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福寺栗棘庵所藏《輿地圖》再探
日本東福寺栗棘庵所藏《輿地圖》再探
龔纓晏
提要
日本東福寺栗棘庵收藏的《輿地圖》是一幅南宋石刻地圖的拓片，而不是木刻印本。圖面殘存的注記達2600餘條，在中國現存明代之前的古地圖中，是注記數量最多、歷史及地理信息最豐富的單幅地圖。僅就東北地區而言，這幅地圖上的「灶洞山」「簇宮」「阿水谷河」等地名，以及關於「御寨新京」「木葉山」等地的長段注記，都是其他文獻中所沒有的。《輿地圖》的來源目前尚不清楚，但肯定不是黃裳所繪《地理圖》。《輿地圖》的價值表明，中國古代地圖文化的成就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們現有的認知。
關鍵詞
栗棘庵；《輿地圖》；惠曉；紹曇；黃裳《地理圖》
日本東福寺栗棘庵收藏的《輿地圖》（以下簡稱《輿地圖》），是日本學者森克己、青山定雄等人在20世紀30年代發現的，並且受到了日本學者的重視。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少琴曾根據青山定雄著作中的縮小版插圖，撰寫了《日本栗棘庵所藏南宋〈輿地圖〉內容釋要》和《栗棘庵所藏南宋〈輿地圖〉提供我國邊疆北境重要文獻》兩篇文章。199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收錄了黃盛璋的研究文章《宋刻輿地圖綜考》，同時刊布了這幅地圖的拓片和墨線圖，這也是目前國內所能找到的最完整、最清晰的版本，但細節部分及絕大多數注記都非常模糊，難以看清，從而嚴重制約了相關研究的開展。中日學術界至今未能確定這是一幅木刻印本，還是石刻拓本。對於這幅地圖上豐富而獨特的史地信息，更是缺乏深入的考察。本文根據日本東洋文庫所藏《輿地圖》照片，對相關問題作些探討。
一、惠曉、紹曇與《輿地圖》的來歷
青山定雄曾介紹說，在日本東洋文庫宋代史研究室藏有作為貴重史料的《輿地圖》照片。黃盛璋也說過：「1980年作者應邀在日本京都大學講學，曾至東京東洋文庫訪問青山定雄教授，特以此圖照片為請，當蒙惠允以所藏照片見贈。」根據這樣的線索，筆者近日在東洋文庫找到了一套《輿地圖》黑白照片。這套照片對外公佈的名稱是《宋石刻輿地圖（東福寺栗棘庵藏）》，而盛放這套膠片的紙盒上，則有用紅色鉛筆手寫的漢字題名《宋拓本支那一統輿圖（東福寺塔中栗棘庵藏）》。盒子裡除了照片之外，沒有其他文字資料，因而無法知道它的拍攝者及拍攝時間。這套照片很可能就是青山定雄所說的《輿地圖》照片。但青山定雄贈送給黃盛璋的不可能是這套照片，因為黃盛璋所見到的照片「注記與符號因縮印較小，有些部分或未照出，難於辨識」，所以他在討論「易水：出□狐嶺」時，只能用□代替無法看清的字。其實，在東洋文庫藏照片上，這個地名是非常清楚的，即「飛狐嶺」。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在2023年3月舉辦的「東大寺特別展」上，展出了栗棘庵《輿地圖》。筆者數次專門前去觀看。展覽中注明，《輿地圖》由左（縱190.8釐米，橫91.1釐米），右（縱190.2釐米，橫91釐米）兩半幅組成。因此，目前關於這幅地圖大小的一些說法是不正確的。東洋文庫收藏的《輿地圖》照片，也分為左右兩半幅，每個半幅按照縱三列、橫五行的次序拍攝，共15張。左右兩半幅的照片加起來就是30張。每張照片高40釐米，寬30釐米。拼接起來，左右兩半幅均約2米高，0.9米寬。因此，這套照片應當是按照1∶1的比例拍攝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照片上的注記文字及細節部分都清晰可辨，從而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為了使讀者能夠瞭解整幅地圖的全貌，左右兩半幅各有一張完整的照片。這樣，全套照片共有32張。
對於栗棘庵所藏《輿地圖》的來歷，中日現存文獻中並無明確記載。森克已在調查這幅地圖時，當時的東福寺執事、栗棘庵管理者爾以三（黃盛璋《宋刻輿地圖綜考》誤作「原以三」）禪師介紹此地圖是由栗棘庵創始者佛照禪師從中國帶回的，作為傳世之寶，一直秘不示人。佛照禪師，即惠曉，字白雲。日本僧人虎關師煉（1278—1346）在元亨二年(1322)完成的《元亨釋書》中，有《佛照禪師傳》。另一個日本僧人普濟慈惠，在應永十五年（1408）還寫過一篇《佛照禪師塔銘》。根據這兩篇傳記可知，惠曉是日本贊州美濃郡人，自小習佛。據《佛照禪師傳》，日本文永三年（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惠曉「泛舶入宋，周旋二浙，晚依曇希叟於瑞岩」。《佛照禪師塔銘》則說：惠曉來到中國後，「行寓台州瑞岩，謁希叟曇禪師。曇是無准和尚之嫡嗣也」。
