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鈔本顧亭林日知録出版前言
原鈔本顧亭林日知録出版前言
張京華
顧炎武《日知録》一書，被稱爲考據學之開山，爲明清學術之轉關，影響巨大，自不待言。
《日知録》是顧炎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斷鈔録、增補、評斷、分類、截取、謄寫、傳鈔的累積成果。《日知録》在形態上有稿本、鈔本、刻本之別；在篇卷上有八卷本、三十二卷本之別；在文本上有刪改本、節選本、集釋本之別。總括《日知録》一書的版本淵源，依次經歷了顧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三十二卷清鈔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庫全書本、黃汝成西谿草廬集釋本，大約六種形態。
《日知録》的八卷本稿本，其卷次、條目和文字內容與後來各本多有不同，是顧炎武生前隨時與學友切磋交流的未定本。
《日知録》的八卷刻本，是顧炎武在友人張弨的幫助下，先以一部分質之同志的徵求意見本，於康熙九年由張弨符山堂刊刻，而由顧炎武本人出資，實際上是顧炎武的自刻本。八卷刻本有早印本與再印本兩種版本，其中再印本已收入《中華再造善本》掃描出版。
顧炎武生前，《日知録》已編訂爲三十餘卷的規模，基本定稿，但未付印。顧炎武卒後，嗣子顧衍生將遺稿存徐乾學、徐元文處。遺稿原件已佚，雍正間有鈔本流傳。民國以來迄今，確定的傳鈔本有上海楊氏楓江書屋所藏清鈔本、杭州範氏淨琉璃室所藏清鈔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清鈔本，共三部，均爲完整的三十二卷。
康熙三十四年，顧炎武門弟子潘耒由徐乾學處取出遺稿，重新編次，並加刪削，成《日知録》三十二卷，以遂初堂之名，在福建建陽刊刻。遂初堂刻本至少有兩種印本，並且又有熊賜履經義齋依照遂初堂本行格刊刻的翻刻本。其後各種《日知録》刊本多祖此本。原刻尚存，但多年以來未有影印本，學者其實不易看到。
乾隆間，四庫全書開館，收入《日知録》三十二卷，其底本「內府藏本」只能是潘刻本。上世紀五十年代，河南省圖書館由民間採購獲得館臣刪改《日知録》散頁計四十二頁，二○○○年由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出版，題爲《〈日知録〉文淵閣本抽毀餘稿》。「抽毀餘稿」保存了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但散頁上的圈刪標記並未全被四庫全書本《日知録》所接受，二者可以對讀。
稍後至道光十四年，黃汝成西谿草廬刊刻《日知録集釋》三十二卷，集注此前九十餘家校勘，附刻刊誤四卷，成就最著。其後集釋本反復重刊，流通之廣超過了潘耒初刻本。潘承弼《日知録補校附版本考略》甚至認爲「自潘刻行而八卷本廢，《集釋》繼起，舉世推重，而潘刻又廢」。但在《日知録》原文方面，集釋本仍只是沿用了遂初堂本的文本。
《日知録》的清鈔本和遂初堂初刻本均源於顧炎武的遺稿，四庫全書本和《日知録集釋》則源於遂初堂刻本，但遂初堂刻本、四庫全書本、《日知録集釋》本均經過編者的刪削和校勘，因此形成了各自獨立的形態。有學者認爲，《日知録》的刻本有三個系統：一爲顧炎武自刻八卷本，一爲潘耒遂初堂本，一爲黃汝成《集釋》本，又認爲遂初堂本「最接近顧炎武《日知録》之原貌」。所謂「三個系統」之説僅限於刊刻本，未將顧炎武稿本、清鈔本、《四庫全書》本等考慮在內，顯然失於狹隘。實則《日知録》一書具有顧炎武原稿本、清鈔本、符山堂八卷刻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庫全書》官修鈔本、黃汝成《日知録集釋》本，至少六種形態。
