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與趙萬里的廿載書緣
傅增湘與趙萬里的廿載書緣
劉波
傅增湘先生(1872—1949)是民國時期北平最重要的藏書家，也是最重要的版本學家，校書多達千餘部，他與北方最重要的古籍公藏機構北平圖書館淵源頗深。北圖同仁中，與傅先生交往最密切的，要推趙萬里先生(1905—1980)。
據傅先生日記，趙先生初次拜訪傅先生是在1929年10月6日。那時傅先生年近耳順，退出政界已經多年，蟄居藏園，以藏書、校書為樂。而趙先生年僅24歲，從清華大學轉往北平北海圖書館任職不過一年多。拜訪前的兩個月，北平北海圖書館併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內機構改組，趙先生成為徐森玉先生(1881—1971)的助手。當時徐先生兼任採訪部、善本部、金石部主任，趙先生的工作同樣橫跨三個部門，擔任採訪部中文採訪組組長、善本部考訂組組長及金石部館員。因為這層關係，趙先生得以隨同徐先生到訪藏園。
徐、趙兩先生這一次到訪藏園，傅先生囑託他們代為校對《大戴禮記》與王念孫手校本《山海經》。從那以後，趙先生常有機會到藏園看書，並向傅先生請教，交往越來越密切。他們之間的友誼，發端於校理古籍，此後的二十年間仍始終圍繞古籍展開。
1930年前後，趙先生在館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整理甲庫善本，編纂善本書目。趙先生早年隨王國維先生(1877—1927)求學，在清華國學院和圖書館協助購書和整理圖書，也積累了一些實踐經驗，版本目錄學方面已然登堂入室。到了北平圖書館之後，經手大量宋槧元刊，眼界大開，加之受過現代教育的熏陶，具備科學思維方法，他提出了「比較版本學」的概念，把版本學往科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大步。
在積累版本鑒定經驗、系統梳理宋元版本、推進版本學研究的過程中，趙先生受益於版本學大家傅增湘先生的，可以說非常多。傅先生收藏善本甚多，就在他們初識的1929年，傅先生編印《雙鑒樓善本書目》，所收宋本多達180餘部，與北平圖書館相比也毫不遜色。年輕的趙先生有機會觀覽藏園宏富的珍藏，向經驗豐富的前輩求教，這對於他擴展眼界、增長學識，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傅先生不光與趙先生分享自己的藏書和學問，也不遺餘力地向其他藏書家引薦趙先生。比如1930年趙先生南下上海，擬前往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看書，便托傅先生給張元濟先生(1867—1959)寫信介紹。這次趙先生在涵芬樓看書兩日，後來趙先生在《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中回憶，負責招待的職員說，那是他第一次招待外人看舊書，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職員，也不能輕易去涵芬樓看書或借書的。可見傅先生給張先生的信發揮了強大的效力，讓趙先生在涵芬樓得到了超規格的接待。
張元濟先生願意破例招待趙先生看書，除了傅先生的人情，還與趙先生本人的學識有很大的關係。趙先生以二十出頭的年紀，主管北平圖書館古籍採訪、甲庫善本編目、石刻拓本整理等工作，無不成績斐然，後來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等著作，都是本領域的經典著作。傅先生贊揚他「洵為後來之英秀」，又說他「聞見賅博，與弟至契」，都不是虛譽。張先生在與趙先生交談過之後，認為他「於版本目錄之學確有心得」，於是敞開書庫，任其調閱。