上面兩篇傳記所說的「曇希叟」，就是南宋名僧紹曇（字希叟）。紹曇是四川人，無准師範（1178—1249）的法嗣，長期在浙江活動。關於他的主要史料《希叟紹曇禪師語錄》（1卷）和《希叟紹曇禪師廣錄》（7卷），都收錄在《卍續藏經》第122冊中。根據《希叟紹曇禪師語錄》和《希叟紹曇禪師廣錄》的記載，紹曇於南宋淳祐九年（1249）入慶元府佛隴寺，景定元年（1260）入平江府（今蘇州市）法華寺，景定五年（1264）入慶元府雪竇寺，咸淳五年（1269）三月初三日入慶元府瑞岩山開善禪寺。宋寧宗趙擴於紹熙五年（1194）登位後，將原來的明州改名為慶元府，管轄區域包括現在的寧波市及舟山市。《佛照禪師塔銘》說瑞岩寺位於台州，這是不對的。瑞岩寺是慶元府的著名寺院。南宋紹定元年（1228）完成的《寶慶四明志》在介紹慶元府定海縣的寺院時寫道：「開善院，縣東南九十里，唐景福二年置，名瑞岩。皇朝治平二年改今額。」唐景福二年是893年，宋治平二年是1065年。瑞岩寺在清代還是比較興旺的。1904年，住持葦江隨同浙東地區的其他高僧赴京超度「庚子之亂」忠魂，並獲慈禧御書匾額及欽賜龍藏寶典等。1949年後，瑞岩寺被毀，2003年重建，現在屬於寧波市北侖區。
紹曇雖然沒有到過日本，但與日本保持密切的聯繫。在《希叟紹曇禪師語錄》和《希叟紹曇禪師廣錄》中，就收錄了許多相關作品，如《日本玄志禪人請語》《示日本景用禪人》《日本覺上人起龕》《示日本平將軍法語》等。這樣，紹曇能夠接受惠曉作為自己的弟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日本的五島美術館中，還收藏著紹曇親手書寫的《達磨祖師贊》，從最後的落款可知，這幅書法作品是應「日本瑛典座」之請而作的。
《希叟紹曇禪師廣錄》說，紹曇是咸淳五年（1269）三月初三入瑞岩山開善寺的，德祐元年（1275）二月十六日退院。紹曇去世的時間史無記載，但雪竇寺住持居敬於南宋祥興二年（1279）為《希叟紹曇禪師語錄》撰寫跋文時，紹曇已經辭世了。惠曉是1266年來到中國的，「晚依曇希叟於瑞岩」。這樣，惠曉跟隨紹曇學佛，應當是在1269年之後。而惠曉於1266年至1268年在南宋的活動軌跡並不清楚。紹曇的弟子居涇曾說，惠曉「於先師希叟和尚會中，見徹佛祖根源，相聚既久，知心亦多」。這段話雖然有客套的成分，但惠曉對紹曇的真摯感情卻是真實的，因為《希叟紹曇禪師語錄》最後印有「日本國參學比丘惠曉佈施刊行」幾個字，也就是說，紹曇的這本語錄是惠曉出資刊刻的。
惠曉在中國期間，還見證了南宋的滅亡。《佛照禪師傳》寫道：「初，曉在杭州，北虜入境，曉罹虐焰，一心念觀音，忽大悲印像在肩上，曉心負焉，以故免刑。」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朝軍隊(即此處所說「北虜」)兵臨杭州城下，南宋朝廷於十八日宣佈投降。這樣，惠曉在杭州被元軍俘獲，應當是在1276年初。面對著改朝換代的動蕩時局，惠曉被元軍釋放後，決定返回日本。《佛照禪師傳》說，惠曉是「附商舶而歸」。《佛照禪師塔銘》說，惠曉「己卯復回本國」。己卯，即1279年。居涇在元大德三年（1299）寫給日本東福寺僧人的信中有如下文字：「白雲曉禪師臨歸國時，佈施令刊先師希叟和尚語」「曾寄白雲佈施刊行先師語錄一冊並頌，恐不到，會蒙兄，再寫此奉寄」。由此可見，惠曉是非常匆忙地離開中國的。他雖然出資刊印其師紹曇的語錄，但還沒等到這部語錄印出來，就搭乘商舶返回日本了。所以，《希叟紹曇禪師語錄》刊印出來後，居涇只得設法將其寄給遠在日本京都的惠曉。
惠曉於1279年回到日本後，雖然「國中僧俗莫不欽贊」，但他專心修習（「即潛草庵遁焉」）。正應五年（1292），惠曉被聘請為東福寺住持。永仁二年（1294），惠曉離開東福寺，在京都城內創立栗棘庵。永仁五年（1297），惠曉在栗棘庵去世，其弟子將他火化後安葬於此，並建造了墓塔。正安元年（1299），惠曉被賜謚「佛照禪師」。德治元年（1306），栗棘庵被賜額「聖壽寺」。慶元府瑞岩寺的僧人獲悉惠曉逝世的消息後，「遠隔天涯，不勝悲戀」，居涇在1299年還專門寫詩「拜呈日本國栗棘庵諸位尊屬禪師」，詩中有「一片白雲歸海東，普施法雨化魚龍」「佛法初無彼此分，大唐日本一乾坤」等佳句。
