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古籍整理諸問題芻議——兼談對《文獻》雜誌的小小建議
當前古籍整理諸問題芻議——兼談對《文獻》雜誌的小小建議
漆永祥
今年是《文獻》雜誌創刊40週年，這40年也是我國古籍整理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時期，而《文獻》作為古籍整理學界唯一堅持辦刊而挺立潮頭的刊物，不僅發表了一系列古籍整理方面的文章，也起到探索理論、引領學術、培養後進、團結同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近40年來，無論從古籍的影印、新刊與研究，還是校點、翻譯與注釋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筆者的學術研究，以閱讀清人著述為主，在上世紀80年代，想閱讀一部清人別集，無論是影印本還是整理本，皆寥寥無幾，除了上圖書館借閱清人刻本與抄稿本外，別無它法。而今天隨著文淵閣《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彙編》等大型叢書的出版，以及清人全集、別集的大量點校與整理，閱讀重要學者與作家的別集，已經成為極其方便的事情。由於清人著述存量極大，絕大多數尚未經整理，難免會有讀不到書之苦；但如果想閱讀宋以前古籍，而對版本沒有苛求的話，一方面基本可以購買齊全，在家裡舒適閱讀；另一方面一台電腦加一個小小的U盤，就可以全數獲得，輕鬆瀏覽。這些古籍整理與電子化所取得的成績，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生活在今天的學者，就古籍閱讀與獲取方面而言，應該是相當幸福與滿足的。
但在古籍整理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同時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尤其是近十餘年來，甚至可以說是泥沙俱下，亂象叢生。本文試就存在問題的方面，談談自己的看法，以就教於方家。
一、古籍整理非人人可為的簡易機械工作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筆者曾經參加過一家大型出版社在北京近郊組織的研討會，該社頗有情懷且氣魄極大，提出要整理標點出版《四庫全書》，筆者發言時問面對如此數量龐大的古籍，去哪裡找懂行的點校者？主辦者不屑地大手一揮說：這個好辦，能標點的人很多，廊坊中學的老師就可以。我聽完後，就默默地離會了。但未曾想到，在今日整理標點出版的古籍中，果真存在著大量「廊坊中學老師」水平的點校者（此處對廊坊中學教師毫無貶低之意）。目前書店架上與讀者手中的點校本古籍，有不少可以說是質量低劣，錯訛滿紙，顧炎武等學者指斥晚明以來所刻古籍為「災木」、「災梨」，如果他們讀今日一些劣質的點校本古籍，應當有更深的感觸。
近十餘年來，新出版的影印本與點校本古籍，林林總總，插架森森，看起來繁花似錦，欣欣向榮。但這些整理出版的古籍，質量好的當然不少，但不合格的劣本也大量存在。有不少整理者對古籍整理的常識知之甚少，亦無點校古籍的實踐經驗，更不願意花大氣力調查各種版本，在對版本源流摸索不清的情況下，往往隨意確定一個版本為底本，或者貌似花了功夫做過調研，但所確定的底本並不可靠，導致其整理工作一開始就是失敗的工作。同時，個別整理者識讀古詩文的能力平平，遇到稍有難度的句子，便隨手亂點，以至於碎文破句，充斥卷中；又不願意花時間參校眾本，核查出處，甚至連基本的字典也不願意查閱，更不用說核校他書。點校者趕工加班，潦草塞責，標點完畢，即行刊印，很難保證點校質量，導致出現大量的訛誤。而且這些劣本質量之低下，遠過於宋代的建陽「麻沙本」和顧炎武等人斥責的「災木」，誤導讀者，有害而無益。
