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醴中人濃有味，大音入耳聽無聲—評楊成凱古籍版本十講

醇醴中人濃有味，大音入耳聽無聲—評楊成凱古籍版本十講

郭立暄



楊成凱先生（1941—2015）的《古籍版本十講》，自其去世後一直未見成書，古籍同道已期盼多年。近日經整理者向輝君告知，該書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這是中國版本學史上值得書寫的大事。向輝君賜下一本，囑為書評。作為晚輩，我在古籍工作中，曾多次得楊先生提點鼓勵；日常學習版本鑒定，更常以楊先生的路徑為指歸。對於此書旨趣，自覺稍有領會。故不揣固陋，聊據胸臆所及，略陳管見，兼報向君之雅誼盛情。

一
《古籍版本十講》（以下簡稱《十講》）主體包括宋刻、金刻、元刻、明刻、清刻、活字本、抄本、批校本、叢書、初印和後印十個部分。這十章內容主要來自楊先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讀書》《藏書家》《紫禁城》發表有關古籍版本知識的系列文章；前有導言，闡明著者對古籍版本學的總體思考，內容主要來自楊先生在國家圖書館的培訓講義；末附《贅語》，來自楊先生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的講座內容。全書12章內容，大致對應楊先生的12場專題講座。合成一書，卻自有一種著者個人獨有的邏輯貫穿其中。在本書導言部分，楊先生引錢學森教授說，提倡「把我們對一個學科的點滴經驗和個別的理論認識組成有理性的系統觀念。」（9頁），讀完全書可以知道，楊先生在表面上沿用了按時代先後陳述的舊例，其實質是以印本先後、原刻翻刻為線索，貫穿傳統界定的各項版本知識，使之形成有機的整體。而這些知識，在傳統的版本學論著中常常割裂。從形成系統的角度看，本書可說是比較成功地完成了任務。
作為一本版本學通論著作，《十講》能將看似散亂的版本個案講得富於條理，將看似枯燥的版本概念講得靈動而有趣味，絕沒有同類著作可能出現的嚴肅、沈悶、乏味和暮氣。作為一位經術湛深的學者與趣味獨特的藏書家，楊先生善於從自己日常的讀書札記中發現、歸納問題，又能將他的私人收藏品、乃至拍賣市場的新見版本實物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處理前人未能完全解決的疑問。他重點談及的版本個案，如明活字本《墨子》、吳刻《爾雅》、徐刻《儀禮》、趙刻《玉台新詠》、毛刻《說文解字》、顧刻《笠澤叢書》、查刻《絕妙好詞箋》、王刻《夢窗詞》甲乙丙丁稿等等，均與學術息息相關，成果也對當前研究有所推動。
此書先歷數宋、金、元朝雕版中的問題，多甘苦有得之言。進入明、清兩朝的章節，更完全是楊先生的擅場。讀者只覺精彩新穎的實例撲面而來，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楊先生列舉某個實例，往往並非簡單的客觀事實陳述，而是在閱讀中有感而發。例如第十講《初印和後印》提及周密輯《絕妙好詞》，柯崇樸小幔亭本、高士奇清吟堂本、小瓶廬本三者為同一版片先後刷印（426頁）。指出此點，是由於李一氓《一氓題跋》、施蟄存《歷代詞選集敘錄》、饒宗頤《詞集考》以三者為三種不同版刻，誤說相沿而不改。三人均是學殖深厚、於詞選一途甚為熟稔的專門名家，對此未能甄別則同，故著者不得不有所提示。
楊先生的表述以簡潔著稱，有些只給出結論，但這不等於說他自己沒有下過比勘的功夫。例如第九講《叢書》提及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開始時避諱較少，後來印本就從嚴處理，更多的更動原書文字。但有些書初印時有校勘不周之處，後來補校修版，文字更為可靠。」（380頁）楊先生在此未舉實例。2006年筆者曾與楊先生有具體討論，得知他親自校勘過鮑刻不同印次，上面的話具體有所指，並非耳食之談。避諱問題，楊先生所指中必有列入《叢書》第七集的皇侃《論語義疏》，該書系鮑廷博得到汪鵬自日本長崎訪得舊本，由浙江巡撫王亶望助資刻成，後印文字有整條刪改；改進校勘問題，楊先生所指中必有列入《叢書》第九集的《金樓子》，該書刊成後又經吳騫手校，校出異文甚多，校勘成果被鮑刻後印本吸收。之前學者對《知不足齋叢書》的研究利用，不能注意印次差異，往往導致結論偏差。直至2012年5月南京大學馬培傑博士完成其出色的論文《鮑廷博及其〈知不足齋叢書〉研究》（由武秀成教授指導），這種局面才開始改變。馬博士在文中曾引用楊說，相信她在校勘過程中已感應到楊先生沒有完全寫出來的前行研究。