收藏《輿地圖》的栗棘庵屬於臨濟宗東福寺派。國內有些論著將這所寺院稱為「日本京都東福寺塔頭栗棘庵」「日本京都栗棘庵（一作東福寺塔頭棘庵）」。更有甚者，許多論著還把「栗」寫成「粟」。其實，在日本佛教中，「塔頭」是指祖師墓塔所在的地方。由於惠曉是栗棘庵的創立者，他的墓塔也建在栗棘庵。因此，栗棘庵被人稱為「塔頭」。「塔頭」又稱「塔中」，在東洋文庫盛放《輿地圖》照片的紙盒上鉛筆手寫的題名即《宋拓本支那一統輿圖（東福寺塔中栗棘庵藏）》。除了《輿地圖》外，栗棘庵還藏有惠曉的畫像、「白雲」「惠曉」印章等珍貴文物。
二、《輿地圖》原圖材質的探討
栗棘庵所藏《輿地圖》沒有作者，也沒有繪制年代。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咸淳、瑞安、建德升為府，而《輿地圖》上已經出現了這三個府的名稱。惠曉則是在1279年離開中國返回日本的。所以，日本學者森鹿三等人認為，此地圖繪制於1265至1279年之間。黃盛璋在地圖左上方的《諸路州府解額》中找到了「富順監」一名，並且論證說：「嘉熙元年（1237）亂監廢，但咸淳元年又復為監，徒(應為‘徙’之誤——引者)治虎頭山。咸淳元年只是政區地名斷限年代，而繪制為圖、雕版印刷還需要一定時間，當以咸淳二年為適合」。此說很有見地，所以被學者們普遍接受。此外，日本學者中島敏還指出，根據《宋史》地理志（卷89）記載，潼安府的廣安軍，在寶祐（1253—1258）末曾被元軍攻佔，景定年間（1260—1264）又被南宋收復，並改名為「寧西軍」；而在《輿地圖》的《諸路州府解額》上，依然是「廣安軍」，所以「這個《諸路州府解額》的製成時間，可以壓縮到咸淳元年至二年之間」。因此，根據中日學者的研究，這幅《輿地圖》的繪制時間，很可能是在咸淳二年（1266）。
對於《輿地圖》的原圖，森鹿三等人認為是石刻地圖，栗棘庵所藏是石刻地圖的拓本，所以東洋文庫將這套照片直接命名為《宋石刻輿地圖（東福寺栗棘庵藏）》。後來，青山定雄認為《輿地圖》原圖應為木刻，因為上面的一些特徵，「尤其是克明的波浪」，只有木刻才能印刷出來。青山定雄所使用的「克明」一詞，源自中國經典（《尚書•堯典》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之句），此處大概相當於現代漢語中「非常清楚」之意。黃盛璋也認同青山定雄的觀點，並且寫道：「今據拓本考究，與石刻頗有不同，應為木版雕刻」，而且「此圖刻印地點，雖無文字說明，但從圖中所繪地理情況，可以定為明州。」不過，青山定雄的說法並不正確，因為石刻地圖上，同樣可以畫出「克明」的波浪，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北宋宣和三年（1211）所刻的《九域守令圖》，上面的波浪畫得甚至比栗棘庵所藏《輿地圖》還要清晰。在現藏鎮江市博物館的《禹跡圖》（1142年刻石）上，海中的波浪也非常細緻清晰。而黃盛璋所見到的，則是「較小」的「縮印」照片，因此不可能「考究」出「與石刻頗有不同」的特徵。
根據東洋文庫所藏栗棘庵《輿地圖》照片，筆者認為它是從石刻地圖上拓印下來的。在圖面關於中國東北地區的細節上（見圖1），就可以看到石刻的顯著特徵。第一，深淺不一的大片石花及擦刮痕跡，只可能出現在石板這種硬質材料上，而不可能出現在木板這種軟質材料上。第二，「木葉山」「永州」等地名，以及關於「木葉山」的長段注文，文字外面方形邊框的四根線條不僅蜿蜒彎曲，而且粗細不一。這樣的線條，是由於刻工無法始終如一地在堅硬的石板上均勻使力而造成的。特別是「金虜御寨」長篇注記（見圖2）右側邊框的直線，上部的細線與下部的粗線幾乎是勉強對接起來的。而在木板上，由於有機紋理的存在，一條直線上不可能突然出現十分粗糙的部分。第三，對於刻工來說，方形外框橫竪線交叉的轉折處不僅無法一刀刻成，而且，由於堅硬的石板在受到刻刀的強力衝擊後容易崩脫，所以轉折處往往顯得特別粗獷，「木葉山」三字上方的左右兩個轉角，就是典型的實例。相反，在木板上，一方面由於較軟的木頭容易剜刻，另一方面由於有機紋理的存在，橫竪線交叉的轉折處則是纖細勻稱的。第四，由於石質堅硬，刻工難以精准地控制刻刀，結果造成了文字筆畫不勻，大起大落。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木葉山」的「木」字，一捺過粗，一竪太細，而刻在木板上的文字，筆划反差不可能如此之大。此外，關於「木葉山」和「金虜御寨」的長段注文，同樣是字口粗糙，筆畫短促，用力剛勁，充滿了石刻的刀味，而看不到木刻的柔和氣質。因此，栗棘庵藏《輿地圖》應是石刻地圖的拓本。