《日知録》成於清初，雖然歷時未久，但是版本流傳十分複雜。各種版本中，由顧炎武本人定稿的三十二卷本的原本的清初鈔寫本，未經潘耒和四庫館臣刪改，具有特殊重要意義。比對鈔本乃知，流傳已久的遂初堂刻本被潘耒刪去「素夷狄行乎夷狄」「胡服」「李贄」「鍾惺」四條。《〈日知録〉文淵閣本抽毀餘稿》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目録均無此四條，可知四庫館臣實未見此四條。但四庫館臣進而又刪去「左衽」「三韓」「夷狄」「徙戎」「胡嚨」「胡」六條。總計十條，均賴清鈔本保存原貌。
清鈔本《日知録》的發現和流傳，始於張繼、章太炎、黃侃三人。一九三二年張繼於北平購得雍正間鈔本《日知録》，交章太炎弟子黃侃鑒定，發現與通行刻本大有不同，遂寫出《日知録校記》，刊之於世，廣爲人知。但鈔本《日知録》原書並未公開，張繼去世後，其夫人崔震華將鈔本帶往臺灣，至一九五八年，徐文珊將鈔本整理點校，鉛排出版，題爲《原鈔本日知録》。鈔本《日知録》的發現和整理出版，可謂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間《日知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這部張繼舊藏清鈔本《日知録》的原貌，據當日目驗此書者章太炎、黃侃的描述，有若干特徵：
章太炎的描述：
（一）鈔本內容：其缺不書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纚纚千餘言。
（二）避諱情況：其書「明」則「本朝」，涉明諱者則用之字。
（三）批校字跡：丹黃雜施，不可攝影以示學者（指黑白照相製版）。
黃侃的描述：
（一）鈔本內容：今本所刊落有全章、有全節、有數行，自餘刪句換字，不可遽數。
（二）避諱情況：鈔者避清諱至「胤」字而止，蓋雍正時人也。
（三）批校字跡：書中有硃筆、藍筆評校。
（四）題簽：其題簽雲「何義門批校精鈔本」。
（五）鈐印：書前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樹柏諸家印記。
《黃侃日記》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所載《日知録校記》自序略云：
知鈔本實自原本移寫，良可寶也。
考今本所刊落，有全章：卷二十八「對襟衣」條下、「左衽」條上，有「胡服」一條，鈔本目次中列之，存文及小注千餘字，潘本目作方空，黃本徑刪之。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條，今本存其目，刪其文，鈔本存文及小注數百字。
有全節：卷四「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條，卷七「考次經文」條，卷十二「助餉」條，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條，鈔本各多一節。
有數行：卷十八有「李贄」條，黃本所補，鈔本多百餘字。「心學」條，鈔本多五十餘字。
自餘刪句換字，不可遽數。凡皆顧子精義所存，今本既失其真，而汝成雖見原本，亦未敢言。
今清命已訖，神州多虞，秘笈復章，寧非天意？
章太炎在《日知録校記序》中寫道：
昔時讀《日知録》，怪顧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稱「明」，與前代無異，疑爲後人改竄。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録無書，亦以爲乾隆抽毀也。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傳本無異，則疑顧君真跡已然，結轖不怡者久之。去歲聞友人張繼得亡清雍正時寫本，其缺不書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纚纚千餘言。其書「明」則「本朝」，涉明諱者則用[諱闕]之字，信其爲顧君真本，曩之所疑於是砉然凍解也。顧君書丹黃雜施，不可攝影以示學者。今歲春，余弟子黃侃因爲校記一通，凡今本所缺者具録於記，一句一字皆著焉，其功信勤矣。頗怪次耕爲顧君與徐昭法門下高材，造膝受命，宜與恆衆異。乃反剟定師書，令面目不可全睹，何負其師之劇耶？蓋亦懲於史禍，有屈志而爲之者也。今《校記》既就，人人可檢讀以窺其真，顧君千秋之志得以無恨，而侃之功亦庶幾與先哲並著歟！於時戎禍紛拏，倭爲溥儀蹂熱河之歲也。
