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也出錯誤百出的書—讀《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小記
中華書局也出錯誤百出的書—讀《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小記
沈津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嚴紹盪編著。三冊。580元。2007年中華書局出版。印2,000冊。連同附錄、索引等共2,336頁，近300萬字，共計著錄10,800種（一說10,400種）。
此為國家「十五」出版規划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北京大學「九八五」人文學術規畫重點項目。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這套書的新書廣告一出，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即請採購部門即刻發函訂購，我想盡快地讀到它。日本所藏中國古籍版本的數量和質量，那麼多年來，一直是個謎，他不僅是我，也是很多版本學、文獻學、歷史學等學科研究者所關注的一個大問題。七十年代初，楊振寧教授返國，他送了我一本《日本の國寶》精裝本，那時這種信息很少，而我對其中的中國的古籍善本特感興趣，請同事翻譯出來，但卻看了不過癮，太簡單了。
在「哈佛燕京」，有不少日本（各文庫）藏書目錄、書誌解題的專書可供我查閱。我和我的同事在寫作「哈佛燕京善本書志」時，也必須時時翻閱日本的各種善本書目、稀書目錄、漢籍目錄等，以瞭解更多信息。這些書目雖有部分在我的辦公室，但是要每種都翻，也是麻煩。
我一直認為日本所藏中國古籍善本中有不少好書，每當我翻閱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時，那很冷的書名會一一映入我的眼簾，憑我的直覺，他處或許都不會有收藏。當時，我實在是希望將來有人能將內閣文庫藏中國古籍善本寫成一本善本書志。我也知道日本的不少寺廟也有很好的收藏，但很少有版本目錄學家予以揭示。
也正是如此，我也曾夢想過，日本方面的專家學者如能將藏諸日本各處的中國古籍善本，從宋至清，不管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版畫等等，全部重加鑒定、分類，編成一部《日本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那該多好啊。當然，那是非常困難的事。如容易，或可行，日本方面早就做了。
中國大陸的專家學者也是很難去日本專做此事的，一是這種專家本身就少得可憐，自己單位的事都忙不過來，還有自己研究的題目，加上哪來的巨額經費？日本方面能允許配合嗎？都是難題，所以想都不要想。
流散在海外的中國古籍善本確實很多，尤其是美國、日本。1986至1987年，我在美國作研究，看了不少東亞書館藏的中國善本書，那時直至今天，我都不敢有將全美所藏善本作一聯合目錄之奢想，因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大量的經費，需要幾位真正懂得版本鑒定的專家。而這二樣都無法解決。
現在，嚴紹盪教授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終於出版了，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請看：他三十餘次進入日本，講學之餘，立下雄心壯志，一定要編一本《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其間又克服了許多困難，這種精神值得學習。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他不僅對多家日本藏書單位的中國古籍善本進行調查摸底，還將小部分的圖書記錄在目，彙集一起，作了備考。他在日本期間，將收藏在日本的「重要文化財」（國寶級的中國古籍）幾乎全部經眼，他是中國學者中見到日本藏中國善本古籍最多的人，沒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做了前人所不能做的事，使中國學者及海外的所有漢學家做版本目錄學、文獻學的研究時可以省卻不少時間。