楊先生所舉的例子，有些似乎平平無奇，非專業人員容易漫然看過，殊不知他閒閒幾筆，揭示的卻是很重要的學術問題。例如第十講《初印和後印》提及盧見曾雅雨堂刻《唐摭言》有初印、重修之別，葉德輝不知其中分別，指蔣光煦《斠補隅錄》「得失以道」條與原書不合（429頁），便是很重要的提醒。之前傅增湘據法時帆藏舊抄本校勘，指出盧刻初印本「任華三書」錯簡，可與楊說互參。可惜這些提示都未引起古籍整理者的足夠重視。《唐摭言》舊有幾種點校本，點校者均用文字不佳的雅雨堂刻初印本作為底本，而不知當用重修本參校。此書又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點校本，實以盧刻初印本為底本。姜漢椿先生陸續為此書做《校注》、《今譯》，均據該點校本為底本，等於延續並放大了盧刻初印本「任華三書」錯簡之失。多年以來，這些學者似乎都不知道，此書還有經過修改文字更為完善的盧刻重修本存在。直到前兩年，才終於聽說有學者重新整理點校該書，改用盧刻重修本為底本（由中華書局出版），讓人好松了一口氣。
楊先生考訂版本，立言最為矜慎。這在本書中，體現為個別地方敘述的游移甚至矛盾。如第四講《明刻本》論及嘉靖徐氏刻八行十七字本《儀禮》，出自宋嚴州本，吳庠校勘此書，指出徐刻有初印、重修之別，葉德輝介紹影印入《四部叢刊》初編者其實是修版印本，有誤改文字處。下文卻說徐刻有原、翻本兩種，《四部叢刊》所據是其中之一，改字「是徐本的修版還是翻版，值得認真分辨」（217頁）。按徐氏刻本實有原、翻二本，翻本多有挖改，《四部叢刊》所據為翻版之改本。這一點關係到徐本文字價值與學術影響的評價，不能任其混淆，不加別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十三經註疏》整理本《儀禮註疏》，點校者指阮元《校勘記》援引徐本，有不合與失校處，其實點校者所持之「徐本」是翻版（《四部叢刊》本），阮元所據為徐氏原本，點校者此處是指不誤為誤了（廖明飛先生有說）。楊先生於此顯然已有結論，但他是極小心的人，自認有七分把握，絕不肯說八分話。故每下一斷語，往往躊躇再三，以待進一步的證據。這正是楊先生個人化的寫作風格，習慣他的這種表達方式，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
在《十講》中，楊先生徵引的實例數量眾多，兼顧宋元明清，涉及經史子集，均能要言不煩，逐一說到關鍵。看他調遣驅策，絲毫不紊，卓然有古名將風。大膽猜測，今後學者再想寫版本學通論著作，可能會發現自己身入困局，步步受限，因為許多最有學術代表性的實例，楊先生都已寫過了，根本繞不過去。或許其中個別個案，尚有進一步豐富細節的餘地；但從整體框架而言，本書在短期內難以被超越。應當承認，本書的出版，給後來者設置了相當高的門檻。
本書獨特的語言風格，與著者特殊的身份經歷有關。楊先生於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學系，師從呂叔湘先生。1981年畢業後，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事語言學、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按說語言學才是他的本職，古籍版本研究不過偶然涉及，以餘力為之。但據瞭解，楊先生對版本傾注了極大熱情，似乎不亞於語言學。二者不僅不相妨礙，語言學的專業素養更成為著者撰寫本書的助力。《十講》中娓娓動聽的敘述風格，正有賴於其高超的語言學技巧。相信本書不但能撥動版本專業人員的心弦，對普通文史愛好者同樣具有特別的吸引力。