如果要探討這些劣質古籍大量槧行的原因，就是表面看起來熱鬧非凡的古籍整理，實際是一項被嚴重輕視的工作。即認為其既無學術含量與價值，亦無需從事者的學術能力與專業知識支撐，已經成為一項人人可為而簡單易行的機械工作。只要觀察各高校在職稱評定時，將古籍整理成果打折處理，來折算科研工作量，窺其一豹，可知全體。如果這種看法不能扭轉，那麼質量低劣而貽誤後人的古籍整理本，還會源源不斷地刊行，從而極大地拉低古籍
整理的整體水平。
古籍整理是一項需要堅實的文獻學基礎知識功底的工作，需要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員能夠交叉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等多方面的知識，還需要整理者有極大的甘於寂寞、久久方能有功的耐心與決心，任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二、古籍整理校勘記處理的諸多問題
清乾嘉時代的學者整理古書時，莫不縱向考察版本源流，橫向廣收眾本，以確定底本，參校眾本，這一優良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今天我們比清人更加幸運的是，凡收藏於國內各大館藏的唐代寫本、宋本、元本與明清稀見之本，近則可以手捧目驗，遠則可以網上瀏覽，且清晰度不減原本。即以「十三經」諸種版本而論，今天所能寓目的，遠多於當年阮元主持《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時的版本，經史四部之本，莫不如斯。但當我們檢視今日古籍點校整理本時，仍會發現諸多的問題。
1．底本確定不當，參校諸本混亂。點校一部古籍，首先需要釐清其版本源流，以擇定底本。萬不可倉促成事，略加泛覽，即定某本為底本，開始校書。因為一旦底本確定不當，就如同高樓建築在沙灘之上，一招不慎，滿盤皆輸。有些點校本所列參校本，看起來非常豐富，名目眾多，實際根本未弄清各本間的關係。如有稱參校了某書的《永樂大典》本、《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等，且不說《四庫全書》本有文淵閣、文津閣等的區別，實際上所謂《永樂大典》本、《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等，均為同一版本，即當年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者，點校者列為三個不同的版本，要麼是自己不知，要麼就只是糊弄讀者而已；有些點校者的參校本，除國內各大館外，日本、美國諸館藏書盡皆列入，看起來宋、元、明、清諸本皆備，甚至宋本即有數種之多，實際這些版本有的也是同一版本，有的甚至是新刊影印本。但真正落實到實際，則未全部一一校勘，只是匆閱數頁書影，即算是參校。如此馬虎的校本，其質量可想而知。
2．書出眾手，且無凡例，前後混亂，水平參差。有不少古籍整理項目，為集體多人合作而成，這些書籍的校勘，事先無既定之凡例，亦無適當的校改原則，事後統稿又不仔細，校勘術語的使用，又各隨己意，前矛後盾，加上個人點校水平高低不等，於是一部書中，校語千百十樣，質量參差不齊。讀者在握，難以卒讀。
3．校改文字，既無原則，更失例規。古籍校勘，若底本不誤，而校本訛誤之字，一般不列入校勘記中。而目前有不少校勘者所校之書，不僅廣泛列出異文異字，而且以他本誤字校改底本不誤之字；更有甚者，如兩宋之交、宋末元初人詩文集，《四庫》本因忌諱改字甚多，今人校勘反以館臣所改之《四庫》本，校改流傳有緒之宋明本，造成古籍雙重、三重乃至多重錯訛，遂成瘡疻，良為可嘆。
4．校記繁冗溢濫，實則十之八九不必出校。今日學界校勘古籍，以多出校記為榮，凡有異文，甚至避諱字、異體字等，亦不避繁碎，盡皆列出。如己已巳、辨辯、日曰、穎潁、卻郤、末未、商啇、榖穀、雎睢等字，以及如避諱字丘邱、玄元等，亦一一出校，詳為列出如「己，原作已，今據某本校改」，「玄，原作元，據某本改」等。此類校勘記，累累絮絮，充斥書中，不僅無補於讀者，反而成為負累。即偶爾有數條有價值的校勘記，也湮沒在這些毫無參考作用的無效校勘中。
