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漢籍研究答客問
域外漢籍研究答客問
張伯偉
一、域外漢籍的定義是什麼？它的研究範圍有哪些？
所謂「漢籍」，就是以漢文（主要是古漢文）撰成的文獻，而「域外」則指禹域（也就是中國）之外，所以「域外漢籍」指的是存在於中國之外的用漢文撰寫的各類典籍。具體說來，可以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文書寫的典籍，這些人包括朝鮮半島、越南、日本、琉球、馬來半島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紀以來歐美的傳教士。從主體來看，他們集中在東亞（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漢字文化圈內。第二，中國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現存的中國古籍的和刻本、朝鮮本、越南本等，以及許多域外人士對中國古籍的選本、注本和評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國古籍（包括殘卷），比如大量的敦煌文獻、《永樂大典》的一些殘本以及其他各類典籍，本來完全屬於中國，由於長期的戰亂，在中國已無存。經過前輩和當代許多學人的努力，雖然不能說網羅無遺，但這些流失在外的古籍的基本面貌已經為學術界所認識。日本學者往往將上述第一類典籍稱作「准漢籍」，第二類則為「和刻本漢籍」，第三類才叫「漢籍」。我覺得不妨統稱為「域外漢籍」，而作為域外漢籍的主體，我的看法應是第一類文獻，即域外人士用漢文撰寫的各類典籍。
從內容上來看，域外漢籍涵括了傳統的四部之學，以韓國目前已經出版的漢籍為例，經部如《韓國經學資料集成》，史部如《韓國史書叢刊》，子部如《稗林》，集部如《歷代韓國文集叢書》。若再作細分，經部有對五經四書的各種闡釋；史部有正史（如《高麗史》）、編年史（如《高麗史節要》），有地理（如《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大東地志》）、典章制度（如《大典會通》、《增補文獻備考》）、目錄（如《海東文獻總錄》、《韓國冊板目錄》）、金石（如《韓國金石全文》），有各種族譜家譜等；子部有儒家（如《韓國儒學資料集成》）、小說家（如《韓國野談史話集成》、《韓國文獻說話全集》）、佛家（如《韓國佛教全書》、《韓國高僧集》）、書畫（如《朝鮮畫論集成》）；集部有總集（如《東文選》、《國朝詩刪》）、別集（如《韓國文集叢刊》）、詩文評（如《韓國詩話叢編》）等。這些都僅是舉例，但已不難看出，域外漢籍是一個怎樣巨大的文獻寶庫。
二、對域外漢籍的研究大致產生於什麼時候？目前的研究狀況又如何？
中國人過去有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的觀念，從《史記》開始，中國的正史也具有世界史的規模。因此，對域外漢籍的留意可謂由來尚矣。可以說，對域外漢籍的研究發軔於對這些漢籍的收集和刊印。以文集為例，新羅的崔致遠在唐代為賓貢進士，他的《桂苑筆耕集》曾著錄於《崇文總目》，在中國亦有不少傳本。高麗時代的李齊賢，其《益齋集》被刻入《粵雅堂叢書》，其詞被刻入《彊村叢書》。朝鮮時代的徐敬德，其《花潭集》入《四庫全書》集部存目。朝鮮末期的金澤榮，其一生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江蘇南通翰墨林印書局出版。此外，如日本山井鼎、物觀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入《四庫全書》，越南黎澄之《南翁夢錄》編入多種中國叢書，朝鮮許浚的《東醫寶鑒》在中國也有翻刻本。至於中國流失在外的典籍，也曾大量回流，如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即從日本舶回，入《四庫全書》。而評論之作，在唐代詩人與新羅詩人的交往詩中，已見端倪。到清代，王士禛有「果然東國解聲詩」之贊，紀昀有「吟詩最憶海東人」之嘆。元代以下的中國詩歌總集，也往往收錄周邊國家和地區詩人的作品。然而在國際上，真正對域外漢籍開始重視，則始於上世紀80年代以來。如旅法學人陳慶浩先生提倡漢文化整體研究，在域外漢文小說的整理與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績；台灣聯合報國學文獻館組織「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從1986年到1995年舉行了10次。在日本和韓國，雖然其本國的歷史典籍多為漢籍，即以文學研究而言，也具備自身的漢文學研究傳統，但較大規模地影印漢文學古籍，紛紛成立漢文學研究會，也是最近20多年來的事。