二
楊先生生前，曾在過去單篇文章的基礎上親自修訂，確定了《十講》的主體架構，時間大致為2015年。以版本之學的基本知識內容衡量，讀者可能會覺得本書現有結構不盡完整。比如，既有抄本和批校本，稿本何以闕如？既有初印與後印，何以無原刻與翻刻？雖然在抄本一講中稿本之鑒定有所涉及，原刻與翻刻的內容幾乎各講均有論述，但作為版本學通論，對此不設專章討論，畢竟是一遺憾。楊先生在去世前，已同意將此書出版，我疑心這是由於他當時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已有了不好的預感，自覺無力完成修訂，因為這部稿子顯然並沒有達到定、清、齊的交稿要求。如果楊先生身心健康，以他的學術水平和能力，完成這種修訂其實不需化太長時間。但是自當年5月起，楊先生經常發燒；8月14日，楊先生突然辭世，更徹底打亂了該書的出版節奏。從這個意義上看，《十講》底稿的性質，應該是一部各個章節獨立寫就、結構粗為設定、而細部未能整合完成的未定稿。確認這一點，對今後讀者正確理解、客觀評價、合理利用該書很有必要。
整理這類遺稿，過去學者大概有兩種做法：第一種是整理者只將著者完成的稿子盡可能集合起來，不做深入的加工。比如閻若璩《潛丘劄記》，著者生前有未定稿待刻，至乾隆九年（1744）由其孫閻學林刻於眷西堂。學林在眷西堂本撰有按語說：
或謂學林曰：「已校訂者自當付梓，未校訂者乃古人舊說，似宜刪去。」林對曰：「是皆先人疑而未定之義，雖存舊說，正多創論，補前人所不及，何敢妄加去取？」……若分門別類，林幼而失學，不敢漫為分晰，惟依笥中原本付梓開雕，已成先志云爾。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著作稿本原貌，避免文字闕落，缺點是難免文字重復、體例不純。第二種是整理者在著者原稿基礎上，重新收集資料，放手正訛補缺，最終形成一個令整理者滿意的本子。比如沈曾植《蒙古源流事證》，由張爾田整理遺稿，張氏在原稿基礎上取他書增補，又輯入王國維校本的內容，後來索性改題《箋證》，著者署「張爾田增補並校」，等於將此書變成了著者與整理者的合著。這種做法的優點是可以避免前後文字重復、錯亂，缺點是整理者強勢介入，以己意作增刪去取，會給後人考察著作原貌帶來困難，也可能導致作品著作權歸屬的變化。兩種做法各有短長，很難有其他兩全其美的選擇。整理者向輝君經過謹慎思考，並與中華書局編輯劉彥捷女士反復討論，最終選擇了第一種整理方法。
楊先生的版本論述遺留者不少，這些論述從出版角度說，有公開出版的、非公開出版的、未刊的；從完整程度看，既有已發表的、完稿而未發表的，也有零散的、未成文的筆記；從文本質量論，有著者自己寫定的，有經他人聽講後整理的（難免間有記錄錯誤）。這些稿件分散各處，幸得向輝君勤為拾補，已大致蒐集完備。但要將這些處於不同階段、屬於不同性質的論述納入既有框架，對於任何人來說，仍是極大的挑戰。在向輝君和劉彥捷女士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十講》終於成功編定出版，其中甘苦，恐非外人所能盡知。從已出版的本書中，可以看出他們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一）對原本分散獨立的論述作整合；（二）加上原稿沒有的腳注；（三）為原稿增配版本書影。