所説「蹂熱河之歲」，即日本宣稱熱河省屬於「滿洲國」之一九三三年。
徐文珊《點校原鈔本日知録敘例》亦云：
書中與通行本不同者，多在明清之順逆、內諸夏而外夷狄、對明帝稱謂各端，散見全書各篇，不遑枚舉。舉其要者，如稱明必曰「本朝」，稱明太祖必曰爲「太祖」，崇禎必曰「先帝」，明初稱「國初」等。此皆示作者只知身爲明人，不知有清帝。一字之差，敵我之分，順逆之辨，全在於是。清人必爲竄改，本朝改「明朝」，我太祖改「明太祖」，先帝改爲「崇禎」而有明遺臣變爲清之降臣矣！餘如內侵之夷狄稱曰「胡」、曰「虜」，清人則改爲「邊」、爲「塞」、爲「敵」、爲「外國」，「五胡」改「劉石」，「中原左衽」改「中原塗炭」，凡此種種，輕重褒貶，毫釐千里，不容假借。至其全文或全節遭竄改刪除者，率皆措辭嚴厲，含意深遠，爲滿清所不能容，正足以表現顧氏之精神。
黃侃與鈔本《日知録》關係至深，不僅寫出《日知録校記》，更能投之以懷抱，每每以鈔本《日知録》與抗日的民族氣節聯繫在一起。正如尚笏、陸恩湧《季剛師得病始末》所説：「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識者，平時恆以顧亭林、黃梨洲之節操，勉勵學生。嘗言明末清初，學者能秉承此旨，故卒得光復。讀《日知録》校記即可見先生之懷抱焉。」
黃侃是章太炎弟子，章黃二人以治古文經、訓詁、音韻著名，學界稱之爲「章黃學派」。章黃學派是近代學林中獨樹一幟的學者，二人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先驅，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同時又都處於在野的立場，而不在民國政權的核心。在撰寫《日知録校記》的三十年代，黃侃在學術和政治立場上，反對日本侵華，對政府的內外政策不滿，對宋明理學不滿，對「新古學」也不滿，獨抱一種積學積書、保存國故的態度。
黃侃寫出《日知録校記》，原《日知録》以「違礙」而遭改竄之事遂公之於衆，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嗣後《日知録》益加成爲民國間學者的必讀書。
試看陳垣、錢穆二人在當時的反應：
陳垣《史源學實習及清代史學考證法》：「張繼先生曾得一鈔本，我與之爭買，彼以重價買之。彼以國朝元老，以三十元買之，我一寒士未能得之。黃侃在南京中央大學作《日知録校記》，即以此本校之。此本已與黃本不同，黃氏以目録校之。我所得者爲吳騫（兔牀）所藏，其後爲陳鱣（仲魚）所藏，得之後我『跳起三丈高』。此爲文學家語。此本與張溥泉（繼）所藏正同。五個之中有重複者，或皆在黃汝成三本之一。潘耒、黃汝成所刪改者及分卷不同，皆可知之。」
錢穆《師友雜憶》：抗戰後遷往西南聯大，途經湖南南嶽，「有一圖書館藏有商務印書館新出版之《四庫珍本初集》，余專借宋明各家集，爲余前所未見者，借歸閲讀，皆有筆記。……是爲余此下治理學一意歸向於程朱之最先開始。余每週下山易借新書。一日，忽覺所欲借閲者已盡，遂隨意借一部《日知録》，返山閲之。忽覺有新悟，追悔所撰《近三百年學術史》顧亭林一章實未有如此清楚之見解」。
張繼舊藏清出版《日知録》今歸上海楊氏楓江書屋。荷天之寵，庇神之庥，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筆者到上海隨丁小明教授、黃曙輝先生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王焰社長，有幸共同目睹這部瓌寶。目驗此書的狀態如下：
