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著中華：明清時期金溪滸灣雕版印刷研究》——講述滸灣書業與中國明清書籍社會史
《籍著中華：明清時期金溪滸灣雕版印刷研究》——講述滸灣書業與中國明清書籍社會史
陳翠翠
讀完「滸灣」發展形成商鎮的過程，讓人好奇書坊刻書的內容和質量如何，有著怎樣的經銷管理模式，何以能在清代出版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籍著中華：明清時期金溪滸灣雕版印刷研究》不僅僅是兩百頁圖文並茂的書籍，更是一位江西才子的文化情懷和學術精神體現，是一部滸灣的刻書史，關涉中國明清時期書籍文化的社會史。
半年前，南京傳媒學院圖書館館長毛靜先生在南京大學以《滸灣600年：一座小鎮的出版史》為主題，講述了滸灣雕版印刷的起源、發展與澌滅，這是我第一次領略這座小鎮的文化魅力。毛靜先生是江西豐城人，對地方誌、藏書、詩文辭賦、民俗攝影等保有濃厚的興趣，一直以來都熱衷對江西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此書之前已出版《鄧子龍傳》《近代江西藏書三十家》《滸灣繡像版刻精萃》《藻麗嫏嬛——金溪滸灣版刻圖錄》等。
今年5月14日，毛靜先生攜新書《籍著中華：明清時期金溪滸灣雕版印刷研究》（以下簡稱《籍著中華》）及所藏「滸灣版」書籍清刻本數餘部，邀朋雅集。該書由江西美術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共分五章，目錄按照雕版印刷常見版式從右到左，分上下之欄，古意幽濃。讀完「滸灣」發展形成商鎮的過程，讓人好奇書坊刻書的內容和質量如何，有著怎樣的經銷管理模式，何以能在清代出版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它不僅僅是兩百頁圖文並茂的書籍，更是一位江西才子的文化情懷和學術精神體現，是一部滸灣的刻書史，關涉中國明清時期書籍文化的社會史。
新書誕生
鄭振鐸先生將北京琉璃廠、武漢漢口、福建四堡和江西滸灣並稱為「清代中國四大出版中心」，但關於滸灣的研究量小力微。2004年，毛先生第一次探訪金溪滸灣，考察當地的古建築。此後，便萌發了收藏「滸灣版」刻本的意念，擠出資金苦心集藏滸灣刻書實物，是為搶救性集藏保護。
2017年，他決意研究金溪刻書文化，跑遍20個省、市和高校圖書館等地調查，深入金溪田西、斛塘等村莊，又探訪文史界吳定安、王冰泉等人，摔過跤，受過傷，也騎壞了不少摩托車，經過多年篤行不怠，蒐集了為數不少的資料。從作者對材料的組織來看，地方志從區域上彙集了金溪滸灣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史書中記載了朝廷在金溪的機構設置，可知悉政策制度對刻書業的影響。詩文和傳記行狀，既可以作為佐證材料支撐論點，也可以揭示與行業相關的社交網絡。族譜記載了宗族成員從事書籍事業的情況，提供了書籍出版—銷售的模式、路線和範圍等信息。日記隨筆對我們瞭解某個時期的行業發展狀況與演變頗有幫助，具有史實性。作者實地調研獲得的雕版和刻本實物直接提供了書籍刊刻的版式與質量信息等。《籍著中華》通過探源溯流，條分縷析，運用了史學、文獻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等方法，可以說是第一部系統研究金溪滸灣書業興衰變化與社會意義的著作。
文化掠影
