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這樣吹捧《日藏漢籍善本書錄》
不能這樣吹捧《日藏漢籍善本書錄》
沈津
日本所藏中國古籍版本的數量和質量，是版本學、文獻學、歷史學等學科研究者所關注的一個大問題。上世紀70年代初，楊振寧教授曾送我一本《日本の國寶》精裝本，那時候這種信息很少。我對其中的中國古籍善本「國寶」特感興趣，請同事翻譯出來，但看了卻不過癮，太簡單了。
我一直認為日本所藏中國古籍善本中有不少好書，每當我翻閱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時，就會看到一些很冷僻的書名。憑我的直覺，他處或許不會有收藏。我多麼希望有人能將內閣文庫藏中國古籍善本寫成一本書志。我還知道，日本的不少寺廟也有這樣的收藏，但很少有版本目錄學家予以揭示。也正因為如此，我曾夢想過，日本方面的專家學者如能將藏諸日本各處的中國古籍善本，從宋至清，不管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版畫等等，全部重加鑒定、分類，編成一部《日本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那該多好啊。當然，這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如容易，或可行，日本方面也許早就做了。
中國大陸的專家學者也很難去日本專做此事。一是這樣的專家本身就少得可憐，自己單位的事都忙不過來，還有自己研究的題目，加上哪來的巨額經費？日本方面能允許且配合嗎？這都是難題。流散在海外的中國古籍善本確實很多，尤其是在美國、日本。1986至1987年，我在美國作研究，看了不少東亞圖書館藏的中國善本書，直至今天，我都不敢有將全美所藏善本作一聯合目錄之奢想。因為那需要大量的經費，需要幾位真正懂得版本鑒定的專家。而這二者我都無法解決。
最近，讀到了嚴紹璗教授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年，以下簡稱《書錄》），連同附錄、索引等共2336頁，三大冊。據嚴教授自序，他說三十餘次進入日本，講學之余，立下雄心壯志，克服了許多困難，終於編成了這本《書錄》。他不僅對多家日本藏書單位的中國古籍善本進行調查摸底，還將小部分的圖書記錄在目，匯集一起，作了備考。他在日本期間，幾乎將收藏在日本的「國寶」全部經眼。他是中國學者中見到日本藏中國善本古籍最多的人，沒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做了前人所不能做的事，可以使中國學者及海外的所有漢學家在做版本目錄學、文獻學的研究時節省不少時間。
這麼一部花了12年寫就的大書（1987～1999）出版後，既有報章整版的報道，又有學術座談會，一片叫好聲。責任編輯崔文印先生深知其書之重要，費了不少心血，修正了不計其數的錯誤，甚至是「恨鐵不成鋼」，「拍桌教訓，怒不可遏」（嚴氏自序），這著實令人感動。
如此書評
崔文印先生在此書出版後，專門寫了三篇書評，發在《書品》2007年第3期、《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5期、《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簡報》上。一位責編如此接二連三、不遺餘力地撰寫書評，這種強力推薦我覺得似乎有點過頭了。但正是崔先生的書評，促使我將這本《書錄》和書評對照看了一下。
崔在《功不負人——〈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說：「本書也有兩項創新，一是注明該書的冊數。二是注明該書收藏在日本何處。」這算是什麼「創新」？可能崔先生沒有在圖書館工作過，他不知道一張善本書的卡片上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這是最基本的著錄。《書錄》是類似日本的部分漢籍善本聯合目錄性質，不注明藏於何處，編它又有何用？居然將這種常識性的著錄當作「創新」，真不知崔先生對於古籍版本著錄是無知還是什麼。
