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舊藏函簽用滿文檔案雜談
傅增湘舊藏函簽用滿文檔案雜談—以明如韋館本《履齋示兒編》為例
薩仁高娃
「萬人如海一身藏」，藏園老人傅增湘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秘籍及名鈔精槧。對所得、所見書，或手校，或撰跋，或經眼，彰顯了一代嗜書之人的勤勉、博學與智慧。若說此等腦力投入是傅增湘先生對書本身內涵的挖掘，那麼為書制函套，為其裁函簽，則是為載體形態的保存保護、翻檢查閱之便而付諸的手工勞作，付梓刊刻則是為流傳千古，「其‘藏書致用’與‘用重於藏’的開明而進步的藏書觀，貫穿於其終生的藏書實踐中」[1]。傅增湘先生的舊藏，函套講究，函簽鮮明，使後人嘆為觀止。觀其舊藏函簽，除用常見素紙外，尚有用滿文世襲譜者，這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本文以傅增湘先生舊藏《履齋示兒編》為例，淺談其用滿文檔案製作函簽之軼事。
一、傅增湘舊藏《履齋示兒編》的函簽
書簽是為方便書主、管理人員或使用者迅速快捷地提取和按序歸架而產生的一種書籍「身份證」。起源於簡帛時代的書簽，隨著書籍形制的發展變化，其形式也隨之發生改變，但其目的始終是為一眼便知書籍的名稱、卷次等。冊頁書籍時期的書簽，「主要是粘貼在封皮或函套上，被稱為‘面簽’‘貼簽’或‘浮簽’」[2]。自古流傳下來的為書籍製作書簽或函簽的習慣，在以書籍為友的藏書家身上尤為突出，其舊藏函套題簽，或貼或夾，隨著書籍主體收入現藏機構。「在我們書庫里，就有一些前輩們做的所謂的書標(書簽)，這種書標就比較具體，它粘貼在六合套上。上面反映有書名、冊數，共幾函，本函是第幾函，及本函的冊數、卷次及此書的版本內容。」當然，「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文獻來源渠道很多，原有文獻的所有者，為了方便閱讀查找，也在書籍外做了許多標誌，寫的書簽有大有小，字體各異，很不規範。」[3]
國家圖書館藏明潘膺祉如韋館刊《履齋示兒編》(索書號02147)為傅增湘先生舊藏，凡八冊，鈐「長春室主」「傅增湘」「雙鑒樓」「江安傅沅叔收藏善本」「江安傅氏洗心室藏」「藏園」「傅沅叔藏書記」「江安傅氏藏園鑒定書籍之記」等印。我們瞻仰藏品實物，發現此部珍籍配有六合套，函套夾有面簽，上寫該書題名、卷次等，以便翻檢取閱。
(一)函簽外觀
函簽底紙為乾隆高麗紙，全紙高約24.7cm，寬約12.0cm。
簽正面下端右側有墨筆題漢文，原本是橫向90度放置，夾掛於函套側面，露出函套部分高約8.6cm。有文字一端的紙張顏色略黑，顯然是當年一直裸露在外的緣故。現庫房出於保護舊函簽的考慮，將舊函簽平整地夾在該部書的封面與第一葉間。
背面則在底紙上下各貼一塊寫有滿文的黃色薄紙，二紙粘貼間隔約2.8cm。裁剪時底紙四周留白，上邊約留0.6cm，下邊約留0.7cm，左右邊各約留0.8cm，十分規整。滿文上紙高約10.1cm，寬約10.1cm，下紙高約10.1cm，寬約10.1cm，兩塊紙尺寸大致相同，均為正方形。
上下滿文紙上均有朱色大方印的痕跡，上紙印寬約10.0cm，殘留高約2.5cm，下紙印尺寸與上紙印尺寸大體相同，而且印上邊線恰與滿文行首對齊。結合底色紙上殘留的痕跡看，整體應為方形大印，鈐印時用一空白紙遮住上紙下邊緣至下紙滿文行首，透過空白紙的印油殘留在底紙上。此印章似起騎縫印的作用。
從外觀看，底紙部分污漬未漫延至滿文黃色紙上，顯然是因為現在的函簽正面的污漬未能浸透到背面黃色檔案紙上。滿文上紙的下端約2.0cm與正面漢文內容一同被折，呈現明顯的折痕。滿文下紙左下角顏色變淺，並已揭開，其下底紙則有水漬，說明該滿文檔案曾被水浸泡，也許是在內閣大庫時所致；右下角底紙稍微缺損，但上面所貼滿文黃紙完好無損。整體上，此滿文檔案是尚未被揭下的檔案，與下文傅增湘所提「其未揭者可存數張」的要求吻合。
