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漢籍三題

和刻本漢籍三題

陳偉軍、陳鳴超

一、《古文真寶》中的《陋室銘》

日本在古代曾經是中國文化的熱心學習者、研究者，從平安時代（八世紀末至十二世紀末）的遣唐使和留學生開始，至明治時期（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十年代初），日本引進及翻刻了大量的漢籍。日本熱心研究漢籍，不管其主觀意向如何，客觀上卻起著傳播和保護中國文化典籍的作用。由於長期的引進和翻刻，一些在中國本土瀕臨絕跡甚至早已失傳的古書，在日本卻有流傳（如《群書治要》等），通過相互交流得以回歸，從而填補了相關資料的欠缺，解決了很多懸而未決的疑難，推動了學術文化的研究。

和刻漢籍《古文真寶》，全稱《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宋代黃堅編集（書中沒有編者的年代，本文採用目前最流行的「宋代黃堅」說）。全書分前、後二集，其中前集三卷，後集二卷，收錄唐、宋以前的詩歌、文章共計二百八十餘篇，體裁包括：五言古、七言古、長短句、歌、行、曲、辭、賦、說、序、箴、銘、文、碑、論等，選取的都是人們樂於傳誦的名篇，並且有「諸儒」如黃山谷（黃庭堅）、朱文公（朱熹）、呂東萊（呂祖謙）、迂齋（樓昉）、謝疊山（謝枋得）等人的「箋解」，類似《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是一部主要流行於民間的通俗文學選本。

《古文真寶》在宋代的情況難以查考，元、明二代多次刊行，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曾經傳入皇宮，得到明孝宗和明神宗的賞識，「御筆」為之題跋、作序，事見清乾隆年間編撰的《天祿琳琅書目》。入清以後，此書未見刊行，《四庫全書總目》亦無記載，自此三百年間國內無人知曉，幾近失傳。直到1978年全國普查古籍善本，才發現此書的一個元刻本（殘本）、二部明刻本，都成為碩果僅存的「國寶」文物，記錄在1998年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此書雖一度在中國本土湮沒無聞，但在日本、朝鮮卻備受推崇，據說還被當作古典文學的「教科書」屢屢翻印，廣為流傳，以致留下了大量的刻本。筆者近來就得到日本的元祿刻本、天明刻本、文化刻本、天保刻本、安政刻本，還有明治年間的巾箱本。

和刻本《古文真寶》後集收錄了署名「劉禹錫」的《陋室銘》（國內僅存的元刻殘本《古文真寶》亦收此文，詳見姜贊洙的研究文章《紹興發現的現存最早的〈古文真寶〉》），銘文八十一字，與現行本無異。關於《陋室銘》，前些年輿論界異說紛呈。有人認為：此文不見於劉禹錫的《劉夢得文集》和《劉賓客集》。《古文觀止》、《全唐文》雖然收錄，但二書都是清人編纂的，隔時太遠。況且前書又是坊間俗本，後書收錄文章不注出處。加之《新唐書•崔沔傳》有一條材料，說「（崔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於是斷定《陋室銘》作者不是劉禹錫，而是唐代的崔沔。此論雖然缺少必要的證據，卻頗能炫人耳目，具有蠱惑性。和刻本《古文真寶》的回歸，讓我們能充分領略更早編成的、主要流行於民間的傳統範文讀本。書中署名「劉禹錫」的《陋室銘》，為前些年開始的銘文作者紛爭補充了全新典範的書證材料，有了這份材料，有關銘文作者的種種「新探」及「異說」，理當不攻而自潰。

二、「明刻本」《唐賢絕句三體詩法》

數年前受到朋友的鼓動，我喜歡上木板線裝古書的收藏，於是買了幾種清刻本。有官版，更多是坊刻；有完本，更多是殘冊；有套書，更多是零本。我仔細觀摩其紙張、墨色、版面、字體、刀法等，從此著迷，不忍釋手。「領教」了清刻本，我得隴望蜀，又想弄一套明刻本來看看。但明刻本絕非當今中小學生復習考試的參考資料，想買就有。查看《魯迅全集》可知，早在民國初年，魯迅先生就把「明刻本」列為「骨董書」、「寶貝書」，聲稱「非大力者不能致之」。近年的學人、藏家也不時發出「插架雖過萬軸，明版卻無一帙」的慨嘆。甚至有將冷攤得來的殘卷爛冊考證為「明版書」，在報章雜誌上「曬」出來，津津樂道，向世人炫耀。更有人專門計算時間的「帳目」：明末清初離宋代大約三百五十年，那時行情是「一葉宋版一兩黃金」；如今距明末清初超過三百五十年，收集明刻本的難度，已不亞於明末清初收購宋版書……凡此種種告訴我們：明版書依靠挖擦標記冒充宋元才能賣出價錢的年代，距離今天已經非常遙遠了。