三
首先說文字的整合。上面已交代，整理者面對的《十講》，是由著者修訂未能卒業的遺稿拼合而成。既然是拼合而成，則重復與矛盾處一定難以避免。各講內容原先單獨講授，沒有彼此照應的要求。現在要合成一書，則需更為整體全局的考慮。整理者的做法，大概是盡量多做加法，不作減法。至於前後例證重復，則可理解為未定稿的固有特點。其實反過來想，一個例子能被楊先生在不同的章節多次使用，也許正說明該版本個案值韻味悠長、值得反復深入研究吧！
本書《贅語》分兩節，第一節《古籍的價值觀》，內容大體來自楊先生2009年在上海圖書館所做題為《古書版本的價值觀》的講座；第二節《古籍的收藏觀》來自2008年楊先生在國圖的講座。當年5月，楊先生受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邀請，在「第一期全國古籍鑒定與保護高級研修班」上講授版本鑒定課程，中心同志將其編輯為《全國古籍鑒定與保護高級研修班講義》（內部資料），其中內容大部分講版本學理論，現放入本書導言；而《古籍的收藏觀》一部分內容則被調整到《贅語》。這種改動，想必是由整理者與編輯共同商定，或許還結合了楊先生生前的個人意見。經此一調整，《贅語》一章兩節內容充實，彼此輝映，渾然天成。第五講談及金氏文瑞樓刻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一例，附入楊先生與張麗娟博士的往返通信（265-269頁）。這些通信是以前沒有披露過的，討論版本差異細緻入微，讀來饒有趣味。金刻曾經文字挖改、書版轉手，傳世印本所知有五種，面目各異。以上通信結論可信，更是版本鑒別步驟的現場演示。這些都是整合成功的佳例。
整合稍有可商者，僅發現一處。第五講《清刻本》第七節《清刻善本瑣談》談到清刻本賞鑒的「三觀」，即時代觀、印制觀、內容觀（277-286頁），讀起來很眼熟。檢對《藏書家》第六輯（齊魯書社，2002年），發現有《清刻善本瑣談》文，作者署名為竇水勇先生。取對兩文，文字高度一致。從風格語氣看，該文確實很象出楊先生手，但既已另署名發表，處理起來便不得不有所考慮。其實這節與第六節例證多有重復，鄙意可不必併入本書。整理者也許瞭解其中內情，對此種選擇有更為合理的解釋。