嚴書的附錄寫得非常好，後記也不錯，寫他的體驗，倒也感人。我只是覺得如果在此基礎上專寫一本訪書記，那一定十分精彩，也一定吸引人，因為有看點。大約是用心去思考，並再付諸於實踐後，有了體會才寫得出，故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了，這麼一部花了十二年寫就的大書（1987-1999），功成名就之作，還帶著不少出版界人士的關懷，老的不說，就說中華書局的五任編輯室主任的期望也是夠感人的。責任編輯崔文印先生深知其書之重要，所以費了不少心血，修正了不計其數的錯誤，甚至是「恨鐵不成鋼」，拍著桌子對著嚴教授大吼叱責，這著實令人感動。
書出了，有關人員都鬆了一口氣，不容易啊不容易，對嚴先生來說，是真正地不容易。剩下的問題就是推向市場，接受讀者的檢驗了。於是學術座談會，請文化大老們來捧場，各種報紙發出版消息，甚至是整版的篇幅報導。總之，一片叫好聲。
我曾經計算過，如果以一個懂行的專家來寫善本書志，並依照哈佛的模式每天一篇，每篇平均在1,000字左右，每年以200天計算，那《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的10,800種，需時50年，約一千八百萬字。如今以嚴先生一人之力，採用「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只用了十來年的業餘時間，竟完成了近300萬字如此這般的巨著，那能不令人擊掌歡呼的嗎？他的方法難道不應推廣嗎？他破除了僅迷信專家的「錯誤」，創造了外行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回內行的「童話」。
老實說，在我看到《書録》以前，我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友人，詢問對此書的感想。朋友告訴我：可能會使你失望，因為達不到「哈佛燕京」對書志的要求。當我翻看了嚴先生的《書録》，也確實是發現了一些問題，但我也不想張揚。只是寫了一封信給「中華」的朋友，告訴他們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當然，「泥牛入海無消息」，也在我意料之中。後來與朋友交換對此《書録》的意見，竟沒有一位說好的，就連前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八五高齡的版本學家沈燮元先生買了此書，大呼「不來事、不來事（不行、不行）！外行做的。」而且燮元先生還告訴我，南圖善本部某君看了後，也表示了《書録》差勁的看法。
本來，我也不想將對《書録》的意見寫成文章，因為一發為文，會對嚴先生造成莫大的影響，他是一位謙謙君子，雖然是版本目録學領域方面的外行，但他利用業餘時間，奮發編出《書録》，已經是很難得，錯誤不少，也算是出於好心，而且別的中國學者是沒有機會和緣份去做這件事的，我不想去加重嚴先生的負擔。然而導致我改變看法的卻是該書的責任編輯崔文印的文章。
崔文印在此書出版後，專門為之寫了三篇書評，第一篇發在中華書局的《書品》2007年第3期、第二篇刊在《北京大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5期、第三篇登在《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簡報》上。請恕我無知，或是少見多怪，我從未聽說過一位責任編輯為作者的一本著作出版後接二連三、不遺餘力地撰寫書評，這種強力推薦，有沒有涉嫌炒作，或王婆賣瓜，或為自已的苦勞張目，我不敢揣想，只是覚得似乎有點過了頭了。也正是崔先生的書評，促使我再將嚴書和書評對照看了一下，居然又學習了不少東西。我深深地感到，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到底是應該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看來，說真話不容易。