當然，也不是說明刻本早已絕跡，片楮不存。實際上，標為「明版書」的殘簡爛冊，市場上正多著呢，但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叫人不敢相信。退一步說，即使確鑿可信，由於這類書沒頭沒尾，更無牌記，其收藏、研究的價值也要大打折扣。

完整像樣的明刻本看來是不敢指望了。但聚書買書這些年，不擁有一部明版書，或者說，不擁有一部1644年以前的東西，畢竟於心不甘。怎麼辦呢？我突然發現日本刻印的古書價錢還比較低，於是，決定在和刻本上「做文章」，弄一部雖不正宗但卻很完整的「明刻本」。我用盡心計，著重查找日本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期的古籍，終於得到一部「寬永」年間的《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此書三卷三冊全，宋代周弼選編，元代釋圓至箋注，元代裴庾增注。此書「元以後在我國失傳，但在日本有翻印」（見陳斐《〈三體唐詩〉版本考》），書中選錄唐代七絕、七律、五律共計四百六十多首，並且以這些詩歌作為例子，介紹寫作近體詩的知識和技巧。此書天頭開闊，行格疏朗，字法古拙，版心夾小，頗具元刻本的風範，應當是從元版覆刻而來。其卷首有元代至大年間裴庾序，次為方回序，卷末為大書「於時寬永七年庚午仲春書林又左右衛門板」的刻書牌子。「寬永七年」就是公元1630年，亦即中國明代的崇禎三年。這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雖不屬於正兒八經的明刻本，但畢竟是1644年以前的東西，如果撇開地域的概念，單論版刻的時間，它同樣是一部完整的而且有確切刷印標記的「明刻本」。

三、注釋《新序》的開山之作《劉向新序纂注》

《劉向新序纂注》十卷，日本長沼武井驥（字千里）纂注，東京書林嵩山房藏版，日本文政五年（1822）刊行。此書以明嘉靖刻本為底本，「參閱眾本，搜索諸家」，「列舉同異」，對《新序》中的字、詞、句全面地釋疑解難。其纂注方式主要有三種：其一是詮釋詞義。如「孝友」二字，下引《爾雅》：「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人名「衛靈公」三字，下注：「靈公名元，襄公庶子」。其次是指明出處。如「下愚不移」句，下注出處：「《論語》：唯上智下愚不移」；「唯鵲有巢，唯鳩居之」句，下注出處：「《詩•召南•小雅•鵲巢》」。其三是列舉同異。如「楚王問君臣」句，下注：「《楚策》作‘荊宣王」；「天報之以福」句，下注：「《列女傳》作陽報之（以福）」。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作者武井驥是日本人，他精通漢學，閒熟經史百家，各種逸文舊典、疑難問題隨手拈來，溯源追根，詳盡解說，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令人服膺。

此書卷末有日本文政五年（1822）松平定常後序，稱：「千里學無方，好讀百家之書，居恆謂自《左》（《左傳》）、《國》（《國語》）至《荀》（《荀子》）、《韓》（《韓非子》）、《淮南》（《淮南子》）、《法言》（《揚子法言》）等，古人皆有註解，而於劉向獨無之。至近時邦人注其《說苑》而未及《新序》，豈非遺憾乎？博引旁綜，積思累校，作《新序纂注》若干卷。」

讀此可知，作者武者驥乃酷嗜中華文化的漢學專家，他目睹《新序》一書自漢代以來，近二千年間未曾有過注釋，深感遺憾，遂「博引旁綜，積思累校」，於公元1822年完成研究《新序》的拓荒性著作——《劉向新序纂注》。這比我國同類著作如《新序校釋》（石光英著）、《新序校注》（張國銓著）的編成出版，早了一百多年的時間。

《劉向新序纂注》線裝四冊，白麻紙（即日本皮紙）印制。其書版框高二十點五釐米，寬十四釐米，半框九行，行十九字。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上方鐫「新序」二字，中間刻卷數，下方是頁碼。其版面一如中國古書之格式，加之紙張白晳，墨色甚佳，保存完好，更是注釋《新序》的開山之作，亦頗為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