崔先生專門引嚴先生著錄的《禮記正義》（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本）來舉例，證明他用按語形式補充正題：「按，此本行款格式，與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相同，唯僅存卷六十四。全書縱32.5CM，橫20CM。卷中有元人修補，修補葉版心見元人刻工姓名俞榮、茅文龐、茅化等。本版木板於入明後移存南京國子監，卷中間有明代修補。封面系新補，藍色絹紙。此本大約系民國初年由清內府大庫中流出之零本。」崔文說：「對該書的版本情況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同時還對該書流歸日本的時間等作了推斷。」
我以為嚴先生如能寫出以上的文字，版本學的知識應該較為豐富。但他並不是版本學家，我很懷疑這種文字是他能寫出來的。果不其然，經人指點，我才瞭解到文中的什麼存卷數、尺寸、元人修補、元人刻工姓名、移存國子監、封面新補及藍色絹紙、民國間由清內閣大庫流出之零本之語，全部抄錄自日本學者阿部隆一的《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308頁。
崔先生在另兩篇大作中又舉了《周易註疏》（南宋初刻本，陸子遹手識本，日本國寶）的例子，並了用1600字來證明嚴先生對此書的按語「體現了嚴先生對版本目錄學的學識和考訂之功」。但是，不查不知道，嚴先生的按語全部「抄錄」自《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第246頁。
阿部先生的著作中將藏於日本的中國宋元版經部漢籍作了極為詳細的著錄，嚴先生在《書錄》裡全部或大量地抄錄，並不注明出處，而是作為自己的發現和心得，這說明瞭什麼？崔先生專門舉例的書就已存在著幾乎全部「抄錄」的事實，那其他數百種呢？是否也屬於「自己的發現和心得」？
崔先生說：「更應該指出的是，如果僅僅是部分圖書能做到這一點還不稀奇，可貴的是，《書錄》所著錄的萬種圖書都做到了這一點，這就不能不對紹璗兄所下的功夫表示深深的欽佩了。」崔先生對《書錄》中的每一種書的文字都認真讀過，他不應該這樣講假話。
我讀後就發現《書錄》中沒有內容介紹的書太多了。以集部別集類（明代）舉例，1335種書中，涉及內容介紹的僅40種左右，只是一個零頭。翻遍全書，竟沒有一個作者有簡歷。想必是嚴先生沒有時間，因為這很費時間的，有不少明代的作者或許只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不寫內容、簡歷也還過得去，湊合吧，但既然是書錄，那著錄的每種善本都應有行款吧。可是翻來翻去，沒有行款的居多。還是以集部別集類（明代）來說，共170頁（第1634～第1804頁），1335種善本中有行款的僅30種。行款是鑒定版本的輔助依據，如果數錯就很麻煩。這也可能是沒時間去做吧。
寫了這麼30來種，崔先生就「欽佩」了，就認為是「扎實嚴謹的學風」，「執著、嚴謹、踏實的治學精神，不計名利獻身學術的勇氣」，「亦足以垂範後世」（崔文印，《根深實遂，膏沃光曄——讀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5期），可是，請問崔先生，對於1200種什麼說明都沒有的，您該怎麼說呢？
崔先生說：「我將紹璗兄的大著與國人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和日人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二書作了對比，深感紹璗兄的大著不論就其規模還是就其著錄的深度與廣度來說，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崔先生還將嚴著與《四庫全書總目》相比，指出：嚴著所收日藏漢籍10800種，超過了《四庫》的10254種。認為：四庫「耗時十多年得以修成，其著錄量與嚴著約略相等。然而嚴紹璗先生這部《書錄》收典籍10800種，卻是憑他一人之力完成的，這種堅韌的毅力，著實超越前人。」
我真不明白，崔先生究竟有無知識，竟拿《書錄》去和《四庫全書總目》相比，那能比嗎？崔不是說嚴書「在規模上超越前人，不是一倍兩倍地超越，而是十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地超越」嗎？數量是多的，但大量的書是抄自日本人的目錄，而不是自己撰寫的書錄。如果光是抄日人的書本目錄，那誰不會？一般大學生也能做，何必有勞嚴導親自為之呢？
再說，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崔先生讀過嗎？楊是版本學家，對文獻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舉世公認的。楊氏在日期間，苦心搜訪佚書，真是歷盡艱幸，不然長澤規矩也先生也不會將他目為「楊瘋子」了。即以《日本訪書志》來說，博雅慎思，考訂精詳，堪稱目錄學之力作。崔先生又怎麼能把嚴書和楊著去作比較呢？真要比較的話，雖然崔氏所說的「廣度」，嚴書多倍於楊著，然而在崔氏說的「深度」（指內容）上，可就高下懸殊，天差地遠了。嚴書和楊著，相去豈能以道里計！
