發現，沈先生的經歷和學識就像是礦脈，往往在談話旁逸斜出之處，有出人意料的精彩。因此後來我們的對談沒有固定方向，我需要在沈先生的「話匣子」打開以後，抓住話里的線索，敏感地意識到此處有「金礦」，並追問事情的前因後果和詳細情況，往往能夠順藤摸瓜，挖掘到一大片沈澱在回憶深處的寶藏。沈先生常笑說這種聊天中隨意提問的方式是「突然襲擊」，他沒有時間準備，也不需要準備，只是馬上把記憶里的內容講出來，這是最真實的，也是毫無掩飾與保留的，與此同時，沈先生還會說出可以佐證這些細節的時間、地點、人名、文字資料等。這 種談話方式，看似天馬行空，卻能絲絲入扣，讓聽者身臨其境，不僅歸功於沈先生的思維敏捷、記憶清晰。正如一句「你問我答，你儘管問」，表現得不僅是他的信任，更是一位學者坦蕩的胸襟。
在這樣的漫談中，我作為一名忠實聽眾，有兩點目的。一是保留沈津先生娓娓道來的敘事風格。沈先生著作等身，所發表的學術專著和隨筆等已經超過了一千萬字，這本口述自傳要有獨特價值，必須與沈先生已發表的文字形成差異和互補。沈先生的文筆和談話風格有所不同。其落筆的文章深得老一輩學者的精髓，引經據典，論述嚴謹，文風含蓄凝練；其口述則輕鬆隨意，感情真摯，不失風趣幽默，有時會夾帶上海話的語調和詞句。只有這種「口述史」的形式，才能保留在其著作中難得一見的口語風格。沈先生的談話常將聽者帶到所敘述的情境中。因此我在聆聽時，很注意他語言表達的「勢」，即從措辭、語速、音調、面部表情與肢體語言中把握思想感情的走向和起伏，並盡力將這種脈絡保留在書中的一個個故事里。我在整理沈先生的談話時，除了將結構和文字做必要疏通外，也非常注意沈先生口述的「感覺」，在句子的長短，甚至襯字飾語的使用上都要推敲，不能讓沈先生的口吻失去原有的韻味。
第二， 本書意在記錄一位學者引人入勝的人生故事，而不是僅僅局限於其人生中的某一側面。我很喜歡沈津先生的一句話——「我不是在線裝書里翻過來滾過去的」。因為沈先生版本目錄專家的聲名遠播， 因此有關他的各類文字已然十分豐富，採訪和報道過沈先生的人中， 不乏學養和資歷遠比我深厚的著名學者，如徐雁、姚伯岳、何朝暉、卞東波、肖鵬等諸位教授。這本書的問世，也要感謝各位老師的親切鼓勵和無私幫助。珠玉在前，我對本書的想法是另辟蹊徑，即對沈先生人生影響極大的部分——與古籍善本的不解之緣——融入其近八十年的人生長河和廣闊的社會背景，展現出他豐滿、鮮活的人生， 將書中的主人公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展示出來， 而並不僅僅是某一領域的「專家」。沈先生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書庫偶然發現一本三四十年代上海名醫陳存仁的回憶錄，沈先生認為可讀性很強，就建議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此書，非常受讀者歡迎。沈先生慧眼識珠發現的這本書，我讀過許多次，對我撰寫口述史有很大啓發。陳存仁雖為一代上海名醫，但他的傳記並不局限在專業內容，而是將中醫與社會人生的各個方面結合在一起，生動有趣，非中醫或文史專業的讀者也能感受到濃厚的興味。我對本書的設想，也借鑒了這種形式，我相信這本口述史可以增進我們對沈先生全面而整體的瞭解，有專業書籍無法取代的意義。正因為本書是由談話形成的，其主題、內容、風格都和已經問世或日後將要問世的有關沈先生的文字有所差異，如何體現出這種特點，在書名上很費斟酌，在與沈先生的多次探討中，有一點我十分堅持，那就是未必要使用和書籍相關的典故。在沈先生已經出版的大作中，無論是《書叢老蠹魚》《老蠹魚讀書隨筆》，還是《書海揚舲錄》《書韻悠悠一脈香》等，都離不開「書」，而「書」的確也是沈先生最熱愛和珍視的。但這個「標籤」如果用來概括其一 生，顯然有偏頗不足之處。拋開書籍的雋永，沈先生的性情中有非常直率和爽朗的一面，他的人生也有上海菜場和美國唐人街的煙火氣，有深刻的親情、師情、友情和愛情，有歡笑和眼淚，幸福和遺憾，有波瀾壯闊的歷史潮流和跋涉萬里的風塵僕僕，而這些內容都生動體現在他的敘述中。當程煥文教授建議用「沈津樂道」這個書名時，我彷彿忽然被一種頓悟式的驚喜擊中了，這就是屬於這本書、屬於我與沈先生無數次談話的感覺，那就是傾訴與聆聽的投入，「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我覺得「道」字在此處可做兩種理解，首先自然就是指談話，韓愈曾說：「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而第二層意思就是指「大道」，君子樂道，我想這本書不僅講述了為人之道、治學之道，也代表了一種對知識與品德的高尚追求。如果讀者在閱讀這本書時，仿佛能夠與主人公跨越時間和空間坐在一起，感受到談話者與聆聽者的默契，從而分享這種心靈的愉悅，觸發一些對人生的思考，那麼就是我作為作者最大的欣慰了。