古人校一部書，往往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而今人校書則不旋踵間已經校畢，急功近利，趨時趕工，且既不通校勘之學，又不願花力氣下功夫。唯願學界視古籍如眼耳頭目，放下身段，仔細校書，不隨手更改原文，不輕易妄下結論，則古書幸甚矣。
三、重視探索古籍整理中的新問題與新方法
古籍傳抄與刊刻過程中，由於訛、脫、衍、倒的原因，導致出現錯訛甚至以訛傳訛，漢唐以來不斷有學者總結致誤規律，至清代王念孫校《淮南子》總結出62條通例，蔚為大觀。近百餘年來，由於使用新式標點，也出現了新的錯訛問題，此方面經過學界的努力，以呂叔湘《標點古書評議》為代表的各類專著論文，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一方面新材料如新發現古籍、出土文獻等不斷湧現；另一方面，新問題如古籍標點、今注、今譯、譯成外語、繁簡字、電腦輸入、激光照排等方面造成的訛誤更是前所未有，層出不窮。因此許多問題與現象是古人所未曾見到的，學術界也不斷在進行探討與研究。
例如，由於電腦打字輸入法的不同、繁簡字轉化、生僻字、電腦病毒與電子排版等原因，導致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錯訛形式，這方面已經有一些論文進行探討，筆者在此總結出11條通例，做些校勘學上的分析。
1．因電腦拼音輸入法組詞而致誤例。如使用拼音輸入法時，將「北京」錯打成「背景」（以下諸例凡在括號外者為正確詞彙，括號內者為錯訛之詞），又如今存（進村）、書目（樹木）、漢儒（含乳）等。
2．因五筆字型輸入法組詞而致誤例。五筆字型輸入法，因其組詞重碼少，打字快，而深受行內喜愛，尤其是影印店、出版社的打字員，絕大多數均用五筆字形輸入法，由此導致與拼音輸入法完全不同的訛誤，如音韻（單間）、版本（片酬）、輯佚（加件）、刊印（朝鮮）等，這些錯訛如不通五筆字形，則摸不著致誤之由，完全如入雲霧之中。
3．因手機九宮格輸入法而致誤例。九宮格常見於手機拼音輸入，因鍵盤有限，不少字詞的摁入都重疊在8個鍵位上，導致更多的詞語重疊。如天氣（調皮）、文字（蚊子）、避諱（詞彙）等。
4．因OCR掃描轉化而致誤例。利用OCR光學字符識別原理掃描紙本等載體上的文字，轉換成文本字符，隨著其技術的越來越成熟，識別率極高，即節省了時間，又方便準確。但在識讀古籍中的文字時，其準確率則大大降低，甚至極其簡單的漢字也會識別錯誤，生僻字詞更是如此。蘇芃教授曾舉例說，幾年前在全國各地售賣糖炒栗子的包裝上，常會看到板栗簡介中援引《詩經》的「樹之棒果」，「棒果」是「榛栗」之誤，並且在網上以訛傳訛，最終傳播到了大眾生活中[1]。
5．因生僻字或造字而致誤例。在電腦錄入過程中，個別生僻字與錄入者所造之字，在此電腦中能顯識出，在彼電腦中則或變為奇奇怪怪的別字，或溷為亂碼，或顯示為空白。如盩厔、喧嚻、曮睨、灪滃等。
6．因電腦病毒而致誤例。電腦病毒，無處不在，常常在此電腦中文字內容正確無誤的文檔，轉往他人電腦，或者經打印機打出時，便會出現毫無規律的文字更易或亂碼，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再贅述。
7．因繁體字轉換為簡體而致誤例。在電腦文檔中，往往在繁體字轉化成簡化字的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訛誤。如於菟（於菟）、於於集（於於集。案朝鮮文人柳夢寅，號於於堂，其別集為《於於集》）、乾嘉（乾嘉）等。
8．因簡化字轉換為繁體字而致誤例。由於繁體字中的大量異體字，經簡化後多合為一字，當再轉換成繁體字後，就出現了大量的錯訛。如頭髮（頭發）、卜馱（蔔馱）、征戰（徴戰）、深谷（深穀）、千里（千裏）、皇后（皇後）等。
9．詞組轉化為繁體而變異，然其義不變或近似者。我們在將簡化字文檔自動轉換成繁體時，由於使用的是台灣版本，因此電腦會自動轉換成台灣習慣用詞。如打印（列印）、計劃（計畫）、網絡（網路）、信息（資訊）、激光（鐳射）、小區（社區）、質量（品質）、數字化（數位化）等，其字雖變，其義基本未變。
10．詞組轉化為繁體而變異，然其義莫可名狀者。如字號（字型大小）、龜鑒（高抬貴手）、終南捷徑（終南快捷方式）、海內存知己（海記憶體知己）等[2]。