崔先生說：「這些資料的收集，正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它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資料都是日本固有的出版物，無非是收集及利用的問題，嚴先生大量抄錄日本學者的成果，反而看不出《書錄》中有自己的心得和體會。撇開大量的抄錄，「多方面研究成果」在哪兒呢？崔先生還說：「我相信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他的這一成就是無可取代的，它的價值必將在學術界長期彰顯，並流傳下去。」質量是信譽的保證。如果質量不過關，前提已經沒有了，還侈談什麼「價值」？
錯誤舉例
著錄重在版本項之準確。這一條如果做不到，那誤導研究者大焉。
《書錄》把叢書零種和單刻本混為一談。《書錄》第一冊第一頁第一種書《京氏易傳》三卷，版本項作「明毛氏汲古閣刻本」。此處有誤。它實為「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津逮秘書》共十五集，收書141種。第二集里共11種，《京氏易傳》是第一種。此外，第三頁的《王氏易傳》、《周易舉正》都是《津逮秘書》的零種。再以集部別集類（漢魏晉人別集之屬）的第一頁舉例。此頁共計著錄9種善本，稍稍一看，竟有6種版本項錯誤，即把叢書零種當成了單刻本。在版本學中，叢書零種和單刻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書錄》中這類錯誤很多，至少百處以上。
作者問題。如《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總共十一部，作者有時作黃履成編（四部），有時作黃履翁編（六部），還有一部無作者名。研究者看了，莫衷一是。大約嚴先生自己也不清楚。實際上應作黃履翁。
不少書的版本項交代不清楚，只會照抄日本人的著錄。如《誠齋詩話》一卷，版本作「古寫本 鮑淥飲手寫本 勞顨卿手識本」。「古寫本」，是古代的寫本、唐寫本、宋寫本、元寫本？還是明初抄本、明抄本、明末抄本、清初抄本、清抄本？實際上，嚴先生已經明確告訴我們了，這部書是鮑淥飲手抄的。淥飲是鮑廷博的號，顨卿是勞格的號。這個版本並不「古」，應該是清乾隆、嘉慶間的抄本，準確的版本著錄應作「清鮑廷博手抄本 清勞格跋」。又如《尚書金氏注》，作「舊寫本」。「舊寫本」是一種模糊的概念，不知道什麼時代的。如是周星詒時所抄，那就作「清抄本」。又比如《周易本義附錄集注》十一卷，作「周松靄影寫元刻本」。正確的著錄是：「清周春抄本」（備注項寫上：據元刻本影抄），或「清周春影元抄本」。日本人可能不太知道周春號松靄，但我們中國學者應該查一下的。而且，作者前面是要冠以時代的，不然別人怎麼知道作者是唐宋元明清，哪個時代的呢？看來，嚴先生一開始就不懂如何著錄，也不去請教圖書館裡的古籍編目專家，以至一錯再錯。
《書錄》中不少清人學者如黃丕烈、顧廣圻等，都作「黃蕘圃手識本」、「顧千裡手識本」。這種例子太多。手識應作「跋」或「題識」。正確的著錄是：「清黃丕烈跋」、「清顧廣圻跋」。中國版本術語中幾乎不用「手識」。這是嚴先生首創的新名詞，還是照搬日本人的著錄？正規嚴謹的著錄規則是必須遵循的，最好不要自創一套。不然的話，在凡例上寫上：「凡涉批校題跋之人，皆作字號，而不用名」。可那能行嗎？
版本項的常識也出錯。《周易銓》，作「明藍印刻本」。凡書都是先刻再印，應作「明刻藍印本」。次序顛倒，殆成笑柄。有些著錄則不清楚，如《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一作明刻本，一作明萬曆年間刻本。二本是否同一版本？看不出，嚴先生可能沒見到，也沒有提供其他新的信息。
有些基本著錄，如作者項不正規。如《輪迴醒世》，作「明人撰寫不著姓名」；《繡梓尺牘雙魚》，作「明人編纂不著姓名」，均應作「明佚名撰」或「明佚名輯」。《揭曼碩詩集》，作「燮理傅化校」。什麼意思？或是即「傅化校」，而「燮理」是傅的字。
殘本充全帙。《無生訣》一卷，此非單刻，應為《仙佛奇蹤》八卷中之部分，即殘本。《仙佛奇蹤》內有長生詮一卷，逍遙墟三卷、無生訣一卷、寂光鏡三卷。
卷數的著錄，不能以殘本的卷數來代替全書的卷數。如《周易本義》（殘本）四卷，應作周易本義囗卷，在附註項上說明：存卷一至四。