（一）保存：原帙保存狀況極佳。
（二）內容：全書內容完整，共計兩函十冊，有舊函套。
（三）寫本字體：寫本字體整齊精緻。除後人補鈔一頁外，似出一人之手。
（四）函套：函套題簽「何義門批校精鈔本」。
（五）批校字體：批校字體行書，精美，有藍筆、硃筆兩種。正文出於鈔胥之手，批校出於學者之手。同一處批校，在硃筆批校之上，又有藍筆批校，加蓋在硃筆上。説明批校分別有兩次，硃筆在前，藍筆在後。
（六）鈐印：書中確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樹柏諸家印記」。
（七）張繼鈐印、黃侃題跋、殷樹柏、李慎、光熙三人之外，則有「張繼」「張繼藏書」鈐印二枚。
（八）黎經誥識語：清鈔本原帙函套內夾帶一頁識語，爲黎經誥一九三二年所書。
（九）目驗清鈔本原帙，比較特殊的是何焯的鈐印，爲單獨一小方印，僅一「焯」字。
「殷樹柏」鈐印在卷一、卷十六、卷十九首頁，其下又有「曼卿」一枚。殷樹柏，字縵卿，一作曼卿，號雲樓，晚號嫩雲，又號西疇桑者，室名一多廬，浙江秀水人，乾隆間貢生，爲府學訓導。工書法、精繪畫，尤擅小幅花卉清供，晚年更喜畫蔬果，極富天趣。兼善竹刻，嘗於扇骨精刻小楷百字。著有《一多廬吟草》。存世作品有花鳥畫《芙蓉鴛鴦圖》《枯荷鴛鴦圖》《桃花幽鳥圖》等。事跡見於《墨林今話》《蝶隱園書畫雜綴》《紹興府志》《小蓬萊閣畫鑒》《竹刻録》《藝林悼友録》諸書。光緒《嘉興府志》卷五十三：「殷樹柏：號雲樓，附貢生。書法遠師柳誠懸，近參汪退谷，畫尤高潔。凡瓶罍樽壺之屬，位置寸縑尺幅中，別具雅致。家西郭外，自號西疇桑者。」
「李慎私印」鈐印在書首白頁，其下又有「柏孫」鈐印一枚。李慎，字勤伯，號柏孫，奉天鐵嶺人，隸漢軍旗。咸豐三年進士，官陝西布政使、西寧辦事大臣。精鑒賞，收藏名跡極富。《皇清書史》卷二十三：「李慎：字勤伯，號柏孫，鐵嶺人，隸漢軍旗。咸豐三年進士。官陝西布政使、西寧辦事大臣。工篆隸，鑒賞收藏名跡極富。」
「光熙」鈐印在書首百頁上，其下又有「裕如秘笈」鈐印一枚。光熙姓那木都魯氏，滿人，收藏書畫、古籍甚富。嘉德公司二○一三年春季拍賣會拍品有顧炎武手稿本《五臺山記》《日知録•武王伐紂》《五臺山記》有顧炎武題跋：「最不工書，天生強我自書所作，已二年餘矣，念其文或有補於世教，故不辭而書之。己酉歲八月二十九日，顧炎武寧人。」藏品鈐印「裕儒審定」，又有那木都魯光熙題簽：「顧亭林書自著文七首，同治甲戌購得藏之。」同治甲戌爲同治十三年。保利公司二○一三年秋季拍賣會拍品又有《顧炎武楷書自著文》，包括《北嶽辨》《裴村記》《錢糧論》《日知録•原姓》，鈐印「光熙考藏」「那木都魯光熙考藏金石書畫」「裕如秘笈」「光熙印信」「裕如父」。兩種拍品材質、形制、字體、尺寸完全一致，本爲一件，均當出自光熙舊藏。由此亦可知光熙對顧炎武著作的收藏有特別的興趣。
「冰翠堂」鈐印在卷一首頁，又見目録首頁，其下有「鬥間王氏家藏」鈐印一枚。王裛，字石倉，號兩溟，室名冰翠堂，安徽合肥人。父王永閲，祖王絲，子王世溥。康熙二十九年舉人，康熙三十年進士，著有《冰翠堂集》。「冰翠堂」鈐印不知是否此人？
黃侃題跋，原件黏貼在清鈔本原帙之尾，楷書手寫體，無標題，末有黃侃鈐印。文中「先生」三處均指顧炎武，敬語挪抬，提行另寫，頂上一格；「溥泉」三處，亦敬語挪抬，提行另寫，不頂格。據日記，跋文應當是專爲贈與張繼而撰寫的，謄鈔以後用於與鈔本《日知録》原書相配。《黃侃日記》有記載。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微雪，寒。校《日知録刊誤》訖。點《日知録》一卷。作跋於鈔本《日知録》之尾。報載平津危」。二十五日，「溥泉來，以鈔本《日知録》跋語示之」。今據清鈔本原書可知，當日張繼即將跋文持去，仔細黏貼在原書之尾，黃侃原件遂保存至今。