崔文印在「功不負人---《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說：「本書也有兩項創新，一是注明該書的冊數。二是注明該書收藏在日本何處。」這算是什麼「創新」？可能崔先生沒有在圖書館工作過，他不知道一張卡片上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這是最基本的著録。凡是在圖書館工作的人如果一聽書録上有冊數也算是「創新」，那還不笑掉大牙。《書錄》是類似日本的部分漢籍善本聯合目録性質，您不注出藏於何處，編它又有何用？這種常識性的著錄居然當作「創新」，真不知崔先生對於古籍版本著録是無知？還是什麼？
崔先生專門以《禮記正義》（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本）來舉例，證明嚴先生用按語形式補充正題的敘述。按語雲：「按，此本行款格式，與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相同，唯僅存卷六十四。全書縱32.5CM，橫20CM。卷中有元人修補，修補葉版心見元人刻工姓名俞榮、茅文龐、茅化等。本版木板於入明後移存南京國子監，卷中間有明代修補。封面系新補，藍色絹紙。此本大約系民國初年由清內府大庫中流出之零本。」崔云：「對該書的版本情況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同時還對該書流歸日本的時間等作了推斷。」
我以為嚴先生如能寫出以上的文字，應該是具備了版本學家的素質，即版本學的知識十分豐富。但他不是版本學家，這種文字非他所能寫得出來，而是應有依據的。果不其然，在某位高手的指示下，我才瞭解到文中的什麼存卷數、尺寸、元人修補、元人刻工姓名、移存國子監、封面新補及藍色絹紙、民國間由清內閣大庫流出之零本之語，全部抄錄自日本學者阿部隆一的《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P.308。
再請看：崔先生在另二篇大文中又舉了《周易註疏》（南宋初刻本，陸子遹手識本，日本國寶）的例子，甚至用1,600字來證明嚴先生對此書的按語「體現了嚴先生對版本目錄學的學識和考訂之功」。但是，不查不知道，嚴先生的按語全部「抄錄」自《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P.246。
阿部先生的著作中將藏於日本的中國宋元版經部漢籍作了極為詳細的著錄，嚴先生在《書録》里全部或大量地抄録，且又並不注明出處，而是作為自己的發現和心得，這極易被認為不符合學術道德和學術規範，（過去這種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而崔先生專門為之舉例的二種書就已存在著幾乎全部「抄録」的事實，那其它數百種呢？是否也屬於「自己的發現和心得」！難道崔先生還要我再多舉些例子來證明嚴先生大量的「抄録」嗎？
崔先生還說；「更應該指出的是，如果僅僅是部分圖書能做到這一點還不稀奇，可貴的是，《書録》所著録的萬種圖書都做到了這一點，這就不能不對紹盪兄所下的功夫表示深深的欽佩了。」（以上是嚴對某書的說明，約130字，是寫有批語、跋、存卷等事）嚴氏《書錄》計10,800種，將近300萬字（連同附錄），也就是說每種平均不到300字。請問：一篇書志，除卻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行款等必須著錄的文字，就在40至100字之間，那剩下的不到200字您能很好地去揭示書中之內容以及其它重要資訊，或您的見解、心得嗎？津按：崔先生是責任編輯，對《書録》中的每一種書的文字都認真讀過，但是他不應該講假話，不應該眜著良心做偽證，這不是一亇正直的知識分子所應有的品貭和態度。
請看：《書錄》沒有內容紹介的書太多了，以集部別集類（明代）舉例，1,335種書中，涉及內容介紹的僅在40種左右，是一個零頭，這個比例真是不敢想。翻遍全書，竟沒有一個作者有簡歷的。想必是嚴先生沒有時間，因為這很費時間的，有不少明代的作者或許只能在地方誌中找到。不過不寫內容、簡歷也過得去，湊合著吧。既然是書錄，那著錄的每種善本都應有行款，但翻來翻去，卻是有的有，有的沒有，而沒有行款的居多。還是以集部別集類（明代）來說，共170頁（P.1634至P.1804），著錄的1,335種善本中有行款的僅有30種，也就是說還是個零頭，相去實在太遠。行款當然是鑒定版本的輔助依據，如果數錯也麻煩，也可能沒時間去點，且將就一些吧。