目前國內所能見到的最為清楚的《輿地圖》，是刊布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中的墨線圖。不過，這幅墨線圖許多地方模糊不清，並不可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浙江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周運中認為：「馬秦山東南的小島不能辨識，《中國古代地圖集》定為寶□山，查宋代寧波方志所記舟山群島東南沒有此名。第一個字確實近似寶字，第二個字磨損，現存一部分似乎是比，或化。如果是化，則可能是花字。如果是寶花山，則可能是今六橫島」，後來「明代福建海商與葡萄牙人在六橫島建立商港，也叫雙嶼」。其實，東洋文庫所藏栗棘庵《輿地圖》照片上（見圖3），馬秦山東南方那個小島的名稱，只有上下兩字，而不是三字。第一個字就是繁體的「寶」字，第二個字上部破損，殘存部分右側下方為「匕」，左側為「阝」，顯然，這個字就是「陀」，此島上的文字即「寶陀」。南宋乾道五年（1169）成書的《乾道四明圖經》在介紹梅岑山時寫道：「山後有一小寺，曰觀音。按：釋典所載觀音住寶陀山，在海岸孤絕處，即其所也。皇朝元豐三年改賜寶陀觀音寺。」在《寶慶四明志》中，這個島嶼又被稱為「補陁洛迦山」，島上的寺院被寫成「觀音寶陁寺」。因此，栗棘庵《輿地圖》上的「寶陀」大概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島嶼，二是指該島上的觀音寺。海島「寶陀」（現在寫作「普陀」）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與16世紀被葡萄牙人用作走私基地的雙嶼港並無關係。事實上，在宋刻本《寶慶四明志》卷20「昌國縣境圖」中，「寶陀寺」的左下方，有個獨立的「雙嶼山」。顯然，周運中是被《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中的墨線圖誤導了。
同樣被《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誤導的，還有郭聲波和郭克文的《論黃裳〈輿地圖〉與咸淳〈輿地圖〉的關係》。此文把栗棘庵《輿地圖》稱為「咸淳《輿地圖》」，並將其與黃裳《地理圖》進行了比較。黃裳《地理圖》繪制於南宋紹熙初（1190—1191）王致遠於淳祐七年（1247）在蘇州刻石，全圖高197釐米，寬101釐米。郭聲波等人以收錄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中的栗棘庵《輿地圖》為依據，對地圖上模糊不清的地名進行了認真、艱苦的辨認，並得出了如下結論：「青州、密州兩州州名方框完整，但框內下方原本應該標注的附郭縣益都、諸城皆闕，可見方框是後來補繪的」，「咸淳《輿地圖》除去漫漶、闕字、文字框遮擋字及並用新舊名稱者外，漏標縣數多達220個，佔總縣數的18.8%，其中以邊疆、民族地區尤甚。府州軍監名漏標者有真定府，鄧、郢、岳、連、白等州，永靜、萬安等軍及桂陽監；路名漏標的有河北東路、河北西路、荊湖南路和廣南西路。」其實，根據東洋文庫所藏照片，《輿地圖》上青州的附郭縣益都、密州的附郭縣諸城等地名都是有的，只是由於字體太小，無法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上顯示出來。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西夏地區。沈一民等人在考察西夏地圖時說，與黃裳《地理圖》相比，栗棘庵《輿地圖》「在青海地區多出了‘寧塞州’。‘寧塞州’，即‘廓州’」。實際上，栗棘庵《輿地圖》上既有「寧塞州」，也有「廓州」。
栗棘庵《輿地圖》上的一些注記，在現存其他文獻中也難以找到。這裡以西夏東部地區為例，將栗棘庵《輿地圖》與黃裳《地理圖》等地圖略作對比。在黃裳《地理圖》上，西夏東部地區有以下6條注記：豐州、府州、夏州、宥州、奢延水、黨項夏國。而在栗棘庵《輿地圖》上，除了這6條注記外，還有以下24條注記：保寧、宣威、九原、府谷、橫陽、永安、永豐、寧府、黃陽、連谷、麟州、新秦、俄支谷、靜羌、鎮川、銀城、神樹砦、白草平、窟野河路、朔方、德靜、寧朔、延恩、長澤。在「最早的也是唯一留傳下來的西夏地圖」《西夏地形圖》（繪制時間稍晚於1108年）上，這一區域只有10余個注記。而且，目前傳世的《西夏地形圖》，最早的是明萬曆刻本，這樣，栗棘庵《輿地圖》就顯得更加珍貴，可以為相關研究提供更多的依據。例如，唐宋及西夏的宥州，幾經廢設，還曾改名為寧朔郡，並在延恩、長澤等地設置過治所。而在栗棘庵《輿地圖》上，標出了宥州，寧朔，延恩，長澤等地名的位置，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此外，栗棘庵《輿地圖》的一些注記，在文獻學研究中也頗有意義。例如北宋曾公亮等人奉敕編纂的軍事著作《武經總要》，其中的「俄支谷」，在有的版本中寫作「我友谷」。栗棘庵《輿地圖》表明，「俄支谷」是正確的寫法。