由以上描述可認為，傅增湘先生所用函簽紙，為貼有滿文內容的古紙，先生在其背面空白麵下端題寫所藏珍品的相關信息，當作該書的函簽。而裁剪舊紙時，尺寸十分規整，應該是根據滿文紙張大小，盡可能地保留了滿文的完整內容，故而此簽較寬[4]。
(二)函簽內容
如外觀所描述的那樣，此函簽正面為傅增湘先生所書題名、卷次等，背面則是兩段滿文內容。
1.漢文內容
函簽正面漢文內容共5行，從右向左竪寫(第3—5行均低一格起寫)：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明潘膺祉如
韋館刻本
全函八冊
2.滿文內容[5]
函簽背面為兩段滿文：上段為14字，分4行書寫，字體較大；下段為13行，字體相對較小。據我們釋讀，滿文內容如下：
(上紙)
erehafandadefumingni/amjidamafagešenifaššaha/hafan/baitaburehafan//
(下紙)
erehafanserenggehafanilibuhaniyalmaenenlakcafihafanbebanjiha/ahūndeoijuseomosidesirabuhahafantoktobuhakoolide/niruilibuhaniyalmaenenlakcafinirubebanjihaahūndeoijuse/omosidebošobufidamuemugarganteilefuncehenggeocibanjiha/juseomosiinirubošohosongkoiicihiyabukisehebigelibaicacibanjiha/juseomosidebošobuhakoolideniruilibuhaniyalmabanjihajuse/omosiidorgigūwaboonirubošofiorontucikemanggioron/tucikeniyalmaijuseomosibesonjoficohobukiahūnggabooigargani/juseomosiidorgiaikanirubošohomudanbicieregarganidorgici/nirubošohobošohokūbebodorakūbarabumesonjofiadabukifuncehe/nirubošohogarganijuseomosinirubošohokūgarganijuseomosibe/gargantomebarabumesonjifigebufaidabukihafansirarabaitabeinu/eresongkoiicihiyabukisemekoolitoktobuha.
漢譯如下：
(上紙)此官原富明伯高祖之格申效官騎都尉。(下紙)此官乃充任官位之人後裔斷絕，令親生兄弟的子孫繼承之官職。定例，充任佐領之人後裔斷絕，佐領令親生兄弟之子孫承襲，唯同支有餘者，照親子孫承襲佐領辦理。更查得，使親生子孫承襲例，充任佐領之人親生子孫內，旁家佐領承襲出缺，挑選出缺之子孫擬正，長子家支之子孫內，倘若有承襲佐領的情況，此支內不論承襲與否，混選擬襯，剩餘承襲佐領支之子孫、未承襲佐領支之子孫，每支混選，開列姓名。承襲官職之事亦照例辦理。等語。定例。
根據兩段滿文所用紙張顏色、形制、滿文方向、書寫風格，以及內容、所殘留的官印等，滿文內容應上下為一體，並且與《履齋示兒編》無任何關係，充分說明函簽是利用廢舊的滿文檔案紙背製作的。可喜的是，裁剪函簽時，未將滿文內容裁斷，而盡量保留了完整的內容，亦顯愛書人之風範。
二、滿文函簽的來源
傅增湘先生畢生追書、藏書，以題跋、尺牘等形式為我們留下了其所得、所見書的來龍去脈。然而，在其著述中並無他曾收藏滿文檔案的確切記錄。因此，我們認為，其用滿文舊檔製作函簽，應與滿文檔案的流散有關。
(一)清滿文檔案的流散