所以崔先生是閉著眼睛說瞎話！就寫了這麼三四十種，您就「欽佩」了，難道這就是您所說的「扎實嚴謹的學風」嗎？難道那就是您所認為的「那種執著、嚴謹、踏實的治學精神，不計名利獻身學術的勇氣」，「亦足以垂範後世」？那麼那一千二百種什麼說明都沒有的，您又怎麼說！難道您可以說：我沒看見。崔先生，您太不應該了，您不應該用自己的筆去欺騙讀者、領導以及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
崔先生說：「我將紹盪兄的大著與國人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和日人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二書作了對比，深感紹盪兄的大著不論就其規模還是就其著録的深度與廣度來說，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崔先生還以嚴著和《四庫全書總目》相比，指出：嚴著所收日藏漢籍10800種，超過了《四庫》的10254種。崔說：四庫「耗時十多年得以修成，其著録量與嚴著約略相等。然而嚴紹盪先生這部《書録》收典籍10，800種，卻是憑他一人之力完成的，這種堅韌的毅力，著實超越前人，而為前人所莫。」
看來，經過崔先生的妙筆，嚴先生應該是當仁不讓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巨人，五千年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又有誰能和嚴先生抗衡？那些乾嘉學派的精英，什麼四庫纂修官，包括紀昀、陸鍚熊、翁方綱、姚鼐等人算得了什麼？嚴先生一人頂百，貢獻難以估量。一部《四庫》，竟然形成了「四庫學」，多少學者為之研究，又寫出多少專書，四庫的研究至今不衰，它發展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我真不明白，崔先生究竟有無知識，竟敢拿《四庫全書總目》來和《書録》相比，那能比嗎？那是差了多少倍的等級了。崔不是說嚴書「在規模上超越前人，不是一倍兩倍地超越，而是十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地超越」嗎？數量是多的，但是，大量的書是抄自日本人的目録，而不是自己撰寫的書録，如果光是抄自日人的書本目録，誰不會抄？一般大學生也能做，何必有勞嚴先生親自為之呢？
再說了，楊守敬是版本學家，他對文獻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舉世公認的，一部《楊守敬全集》，那學術上的份量真是很重。楊氏在日期間，苦心搜訪佚書，歷盡艱辛，不然長澤規矩也也不會將楊目為「楊瘋子」了。即以《訪書志》來說，寫得非常之好，博雅稹思，考訂精詳，堪稱簿録學之力作。只要讀一下劉昌潤先生整理本的前言，就可知對楊氏恰如其分的評價了。崔先生怎麼能把嚴書和楊著去作比較呢？如真要比，那確實是嚴書著録多多，遠多倍於楊著，這是崔氏所說的「廣度」。那麼看崔氏說的「深度」（指內容），那就高下懸殊，天差地遠了，嚴書無法和楊著抗衡，相去又豈能以道里計！
至於崔先生說什麼；「這些資料的收集，正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它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資料都是日本固有的出版物，無非是收集及利用的問題，嚴先生大量抄録日本學者的成果，反而看不出《書録》中有自己的心得和體會，如果在一些書録中摻入自己的見解，我相信，那是研究者都所樂見的，可是撇開大量的抄録，「多方面研究成果」在哪兒呢？
嚴先生有自知之明，他也多次表明自己是個外行，所以他在抄錄別人的資料時，從不說三道四。就像P.1989《遼海丹忠》，95%抄自董康的《書舶庸談》卷八上P.22。但是崔先生則不同了，他說董康是「本來是沒有資格和嚴先生的著作相比較的，因為董康是民族敗類」，還說什麼「在這樣的情懷面前，董康之輩還有地自容嗎？」用了別人的學術成果後，還要把別人罵一頓，嚴先生是不做的。但崔先生是否是呢？只是沒罵董康是「婊子」而已。