域外漢籍雖然是一個涵括傳統四部之學的領域，但就目前取得的成績看，主要在文史研究方面。首先是對於現存域外的漢籍總目的調查，這需要在對各國漢籍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最終整合出域外漢籍的聯合書目。以韓國學者的工作為例，1981年出版的《奎章閣圖書韓國本綜合目錄》，著錄韓國本漢籍就達33 808種；2005年出版的全寅初教授主編的《韓國所藏中國古籍綜合目錄》，著錄了現存韓國各圖書館的中國古籍；慶北大學的南權熙、黃渭周教授計劃用數年時間，編纂韓國現存古書綜合目錄，此外，他們還調查了海外所存韓國古籍的狀況，如沈㬂俊《日本訪書志》（1988）、樸現圭《台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1991）、千惠鳳等《海外典籍文化財調查目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韓國本目錄》（2001）以及尹忠南、金成煥等《哈佛燕京圖書館韓國貴重本解題》（2004）等。中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已做出一些成績，如李玉《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版古籍目錄》（1995）、嚴紹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沈》（1996）、王寶平《中國館藏日人漢文書目》（1997）、李仙竹《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代朝鮮文獻解題》（1997）、黃建國等《中國所藏高麗古籍綜錄》（1998），王小盾與台灣劉春銀、越南陳義合作，出版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2002），又台灣劉春銀、林慶彰與越南陳義合作，出版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補遺》（2004）。
就域外漢籍的研究現狀而言，可以用「方興未艾」四字來形容。在韓國各大學，有眾多的漢文學研究會和研究期刊，如《韓國漢文學研究》、《東方漢文學》、《大東漢文學》等；在日本，二松學捨大學於2004年成立了「構築世界性的日本漢學研究基地」（即21世紀COE計劃），每年獲得日本教育科技部1億到5億日元的經費支持，連續五年。該計劃針對目前日本學術界對於日本漢籍、准漢籍、和刻漢籍這一龐大的資源尚未獲得充分整合研究的現狀而提出，目的是對日本漢字文獻作總括性、綜合性研究。在台灣，台灣大學依據「教育部」《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劃》，於2002年成立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以東亞文獻、東亞教育、東亞儒學為主要研究方向。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下設若干研究方向，在「經學研究群」和「詩與詩學研究群」中，都有關於日本、韓國的經學與漢詩研究。台北大學中文系王國良教授為研究生開設了「東亞漢文文獻研究」的課程。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成立的眾多日本文化或韓國學研究所，也或多或少涉及漢籍研究。南京大學於2000年成立了「域外漢籍研究所」，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以域外漢籍為對象的專門研究機構，已出版專刊兩種，並創辦了專門學術期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中華書局2005年版），計劃今後每年出版一期。上海師範大學則成立了「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一些著名高校也在醖釀成立相關的研究機構。就研究成果而言，儘管水平參差不齊，但已經有了一些博士和碩士學位論文，文獻整理和研究論著也出版了數十種。總之，域外漢籍研究在中國雖然尚處於起步階段，但已顯示出誘人的學術魅力和寬廣的學術前景。
三、域外漢籍研究這門學科的研究特點是什麼？它的意義又表現為哪些方面？
以我的膚淺的理解和認識，我覺得域外漢籍研究的特點首先在於其綜合性。域外漢籍的主體在東亞，包括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等，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漢籍是在中國典籍的影響下發生、發展起來，所以研究中首先遇到的就是漢籍的傳播與交流問題。傳播的途徑、範圍、數量、內容以及影響等，皆需一一考察，所以，它涉及東亞的交通史、貿易史、佛教史、印刷出版史以及賜書、獻書的制度、方式等，學術背景、社會風氣、政治導向等也會影響到對書籍的選購。這便是一個綜合性的課題，日本學者在這方面作出優秀成績的，如森克己、大庭脩、松浦章等先生，都注意到了綜合研究。其次，域外漢籍本身也是涵括四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作者，可能有許多不同領域的漢籍著作。日僧空海雖然以《文鏡秘府論》享譽中國學術界，但他首先是個佛教密宗的教徒，有許多佛學論著；賴山陽是江戶時代著名的漢詩人，但他又有史學著作《日本外史》，在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古賀侗庵有著名的詩文評著作《非詩話》，但他更有許多關於經史及《四書》學的著作。而像朝鮮時代的李睟光、李德懋、李圭景、成海應、丁若鏞等，皆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若想對之作深入研究，必須注意到綜合性。我們固然可以就其中的某些問題作局部的考察，但如果要形成真正的學術突破，則應當具備整體眼光和綜合手段。日本二松學捨大學的COE計劃，其合作研究的對象是與日本語、日本文學以及中國學、東洋學相關的組織，就顯示了綜合性的特點。