「古代檔案，極易散佚，無傳者十之八九。檔案的傳存，文獻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如先秦之孔子，漢之司馬遷、班固，宋之宋敏求、趙汝愚，元之馬端臨，明之楊士奇，民國之羅振玉、傅增湘，均矢志於檔案文獻的收集與編纂，嘉惠後學甚殷。」[6]八旗世襲譜檔是清內閣滿漢文檔案之一宗，「該檔起於康熙朝，止於光緒朝，共計763冊。八旗世襲譜檔所記內容主要是八旗世職官員的世系和家譜。……內閣的滿漢文檔案，原存放在紫禁城內東南隅的內閣大庫。至清末，年積月累，檔案數量越來越多，大庫已難容納，再加庫房年久失修，潮濕雨淋，霉爛蟲蛀，損壞嚴重。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經內閣大學士李鴻章等人的上奏，除光緒元年(1875)至二十四年(1898)的正副本，不論是否霉爛，一律保留，以備將來查考外，‘其遠年新舊各本，及新舊記事檔簿，仍著原派各員等，將實在殘缺暨雨淋蟲蛀者，一並運出焚化。’」[7]清內閣檔案的命運除自然損壞外，還曾被人為銷毀。「1909年，內閣大庫因失修而倒塌，迫使庫內檔案外移。內閣大庫檔案移出後，因缺乏庫房，而堆置於朝廷學部大堂和國子監兩處。1912年，清帝退位，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這批檔案。不久，他們把這批檔案從學部搬運到端門門洞之中。1916年，教育部以國家‘教育經費困難’為由，將這批檔案公開進行拍賣，首先以4000元大洋的價格賣給北京西單牌樓的同懋增紙店，共有8000麻袋，重量15萬斤。該店買得這批檔案後，取去麻袋，漬水之後用蘆席捆扎成包，裝上卡車，分送唐山、定興兩地造紙廠作紙漿。同時，紙店將這批檔案零星賣出了一部分。」[8]此即中國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內閣滿漢文檔案因此遭受重創。
(二)傅增湘先生與清內閣大庫檔案
1.傅增湘先生利用清內閣大庫檔案
1917年12月4日任職中華民國第14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9]，對因教育部處置不當而發生的內閣大庫檔案「八千麻袋事件」應有所聞悉。而其真正搜撿到內閣大庫檔案應是民國戊午年(1918)[10]。他於1933年寫就《清代殿試考略》，記述編纂緣起時說：「舊制每科殿試，內閣填榜後，原卷即存內閣大庫，嚴加扃。然累年積擱，蟲鼠損浥，重以吏役盜竊，零落不完。宣統元年，因庫屋滲漏，發帑重修，庫存檔案書籍，點派侍讀中書等十人入庫檢理，移歸學部，此試卷亦隨以往。余戊午筦部務時，查詢舊存試卷，尚余白木大箱六七。因以簿書之隙，發篋躬自閱視，凡歷科達人名士之卷，咸已不存，蓋移交時，早為識者取攜以去矣。乃降而求康雍世族、乾嘉學人及吾川先達故舊，尚得百十卷，其餘數千卷，仍捆載入篋，發交午門歷史博物館。余檢出各卷，鎖置箱笥，已越十年，懼其久而散軼，復重加董治，區分類別，匯而錄之，其仕歷可考者，撮注下方。而余之撰著此編，亦緣是而發軔。」[11]傅增湘對內閣大庫檔案文獻的流散痛心疾首的同時，力爭最大程度地保護檔案，故「檢出各卷，鎖置箱笥」，「區分類別，匯而錄之」。據譚小華《近代藏書大家傅增湘科舉試卷探析》一文介紹，「他曾留心收集到84份科舉殿試策，屬於原始、珍稀的科舉檔案，目前完整典藏在重慶圖書館。」[12]而傅增湘先生所提「康雍世族」，或指康熙、雍正時期滿族官員的世襲檔案。遺憾的是，先生不諳滿文，否則，以其敏銳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識，我們深信他定會利用這些滿文檔案，編纂出一部與八旗官員世襲有關的巨著，與《清代殿試考略》成姊妹篇。
2.傅增湘先生購得八旗族譜
傅增湘先生獲得內閣大庫檔案，除上述記載外，《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中有兩條記錄更加明確其曾購得八旗族譜。
(1)辛未三月初七日(1931年4月24日)
高麗紙八旗家譜每斤五六角，公購若干，大約至少須十斤也。[13]
(2)1931年5月8日
菊公鑒：《淮南子》《元秘史》已照收，照片亦領悉。諸荷清神，感荷無既。書款已屬孫陟甫先付尊處，計日內可到。八旗家譜敞(廠)市猝不易尋，適書店中有存者，但已揭過半。茲將全數收來，計六十斤半，每斤六角，共洋十二元六角，已付訖矣。其卷者乃已揭出之紙，其未揭者可存數張，以備舊式。此紙極舊，若用機器壓光，大可裱冊子寫經。惜原來多接縫，大張者少耳。專此即候台安。年侍生增湘拜啓。二十年(1931)五月八日。[14]