崔先生的大文力捧嚴書，到底想幹什麼，為嚴好，還是為己？您想把嚴先生硬逼到一個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高度，那摔下來又怎麼辦呢？您負責嗎？崔大言不慚地說「我相信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他的這一成就是無可取代的，它的價值必將在學術界長期彰顯，並流傳下去。」質量是信譽的保證，如果質量不過關，前提已經沒有了，再侈談什麼「價值」，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那麼《書録》裡有什麼小疵呢？我也只是隨手翻翻，寫下來供嚴先生、崔先生和研究者參酌。
凡例的第一條，即將二個人名寫錯。「每一種上皆有陸先敕或毛季斧等手識文，便亦確認為本書著錄的對像」，且不說文句不通（文句不通的話不少），「陸先敕」應為「陸敕先」，即陸貽典，敕先為其字。「毛季斧」應為「毛斧季」。即毛扆，字斧季。連凡例都錯，真說不過去。
《書錄》應該將每種善本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行款、序跋、內容、特點、牌記、鈐印等等錄下，如能有作者之心得，或指出版本之優劣，或和它本相較之結果，或版本的依據，那就好了。如若僅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行款，再抄上幾條其它藏書目、志之記載，那很難使人覺得是「書錄」。或許可以看作是「書目」之放大，即備注項加入了內容，當然也可視作善本「知見錄」性質的書。看來《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應該是屬於知見錄，並非真是書錄。
《書錄》重在版本項之準確，這一條如果做不到，那誤導研究者大焉。僅以第一冊第一頁第一種書來說，那是經部易類的《京氏易傳》三卷，版本項作「明毛氏汲古閣刻本」。按，誤。此實為「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津逮秘書》共十五集，收書一百四十一種。第二集里共十一種，《京氏易傳》是第一種。此外如第三頁的《王氏易傳》、《周易舉正》都是《津逮秘書》的零種。
再以P.1394集部別集類（漢魏晉人別集之屬）的第一頁舉例。此頁共計著錄9種善本，稍稍一看，竟有6種版本項錯誤。您若不信，請看：
1.董仲舒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實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2
2.董膠西集二卷附錄一卷，作「明天啟四年閩漳張燮刻本」。按：此實為「明天啟崇禎間張氏刻《七十二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0
3.司馬長卿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實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2
4.東方先生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實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3
5.東方大中集一卷，作「明崇禎年間婁東張溥刻本」。按：此實為「明末婁東張氏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6
6.揚子雲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本上有「明汪士賢校」，應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但汪本應為三卷。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3
此頁外二種為：董仲舒集一卷，作明末刻本；揚子雲集三卷附傳一卷，作明刻本。未有版本依據，疑非單刻本，存疑。再一種為揚子雲集三卷，作古寫本，也沒有任何的揭示，您去猜吧。
按，P。1958新刻詩人玉屑，明胡煥文校，作明刻本。實為明胡文煥（非胡煥文）《格致叢書》本。在版本學中，叢書零種和單刻本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書錄》中這類錯誤很多，至少百處以上，也即叢書零種當成了單刻本。大凡叢書零種很多藏書單位都不作善本，除非有清代名人批校題跋。