黎經誥識語，原帙函套內夾帶一頁識語，爲黎經誥一九三二年所書。文曰：「溥泉先生出示所藏舊寫本《日知録》，此顧氏原書也。依原書，過録御名補入仍注『諱闕』，其諱闕之，原書自爲真本。卷次與今本不同。卷中條文有爲今本所無者，疑後人以有所嫌而刪去之，得此可見廬山面目矣。黃潛夫撰《集釋》《刊誤》，引據原寫本，多與此本合。鄙見所及，仍質之方家，必有以鑒定焉。壬申冬月江州黎覺人謹識。」黎經誥，字覺人，江西九江人，自署德化人或江州人或潯陽人。光緒二十年舉人。二十四年八月，經李盛鐸奏調，任駐日使館參贊，後捐納知府。二十七年出洋差滿，保舉候補道。謝章鋌門人，與繆荃孫、姚永概有交往。著有《六朝文絜箋注》十二卷，光緒十五年己醜枕湓書屋刊本；《許學考》二十六卷，民國十二年江州黎氏綫裝鉛印本。又有《韋蘇州詩注》稿本一卷，未刊行。喜藏書，室名耕雅齋、山壽堂，有「耕雅齋印」「山壽堂藏書印」。
黎經誥識語
據清代科舉史料，江西省光緒辛卯科優貢硃卷，黎經誥，咸豐十一年辛酉生。識語署款「壬申」，必是民國二十一年。署款「冬月」，即夏曆十一月。檢黃侃日記，均先標夏曆，後標公曆。《寄勤閑室日記》載，夏曆壬申十一月十日，公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溥泉來，翻書。溥泉借校本小板《日知録》十六冊」。夏曆十一月二十八日，公曆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溥泉處，借其近買鈔本《日知録》，稱何義門校本，中如『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諸本有目無文，此本文全，洵異書也」。皆夏曆壬申冬月之事。夏曆十一月初一至二十九，爲西元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此可知，黃侃初次見到清鈔本的時間，與黎經誥識語大約同時。此年黎經誥七十一歲。
識語當是黎經誥親筆字跡。識語爲一窄條活頁，且無印鑒，或是黎氏到張繼家中遇見鈔本，當即書寫，不遑謄鈔。然則此頁識語亦可寶矣。徐文珊整理本未點校收録，是其失措。
何焯與顧炎武有關。何焯字潤千，改字屺瞻，號義門、無勇、茶仙，晚年多用茶仙。長洲人，寄籍崇明。以拔貢生入直內廷，尋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編修。著《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義門先生集》十二卷。 何焯與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康熙間並稱帖學四大家。
學者謂其精於校書，長於考據，工楷法，手所校書，人爭傳寶，而性情偏狹，喜詆毀前輩。《清史稿•文苑傳》有傳雲：「通經史百家之學，藏書數萬卷，得宋元舊槧，必手加讎校，粲然盈帙。學者稱義門先生，傳録其説爲《義門讀書記》。」又雲：「焯工楷法，手所校書，人爭傳寶。門人著録者四百人，吳江沈彤、吳縣陳景雲爲尤著。」又載康熙帝親覽其卷冊文字，曰：「是固讀書種子也！」卒，特贈侍講學士。《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考證皆極精密」。
《義門先生集》卷一《菰中隨筆序》條：「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蘄勝於不説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於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於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箸《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