以上兩條記錄說明，1931年時，社會上仍能見到內閣大庫流散出的滿文檔案，並由傅增湘先生等購得過，而且第二條中已透露其用處，「若用機器壓光，大可裱冊子寫經」。傅增湘此時仍能夠獲得滿文檔案，不足為怪。內閣大庫檔案賣給同懋增紙店後，有人拿朱批諭旨和題本之類的檔案，要賣給清朝遺老羅振玉。後者深知這批檔案的價值，便從該書店以12000元的價格買回尚未運出的檔案[15]。1924年，羅振玉將大部分檔案以16000元的價格轉賣給另一清朝遺老李盛鐸[16]。後者將其中6萬件獻給了偽滿洲皇帝溥儀，其餘部分以18000元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7]。至此，內閣大庫檔案更加廣泛地流向社會，流向個人，流向海外。此間，傅增湘先生從社會上購得八旗家譜，便不足為奇了。至於傅增湘先生是否用此厚紙用作裱冊，不得而知，也許因「原來多接縫」，只能裁切為函簽。
三、《履齋示兒編》製作函簽的時間
如上所述，藏品實物舊函簽上並未落年款，故單從函簽信息出發，很難判斷其製作時間，只能借助該書相關題跋推斷大致。關於《履齋示兒編》，傅增湘先生經眼並跋。《藏園群書經眼錄》記載較簡單，並未提及何時得此書，由傅忠謨先生提示：「此書有跋，收入《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18]
《藏園群書題記》見《跋明如韋館本履齋示兒編》，主要講述該書版本以及與其餘版本間的差異，最後落款為「甲戌六月初六日」[19]，即公曆1934年7月17日。顯然，此時傅增湘先生已擁有了此部書，而通過什麼途徑獲得，未提。孫英愛《傅增湘年譜》「1934年7月」條簡述「17日，撰《跋明如韋館本履齋示兒編》」[20]，顯然是參考了《藏園群書題記》，除該條記錄外，《年譜》再未提及該書，故而也無從得知傅增湘是如何入手該書的。
傅增湘無疑很珍視此書，同年7月20日，傅增湘先生致張元濟函，所列「雙鑒樓藏書供四部叢刊續編選印目錄」中就有《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明潘膺祉如韋堂刊本，鮑氏本以前只有此刻)[21]，然而，相比該選目中部分書籍後注有「張批：借」，此書後無注，顯然未被張元濟選中。我們看《四部叢刊續編》子部18種和集部29種中[22]，果然無此書，該叢書的初編和三編亦未收此書。
無論如何，1934年7月時，傅增湘已經獲得了《履齋示兒編》，而為其製作函簽也應在此前後。
國家圖書館的傅增湘舊藏中，此類用滿文族譜製作函簽者並不稀見，據其紙張顏色、薄厚、形狀、文字內容等可知，涉及多種檔案，而目前所見製作函簽時間最早者為民國庚午年(1930)，最晚者為民國卅十年(1941)，有關詳情，可參閱陳虹和劉炳梅的文章[23]。因《履齋示兒編》(索書號02147)函簽所用滿文檔案，未被以上二人的文章收入，故略述一二，以體現館藏傅增湘舊藏諸書函簽中，利用舊滿文檔案製作函簽的獨到特色，並由此窺見民國藏書家藏書、護書、用書過程中所發生的逸聞軼事。當我們將前輩舊藏小心捧在手中，觸摸那函套、函簽時，似乎仍能感受到他們愛撫、賞析所藏珍品時留下的溫度和眷戀之情，而他們將畢生珍藏毫不吝惜地交給國家圖書館，無疑是希望以國家總書庫為重任的國圖能夠保護好、利用好它們。我們也相信深懷古籍情結的國圖人，能夠踏著前人留下的腳步，以敬畏之心愛惜這些古籍，守護這些古籍。
注釋：
[1]景嫻、雷曉慶：《傅增湘的藏書觀及藏書實踐述略》，《晉圖學刊》2019年第1期，第63頁。
[2]王甜甜：《書簽考》，《圖書館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6頁。
[3]劉玉芬：《古籍書籍書標的特點在管理上的利弊——以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為例》，《黑龍江史志》2005年第13期，第256頁。
