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湖北刻書簡目
明代湖北刻書簡目
劉峰、李明杰
1 明代湖北藩府刻書簡目
楚藩富庶僅次蜀藩且「田地最多」［1］，親王治下的遼藩也坐享厚祿［2］，二藩刻書長期興盛，其他藩府刻書相對較少（見表1），凡未單獨注明出處者皆採自《明代藩府刻書研究》［3］［4］。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湖北藩府刻書的數量應當遠超59種，理由如下：①湖北藩府可能刻印所得御賜書籍［21］，尤其是其中的帝後著述和典謨訓誥等政治意味濃厚的書籍；②湖北藩府可能刻印其自行撰寫或修纂的著述，尤其是藩王、世子和長子等顯貴宗室的著述；③湖北藩府不僅可能覆刻外地藩府刻印的書籍，而且可能覆刻本地官府刻印的書籍；④寧獻王朱權所修《寧藩書目》收書137種，推測國祚較長的楚、遼二藩刻書數量應當與此接近。
2 明代湖北官府刻書簡目
藩府刻書質量誠然較高，比肩內府和國子監［22］；然而就刻書數量而言，湖北地方官府仍佔統治地位（見表2），凡未單獨注明出處者皆採自《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23］。
3 明代湖北寺觀刻書簡目
明人曾經感嘆「天下名山僧佔多」，而在一般情況下，佛寺的藏書和刻書也比道觀更加發達，而襄陽府是一個特例：在歷朝君主的高度重視下［31］，武當山不僅建立了以欽降道經為基礎的豐富藏書［32］，而且修纂和刻印了一批道經（見表3）。凡未單獨注明出處者皆採自《明代宦官刻書研究》［33］。
有明確記載的明代湖北書院凡114所［35］，上述書院具有教育生徒、宣講學術、祭祀聖賢、庋藏書籍和勸化社會的功能［36］。書院功能大多離不開書院藏書，而書院刻書是書院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見表4）。
5 明代湖北坊肆刻書簡目
明代鄂東區域出現了一大批傑出醫家，而其中的萬全、李時珍和李之泌等尤負盛名［38］，坊肆刻印醫書也蔚然成風（見表5）。
6 明代湖北私塾刻書簡目
明代湖北私塾刻書取得了長足發展（見表6），原因在於：①刻書從業人員增多使得雇傭刻工成本減少，使得刻書活動的門檻進一步降低；②公安派和竟陵派等鄂籍文人編撰了大量著述，使得刻書活動的需求空前旺盛。
注釋
[1] 陸釴.病逸漫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111.
[2] 鄒時雨.明代遼藩研究[D].荊州：長江大學，2012.
[3] 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4] 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1.
[5] 「燰」或作「𤊐」，或因涉其曾孫、遼恭王朱寵涭之名而誤。
[6] 或作「遼簡王植遺稿」，而在我國封建社會，直書尊長之名是極為無禮的行為。
[7] 陳詩.湖北舊聞錄：第3冊[M].武漢：漢出版社，1989：548.
[8] 「泱瀼」意為停淤，與其號「止庵」相符；或作「瀤」「𤃆」，顯系傳寫之訛。
[9] 嘉靖九年內府刻印《內訓》《高皇后傳》《女訓》各一卷，並特賜楚端王朱榮㳦。
[10] 此時楚端王朱榮㳦已薨，崇本書院似由尚為楚世子的朱顯榕增設。
[11] 遼惠王朱恩鑙始設「寶訓堂」，兼具藏書和刻書功能；遼愍王朱憲㸅增設「味秘草堂」收藏道經，未詳是否刻書。按光澤榮端王朱寵瀼已經分設藏書的博文堂和刻書的梅南書屋。
[12] 或作「梁昭明太子文選」，顯系傳寫之訛。
[13] 「遼藩《昭明文選》」未詳何據，疑為遼藩本《選詩》傳寫之訛。然而晉、唐、楚三藩均曾刻印《文選》，遼藩刻印《文選》有例可循。
[14] 楊繩信.增訂中國版刻綜錄[M].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4：754.
[15] 按同輩遼藩宗室朱術和朱術堣之名，末字均從「土」；「𡋕」或作「珣」，顯系傳寫之訛。
[16] 據其題署，可知此人為周悼王朱安㶇曾孫。
[17] 李國慶，來新夏，韋力.書目答問匯補[M].北京：中華書局，2011：651.
[18] 或即覆刻弘治十六年（1503）湖廣按察司本《獨斷》二卷。
[19] 或即覆刻內府經廠本《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
[20] 疑即黃丕烈、貝墉、陸心源和重慶圖書館遞藏的洪武年間刻本，則為楚昭王朱楨在位時期，由貝瓊子、楚王府紀善貝翱促成刻印。
[21] 頒賜或特賜的書籍，參看《明代湖北藩府刻書研究》附錄一。
[22]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機構探析[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42-46.
[23] 杜信孚，杜同書.全明分省分縣刻書考：第6冊 [M].北京：線裝書局，2001：501.
[24] 張孝曾修《富水志》或即該書底稿。
[25] 宋修三種荊門軍圖經或即該書底稿。
[26] 宋修《嘉魚縣圖經》或即該書底稿。
[27] 周穎.王世貞年譜長編[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17.
[28] 黃養正，是書卷端題署作「黃正蒙」，「正蒙」當為其譜名。其人字聖功、可聖，號群芳堂，萬曆十九年（1591）湖廣鄉試舉人，萬曆末年任攸縣儒學教諭，天啓二年（1622）任商南知縣，天啓末年任賓州知州。
[29] 或即覆刻嘉靖十年梅南書屋本《後山詩注》十二卷。
[30] 嚴忠良.明代湖北方志編纂述略[J].湖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22（3）：26-30.
[31] 明成祖朱棣以「奉天靖難」、真武神助美化篡逆，敕封「大岳」並重修宮觀；明世宗朱厚熜深諳神道設教的權術，頒賜「治世玄岳」匾額、敕修玄天玉虛宮，又敕修「下武當」元佑宮；明神宗朱翊鈞紹述祖德，指派國舅、太監李玄成創建凝虛觀。
[32] 宋晶，張全曉.海峽兩岸玄天上帝信仰與和諧社會建設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道教，2008（1）：46-47.
[33] 林佳梅.明代宦官刻書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21.
[34] 疑即釋慧林輯、釋正誨（1545—1628）校「寺中古碑記」。
[35] 蔡志榮.明清湖北書院研究[D].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8.
[36] 裴曉雷.湖北書院功能研究[D].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15.
[37] 張霞，朱志先.延續七百年的生命檔案：湖北嘉魚湖西李氏纂修族譜考述[J].湖北科技學院學報， 2020（4）：1-7.
[38] 嚴忠良.蔚為大觀：明清時期鄂東醫學重地形成及其奠定[J].人文論叢，2016（2）：14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