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王文公文集》殘卷考
新發現《王文公文集》殘卷考
柳向春
文學史上大名鼎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其傳世文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擔任兩淮西路轉運司時所刻，通稱杭州本。杭州本是在紹興十年以臨川郡守詹大和所刻《臨川集》為底本（即臨川本），再根據薛昂編校的遺稿及王安石親筆刻石等內容，參校各本，重新刊刻行世的。另一個就是現在大家都已熟知的「龍舒郡本」或者稱「龍舒本」，是直接源自薛昂編校本。說是兩大系統，但實際上，以往所見之本多都屬於杭州本系統，龍舒郡本基本上處於隱晦不顯的狀況，數百年來，幾乎無人提及。
這一龍舒郡本宋以後未見翻版，傳本幾絕。而現存中日的兩部殘本除去重複，恰可組成一部完書。1962年，當時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以食舊德齋原藏本照相玻璃片為基礎，以北京圖書館藏日本東京宮內廳圖書寮藏本照片補足缺卷，影印出版。據影印本卷前北京圖書館著名版本學家趙萬里先生撰《宋龍舒郡本王文公集題記》：
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宋以後未見翻版，傳本幾絕。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根據徐森玉先生倡議，先將傅沅叔先生生前從國內藏本拍攝的玻璃片製版影印，尚缺二十四卷，恰巧北京圖書館從日本東洋文庫得到前七十卷影片，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因向北京圖書館轉借補印，延津劍合，全書告成（現在僅總目卷上缺第一至四葉，卷九十三缺第八葉、第九葉，卷九十四缺首葉）。
不過，《王文公文集》原本現在雖然安藏於上海博物館中，但這一影印本其實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功用。據傅增湘記錄，此書在他經眼之際，存佚情況為缺卷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此處所記缺卷當有誤）。存七十六卷，又目錄二卷。而現在上海博物館所藏則存：卷一至三、八至十六、二十一至三十六、四十八至六十、七十至一百，又目錄二卷，較前佚卷十七至二十。前後相較所缺的這四卷，雖然日本所藏本仍存，但食舊德齋本的樣貌，過去一直以為只有賴此影印本以傳了。另外，這四卷是何時、如何流散，向來情況不明。而其存亡狀況，也一直令人懸想。
值得慶幸的是，這遺失近百年之四卷中的三卷，在數年前突然現世。與劉氏所藏期間相較，這一海內珍品現在僅有卷十九尚未發現。此次新出現的《王文公文集》三卷殘卷為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其中卷十七十九葉、卷十八十九葉、卷二十十八葉，三卷共計五十六葉。此三卷與上博所藏《王文公文集》一樣，也是公文紙印本。卷十七書背存向汮簡札五通六葉、權安節簡札八通十葉、吳巘簡札一通一葉、酒物帳一葉，空白一葉。卷十八書背存有吳巘簡札四通四葉、尹機簡札十通十三葉，空白二葉。卷二十書背存有汪舜舉署名之酒帳兩通四葉、鐘世明簡札一通四葉、雷豫簡札兩通二葉、張臨簡札兩通二葉、周彥簡札一通一葉、向汮簡札兩通四葉，空白一葉。三卷共存簡札三十六通四十七葉，酒物帳五葉，空白四葉。
經與上海博物館現存之本相比勘，可以認定，這次出現的三卷《王文公文集》，就是當時同藏食舊德齋之物，這一點據影印本之書影和上面的藏印本身可證。但即便如此，依然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幾點：
1、從現存該殘卷的留存狀況來看，尤其是頁面的蟲蛀情況來看，與上海博物館所存品相、遭蛀情況相似；
2、卷十七卷端，存有兩方劉氏藏印，右上角為「寶應劉啓瑞秘笈之記」白文方印，左下角為「寶應劉氏食舊德齋藏書之記」朱文方印，無論形制、位置還是內容，都與上海博物館所藏完全相同。又其左下角殘存的半方朱印，經與上海博物館所存公文紙上所鈐者比勘，可知為「監舒州商稅印」。此印在上海博物館所存部分中，出現近二十次，都是用於酒務帳中。而此殘印所鈐處之紙背，正是酒務帳。
3、該殘本所存刻工有卷十七：徐作礪、徐礪、吳暉、何卞、李彪、明、潘、余表、潘明。卷十八：林選、余表、余、林、章旼、裴道、徐文、余忠、何卞；卷二十：章旼、江清、江、吳暉、魏達、余亮、余，與影印本相同，也均見於其他卷冊。
4、書背現存簡札，除雷豫之外，都見於《宋人佚簡》所錄，而可補充相關文獻不少，如向汮原存十通，現可再補七通；權安節原存十五通，現可再補八通；吳巘原存二通，現可再補五通等。不僅對於研究《王文公文集》的刊印史大有助益，也是研究宋代書札內容與格式以及公務交往的最佳資料。
5、上海博物館所存酒務帳集中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至隆興元年（1163）四月之間，新發現之五葉，也未出此範圍之外。（圖5、圖6）