11．因新舊字型而致誤例。近年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在抽查古籍整理著述時，加大了對漢字因新舊字型不同而導致錯字的審檢，以至於不少書籍被定為不合格產品。如黃（黃）、顔（顏）、説（說）、煥（煥）、録（錄）、真（眞）、清（淸）、內（內）、兩（兩）、卻（卻）、吳（吳）、衆（眾）等。此類文字太多，其是否新舊字型，不好判斷，幾乎防不勝防。竊以為相關部門不嚴格審核版本不明、斷句舛訛的點校古籍，而在這些字型上找毛病，無疑是丟了西瓜而撿芝麻而已。
由以上舉例可知，隨著影印古籍與數字化的迅猛發展，無論在理論探索還是研究方法上，古籍整理都遇到了諸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值得我們做認真而深入的研究。
四、對「e-考據」方法的再思考
自台灣學者黃一農教授提出「e-考據」之說[3]以來，關於這一方法的優劣爭論便從未歇息。黃教授認為，隨著網際網絡和電子資料庫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常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夢寐以求的環境。我們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並填補探索歷史細節時的許多隙縫，或透過邏輯推理的佈局，迅速論斷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實上，一個有機會孕育「e-考據學派」的時代或已出現。
支持者認為，這是一種研究手段的革新，是傳統研究方法的衍生和研究手段的立體化，運用包括田野考古、社會調查等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有新的拓展。同時，「e-考據」與傳統考據並不是對立的兩套方法，只是傳統考據學在e-時代的升級版，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具有較多的可操作性，能在合理時間內進行先前較難施行的分析，並因此較有機會開創出新的研究格局[4]。
持保守意見者認為，e-考據本質上作為一種引得式或謂索引式的網絡新工具，最多只是一種輔助手段，如果僅依靠e-考據找到的片斷史料便附會引申，甚至不能查回原書，「廢書不觀」，那麼此等e-考據便有可能淪為「偽考據」。還有學者認為，就注釋學而言，單純憑借「技術」，而自身缺少「才」、「學」、「識」的能力，還遠不足以成為稱職的注者[5]。
還有學者認為，數字化的直接結果，是勾銷了古籍版本外觀上的差別，勾銷了紙張、墨色、裝訂等物質標誌，也勾銷了古籍版本的「工藝性質」。它既沒有了欣賞精本的愉悅，也沒有了翻看劣本的不快，使「觀風望氣」「鼻嗅手摸」等鑒別版本的傳統經驗，徹底失效[6]。
筆者認為，上述諸說，各執一端，並皆有理。就古籍整理而言，e-考據方法的最大便利是我們坐擁龐大的古籍資源數據庫，可在瞬間搜索到諸如文淵閣《四庫全書》等大型叢書中的某個具體人名、地名與各類詞彙，這是古人不可相像的碾壓式優勢。具體就校勘古籍而論，對於一部古籍不同版本間的異文異字，以及歷代引用的他校材料，皆可得之於分秒，做為校改的依據，但這些材料的獲得也令我們深感不安與疑惑。
首先，在公諸於網絡間的各類古籍數據庫，其文字的可靠性遠較傳統紙本文獻為低，我們究竟應該對其持幾分的信賴度（有原書掃描件者尚可比勘）；其次，當一些常見詞語被搜索時，往往會出現成百上千甚至數千條的各類材料，又令我們如泥牛入海，校不勝校，唯慨嘆無奈而已；再次，這些孤單冷默的條目，有多少是與所校本書相關的材料？在不聯繫原文不串連上下句的情況下，他們能反映或還原多少當時版本的真實原貌；第四，也是最有趣的一點，這些資料中有多少是古人看到但認為是無用的資料而放棄和淘汰，而被我們視如珍寶來炫耀，並做為校勘古籍的鐵證，因為我們想當然地認為這些材料是古人所看不到或忽略了的。因此，對於e-考據方法的運用，既不可排斥反對，更不能過於迷信，作為「校書之一助」則可矣。