作者問題：P.1017《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總共十一部，作者有作黃履成編（四部），有作黃履翁編（六部），另一部無作者名。研究者看了，莫衷一是。大約嚴先生、崔先生自己也不清楚，實際上應作黃履翁。
有不少書的版本項，嚴先生交代不清楚，照抄日本人的著録。如P。1958《誠齋詩話》一卷，版本作「古寫本 鮑淥飲手寫本 勞顨卿手識本」。您看得明白嗎？「古寫本」，按字面上理解是古代的寫本，是唐寫本、宋寫本、元寫本、明初抄本、明抄本、明末抄本、清初抄本、清抄本，還是什麼？嚴先生給讀者一亇謎。實際上，嚴先生已經明確告訴人們，這部書是鮑淥飲手抄的，淥飲是鮑廷博的號，顨卿是勞權的號。這個版本並不「古」，應該是清乾隆、嘉慶間的抄本，準確的著録應作「清鮑廷博手抄本 清勞權跋」，人名前面是要冠以時代的，不然別人怎麼知道作者是唐、宋、元、明、清，哪個時代呢？
P.44《尚書金氏注》，作「舊寫本」。「舊寫本」是一種模糊的概念，不知道時代。如是周星詒時所抄，那就作「清抄本」。又比如P.19《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一卷，作「周松靄影寫元刻本」。那應是「清周春抄本」，或「清周春影元抄本」。周春號松靄。
《書錄》中不少清人學者如黃丕烈、顧廣圻等人的跋，都作「黃蕘圃手識本」、「顧千裡手識本」。此種例子太多。手識文，應作「跋」或「題識」。所以應著錄為「清黃丕烈跋」、「清顧廣圻跋」。在中國版本術語中幾乎不用「手識文」的，即使在各種善本書目中也不大會看到。正規嚴謹的著錄是必須遵循的，最好不要自創一套，或照搬日本人的著錄。不然的話，能在凡例上寫上：「凡涉批校題跋之人，不冠以時代，也不用名，皆用字號，且以日人著錄為準」。那能行嗎？
版本項的常識不能出錯。P.36《周易銓》，作「明藍印刻本」。次序顛倒，易成笑柄，凡書都是先刻再印。應作「明刻藍印本」。有些著錄不清楚，如P.2018《鼎刻江湖歷覽杜騙新書》，一作明刻本，一作明萬曆年間刻本。二本是否同一版本？看不出。嚴先生可能沒見到，也沒有提供其它新的信息。有些書，如P.297《廣韻》三種，明刻本，著錄一樣。一般來說，這樣的分開著錄，即視為不同版本，因為沒有提供任何線索， 包括行款，所以研究者會傻眼無措。
有些基本著錄，如作者項也要正規。如P.2017《輪迥醒世》，作「明人撰寫不著姓名」；P.2067《繡梓尺牘雙魚》，作「明人編纂不著姓名」，似應作「明佚名撰」或「明佚名輯」。P.1617《揭曼碩詩集》，作「燮理傅化校」，什麼意思？或是即「傅化校」，而「燮理」是傅的字。
殘本充全帙。P.781《無生訣》一卷，此非單刻，應為《仙佛奇蹤》八卷中之部分，即殘本。《仙佛奇蹤》內有長生詮一卷，逍遙墟三卷、無生訣一卷、寂光鏡三卷。可參閱P.2008《仙佛奇蹤》。
卷數的著録，不能以殘本的卷數來代替全書的卷數。如P.9《周易本義》（殘本）四卷，應作周易本義囗卷，在附註項上說明：存卷一至四。
冊數的著録，在圖書館的卡片或編制的書目中，一冊就是一冊，幾冊就是幾冊，從不用「共一冊」「共X冊」。一冊怎麼「共」，難道還有「共一杯」、「共一碗」、「共一口」！所以多加一個「共」字，就有畫蛇添足之嫌了。而有的書竟無冊數，雖無關大雅，但總是缺去了什麼，如P.24、P.26。
為何不收「叢書」？是因為量大或子目太多的原因？編者沒有說明。清代的善本沒有收錄是一大缺失，可能是量較大的原因。因此《書錄》是宋元明刻本、部分稿本、抄本的彙總。
子部釋家類P.1371《一切經》二千五百卷。按，此非漢籍，而是日本平安時代、鐮倉時代日本寫經生所抄寫，並在1978至1980年時，己經日本文化廳組織學者進行審定認可。此當為編者及審稿者不察，將日本寫本混入本書者。
稍微翻翻，即有不少小毛病，如若當時請國內版本學界的編目、鑒定高手把關，或可將訛誤減至最低。這些版本學上的著録問題，搞版本研究的專家一看就明白，可惜嚴先生和崔先生沒有經過版本目錄學的專門訓練，不知道版本如何正確著録，只能照抄日本各個收藏單位的不同編目人員的著錄。一本正規的傳統的善本書録，必須有自己的著録方式，可是這一點卻沒做到。
