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知錄》我們還能知道什麼
關於《日知錄》我們還能知道什麼
—評張京華的《日知錄》版本研究
欒保群
顧炎武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被稱為清學開山之祖，著作等身，《日知錄》是他的代表作，凝聚三十年學術精粹。作為清人認同的「本朝樸學大師」，顧炎武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在清代前期、中期、後期不斷提升，在儒學和經濟兩方面均得到充分肯定。作為古代科學治學方法的典型和具有濃郁民族主義色彩的人物，顧炎武在民國間備受推崇。作為中國17世紀偉大的啓蒙思想家和具有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的人物，顧炎武研究在建國以後從未中斷。黃汝成所作《日知錄集釋》問世以來190年，迄今仍然是閱讀《日知錄》的最佳版本，道光以後有多種重刻本，近年有多種整理本。《日知錄》是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之一，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學者震於其名，舌撟不下，影響之大，超越群倫。《日知錄》得名於《論語》，意為「日有所知」，那麼，關於《日知錄》我們還能知道什麼？最近十餘年間，張京華出版了三本關於《日知錄》的著作。2011年出版《日知錄校釋》，第一次將張繼舊藏原抄本引進大陸。2021年出版《抄本日知錄校注》，第一次將北大館藏清抄本公之於世。2022年12月《顧炎武與〈日知錄〉研究》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問世。此外，2022年8月張繼舊藏《原鈔本顧亭林日知錄》高清掃描彩色版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也由張京華撰寫《前言》。
《日知錄》產生於明末清初鼎革之際，其撰著過程漫長而曲折。《日知錄》是顧炎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斷抄錄、增補、評斷、分類、截取、謄寫、傳抄的累積成果。《日知錄》在形態上有稿本、抄本、刻本之別；在篇卷上有八卷本、三十二卷本之別；在文本上有刪改本、節選本、批校本、集釋本、附錄本（如《譎觚十事》）、補編本（如《日知錄之余》）之別。《日知錄》八卷本的早印本僅國家圖書館藏有孤本，《日知錄》八卷本的稿本沈睡於北大圖書館多年，《日知錄》的原抄本被攜至台灣，私家收藏經65年之久，大陸無人目睹。《日知錄》一書在作者撰著、版本形態、文獻典藏上，都存在異常複雜的狀況。
《日知錄》的重要版本，首先有《日知錄》的八卷本，包括館藏八卷殘稿本和符山堂八卷刊本的早印本與再印本，計三種。其次有《日知錄》的三十二卷清抄本，包括北大館館藏清抄本、張繼舊藏原抄本、陳垣舊藏清抄本、民國間山東省立圖書館館藏清抄本，計四種。再次有《日知錄》三十二卷本的刊本，包括遂初堂刊本和經義齋刊本，以及乾隆癸丑重鐫本、乾隆乙卯新鐫本和錦江書院重刻本，計五種。再次有《日知錄》的清人批校本，包括何焯、陳訏、張惟赤、楊瑄、閻若璩、楊名寧、孫瀧、李富孫、丁晏、丁壽昌、汪椿、吳玉搢、沈維鐈、沈彤、楊沂孫、李廷棨、陳澧、江標等，計二十餘種。再次有《四庫全書》本，包括文淵閣抽毀余稿本、文淵閣本、文瀾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計五種。最後有黃汝成西谿草廬《集釋》本，以及《集釋》本的共計八種以上的翻刻本。
此外，《左傳杜解補正》是《日知錄》相關條目的單行本，《皇清經解》本《日知錄》是其經部的兩卷節本，《古今圖書集成》摘錄《日知錄》345條，《皇朝經世文編》摘錄《日知錄》192條，可謂《日知錄》的摘錄本。《日知錄》又有黃汝成《刊誤》《續刊誤》、李遇孫《續補正》、丁晏《校正》、俞樾《小箋》、潘承弼《補校》、黃侃《校記》、張繼《校記》、徐文珊《校記補》等。
總括《日知錄》一書的版本源流，依次經歷了顧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舊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庫全書》本、黃汝成《集釋》本，共六種形態。王欣夫說《日知錄》博大精微，「故承學嗜古之士，莫不人手一編，鑽研之餘，各有撰述」。黃汝成說《日知錄》「幾無異漢唐時，諸經史訓解為專門學也」。《日知錄》自康熙九年（1670）初刻以來350餘年，實際上已形成了專門的「日知錄學」。
最近十餘年學術界關於《日知錄》的研究盛極一時，但尚只集中在《日知錄集釋》一種形態上，對於其他五種形態基本上還沒有觸碰。整體上看尚未達到「版本學」的層面。張京華的幾本著作首次提出《日知錄》的文獻版本學研究，首次將《日知錄》的研究引入版本學的領域。
張京華曾獲見館藏《日知錄》稿本，又獲見公私所藏三種清抄本，又見上海圖書館所藏黃侃《日知錄校記》稿本，又通過國家圖書館數據庫獲見《日知錄》八卷本的早印本、再印本和四種清人批校本，又次第蒐羅遂初堂、經義齋、乙卯新鐫、錦江書院、西谿草廬《集釋》本以下刊本十餘部。在目驗諸多《日知錄》版本的基礎上，張京華作出了「《日知錄》版本總表」和「《日知錄》版本形態譜系圖」，發現了鑒定《日知錄》版本的「墨丁比對法」，提出了「日知錄體系」「日知錄學史」的新概念。
墨丁是木板原狀未刻的空缺字，墨圍是刪削的空缺字。在清初文字獄背景下，墨丁和墨圍通常表示避諱字。在失去內封牌記的情況下，可以比對《日知錄》刊本中的墨丁墨圍，鑒定刊本的版本歸屬。
譬如，遂初堂刊本《日知錄》Ⅰ型卷十八「科場禁約」條第一行「萬曆三十一年某月」，「某」是一處墨丁■，Ⅱ型填寫作「六」，經義齋刊本作墨圍□，乾隆癸丑重鐫本與錦江書院重刻本也作墨圍□，乾隆乙卯新鐫本誤刻作「曰」，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本作「三」，北大館藏清抄本與張繼舊藏原抄本此條在卷二十，均作空格。總共有六種樣式。（而實際上據馮琦《宗伯集》和《明實錄》此句當作萬曆三十年三月。）由於《日知錄》多種版本的行格均相似，都是每半頁11行，每行22字，使用「墨丁比對法」即可以便捷地判斷其版本歸屬。
「墨丁比對法」對於鑒定遂初堂本《亭林詩集》的康熙版、乾隆版和嘉慶本，也同樣適用。
張京華的《日知錄》研究意義重大。通過對《日知錄》的版本學研究，可以獲得有關《日知錄》的文本、撰著、刊刻、流傳的比較客觀的瞭解，同時也獲得對於作者本意的更加真實的詮釋，進而真正達到「史源學」「語源學」的學術目標。在梳理了《日知錄》文獻版本的六種形態之後，則可以啓動「《日知錄》學史」的研究，考察《日知錄》的版本源流、語境變遷和觀念演變。在「《日知錄》學史」研究之後，進而可以啓動《日知錄》的匯校匯注匯評工作，與此同時建立《日知錄》數據庫，包括全文檢索、版本圖像檢索、背景文獻檢索三大部分。
原刊中華讀書報2023年3月22日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