五、少量古籍的重復整理與海量古籍的無人問津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古籍的影印、點校、注釋與翻譯等方面，以「二十四史」校點本為代表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改革開放以來，大型叢書的影印與各種經史四部書籍的整理，更是插架森森，數量龐大。但如果對這些古籍做認真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存在著大量的重復整理與資源浪費，這種狀況截止目前仍無大的改觀。
由於讀者需要與出版社射利的目的，如《詩經》、《楚辭》、《文選》、《古文觀止》等書，以及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柳宗元諸家詩文，全本選本，注本譯本，充斥於書肆之中，這既是名家名著的影響力，也是讀者熱愛的自然選擇，極其正常，無可厚非。但出版社與研究者在出版選題與科研項目方面，也熱衷於名家名著的重復整理，且多年來皆是如此，這種自然的個體行為，卻折射出古籍整理界整體的無計劃性與盲目性。
即以清人別集的整理為例，如顧炎武、黃宗羲、錢謙益、戴震、錢大昕、龔自珍等人的詩文集，影印本與整理本，比比皆是，而大量的清人別集卻沈睡館閣，無人問津。筆者十數年前曾受有關方面委託，與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史革新教授選輯一套清人別集千餘種的目錄，我們當時約定：凡有影印本與點校本的清人別集，一概不收，主要以未曾影印與點校的別集為主，尤其側重於抄稿本與孤本。我們分別選擇了清初、清中期與清末清人別集約1500種。但我們的選目最後未被採納，因為不收錄顧炎武、黃宗羲諸家，則本套叢書不具有權威性、典範性與代表性。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大套叢書還是各地所影印之地方性古籍叢書，皆莫不收錄歷代名家詩文集，結果就是各套叢書中出現大量的重復收錄。而由於名家別集卷帙浩繁，佔據了大部分的冊數，有一半甚至更多的內容都是重復影印。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民國初期，把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遺書與清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稱做史料的「四大發現」，新材料的介入直接推動了學術的繁榮與發展。如果在今天也比附而論，筆者認為近年來也有「四大發現」，或已經發現並充分利用，或有待於發掘，即：以上海博物館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所藏為代表的新出土文獻，不斷被發現並電子化的各類珍貴經史古籍版本，以《燕行錄全集》、《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等為代表的域外漢籍，此三類新史料，已經為學界所熟知並充分利用。
筆者以為，第四大「發現」就是在各大圖書館蒙塵插架的大量未經影印與整理的古籍。清代阮元在為江藩《漢學師承記》撰序時曾謂，「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採，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群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為‘橫被’，則系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系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阮元以為，當世學者之書，不一定都能傳諸後世，理想的方式是將各家著述中「奧義單辭」，一一摘出，附於群經各相關條下，以供學界參稽。