嚴先生為此書花費了大量時間，也確實不容易，我相信，他在日本看到了不少流落在異域的中國善本書，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國寶」和「文化財」。現在翻了《書錄》，給我的印象是嚴先生在日本雖然進出三十多次，但仍有大量的明代善本沒有經眼，不然怎麼會是卡片式的呢？或許這只能理解為明代的書太多，根本沒有時間看，只能是抄自一些藏書單位的各種書目和卡片。以大量的明刻本來說，如果是看到了原書，那眾多的刻工，嚴先生必定會抄錄，可是《書錄》?中很少得到反映，這實在是非常可惜的。
日本阿部隆一有一本《增訂中國訪書志》，是專門對中國台北地區的中央圖書館、台北故宮博物院、老北平圖書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等以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元版作了一個全面調查，那可是認真、一絲不苟，每部書著錄得詳細之極，您即使一時看不到原書，那他這本書就發揮作用了。所以日本學者的謹慎不容您不另眼相待。
話再說回來，沒有目驗，就敢寫，一般學者誰敢！碰到我，我膽小，借我十個膽，我也不敢。有時有人跟我談起某書的版本如何如何，問我的意見，我只能說，見到原書再說。「版本」，這裡面的花頭太多了，有時您想都想不到。版本目錄是一門科學，熟悉此行的專家，哪個不是有三四十年實踐經驗的？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來說，整整乾了十八年，又集中了多少專家、人力、物力。所以說，《書錄》不能細看，細看就麻煩了。有道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話一點也不假。
由此想到，所謂教授學者想做自己專業之外的「大工程」，雖然題目好、出發點好，也有雄心壯志，又能拿到多種贊助，還要身體力行，費時費錢，辛苦之極，當然作者的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肯定。但畢竟非專業人員，最好要謹慎再謹慎，不然的話，騎虎難下，經不起專業人員和實踐、時間的檢驗。
這本書的真正價值，只是告訴國內的學者、研究者：日本如今所藏的部分中國珍本古籍有哪些，收藏在何處，而且編著者將極小一部分的珍本，利用他所獲得的日方出版的圖書資料，或整段地抄録，或利用日方的著録予以彙集。日本方面的書誌學研究做得很好，嚴先生所收集到的文獻資料之多，是獨佔花魁的，即使是國家圖書館也無法與之相比，更遑論什麼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了。在現今，您要想知道在日本收藏的部分漢籍，您也只能靠它了，就像《書錄》中的話本小說類、詞曲類都有用，因為在國內您很難看到日方出版的大量書誌學圖書資料。當然，如果日方沒有資訊可以抄録，那你也就無法從嚴書得到什麼。只是您在使用它時，腦子里還要綳著一根絃，千萬不要讓嚴先生帶來的那些錯誤（崔先生的水平，也導致他無法識別），或不規範的東西牽著您的鼻生帶來的那些錯誤（崔先生的水平，也導致他無法識別），或不規範的東西牽著您的鼻子走。
之所以說這一段話，是因為前陣子和國內的一位教授古籍版本目錄學的博士生導師聊天，問起他對《書錄》的看法。那位仁兄說：還沒有去買，但嚴教授的其他關於在日善本的著述，「用起來要特別小心」。我以為這是對的，他前些時出版了他的大著，大著中也引用了一些別人的材料，其中就有嚴在日善本的著述，他上過當，費了不少時間，所以有此說。還是老話一句，照抄日本人的著錄，如若著錄錯誤，自己又不能識別，那就是拿來再誤導國人。嗚呼！所以「小心」謹慎點好，因為嚴先生的《書録》沒有給您「放心」的感覺。
此乃國家「十五」出版規划項目，也就是國家項目，和別的一般書不一樣，以個人名義申請如此之大的國家項目，是極不容易之事。當然，《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這個題目絕對的吸引人，誰看了都會心動。嚴先生若做「東亞文化關係研究」以及「比較文學研究」的話，那是得心應手，只可惜做自己並不熟悉的另一學科的事，也就容易產生錯誤，這也是許多出版人，包括響當當的中華書局都沒料到的。這或許也是一個開張到今天將近百年的老字號出版社，出版的那無以計數嘉惠於學林的學術圖書中較為不甚嚴謹的一本吧。如今很多飯店、旅店評什麼星級，五星之外還有六星級，甚至七星級的也出現了。至於電影、圖書、電器也以星之多少代替評價。《書錄》不知可得幾顆星？我不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