《籍著中華》採用全彩印刷，圖片清晰，色彩飽滿，書中大量的照片都是毛靜先生通過調研所收藏和保存下來的，圖片與文字相得益彰，排版和諧美觀，頗具審美價值。尤其是一張張書影讓讀者可以一睹滸灣刻本——三讓堂的《漢書》、大文堂的《繡像後西遊記》、紅杏山房的《司馬溫公文集》、舊學山房的《謝文貞公文集》等等，皆朱墨燦然。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毛靜先生所藏晚清時期滸灣忠信堂售書海報，以戲曲唱本為主，開列要出售的書籍，還包括蒙學讀物、實用指南等30余種，並用中國商業數字「蘇州碼子」標注價格。據說「蘇州碼子」是流行於民間的記數書寫符號，而從未進入過官方視野，與春秋時代的算籌頗有淵藪，在舊時傳統農業社會的使用範圍比較廣泛，比如中醫老處方、農業租賃等。作者所藏則反映了當時書籍售賣價格，具有非常珍貴的史料價值。
還有一張禮家巷的照片，地面上的麻石經過雨的衝刷，顯得更加古樸厚重。一個孩子將手指放到嘴邊，靠在右側的屋牆上，探出半截身子，天真又好奇地盯著鏡頭，這一幕似乎古今交匯，而有一面已被歷史裹挾而去。毛靜先生將其置於書籍最後，佔據兩頁的版面，想必是有深意，給讀者思索的空間。
百年書香
滸灣，位於江西省千年古縣金溪西部、撫河中下游，元代以後旴江改道，繞疏山西面，經滸灣北流而上，為其在明清時期成為商業市鎮，創造了便利的漕運條件。其書坊文化肇始於明中晚期，至民國初元，有近500年的歷史，出現了100多個書坊，刻書量達到5000余種。有三讓堂、紅杏山房、舊學山房等較有名氣的書坊，還有味經堂、英德堂、敷文堂等小書坊。
《籍著中華》介紹了書坊之生產工序，他們有得天獨厚的原材料——紙張、板材和油墨；有鄧志謨、李光祚等編輯關注市場需求，承擔著知識生產；專業出版商負責改進工藝和雇傭工人；還有非專業出版機構的參與，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書坊刻印書籍數量和品種繁多，包括經史子集、話本小說，其中教育文本、實用指南、小說戲曲等普及性文本，與福建四堡相差無幾。有所不同的是，精美的大開本印色穠麗、紙墨精良，以及明確的地域標識和版本特徵，是其刻本的特色。雖然受到西方印刷工藝的衝擊、歷次戰爭的破壞後，乾隆末期滸灣刻書業開始式微，但道光年間樹立在滸灣書鋪街門樓上的「籍著中華」和「藻麗嫏環」，正是對滸灣書業的肯定，年深歲久，馥郁不散。
書商印象
書籍能在更廣闊的區域傳播，多依賴於書商這一群體。書中描摹了金溪書商的形象，如明代中期賀欽和羅倫關於書籍互通有無，都依賴於金溪書商李紹慶，他溝通遼東與嶺南的書籍貿易。晚明時期，唐氏、周氏、李氏、許氏、吳氏等，以家族為中心從事書籍出版和銷售，開拓了在南京以及西南地區的業務，特別是對北京琉璃廠市場的開創，遍布東西南北，不斷增加新的銷售網絡，奠定了金溪刻書在中國出版史上的地位。還有以紅杏山房趙承恩、舊學山房謝甘盤為代表的族商，他們講究誠信、眼光開闊、精明能幹、樂善好施，非常重視鄉邦文獻的刊刻，具有「儒商」的典型特徵。
書商們大多以家庭或家族為作坊的生產—銷售模式，以血緣的穩定推動文本的流轉和知識文化的傳播，體現出中國鄉土社會的特徵。在這個過程中，對通俗讀物和日常生活用書的銷售，比如所刻地方小戲，質量較為粗劣，但是因情節簡短，語言鄙俚淺陋，售價低廉而受到百姓們的喜愛，也推動了文化滲透，保持了雅俗共賞的書籍文化。
毛靜先生通過幾年間不斷地探訪，用心觸摸金溪滸灣的文化脈搏，保存了珍貴的古籍文獻既有理論，又有實踐考察，讓我們得以全面認識這座坐落於江西撫河邊數百年的小鎮，領略其獨特的刻書文化底蘊與魅力。
選刊自藏書報2023年7月
毛靜著《籍著中華：明清時期金溪滸灣雕版印刷研究》，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