但這種方式的困難不僅在於「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的學者不可多得，而且各家著述之採獲與摘選，更非易事。因此，阮元後來編纂《皇清經解》時，也仍然是以書為主，而非摘錄精義的方式。當我們今天將目光轉向域外而廣求漢籍時，傳至今日的大量經史子集四部古籍，卻因無人董理而寂默在館閣，實在是不應該的。因為不是這些古籍不重要，而是我們習慣了從尋常易見的經史典籍與名家著述中尋取證據，以為古賢微言大義，盡粹於此。那些被我們視為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經史學家之著述，蒙塵插架，鮮有翻閱，至於子、集二部之書，如農醫百工花草蟲魚鳥獸之書，更是少人整理，等同無有，這種狀況亟需改善。
因此，筆者以為在今後的科研項目與古籍出版方面，應該有相應的協調與調研工作，哪些著述已成爛熟之本？哪些著述卻從無槧行？在項目經費與出版補貼方面，應向從未影印與整理的古籍傾斜。與其遠求諸萬里之外，莫如近訪諸數里之間，激活這些尚未被發現而蒙塵館閣的「第四大發現」，有規模有步驟有計劃地選擇影印或點校出版。如果真能做到這樣，則這些古籍的刊印，不僅會給學術界帶來新的史料，給古籍整理增添新的活力，而且也將大大推動傳統文史哲領域各方面學術的研究。
六、各大圖書館應該具有更開明的態度給讀者閱讀真正古籍的機會
隨著古籍影印與點校本的日益繁富，以及電子版古籍鋪天蓋地式的增長與流行，一方面極大地便利了讀者閱讀，另一方面卻折射出學者尤其是年輕學子們對古籍的陌生與隔膜。從好的方面來說，隨著各大圖書館與藏書機構甚至私人藏家，將大量傳世罕見的宋元版古籍掃描上線，不僅國內難得一見的古籍可以坐在家中網上瀏覽，即美、日、韓等國所藏，也可輕易獲得，給版本研究帶來了空前的便利。但與此同時，各大圖書館對古籍的管理卻越來越嚴格，尤其所謂「善本」，深納不出，難得一現。目前各館的普遍做法是：凡一部善本古籍，一旦有影印本或製作了光盤與縮微膠卷等，則一般不再與讀者見面，這種善意保護古籍的做法，卻無形中對古籍整理與研究者造成了拒絕與傷害。
我們的前輩師長，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北大圖書館的古籍是可以借閱拎回家中仔細品讀的；在90年代，古籍已經不可借出，但大部分的古籍叢書，教師與研究生是可以入庫自己查書，並拿在手上翻閱與抄錄的；但今天只能在古籍閱覽室借閱，已經沒有入庫翻檢的福份了。而時下的大學本科生，已經很難接觸到真正的古籍，甚至一些新刊與影印的線裝書籍，也不能出借，形同古籍待遇。研究生與本科生在大多數時間里，都是在網上翻檢古籍，有的學生四年畢業都未曾捧過一冊清代刻本與抄稿本，更不用說宋元舊槧了。
但問題是，一個學生天然喜歡研究某一學術與某一行業的，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需要培養與磨練，而翻閱真正的古籍，是最好的培養方式之一。在網上看一葉書影，抱著一部厚重的影印本，與小心戒慎、虔誠佛喜地輕拿一冊古籍閱讀，是完全不同的體驗。一個學生對古籍版本行款、字體、裝幀、墨色、紙張的目驗與記憶，是影印古籍與電子書完全不具備的。
我們誰都明白，古籍與萬物一樣，總有其消亡的一天。無論是蟲蝕、風侵、雨淋還是火焚等，都是古籍的天敵，儘管今日圖書館的條件可以將一部書保存在常溫下，不受風侵雨淋、蟲蝕火燒，但這種危殆性卻永遠是存在的，誰也不敢保證一部古籍可以永遠存留在世上。因此，保護一部絕世孤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影印或整理出版，化身千萬，才能長留世間。同時，定期或不定期的翻閱與見光，也是對古籍的保護，古人有曬書之習，就是為了保護。我們常常被灌輸翻閱一次古籍會延損多少年的壽命，但一部書長期不被翻閱何嘗又不是減壽。筆者曾多次遇到一部古籍因長期無人翻閱，導致函套卡死無法抽出書冊，或者書冊因長久無人翻檢已經粘連打不開的情況。我們永遠要明白一個道理：古籍是用來閱讀與欣賞的，不是用來藏著鎖著的；古籍的第一屬性是書，而不是物化了的文物！