早在1930年，傅增湘就曾與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先生提議，將此書影印出版。據現存之此年10月14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王文公集》主人聞將北來，擬乞其攜來一商何如？」又云：「頃藏書者潁川君之子來見，當以尊意告之。敝意就此本全照，再以日本本補之，照印《通鑒》辦法（補卷另計），合印分利，或可欣動之，俟其來信再以聞。」顯然，當時傅增湘與劉啓瑞之子文興已就拍攝達成協議，故而才有後來的玻璃片底版存世。趙萬里影印本前言僅言食舊德齋本缺二十四卷，所缺以圖書寮本補足。其說應該是本源於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三「王文公集一百卷」條（存七十六卷又目錄二卷），該書著錄云：
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宋諱「完」、「慎」不缺筆。此書字體樸厚渾勁，紙細潔堅韌，厚如梵夾。每葉鈐「向氏珍藏」朱文長印（楷書），紙背為宋人簡啓，多江淮間官吏……
同卷中「王文公集一百卷」條（存卷一至七十）又比較了中日所藏兩本的優劣：
余故人潁川君居江淮之交，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與此（按：指日藏本而言）同。……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按：據此則缺二十三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補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羅鈔之外者……
正是因為從傅增湘至趙萬里均語焉不詳，所以過去大家都下意識地認為，該影印本中卷十七至二十之底本都是劉氏舊藏。現在通過此三殘卷與影印本比對，可知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影印本之底本實際上主要是食舊德齋本，但其中破損嚴重者，都已經用圖書寮本予以調換。
據盧康華《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影印的出版史料》一文（《新宋學》第9輯）披露，在盧氏自藏的關於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王文公文集》的資料中，有一份這樣寫道：
趙萬里同志見告：這批玻璃片是傅增湘後裔傅忠謨先生所有。經趙同志介紹，我處派伊見思同志與忠謨先生聯繫，結果，傅同意玻璃存片借給我局印刷出版，由他備具書面給北京圖書館請將存片交我局；同時，他對我局提出四點意見：（一）此王文公集原缺一冊……
這裡所言的「原缺一冊」，語焉不詳，過去不明所指。現據該書實際殘存狀況分析，可知系指與食舊德齋原藏相較，現存之書少了一冊。也就是說，現在新發現這三卷，是在當時傅增湘為之攝影之後不久，就與卷十九一起丟失了。即此本的卷十七至二十，在1931年傅氏拍攝完成之後不久，就已經與上博現在所藏部分散失了。且這四卷本來應該是一冊。
又有可言者，當年此書存於食舊德齋之初，或許尚為宋代原裝，也就是如趙萬里在《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中所說「蝶裝廣幅，紙瑩墨潤」。但趙萬里本人顯然是沒有見過原書的，他的這一說法，不知所自，很有可能是想當然耳。現在上海博物館所藏《王文公文集》，散葉分裝於十五盒之內，並未裝訂。過去一直以為之所以被拆成散葉，是當年影印《宋人佚簡》拍攝之需而致。但從這次新發現的三卷殘本也是散裝的情況來看，顯然拆裝並非拍攝《宋人佚簡》時候所為，因這三卷在影印《宋人佚簡》時早已遺失。故其拆裝，很有可能是在傅增湘當年拍攝之時。而包括這次新發現的三卷在內的那一冊，就是在拆裝之後才遺失的。另外，趙萬里說此書原本蝶裝，所言或指成書之初，因為上博現存之卷與這次新發現的三卷，都存有裝訂之孔。也就是說，即便此書曾經是蝶裝，也早經改裝為線裝了。
龍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初刻於南宋高宗紹興初年，後來高宗在位期間曾經修版。現存《王文公文集》，無論是上海博物館，還是日本宮內廳所藏部分，以及這次新發現的三卷，事實上都是後印本。雖然用紙不同，但印刷顯然基本是在同一時期。這一點，根據影印本中日雙方所藏部分刻工並無明顯差異，且以卷十七、十八、二十為例，日藏本的刻工與此次新發現的三卷完全相同可證。宋版書向來有「字大如錢，紙白如玉」之譽，此書就是其中典型。但很明顯現存之本都有多處補版，只是其原刻、補刻均在高宗時期，避諱字相同，很難判斷出哪些是原刻、哪些是補刻。但由此卻能引發一個新的問題，即此書既然在短短數十年內就曾經補刻，說明當時的印刷量甚大，而竟流傳如此之稀少，實在令人不解。現存之杭州本卷第一百末有王安石曾孫王珏題後曰：
曾大父之文，舊所刊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嘗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珏家藏不備，復求遺稿於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為據，其間參用眾本，取捨尤詳。至於斷缺，則以舊本補校足之。凡百卷，庶廣其傳雲。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路常平鹽茶公事王珏謹題。