1933年，趙萬里先生撰集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付刊，傅增湘先生受邀作序。傅先生在序文中，對趙先生辛勤訪書以及高超見地大加贊賞：「趙君夙通流略，尤擅鑒裁，陳農之使，斯為妙選。頻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廠肆，奮其勇銳，擷取菁英，且能別啓恆蹊，自抒獨見，於方志、禁書、詞曲三者，搜採尤勤。」同時也對簡目編成之後，趙先生編纂更詳細的書志，寄予厚望。傅先生寫道：「吾知太液池畔，必有慶雲之採，虹月之輝，輪囷糾縵，上與東壁爭光，昔人所侈為群玉之府、二酉之山者，庶幾旦暮遇之矣。」
趙先生承擔《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以下簡稱《館刊》)編輯事務多年，他也是《館刊》發表文章最多的作者(28篇)。發文數量僅次於趙先生的，便是傅增湘先生(15篇)。傅先生的《藏園群書校記》《藏園東游別錄》在該刊連載多期，還發表了《明鈔本老學庵筆記跋》《跋唐人寫鵑冠子上卷卷子》《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等眾多古籍考訂之作。學界耆宿的系列文章，給這份創辦不久的學術刊物以極大的支持，同時這無疑也是對趙先生編輯工作的鼎力支持。後來傅先生雖然發文漸少(可能與趙先生不再擔任主要編輯人員有關)，但仍然支持《館刊》，為之題寫了刊名，用於1937年2月的第11卷第1號。可惜因為七七事變後《館刊》被迫停止出版，傅先生題寫的刊名只使用了一期。
作為後輩，趙先生盡心盡力為傅先生的研究提供方便。傅先生借校北平圖書館藏書，常通過孫楷第(1898—1986)和趙萬里兩位先生經手辦理。孫先生是傅先生的學生，傅先生稱他為「門人」。從現有資料看，兩人中似以趙先生代借的更多。《藏園群書題記》中，很多跋文都說明瞭借校北平圖書館新收書的過程，比如《校明劉大昌刻本華陽國志跋》中說：「頃北平館中新收得嘉靖甲子劉大昌刻本，極為罕覯，因從趙君斐雲許假歸，以廖刻對勘一過。」類似的書還有明嘉靖本《梁昭明太子集》、鈔本《山房集》、明正統刻本《海叟集》、南宋刻巾箱本《尚書傳》、明洪武刻本《貞觀政要》、明活字本《鶴林玉露》等，當時趙先生頻繁代為借書的情形，由此可以略見一斑。
傅先生究心鄉邦文獻，整理編纂有《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1943年鉛印行世。該書引證廣博，傅先生為此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傅先生常托趙先生從北平圖書館借書，比如嘉靖《四川總志》、萬曆《四川總志》、嘉靖《保寧府志》、乾隆《廣元縣誌》、趙雄撰《韓世忠神道碑》拓片、四川眉山人家坤翁(1213—？)的文章等，為數甚多。
趙府至今保存著二十九通傅先生寫給趙先生的信，為編輯《宋代蜀文輯存》借書是其中多次出現的主題。這批書信已由筆者整理，刊發於《文津學志》第十九輯。這批書信大多非常簡短，開篇就直接談事、談書，委託辦事也是開門見山地直說，沒有什麼客套話。可見兩位先生交往頻繁且交誼很深，已經無需拘於禮節。
早在1930年刊刻《雙鑒樓藏書續記》時，傅先生就在序中表達了「私家之守不敵公庫之藏」的觀點。這裡所說的「公庫之藏」，指的便是北平圖書館這樣的大型國立圖書館，也是傅先生為畢生珍藏選擇的最終歸宿。對於這樣的選擇，同為藏書家的周叔弢先生(1891—1984)有過很形象的說明，周先生說：「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由趙萬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書愛書的，手下又有他培養出來的如冀淑英同志等，書捐到那裡可謂得所，我是放心的。」
傅先生和周先生對畢生精力所聚的善本書，都當掌上明珠看待，他們在這方面的感情是相通的。他們把藏書珍本捐給北圖，都是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代表了藏書界對公藏機構穩定性的極大信任，對趙萬里等先生們的專業水準的極大信任。這樣能夠托付畢生珍愛的純粹信賴與深厚友誼，真可謂是知音之交的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