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稽古右文」還是「寓禁於徵」

是「稽古右文」還是「寓禁於徵」

——析《四庫全書》纂輯的動因

陳新 

清乾隆時期纂輯的《四庫全書》，是一部篇幅巨大的叢書。近年來，學術界已經普遍承認它的保存我國古代文獻的重要價值。但是，確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書中多「有無意的錯字，有故意的刪改」（《淮風月談•四庫全書珍本》），結合著差不多與纂輯同時發生的大量文字獄，因此為30年代的學者所抨擊。新版《辭源》「四庫全書」條歸納纂輯的動因為「寓禁於徵」，很可能受有30年代評論的影響。

四庫纂輯時，標榜的是「稽古右文」，這和「寓禁於徵」南轅北轍，完全對立。如果編纂的目的，真的出於「宣揚有利於清王朝統治和封建禮教的圖書」（新版《辭海》條目中語），那麼，此書就很難再有什麼價值可言。因此《四庫全書》纂輯的動因為何，是一個很值得研討的問題。

筆者曾就近年來接觸所及，以宋邵雍《擊壤集》、蘇舜欽《滄浪集》、劉跂《學易集》等版本間篇目、文字的異同，比較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相應集子挖改、調整的實際，推定四庫館臣對古書的大量刪改，主要發生在《四庫全書》成書之後，開始編纂時應該是相當忠實於原著的（見《從宋人別集淺論〈四庫全書〉》，載北京大學出版社版《古典文獻研究論叢》）。也就是說，在四庫纂修伊始，並無故意刪改古籍的意圖和實際。

這一結論，不僅從《四庫全書》與所據的古本間核對才能獲知，就是在《四庫全書》各殿閣本的差異間，亦能發現蛛絲馬跡。如文淵閣本宋劉子翚《屏山集》，其書卷十一目錄中的次序為「……《臨池歌》《胡兒莫窺江》《和李巽伯春懷》……」，而正文卻於《臨池歌》後直接《和李巽伯春懷》。刪去的《胡兒莫窺江》，據明正德七年劉澤刻本的文字為：

胡兒莫窺江，長江限絕吳楚間，驚濤駭浪如連山。鯨鯢出沒含戈鋋，汝不顧死爭相先。鳴髇不響突騎閒，浮屍隨潮去復還。胡兒莫窺江，樓船百尺高崔嵬，鼓枻叱吒生風雷。吳儂入水雙眸開，汝不素習胡為來。生雖欲殺死可哀，南北孰非我民哉。胡兒莫窺江，前年飛矢入未央，日月雙墜天無光。去年一炬燒維揚，丹鳳徒穴仍南翔。國勢如衡有低昂，犬戎豈得稱天王。暴興恃暴必亟亡，乘蛇古讖開其祥。中興將士材無雙，撫劍氣已馳龍荒。胡兒胡兒莫猖狂。

這首詩寫的是南宋高宗建炎間金兵渡江南侵的事。詩中「胡兒」，犯了清王朝「夷夏之辨」的切忌，按照當時避諱的要求，不能僅僅改動幾個字所能掩飾，只能全文刪除。可是《四庫全書》版面的規格，每面8行，每行21字，《胡兒莫窺江》連題目該佔10行。而這一卷最末一首《荔子歌》，卻有11行，不能移來填充被刪後的空白。於是只有採取換頁的辦法，把寫有此詩的一面及以後5頁全部重抄，以作彌縫。所以這一改動，除因漏刪目錄留下痕跡外，書上見不到挖改的跡象。

也許有人會提出，難道不可能編纂時已刪去正文，漏刪了目錄嗎?當然有可能，但文津閣本卻證明瞭決非如此。文津閣本亦不收《胡兒莫窺江》，可是刪卻後沒有換頁，卻把卷末《荔子歌》每行多抄一字，強擠10行，補入《臨池歌》與《和李巽伯春懷》之間的空白。今天兩本書正文篇目的編次明顯不同，足以證明確是在成書後才動手刪除的。

四庫「內廷四閣」的書，具體的成書時間雖然說法不一，而文淵閣本成書最早、文津閣本成書最晚，中間相隔約3年，卻是基本一致的。這也說明至少在文津閣成書時，大量刪改的情況尚未發生。

由於《四庫全書》體積龐大，各本且非收藏在一處一地，因此常有這本改了，那本未改；這本這麼改，那本卻另一種改法的現象發生。如文淵閣本《屏山集》卷十八之首有題為《汴京紀事》的七絕十八首，而明刻本題作《汴京紀事二十首》，被刪去了其一：

帝城王氣雜妖氛，胡虜何知屢易君。猶有太平遺老在，時時灑淚向南雲。

其三：

聖君嘗膽憤艱難，雙蹕無因日問安。漢節雕零胡地闊，北州何處是通汗。

這兩首詩，在文津閣本中卻依舊存在，不過把第一首中的「妖氛」改為「祲氛」，「胡虜」改為「汴水」；第二首中的「胡地」改為「邊地」。詩寫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徽欽二帝被虜北去後汴京的情形，二十首基本是一個意思，和《胡兒莫窺江》處處鞭斥胡兒不同，本在可刪可不刪之列。且在一首同題詩中去掉二首，留下兩處空白，只有採取換頁的方法才可彌縫。就文淵閣本第十八卷的字跡觀察，與第十七卷明顯不同，顯然是把該卷16頁32面文字，全部重新抄過。