王珏所言的「臨川」本，就是他刊刻的底本。所言的「龍舒」本，按道理就是此本，據其所言，應該是曾經作為參校本的。但據趙萬里影印本前言，在比較過杭州本與龍舒郡兩本之後發現：「龍舒本凡百卷，卷數與杭本同，詩文都按體分類編次……與杭本先詩後文編次迥異。龍舒本內容和薛昂初編本比較接近，在編法上有其獨特之處。」又說：「兩本互勘，除篇題和字句間的異文層見迭出，應細加抉別，擇善而從，或兩存外，還有以下兩種情況：一、兩本脫文，可互為校補……二、兩本佚篇，可互為緝補。」所以，島田翰曾言：「則此書（龍舒郡本）高宗時依薛本所入梓也，並王珏所未見矣。」那麼，王珏是否確實參考過此本？如果沒有參考，是否說明此本在當時就難得？如果曾經參考，則為何其中出入如此之大？凡此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舒州太湖縣知縣管釿致向信：「龍舒五邑，唯敝邑極難料理」。當時舒州轄下，有懷慶、桐城、太湖、宿松、望江五縣。從中得知，南宋初人以舒州為古龍舒地，並無疑義。《王文公文集》稱龍舒本，刻於舒州，亦確切無疑。
這批公文紙上，既然皆鈐有「向氏珍藏」之印，說明這批公文紙是由當時的舒州主官向汮自行收藏的，除非特殊情況，別人不太可能有機會獲取。再據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十五：
向汮，開封人……（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右朝請大夫、直秘閣、提舉淮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向汮，可特降兩官，以汮乘軍事之際，托出巡為名，擅離置司所月餘故也。
也就是說，在隆興二年（1164）下半年時，向汮已經自舒州任上離職，轉任蘇州提舉淮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皇祐三年（1051）到至和元年（1054）間，王安石曾經任職舒州通判。舒州所以刊行王安石之詩文集，是因此系王氏舊游之地。而向汮與王安石一族，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向汮之父子莘，為曾布之婿。曾氏為王安石姻親，又經王提攜，亦曾任職舒州。故而在向汮離任之際，以本地舊刻《王文公文集》作為離職紀念，也是非常符合常情的。而匆促之際，以任內珍藏的公文紙來印刷文獻，顯然是最佳方案。如果此說成立，則現存這部《王文公文集》當即印刷於隆興二年年末之時。另據華東師範大學顧宏義教授推測，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向汮在離職之時，將其所藏的這批公文紙寄存於當地的軍資庫中。時過境遷之後，有人重印此書，便以庫中所存之舊紙印刷。這個假設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紙上「向氏珍藏」一印毫無規律隨意亂鈐的現象。如果真是如此，那此書的印刷則要更晚一些。不過，無論是這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這部書印刷於南宋時期是毫無疑問的。
總而言之，三卷食舊德齋舊藏龍舒郡刊南宋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的發現，是古籍版本學界的一件大事，不僅可以深化對王安石著作的相關研究，同時在宋代版本研究、歷史研究和文獻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都有待於我們今後的持續探索。
本文經授權摘自柳向春《海上古籍風雲錄》
《海上古籍風雲錄》
作者: 柳向春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 2023年6月
定價: 168元
目次
序（陳正宏）
南宋龍舒郡刻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珍賞
附：新發現《王文公文集》殘卷考
南宋宋器之《梅花喜神譜》年譜
上海博物館藏大藏經零本四種
上海博物館藏珍本二種述要
《玉華堂日記》及其中所見潘氏家事舉隅
康熙刻本《六書通》解題
胡正言及其《印存初集》述略
《胡氏印存殘帙》及其藏家考實
虞山錢遵王詩集說略
石韞玉與其《古香林印稿》
上海博物館藏黃丕烈題跋本
劉喜海《海東金石苑》刊行始末
上海博物館藏《孟子疏證》二十二卷
《半塘老人鈐印》等三種印譜提要
翁同龢與光緒本《愧林漫錄》
善本經眼錄之《朝鮮古活字版拾葉》
紅印本《彊邨校詞圖題詠》解題
紅印本《松鄰遺集》解題
紅印本《倚松老人詩集》解題
留垞寫刻《郁華閣遺集》詩三卷詞一卷紅印本珍賞
《印林清話》及其作者考實
滬籍前賢文獻經眼錄
上海博物館存秦康祥舊藏文物概述
上海博物館參與《中國古籍總目》項目情況綜述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