四
其次說腳注。楊先生的個性，素不喜依徬前人。對於學術研究，他曾半開玩笑地說：「要是說的話都跟別人一樣，那還要我幹什麼。」先生正式發表的詞學、語言學論文，都很注意引文的嚴謹。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人學風是否磊落的表徵。不過，楊先生收入《十講》的諸篇論文，原是為作普及性業務講座之用，其面向為具備一定古籍版本基礎的從業人員，行文力求明快活潑，並不要求嚴格地注明出處，因此原稿出注較少，只在涉及同時代學者論述時，於正文中說明來歷。比如第四講《明刻本》說到《詩外傳》有明嘉靖蘇獻可通津草堂本及野竹齋本，說明是陳先行先生的結論（217頁）。而對於他自己從清代藏書記載中挖掘出來例子，楊先生多不加註。這次彙為專著，面向轉為更大眾化的古籍愛好者，為了減少閱讀及覆核的困難，整理者加上了注釋，既屬必要，也是一番美意。而他為此付出多大的辛勞，更是可以想見的。
例如第六講《活字本》論及毛晉刻本《毛詩陸疏廣要》有字橫植，是雕版剜補字之木塊脫落，匠人隨手嵌入致，羅振玉《扶桑兩月記》誤定為活字本（307頁），該條出自周作人《書房一角》；第九講《叢書》說到黎庶昌刻《古逸叢書》的刊印經過和印刷工藝，引莫棠手書《荀子》長跋為證，該條出自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二者均屬鑒別版本的佳例，但出處對於一般讀者稍顯陌生，整理者增入小注，不無助益。順便說明，第十講《初印和後印》談及李文田手校明嘉靖聞人詮刻《舊唐書》，發現此版隨印隨校，屢次挖改，後印本文字較初印本為勝（431頁），整理者於此未出注，其實該條出自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三，李文田曾舉列傳一百四十六卷下第十五葉「邏娑川」初刻誤作「還娑川」為例，此條情況與上類似，也可出注。有些注釋，整理者說明直接利用了著者的生前筆記，比如第五講《清刻本》說到汪士鐘刻《孝經註疏》之印本罕見（283頁）、第八講《批校本》談及柳永《樂章集》文字異同（361頁），均引楊先生的札記為證，文字悠長而有味，提供了原稿沒有的新資料。整理者還有些注釋對著者原有說法有所考證，例如第三講《元刻本》著者談及明版《針灸資生經》往往被誤認元刻，幸而《經籍訪古志補遺》中載有「正統十二年孟夏三峰葉景逵謹咨」牌記，整理者就「葉景逵」作長篇辨析，認為當作「葉景達」（175頁）。按此三峰葉氏為明代閩中知名刻書坊主，所刊有朱公遷《詩傳會通》等，刻在正統間。其名見於傳統著錄者每作「葉景逵」，而刻本卷端多作「葉景達」，二者孰是孰非，確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原文仍著者原稿作「葉景逵」，整理者出注予以說明。
整理者的個別出注稍有可商，主要體現在注釋援引的版本與楊先生實際使用者不盡相合。例如第八講《批校本》援引抄本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一例，並引毛扆跋語（348頁），整理者於此條引《潘天禎文集》，其實潘氏此集中對毛刻《說文解字》多誤會，楊先生曾有專文平議，他在日常工作中極少引用潘氏論文。據筆者所知，楊先生使用的其實是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五毛刻《中吳紀聞》條；毛扆此跋，傅氏曾過錄於董康誦芬室刊本（今藏國圖）上，不難獲見。又如導論第三部分談到《汪刻叢書七種》，其中《曲洧舊聞》，有內封面證明為錢塘振綺堂汪氏刻，而顧廣圻跋說是鮑廷博刻（44頁）。楊先生此處依據其實是台灣《「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1485頁所收之顧廣圻手跋原跡。整理者於此出注，引用整理本，本無不可。惟顧廣圻跋整理本今有兩種：一《思適齋書跋》，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一《顧千里集》，中華書局整理本。前者初版標點破句之處甚多，後者曾經楊先生親自審稿，整理質量較高。整理者於注3引顧氏跋文：「紅豆先生手校此書，秘笈本在小讀書堆。予借臨於鮑君淥飲新刻本。」便是沿襲了上海古籍本的標點錯誤，此處當作「紅豆先生手校此書《秘笈》本在小讀書堆，予借臨於鮑君淥飲新刻本。」整理者出注時如果過多引用著者並不使用的文獻版本，客觀上有可能會拉低著者的學術品味，這是需要特別留意的。