二
在對沈津先生兩年來的採訪中，我也盡可能多地閱讀了沈先生的著作和有關資料，自認為對沈先生的人生也有不少瞭解，但有很多打動心靈的瞬間，只通過閱讀是找不到、抓不住的，我希望這本書可以盡量地捕捉到這樣稍縱即逝的瞬間或者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因為沈先生的講述完全來自於對我問題的回答，所以作者的關注點和興趣自然會體現在本書的內容里，不過作者在書中直接向讀者說話的機會並不多，有幾個讓我個人很有感觸的細節，可以在此分享。
我第一次感到驚訝，是沈先生談到恩師顧廷龍先生去世，把自己回國奔喪的原委都講給我聽，並沒有過分感情上的表白，但是談到向老師的遺體鞠躬告別時，我看到沈先生的眼中落下兩滴非常大的淚水，大到隔著電腦屏幕，我都能看到它們銀色的光一閃，沈重地墜入視線外。沈先生只是擦了擦眼睛，用平穩的語調繼續說下去。在整理沈先生的口述時，我的腦海中常常浮現出這一幕，並聯想到沈先生對我說過他的大舅2楊振寧教授的一件事：電影導演李前寬曾攜他導演的電影《決戰之後》放給楊振寧看，當看到監獄長問片中楊的岳父杜聿明：「你是否有個女婿在美國？他獲得了諾貝爾獎。」看到這兒，楊振寧不禁掩面而泣。在我的心中，沈先生總是沈靜而儒雅的，但在那一刻，他的兩大滴熱淚，忽然讓我感到他至情至性的一面。對於很多聚焦於沈先生學術成就的文字來說，這樣的記敘是難得一見的，但我卻認為這些點滴更能從不經意間體現出沈先生其人，甚至可以改變我們一 些理所當然的看法。
另一件小事發生在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時候，為了這個空前絕後的大工程，當時全國的專業人員齊聚北京進行初審工作，大家住在當年還很冷清的香廠路。沈先生因為患有甲亢，身體狀況不好，比別人晚到北京。當時八個月的工作只有一個月休假，因為生活條件艱苦，不少人回鄉後就以各種原因不再回京了，但和顧廷龍先生在一起的幾個人都如約返回。沈先生還提到那段時日，著名的中醫耿鑒庭慕名去看望顧老，顧先生請他給沈先生搭脈，並開了藥方。當我問到藥方是否有效時，沈先生淡淡地說，沒有條件煎藥和吃藥，藥方也沒有留下來。從前我總覺得沈先生是一個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所以不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完成了很多常人難以完成的艱巨任務。但聽他輕描淡寫地提起這麼一件小事後，才知道他早在年輕時，身體就沒有想象的那麼好，後來在哈佛工作期間還做過一場癌症手術，但無論在那之前還是之後，他都沒有真正休息過。沈先生常常咳嗽個不停，我們通視頻電話時，師母常常從屏幕外遞上一杯熱茶、一塊西瓜，從身體上來說，沈先生在人生的很多階段，都是帶著病體工作，如今更是步入耄耋之年，還在筆耕不輟，工作強度甚至超過很多年輕人。就像他所說的，要用自己一生的時間，為他人作嫁衣裳。
說到筆耕不輟，讓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沈先生的寫字板。我想很多人不知道，沈先生至今都不用鍵盤打字，一千多萬字的著作，都是在手寫板上一筆一畫寫出來的。沈先生曾說，六十年代初做《翁方綱年譜》時，稿子就像「百衲本」，因為沒有電腦和照相機，看到有用的就按照格式寫在各種紙上，然後一條一條剪下來，再按時間順序粘貼起來，看到要增加進去的東西，就再剪、再貼，後來做《顧廷龍年譜》時就用電腦了，但直到今天，沈先生還是用寫字板寫作。我到哈佛燕京圖書館參觀時，見到沈先生的老同事們，每個人都提到，沈先生總是坐在那間小小的辦公室里，在寫字板上一字一字地寫，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正是這樣的一字一句，才能讓哈佛燕京的古籍善本嘉惠學林，在世界範圍內廣為人知。