栗棘庵《輿地圖》是從一塊石碑上拓印下來的。那麼，這塊石碑立於何處呢？黃盛璋提出過兩條理由，來證明《輿地圖》是在明州刻印的：「第一，圖中海上交通路線有兩條，都是從慶元府即明州之蟹浦和定海發航。第二，圖中所繪東海島嶼十多個，全部密集在明州之東，其他港口之外都沒有」。黃盛璋的這個觀點，幾乎成為定論。還有學者進一步認為，栗棘庵《輿地圖》是佛照禪師惠曉親手拓下的：「佛照應於求法之初在明州拓下此圖，後於祥興二年（1279）返國時攜回京都」。
不過，仔細觀察《輿地圖》可以發現，黃盛璋的兩點證據並不可靠。第一，《輿地圖》上確實有兩條從明州蟹浦和定海出發的航線，但這兩條航線都是向北航行的，分別通往日本及中國北方沿海，通向南方的航線一條也沒有。而南宋時期的明州，不僅與北方沿海及高麗、日本有著密切的海上聯繫，而且與福建、廣東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海上往來也非常頻繁。乾道五年（1169）完成的《乾道四明圖經》概括說：明州「乃海道輻輳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寶慶四明志》還詳細列出了對閩廣海南及東南亞各國商船的徵稅標準。因此，如果這幅地圖是在明州繪刻的話，那麼在繪制出向北航線的同時，也應當繪制出向南的航線。此外，就航線而言，崇明島及通州海門縣沿海，還是南（通向明州）、北（通向北方沿海）、東（通向日本）三條航線的交匯地，所以我們不能根據航線數量來判斷地圖的製作地點。第二，圖上明州沿海的島嶼固然非常密集，但也有錯誤。例如，與南宋《寶慶四明志》上的「昌國縣境圖」及實際地理相比較，舟山本島上的「昌國」被誤置於「定海」南側的陸地上；北面的代（岱）山被誤置於南面；「寶陀」山的位置過於東南。如果此圖是在明州繪刻的話，可能不會有此類錯誤。當然，某個地區出現了密集的地名，並不能說明這幅地圖就是在該地區刻印的，正如下一節所討論的，《輿地圖》上地名最密集的當屬東北地區。
至今為止，並無史料證明《輿地圖》原碑立在明州，更沒有史料證明此地圖是由惠曉親手拓下的。由於此地圖左上方有醒目的「諸路州府解額」，因此，這塊石碑應當立於南宋的某個官學中，作為教學用地圖，供學生們拓印，一方面便於學生掌握與地理相關的知識，另一方面也通過展示各地科舉名額分配情況而激勵學生們發憤讀書，在科舉道路上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九域守令圖》《禹跡圖》《華夷圖》《地理圖》等現存的宋代地圖碑刻，本來也都是立在官學中的。栗棘庵收藏的《輿地圖》，完全有可能是由別人拓下而轉贈給惠曉，並由其帶回日本。
三、《輿地圖》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地理刻畫
《中國大百科全書》寫道：「現存日本京都栗棘庵的宋拓本《輿地圖》與蘇州市碑刻博物館收藏的黃裳《地理圖》頗有相似之處，因此有人提出栗棘庵收藏的《輿地圖》是根據黃裳所作木輿地圖，再以咸淳（1265—1274）年初建置的府、州、軍名為主，加以修改或增補而成。」下面，筆者將黃裳《地理圖》和栗棘庵《輿地圖》上的東北部分進行比較，並就相關問題作些探討。
黃裳《地理圖》被認為「是目前見存最早的詳細表示我國東北地區的石刻總地圖」。但《輿地圖》上關於東北地區的歷史及地理信息，要遠遠超過黃裳《地理圖》。在這兩幅地圖上，從北端的黑山開始向南，經過黑河、祖山、懷州、中京、澤州，直至碣石山，構成了一條直線。在這條直線以東，黃裳《地理圖》上各類注記共有128條。在《輿地圖》上，東起遼州西至澤州、北起利州南至平州的大塊區域已經完全毀壞，這一區域的注記也就無法知曉。此外，還有許多注記殘損難辨。即使如此，該地圖上仍然殘存著181條注記。所以，在現存的明代之前中國古地圖中，《輿地圖》是關於東北地區注記數量最多、歷史及地理信息最豐富的地圖。