嚙蟲穿，不惟有負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義門先生集》中仍有其他涉及顧炎武文字，如説「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漫以此本爲宣文閣中所移」，「此一行三字亭林先生不察，《金石記》中遂致微誤」，「顧氏炎武因之爲《杜解補正》三卷」，「顧寧人字跡乃學（傅）青主」，「學徒陳生格者，其祖爲顧亭林先生姊婿，字皇士」。
初步結論：經目驗，楊崇和、丁小明、黃曙輝三人共同判定清鈔本原帙爲「最善本《日知録》」，且贊同徐文珊所言「原鈔本經章、黃、張三公共同讀校鑒定，認爲民族瓌寶」之語。遂確定彩色掃描，交出版社出版。同時期望在吸收原鈔本的條件下，將注釋、補校、研究等成果彙集起來，全面梳理成《日知録》集成。
依筆者淺見，楊氏楓江書屋所藏「最善本《日知録》」具有如下特殊價值：
第一、楊氏楓江書屋所藏鈔本是第一部被世人所知的鈔本《日知録》。
第二、楊氏楓江書屋所藏鈔本是推動近代以來《日知録》研究的第一動力。
第三、楊氏楓江書屋所藏鈔本是《日知録》學術史研究的最重要文獻，雖其文本不及《日知録集釋》詳贍，但其紀録《日知録》版本流傳、印證《日知録》問世迄今三百五十年的學術背景，則顯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
第四、楊氏楓江書屋所藏鈔本，在民國時期抗日戰爭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作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爲重要的抗日口號。
第五、楊氏楓江書屋所藏鈔本，頁面工整，部帙完好，謄鈔精緻，批校二百四十餘條，七千餘字，紅藍斑駁，洵爲傳世善本。
第六、楊氏楓江書屋所藏最善本《日知録》的出版是迄今第一部影印出版的鈔本《日知録》，鈔本《日知録》原貌從此乃得公諸於世。
學界自來有一種看法，認爲《日知録》三十二卷本不是顧炎武的定稿，顧氏本人遺留的是「三十餘卷」「三四十卷」的未定稿，是潘耒將其編定爲三十二卷的。顧炎武《與友人論門人書》言：「所著《日知録》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與人書》言：「別著《日知録》，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學者見有「三十餘卷」一語，遂以爲顧炎武生前仍然未能定稿。現在可以確知，鈔本産生在刊本之前，而非據刊本傳鈔。由鈔本實證而言，《日知録》的三十二卷形態在潘耒初刻之前即已固定，反而是潘耒在刊刻中對其篇卷次序作了調整，對其文本內容作了刪削處理。三十二卷本的最終形態出自顧炎武手定是顯然的，現在這部鈔本便是與顧炎武手定本最相接近的本子，而潘氏遂初堂刊本只是《日知録》三十二卷本的第二個形態。當年黃侃曾經判斷，「知鈔本實自原本移寫」，章太炎亦判斷「信其爲顧君真本」。今就鈔本的完整性而加以分析，在潘耒遂初堂初刻本之前，甚至應當是在顧炎武生前，即已確然形成了《日知録》三十二卷本的定本。關乎此點，徐文珊亦曾指出這一鈔本之價值：不惟在於「未經改竄之原鈔本蒙塵二百餘年，又獲重光」，更在於顧炎武先生「用心之苦，志節之堅，精神之彪炳」得以「真象乃見」。所以，我以爲楓江書屋主人能擲重金收藏這一鈔本，並慷慨允以影印出版，與事諸君懷抱流布原稿之志，前後四年合力推進這一鈔本刊行，實則皆秉承一「求真」之心而踐行之，所冀期者皆在一「真」字。今此稿將以面世，而吾國學術史上這一巨著得以真象重光，躬逢如此盛事，非但是吾輩之榮光，實近年來吾國學術事業之重大進展也。
辛丑立冬日 張京華謹撰於浙江台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