因為沈先生有在香港定居的經歷，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工作了十八年， 又是國內最早開始寫博客的古籍專家， 我們或許會想象他比很多學者更加「時髦」或「洋派」一些，但事實上，在我這樣一個留學生的眼中，在美國高校工作多年的沈先生遠比我想象的要傳統。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文人，一位儒者，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和傳承，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的專業上，也體現在他的一言一行、一飲一食，甚至最微末的生活習慣上。沈先生常自謙說自己做的都是「笨功夫」，他多年如一日的專注和堅持，真的達到了物我兩忘、寵辱不驚的境界。
三
沈津先生曾說，自己一生的機緣、師緣、書緣，都和別人不太一樣。也正是因為這些緣分，成就了他獨一無二的人生經歷。對於新一代的學者來講，這樣的「土壤」不復存在，同樣的人才可能也就難以尋覓。因此在寫下沈先生的故事時，我常常在思考，我記錄的是否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點」，一個不可複製的「個案」，失去了特定的環境和時代，這樣的學者是否再也不能誕生？如果不能，那麼記錄這些經歷的意義，只是令人心生敬慕，然後有廣陵散絕的遺憾嗎？
但如果我們細細梳理沈先生的人生，會發現每一段似乎是「上天」安排好的緣分，都不能脫離個人的因素。正如沈先生所說：「我做翁方綱研究做得很辛苦，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但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工作。《翁方綱年譜》共四十多萬字，由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翁方綱題跋手札記錄》一百多萬字，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 星期四，我上午收到《翁方綱題跋手札記錄》，剛給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獻寶’，下午收到《翁方綱年譜》，我又去送書給韓南教授。他說：‘你剛剛不是送過了？’我說又是一本。我用四十五年時間研究翁方綱這個人，兩部書稿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交給不同的人，我等了那麼多年，盼星星盼月亮，同一天到達我的手上，全都像是上天安排的。」
雖然這件事聽起來是個巧合，但只有近半個世紀不斷地付出心血，才能換來這樣的「巧合」。沈先生與每一位老師的緣分，都離不開他發自內心的敬重和對於專業的投入，與每一本書的緣分，更是來自於他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陳毓賢老師曾說，我為吳先生作傳，是用二十一世紀留美學生的眼光在審視老先生的心路歷程。如果真有這樣的一種眼光，對於我來說，最多的是高山仰止時自我的渺小感，這本書寫於新冠疫情期間，更讓我感到時代洪流裹挾中的無力感。但每周與沈津先生談話時，我總能全心沈浸在他的講述中，進入到一種塵慮盡消的狀態。沈先生曾讓我看過一張他的書法，錄的是蘇軾的名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我想這本書不僅向我們展示了沈津先生的才志，更向我們展示了一名純粹的讀書人，在這熙熙攘攘的世界里，從未改變過的心境。
1《沈津樂道——八十憶往錄》即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2楊振寧先生的父親楊克純（武之）是沈先生外公楊力瑳的親哥哥，因此沈津先生一直稱呼楊先生為「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