對於圖書館與藏家而言，儘管有大量影印本與電子版不斷面世，但仍應該有培養人才的緊迫感、更開放的態度與寬闊的胸懷。在盡可能不損傷古籍的情況下，給讀者提供目驗手觸的機會。不僅如此，圖書館還應該多辦古籍展覽與講座，中國國家圖書館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樣，如國圖的「文津講壇」已經持續舉辦近20年，深受學術界以及古籍與傳統文化愛好者的歡迎。類似的展覽與講座還應該延伸到中小學去，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里育種培苗，生根發芽，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必將成為古籍保護者與傳統文化的研究者與弘揚者。
七、對《文獻》雜誌的小小建議
前已述及，《文獻》雜誌自創辦以來，已經成為中國古典文獻學界的一面旗幟，做出了優異的成績。筆者認為，從今往後，《文獻》尚可以在以下幾方面有所改進，以期更有利於古籍整理事業的發展與引領學術的進步，為促進和繁榮我國傳統文化及其研究事業服務。
其一，可以有意識地增加一些有關文獻學理論與古籍整理新問題、新方法的探索與爭鳴文章，引導學界，展開討論，暢所欲言，共創文獻學的未來；其二、《文獻》雜誌在行內享有特殊而權威的地位，深得作者與讀者信賴，投稿踴躍，稿件質量上乘，有一批相對穩定的作者群，但目前刊物在字數容量方面，稍嫌不足，應適度增加字數，以吸納更多專家尤其是中青年學者的優秀文章，以培植後備力量，增加刊物活力；其三，《文獻》目前刊發的文章，多數為不足萬字的中短篇文章，應適當增加一些觀點新穎、水平較高的長篇論文，以保證質量，吸引作者與讀者；其四，應不定期地發表一些書評文章，目前各類刊物都不約而同地少發書評甚至拒絕刊發書評，主要的原因是書評質量不高，唱贊歌者多，而客觀評論與批評者少，但不應因噎廢食，如果有高質量有見地的書評，應該鼓勵併發表，為學術界起到積極的推介與導引作用；其五，應加強《文獻》編輯部的力量，在人力、物力與經費諸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解決後顧之憂，使刊物質量更上層樓，更好地為學界服務。
以上筆者對當前古籍整理學界的諸多問題做了揭示，意在提醒同行與熱愛古籍與傳統文化的有識之士，古籍整理是一項具有極高專業素養、需要謹慎細緻與熱愛古籍的態度、需要大量經費與時間的專業工作。我們對新形勢下的古籍整理中出現的新問題與新方法，應引起高度重視，並進行深入的研究；對於目前流行的「e-考據」方法，應持謹慎的態度。目前古籍影印與點校的現狀，是少量歷代名家名著的重復整理與海量古籍的無人問津，應盡快改變這種局面。與此同時，期待各大圖書館具有更開明的態度，給讀者閱讀真正古籍的機會，以方便學界，培養人才。唯其如此，古籍整理行業才能出現更多優秀的繼承者與弘揚者。
注釋：
[1]蘇芃：《互聯網時代的文字錯訛》，《光明日報》2019年3月2日，第12版。
[2]江慶柏：《電腦自動轉換中文簡繁字產生的問題》，《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14年第1期，第3頁。
[3]詳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張瑞龍：《e-考據是「立體」史學而非「偽考據」》，《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9月23日，第8版。
[5]謝乃和：《別讓「e-考據」成為「偽考據」》，《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月25日，第7版。
[6]歐陽健：《踏破鐵鞋「龍二府」——黃一農先生「e考據」回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第1-11頁。
原刊《文獻》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