但是換頁工程浩大，且易發生新的錯誤，所以文津閣本採取能模糊就模糊、能勉強挖改就勉強挖改的辦法。各本間的歧異，也由此而生。類此歧異，在筆者所能見到的各本《四庫全書》中，是屢見不鮮的。一般而言，諱改程度愈後愈嚴重，有時甚至發展到不顧詩意、想入非非的胡改。仍以《屏山集》為例，卷十一《巡寨偶書》的「群凶昔吾軍，赤指抨鳴弦。防胡屢瓦解，合寇俄星連」，文淵閣本和明刻本文字相同。而文津閣本卻改「群凶昔吾軍」為「鐵騎突吾軍」，並改「防胡」為「防邊」。改者不知「群凶」系指曾為官軍，敗逃後變為盜匪的宋軍，其涵義連繫上下文確鑿無疑，卻誤以為指斥金兵，以致改得全詩完全窒礙不通。同卷《雲際贈施子》「江邊盜賊真遊魂，挾虜聲援圖併吞」，文淵閣本「挾虜」二字未改，文津閣本改作「勁敵」，亦扞格難通。更荒唐無稽的，是卷十二《夢仙謠》的「當時同游七姓俱，但記古月成胡字」，由此詩詩序「劉致明夢與七客遊仙，胡原仲與焉，其事甚異」，可知詩中的「胡」字指胡原仲；而文津閣本卻把「但記古月成胡字」改作「但記古月成弓事」，可見改者對胡字風聲鶴唳，已經發展到了神經質的病態。而文淵閣本文字仍同明刻本。

根據清廷檔案，《四庫全書》成書後，曾經多次復校。迫於功令，大凡官職、水平低下的復校官，對所謂違礙字樣，產生了條件反射，肆意胡改。而水平較高的官，尚能區別是非，這更在各本間產生了大量歧異。

至於清代不少從內府抄出的《四庫全書》抄本，在當時是所謂「內府秘本」，十分貴重，近代李之鼎刊刻的《宋人集》，即收有不少種。而這些抄本的諱改程度，大多超過所據的《四庫全書》原本。這一事實反映了當時文字獄淫威對一般學者的威脅。

此外，《四庫全書》中確多有由於纂修者不明文義，因而作出的妄改。但這與政治性的動機不涉。就實際情況考察，即如明刻本《屏山集》，其本身亦錯字累累。至於四庫輯本的對象《永樂大典》，其殘本今天尚能見到，錯字更是連篇累牘。即使為大家貴重的宋本，筆者見到過的如邵雍等的集子，錯字亦何嘗少。整理古籍，理想的自然是明確選定底本和校本，凡有改動作出校記，可是校勘時遇到的問題實在複雜，所謂校記往往亦很難深究。何況《四庫全書》如此龐大，版本來源不一，其不作校記，當在情理之內，無可厚非。而改動古書，有改正必有改誤，衡量的標準，只能就其改動的實際，計算改正多還是改誤多，來評定其功過。如果改正十之七八，改誤十之二三，再加責難，就未免過苛。而筆者接觸所及，除了故意的刪改外，《四庫全書》的改動，基本上全都改正多於改誤，不過各本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所以雖然多改誤，並不足以為《四庫全書》病。

筆者六七年來因編纂《全宋詩》的工作需要，曾較細緻的用文淵閣本對勘過百餘種其它版本的宋人別集中的詩集部分，間參以文津、武英等殿閣本。獲知《四庫全書》中故意刪改的程度，最嚴重的，亦不超過上舉《屏山集》的例子。也就是說，雖然經過了粗暴的刪改，但就全書而言，基本上仍保持著原來集子的面貌，至今還尚未發現有哪個集子被纂改得面目全非的事實。

基於上述情況，如果論定《四庫全書》纂修的動因是「寓禁於徵」，目的在於毀滅民族文化，那麼不僅不可能發生挖改，換頁等事實，且必然把原著搞得面目全非。這一論斷的偏頗臆造，經不住實際的檢驗。應該承認，全書纂輯伊始，確是從「稽古右文」出發，以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典籍為目的的。可是在歷史上，中國一向以漢民族為主體，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居主導地位，加以改朝換代時期民族思想激昂，這與清王朝鼓吹的「滿漢一家」，針鋒相對。成書後首遭撤毀的明李清著的《諸史同異錄》，即反映了這一點。加以其中「胡虜」「犬羊」「腥羶」等鄙視、擯斥北方民族的字樣，無異是指著鼻子罵滿人。乾隆見到後，勃然震怒，是意料之中事，才有所謂撤改和復校之舉。事情發生在成書以後，事實昭彰，決不應該倒因為果，說成纂輯之始即懷有罪惡目的。

由於「稽古右文」和「寓禁於徵「兩種編纂的出發點，關係到對《四庫全書》的根本評價，因此有必要加以辯正。

原刊《文教資料》，1995年第2期，第79—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