黃裳《地理圖》東北地區的128條注記，除了位於《輿地圖》毀損之處的8條注記外，其他120條都可以在栗棘庵《輿地圖》上找到。在這些相同的地名中，多數寫法完全一致，但有些並不相同。例如黃裳《地理圖》上的河沐谷河，山潭，灶河山，長白泊，噴論突軍寨，在《輿地圖》上被分別寫作阿木谷河，三潭山，灶洞山，長水泊，噴論突孛寨。筆者認為，《輿地圖》上的「阿水谷」其實就是「按出虎」（又譯寫作安出虎，阿注滸，阿朮火，阿祿阻等）的同音異寫，指的是現今黑龍江哈爾濱東南阿什河。《金史》記載：「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劉浦江據此指出：「女真語稱金為按出虎，按出虎水以產金而得名，‘大金’國號即來自按出虎水」。這也說明，黃裳《地理圖》上的「河沐谷河」並不正確。
考諸史籍，無法找到「灶河山」，但有「灶洞山」。明代於謙在景泰三年（1452）報告說：明朝官兵從義州、錦州等地出發後，來到清河堡一帶，「探至西平山東南地名灶洞山北，瞭見火光七處」。清河堡是明代遼東軍事重鎮，位於遼寧本溪縣境內清河城鎮。明代本溪一帶的灶洞山，應當就是宋代的灶洞山。這表明「灶河山」寫法是錯誤的，而「灶洞山」則是正確的。《輿地圖》把遼東灣內的覺華島稱為「淘河島」，黃裳《地理圖》則將此島寫作「淘河山」。《遼史》在講到錦州時，提到了「淘河島」。宋人在講述「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時，也提到過「淘河島」。因此，「淘河島」是正確的寫法，而「淘河山」則是誤寫。正確的寫法完全有可能訛變為錯誤的寫法，但錯誤的寫法不可能演變成正確的寫法。這也意味著，《輿地圖》並非根據黃裳《地理圖》繪制而成。順便一提，賈敬顏認為，「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一文「舛作‘淘河島’為獨異耳」，正確的寫法應當是「桃花島」。但這個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輿地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淘河島」三個字。
《輿地圖》上的許多地名，是黃裳《地理圖》所沒有的。特別是以下幾個在《遼史》中都有記載的地名：泰州，上京道，「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安喜縣，南京道，「本漢令支縣地，久廢。太祖以定州安喜縣俘戶置」；馬城縣，屬南京道，「本盧龍縣地。唐開元二十八年析置，以通水運。••••••遼割隸灤州」。在這三個地名中，馬城縣始置於唐開元二十八年（740），泰州和安喜縣則是遼朝（907—1125）設置的。由於黃裳《地理圖》上沒有這三個地名，因此，《輿地圖》不可能是「根據黃裳所作木輿地圖」而繪制的。同時，這三個地名在遼朝都已存在了，所以也不可能「以咸淳（1265—1274）年初建置的府、州、軍名為主，加以修改或增補而成。」此外，《輿地圖》上的「潢河」「大遼水」，在黃裳《地理圖》上都只用「水」字來表示。這表明，《輿地圖》不可能依據黃裳《地理圖》。總之，《輿地圖》的來源，目前尚不清楚，還需要繼續探討。
《輿地圖》上的一些地名，對於探討遼金時代東北交通路線具有重要的意義。薛映在記敘自己赴契丹時所提到的「廣寧館」和「宣化館」，在《輿地圖》上都有。「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記載說：出了潤州（今河北省秦皇島市海陽鎮）之後，「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萊州，八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十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已寨」。在《輿地圖》上，既有梯已寨，也有淘河島。而在目前所知的其他宋代地圖中，都沒有這兩個地名（黃裳《地理圖》誤作「淘河山」）。離開梯已寨之後繼續向東北前進，會經過一個名為「頭鋪」的地方。宋朝到過東北的一些作者對此都有提及。洪皓在《使金行程記》中自北而南介紹旅行路線時寫道：「上京即西樓也。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張棣《金虜圖經》在介紹自南而北的交通路線時則說：「來流河至阿薩鋪四十里。阿薩至會寧二鋪三十五里。二鋪至會頭鋪四十五里。會頭鋪至上京三十里。」王成棣在《青宮譯語》中記載：「二十二日，抵會寧頭鋪。上京在望，眾情忻然。」《輿地圖》清楚地標有「頭鋪」，位於新上京的西側。這也是目前所知唯一標出「頭鋪」的宋代地圖。