五
最後說書影的增配。楊先生關於古書賞鑒講座的系列文章，發表於《藏書家》者多無圖版，發表於《紫禁城》者配發書影。配發書影這一工作環節，極其考驗操作者的專業素養與耐心細心，也極其耗費心神。這次匯成的《十講》，從導論開始，每章插入古籍書影約10-20幀，全書合計配發書影160余幀。整理者化了大功夫，不僅圖版數量增加，質量也較原載有所進步。比如《杜工部草堂詩箋》配發宋、元二本書影（163-164頁），此條原載《紫禁城》2009年第4期118頁，雜誌編輯將宋本與元本圖版說明互倒；《古文苑》配發清嘉慶蘭陵孫氏原刻本與清光緒楊氏飛青閣翻本書影（256-257頁），此條原載《紫禁城》2009年第8期111頁，雜誌編輯將原本與翻版圖版說明互倒。此次整理者均予改回，這是《十講》糾正原載失誤的例子。又如《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配發明正統十三年書林王宗玉刻本牌記（171頁），此條原載《紫禁城》2009年第4期119頁，蓋用《四部叢刊》影印底本，牌記已經坊賈作偽，將「歲捨戊辰十月吉旦」八字割裂上移；整理者改用瑞安博物館藏本，牌記作「大明正統歲捨戊辰十月吉旦」，猶是未改前原貌。這是《十講》替換原載書影、精益求精的例子。
也有個別幾處配圖，與楊先生正文原意不盡相合，建議整理者再作斟酌。附記如下，聊作芹曝之獻：（1）第一講《宋刻本》提及潘景鄭先生說《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所謂宋本實為明翻本，良是，配圖說明仍作「宋刻元明遞修本」（106頁），應改作「明翻本」。(2）第二講《金刻本》提及《重校正地理新書》金刻本，此條原載《紫禁城》2009年第2期125頁，配入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本，整理者改用北京大學藏李盛鐸本（138頁），比對二刻，李本字體已露明刊本色，當屬翻版，建議仍然改回。（3）第五講《清刻本》提及清乾隆武英殿刻《西清古鑒》附《錢錄》，明說是刻本，配圖說明卻作銅版印本（275頁），蓋沿舊說。此誤由來已久，楊先生曾有辨析。《中國版刻圖錄》載是書，已作銅版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因襲著錄。但陶湘《清代殿版書目》定為刻本，當是。此處當從原文改作刻本。（4）第七講《抄本》論及明姚氏茶夢齋抄本，配圖用上海圖書館所藏茶夢齋抄本《詩集傳名物鈔音釋》卷端葉。按該書原名《詩集傳名物鈔》，曾經清代坊賈割補，卷端一葉前半系以清抄配入，已經清人改題今名，第一葉背面以下，書法饒有古趣，當是姚咨原抄。此種既有作偽痕跡，取以作為反映明茶夢齋抄本的代表，顯然不夠理想。涵芬樓舊藏茶夢齋抄本《春秋五論》，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與上圖藏茶夢齋抄本《詩集傳名物鈔》原抄以下字跡一致，系姚咨原抄真品無疑，建議配圖改用《春秋五論》。（5）第八講《批校本》提及清刻本《姜白石詩詞合集》，配圖說是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陳澧批（365頁），恐未確。按此為清乾隆張奕樞刻本，書眉批語審是鮑廷博手校，該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曾予影印，徐無聞先生撰有出版說明，可參考。建議刪去此圖，另尋陳澧手批原本。當然，以上幾處，只是白璧微瑕。就整體而言，《十講》的配圖是值得肯定的。

六
楊先生在其生命最後階段的8月12日，曾對向輝君說起他正在思考的一本語言學著作，大意是該書基本成型，其中頗多新見（見向輝《感歲月，念哲人：楊成凱先生開示後學》文）。隨著先生在兩天後遽然辭世，這本著作可能就此難見天日。同樣作為未定稿的《十講》，幸而有向輝君這樣毫不惜力的學者辛勤理董，有劉彥捷女士這樣富有經驗的責編細心審校，最終被搶救出來。作為本書的閱讀者，很應該對他們的努力致以誠懇的謝意。
有一種好書，它或許未必適合於評獎，卻能於荒村僻壤的夜，點燃不知名青年讀者的激情，《十講》就屬於這種書。《十講》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專業書，聽著作侃侃而言，令人忘倦。它又是一本由著者苦心熱血精結而成的專業論著，經得起反復閱讀。儘管筆者之前已學習過楊先生的單篇講義，但捧讀此書，仍覺如飲醇醴，如聽大音。也許本書並不是先生學養的全部體現，甚至不是先生心目中本書的完美表達，但就它已經顯示出的學術水平而言——排除未定稿固有的前後重復、內容混雜等干擾因素——個人以為，《十講》無疑是中國目前已出版的、最好的古書版本學通論著作之一。可與之競爽者，也不過一二種而已。
遙記當年筆者在京，參與評審珍貴古籍名錄，工作之暇，得與楊先生講論疑滯，研賾是非，以燭嗣日，怡然自得。今先生去世已近八年，回首前塵，猶如昨日。展閱此書，不勝人琴之感。

楊成凱先生

文匯學人2023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