[4]據劉炳梅：《傅增湘先生與古籍管理》(劉炳梅的文章亦收錄在本輯中)，其所見館藏傅增湘先生舊藏中帶有滿文的16種函簽，寬度多不足12cm，僅明刻本《中說》(索書號00119)的函簽寬度為12.2cm，比此文所述函簽稍寬。
[5]滿文的釋讀及翻譯工作由東北師範大學的秦楚燕博士完成，謹致謝忱！
[6]張騫文、黎新軍：《傅增湘對檔案文獻的貢獻》，《陝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12期，第14頁。
[7]吳元豐：《滿文檔案與歷史探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8—31頁。
[8]劉金元：《中國檔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湖南文史》2000年第5期，第59頁。陳明榕則稱「八千麻袋事件」發生在1921年，見陳明榕：《八千件麻袋事件》，《機電兵船檔案》1990年第1期，第44頁。
[9]田正平、閻登科：《民國三任教育總長傅增湘》，《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2卷第6期，第154頁。
[10]據李朝正編著的《清代四川進士徵略》，傅增湘先生「丙午(1906)年主管清理庫存檔案，遍覽昔日會試、殿試、朝考等試卷，著《清代殿試考略》一書，於研究清代科舉，提供了原始檔案材料，具有相當大的史料價值。」見李朝正編著：《清代四川進士徵略》，四川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46頁。
[11]傅增湘：《清代殿試考略》，天津大公報社，1933年，第2頁。
[12]譚小華：《近代藏書大家傅增湘科舉試卷探析》，《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85頁。
[1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61頁。
[1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63—264頁。
[15]劉金元：《中國檔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第59頁。
[16]對此事，劉金元在《關於「八千麻袋事件」的思考》一文中描述，「羅將買回的這批檔案進行挑選自留後，於1927年送給日本人松崎40箱，1936年，送給當時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件，剩下的又以一萬六千元大洋進行公開拍賣。」見劉金元：《關於「八千麻袋事件」的思考》，《檔案管理》1999年第1期，第40頁。
[17]陳明榕：《八千麻袋事件》，《機電兵船檔案》1999年第1期，第44頁。
[18]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2009年，第624頁。
[19]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3頁。
[20]孫英愛：《傅增湘年譜》，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第90頁。
[21]傅增湘提供選印目錄上，《履齋示兒編》在集部文獻中。
[22]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23頁。
[23]陳虹：《傅增湘舊藏善本古籍所見滿文函簽初探》，《文津學志》第十九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第295—316頁。劉炳梅：《傅增湘先生與古籍管理》，收錄在本輯中。
原刊於文津流觴第三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