冊數的著錄，在圖書館的卡片或編制的書目中，一冊就是一冊，幾冊就是幾冊，從不用「共一冊」、「共×冊」。一冊怎麼「共」？多加一個「共」字，就有畫蛇添足之嫌。而有的書竟無冊數，雖無關大雅，但總是缺了什麼。
為何不收「叢書」？是因為量大或子目太多的原因？編者沒有說明。清代的善本沒有收錄是一大缺失，可能是量較大的原因。因此只能說《書錄》是宋元明刻本、部分稿本、抄本的匯總。
子部釋家類第1371頁《一切經》二千五百卷。實際上，此非漢籍，而是日本平安時代、鐮倉時代日本寫經生所抄寫，並在1978至1980年時，經日本文化廳組織學者進行審定認可。此當為編者及審稿者不察，將日本寫本混入了這本書。
稍微翻了翻，《書錄》即有不少小毛病。如若當時請版本學界的編目、鑒定高手把關（一定要高手，或有三四十年專業經驗者），或可將訛誤減至最低。這些版本學上的著錄問題，搞版本研究的專家一看就明白。嚴先生不能以日本人怎麼寫，我就怎麼抄，正確如否，不關我的事。要知道，一本正規的傳統的善本書錄，必須有嚴格的著錄方式。
嚴先生為此書花費了大量時間，也確實不容易。我相信，他在日本看到了不少流落在異域的中國善本書，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國寶」。現在翻了這本《書錄》，給我的印象是編著者在日本雖然進出三十多次，但仍有大量的明代善本沒有經眼，不然怎麼會是卡片式的呢？或許這只能理解為明代的書太多，根本沒有時間看，只能是抄自一些藏書單位的各種書目和卡片。
日本阿部隆一有一本《增訂中國訪書志》，是專門對中國台北地區的中央圖書館、台北故宮博物院、老北平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等以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元版所作的一次全面調查，那可是認真、一絲不苟的，每部書著錄得詳細之極。您若一時看不到原書，那他這本書就發揮作用了。日本學者的謹慎不容人不另眼相看。我想，以編著者一個人的力量（且不說他有沒有二十年以上的古籍版本方面的專業訓練），要想寫一本《日藏漢籍善本書錄》（10800種），沒有四十年以上的功夫（指全副精力），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話再說回來，沒有目驗就敢寫，一般的學者誰敢？！版本目錄是一門科學，熟悉此行的專家，哪個不是有三四十年實踐經驗的？這不是什麼人憑借些微的版本知識（甚或沒有）就乾得出來的，尤其是這類大工程。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來說，整整幹了18年，又集中了多少專家、人力、物力。所以說，此《書錄》不能細看，細看就麻煩了。有道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話一點也不假。
由此想到，教授學者想做自己專業之外的「大工程」，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肯定，但畢竟非專業人員，雖然題目好、出發點好，也有雄心壯志，可在未打好專業基礎時，最好還是謹慎再謹慎。
其實，《書錄》的真正價值，只是告訴國內的學者、研究者：日本如今所藏的部分中國珍本古籍有哪些，收藏在何處，而且編著者將極小一部分的珍本，利用他所獲得的日方出版的圖書資料，或整段地抄錄，或利用日方的著錄予以彙集。如果日方沒有信息可以抄錄，那你也就無法從這本書中得到什麼。在現今，要想知道在日本收藏的部分漢籍，也只能靠它了，因為您很難看到日方出版的大量書志學圖書資料。不過，您在使用它時，腦子里還要繃著一根弦，千萬不要讓它的那些錯誤牽著您的鼻子走。
之所以說這一段話，是因為前陣子和國內的一位教授古籍版本目錄學的博士生導師聊天，問起他對《書錄》的看法。他說：這本關於在日善本的著述，用起來要特別小心。我以為這是對的。
這本書乃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項目，也就是國家項目。以個人名義申請如此之大的項目，是極不容易之事。當然，《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這個題目絕對吸引人，誰看了都會心動。只可惜，外行人做內行人的事，難免錯誤多多。這也是許多出版人，包括中華書局都沒料到的。
原刊博覽群書200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