《輿地圖》中「頭鋪」的上方標明是「護國林」，這個地名在宋代其他地圖上也是沒有的。考諸史籍可知，這個「護國林」是金人先祖埋葬之地：「金人舊無陵墓。自太宗晟以上。但葬於護國林」，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勅封上京護國林神為護國嘉蔭侯，毳冕七旒，服五章，圭同信圭，遣使詣廟，以三獻禮祭吿」。此外，洪皓、張棣等人所說的「來流河」，許亢宗所說的「淶流河」，以及古籍中普遍使用的「混同江」，在《輿地圖》上被分別寫成「來遼河」和「混屯江」。這種異寫，還為研究地名的演變提供了難得的依據。
黃裳《地理圖》東北地區最長的注記是「高麗、新羅、女真、渤海四屬之地」，共12字。但《輿地圖》的東北地區，超過50字的注記就有10條。這些長注記，為深入研究東北歷史及地理問題提供了珍貴史料。這裡僅舉兩例，第一個例子是金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市白城子）。《金史•熙宗紀》記載，天眷元年（1138）八月，「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一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雖然對金上京進行了許多研究，但「由於金朝初葉國都問題的特殊性」，所以許多問題並沒有解決，包括會寧何時得名，因何得名。黃裳《地理圖》把金上京稱為「御寨新京」。「流傳至今的惟一的一幅遼朝地圖」《契丹地理之圖》上，有「新上京」一名，而且還有「西至黃龍府四百里」的注文。而在《輿地圖》上，除了「新上京」一名外，還有如下大段注記：「金虜御寨，本女真…始發於此，今名新上京會寧府。東北至簇宮五驛程，西至黃龍府四百里，東南至青山縣三百里。西北至五國女真馬驛七程，□百餘里。」
上述注記中第一行「本女真」與「始發於此」之間的幾個字雖已模糊難辨，但卻包含著重要的信息。最後「百餘里」之前的數字，有可能是「八」。注記說「東南至青山縣三百里」，而「新上京」下方隔著「來遼河」，在「四郞山」左側還專門標出了「青山縣」。這個青山縣，顯然不是《遼史》及《金史》所說的大定府金源縣（唐青山縣）。《輿地圖》的作者或者將青山縣誤置於此，或者另有資料來源。在這條注記的右側，還有一條專門關於「簇宮」的注記：「地名一堵牆，又名簇宮」。在其他史料中，都沒有出現過「簇宮」。明清史料中有這樣的記載：「一堵牆：遼陽城西九十里，梁水河東岸」。但顯然這並非《輿地圖》所說的距離會寧府東北「五驛程」簇宮的「一堵牆」。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木葉山的長注記。木葉山是契丹人祭祖的聖山，但其具體位置並不清楚。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應在今西剌木倫河與老哈河匯流處去尋找木葉山，但問題在於這兩條河的匯流處是科爾沁沙地，「根本無山可尋」。於是，學術界出現了至少7種不同的觀點。例如在最近發表的文章中，烏恩提出「遼木葉山應位於今內蒙古翁牛特旗烏敦套海鎮北部或西北方向50千米左右的某地」。李鵬則認為，今吉林省雙遼市的「大土山就是木葉山」。這兩篇文章所說的木葉山位置，一東一西，相去甚遠。在《輿地圖》上，有一段關於木葉山的注記尚未被人注意過，故將全文抄錄如下：「木葉山，周圍千百里，本阿保機始強盛於木葉山，又雲祭天之所。有大部落居其山，四向各置樓一所，山之陽謂之南樓，山之北謂之北樓，山東龍化州謂之東樓，山西上京謂之西樓。四時遊獵於四樓之間。東北至黃龍府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在北宋曾公亮等人所編《武經總要》中，也有類似的文字，但最後一句為「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卻沒有提到黃龍府。因此，《輿地圖》關於木葉山「東北至黃龍府二百里」的記載，可以成為研究木葉山位置的新線索。
與木葉山相關的地名，主要有以下4個。（１）永州。《遼史》在記敘永州時寫道：「太祖於此置南樓」，「有木葉山」。（２）靴澱。沈括說，出了中京之後，「逾隴過靴澱」。《武經總要》嘉靖本記載：「永州。在木葉山之陽，潢水之北，契丹國舊地也。一路西至鞾定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里。」（３）踏魯河。《武經總要》寫道：「踏魯河。源出木葉山，東流入鴨子河」。（４）長泊。宋綬記載說，在到達「木葉館」之前，有個地方叫「長泊」。《武經總要》有更詳細的記載：「長泊。周圍二百里，泊多野鵝鴨，戎主射獵之所。」《輿地圖》上，永州就在木葉山的南側。踏魯河，在《輿地圖》上被寫作「達魯河」。此河之東，龍化州之西，就是「靴澱」。這也說明，《武經總要》上的「鞾定」是「靴澱」之誤。《輿地圖》木葉山北側的「長水泊」「千鵝泊」，則可能與宋綬等人所說的「長泊」有關。因此，《輿地圖》為研究木葉山提供了新的資料。
《輿地圖》「千鵝泊」旁邊有注文曰：「地名八十戶兀□□」。最後一個字可能是繁體「莊」字。倒數第二個字，可能是「木」，也有可能是「術」。「兀木」或「兀術」，應當是「兀惹」之類漢字譯名的異寫。「兀惹」還被寫作烏惹，烏實，烏捨，屋惹等，即隋唐時代的「拂涅」。《新唐書•渤海傳》載：「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契丹於926年滅亡渤海後，將兀惹人遷到多個地方。《遼史》記載，統和十七年（999），「遷兀惹戶，置刺史於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可能有八十戶兀惹人被契丹統治者遷到千鵝泊一帶，所以出現了「八十戶兀木」或「八十戶兀術」的地名。
四、結語
栗棘庵收藏的《輿地圖》，是一幅南宋石刻地圖的拓片。上面的注記，有些在原刻石碑上就因磨損而漫漶難辨，有些則因拓片殘破而完全不存，儘管如此，圖上依然殘存著2600余條注記。而黃裳《地理圖》上的所有注記，加起來是740條。可以說，在中國現存明代之前的古地圖中，《輿地圖》是注記數量最多、歷史及地理信息最豐富的單幅地圖。這表明，中國古代地圖文化的成就可能要遠遠超出我們現有的認知。另一方面，《輿地圖》上的許多注記，是其他宋代文獻中沒有出現過的，從而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葛兆光曾經指出，「古代中國主流思想中的世界圖像」是「相信四海之內的‘天下’，是一個由龐大而文明的中央帝國和拱衛在周邊的蠻夷小國構成的空間，古代中國人在描述‘天下’的地圖的時候，總是把自己繪制的天下地圖命名為‘禹貢’‘華夷’‘輿地’」。栗棘庵《輿地圖》，正是典型的大型單幅「天下圖」。漢唐時代，大型單幅「天下圖」都是繪制在絲綢上的。宋朝建立後，由於「宋代學術風尚轉變以及科舉制度改變」，出現了刻在石碑上的「天下圖」。辛德勇還指出，宋朝將「天下圖」鐫刻在石碑上，其目的是為了便於人們打制拓本。他還寫道：「北宋中期特別是南宋以後，雕版印刷業已經相當普及和發達。可是，前述日本京都栗棘庵藏明州木刻《輿地圖》，其刊刻的形式不是用於印刷，而是與石碑一樣用於製作拓本。」顯然，辛德勇受了其他學者的誤導，誤以為栗棘庵《輿地圖》是「明州木刻」地圖。事實上，栗棘庵《輿地圖》原圖與以下5幅地圖一樣，都是石刻地圖：四川省博物院藏《九域守令圖》，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禹跡圖》和《華夷圖》，鎮江市博物館藏《禹跡圖》，蘇州市博物館藏《地理圖》。因此，目前所知宋代6幅大型單幅「天下圖」，都是石刻地圖。這就更進一步證實了辛德勇的如下結論：宋代地圖學的一個特點是出現了「用於製作拓本」的石刻地圖，並且「通過拓印這種方式，大大擴展了它的傳播和影響範圍。」
栗棘庵《輿地圖》拓片，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在惠曉帶著這幀地圖拓片從中國「附商舶而歸」的1279年，陸秀夫背著宋幼帝在崖山投海，宋朝滅亡。惠曉回到日本後，還通過海上商船與中國僧人居涇等人保持著書信往來。也就是說，即使在宋元鼎革的巨變歲月中，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海上往來依然沒有完全中斷。古代中日關係密切程度及堅強韌性由此可見一斑。從這個意義上講，唯一存世的栗棘庵《輿地圖》拓片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產物。希望今天的中日學者能夠一起努力，共同解開關於這幅地圖的一些謎團。
原刊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3年第2輯，第5-27頁，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