至於說到域外漢籍研究的意義，我以為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將歷史上所有的漢字文獻當作了一個整體來考察。孟子說「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學者的胸懷亦如是。當我們觀察問題的視野超越了一鄉一國，而擴大到天下整體的時候，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就會具有不同凡響的意義。其次，域外漢籍是一個豐富龐大的學術資源，它會為我們提出許多新鮮的學術話題，形成新鮮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理念，從而引導出一門新學問或新學科的產生。第三，域外漢籍的大量存在，明確昭示了一個既往的事實，即漢文化圈的作用和影響。文化可以超越人種、語言、民族的不同，可以超越政治、經濟、信仰的差異。漢文化在歷史上發揮了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而透過域外漢籍的研究，使漢文化在21世紀發揮更大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的使命之一。
四、應該如何研究域外漢籍？
對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能力回答的。不過，我可以就自己的經歷談一些淺見。首先，任何學問的研究方法都與研究對象及研究目的相關。我過去20多年中，主要研究中國古典詩學，具體的課題是古典詩學的批評方法。由於將這個課題置於文學思想史的範圍之內來考察，就逼迫自己閱讀了一些儒釋道方面的原始著作，對於某一現象的起源和在歷史上的轉折特別留意，同時在研究工作中，也有意識地逼迫自己處理不同類型的學術課題，如文獻整理、專書研究、專題研究、比較研究，最終達到綜合研究，所以採用的是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綜合研究法。從過去的研究來看，這一方法的使用獲得了較好的成果。因此，當我的興趣轉移到域外漢籍的時候，我還是使用這一方法。這並不完全是因為自己的學術習慣，而是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逼迫我必須使用這樣的方法。在域外漢籍研究領域中，我目前處理過的有文獻整理、文學比較、書籍流傳，以及教育、史學和思想史方面的一些課題，如果說這些成果還有些可取之處的話，我覺得這得益於綜合研究的方法。
其次，域外漢籍與中國典籍有著密切的關係，以樹為喻，中國典籍如同主幹，域外漢籍如同枝條，離開了主幹，枝條將不復存在；而無視枝條，主幹將顯得單調。只有將兩者結合，才能顯示出大樹的根深乾壯、枝葉蔥蘢。而條乾之間以及不同枝條之間的交纏映襯，用石曼卿的詩來說，便是「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把這兩句詩看成是對孟子所說「浩然之氣」的形容，我覺得也不妨視為對域外漢籍研究前景的象徵。
五、您為何要編纂《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其價值何在？
朝鮮時代漢籍極為豐富，中國人一開始接觸，就有參考其目錄或自己編纂目錄的願望。清代撰《海東金石考》的劉喜海，在道光年間給朝鮮文人金命喜（或當為金正喜，號秋史，李朝金石學的開拓者）的信中說：「貴邦代有學者，著述甚豐，不知舊有書目之輯否？如無，敢求足下將東國著述各書，自唐迄今編一書目。」並且提出「寧詳勿略，即古有其書，而今則亡佚，務亦列入，以傳其名」的編纂方針。正是在金命喜提供資料的基礎上，劉喜海編纂了《朝鮮書目》。可以說，中國人對於朝鮮書目的興趣，也是由來尚矣。
目錄學是治學的門徑，研究工作當從目錄學入門，這是先師程千帆教授給我的教誨，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所得到的種種益處，也不斷印證了先師的教導。因此，我希望給中國正在起步中的域外漢籍研究界提供適用的書目，以作治學的導航。不過這一工作在日本方面已有長澤規矩也編的《日本書目大成》，有斯道文庫編的《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現存書目則有岩波書店出版的《國書總目錄》和《古典籍總合目錄》，以及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自2000年開始編纂的《全國漢籍資料庫》等。越南方面舊書目數量有限，現存書目有法國遠東學院與越南漢喃研究院合編的《越南漢喃遺產目錄》，友人王小盾教授已與台灣、越南學者合作，將該書譯作漢語，並以四部分類法重新編排校訂出版。而朝鮮時代以來的目錄著作很多，卻從未得到系統的出版，即便在韓國也是如此。所以，我就自不量力地承擔了這項工作，從寓目的約80種目錄中選出26種，並根據自己對朝鮮目錄學的認識和理解，將它們劃分為王室書目、地方書目、史志書目和私家書目四類，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朝鮮目錄學體系。對每一種書目都作瞭解題，並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包括韓、日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入選書目的時代、作者以及特色略作陳述，遇到與以往韓、日學者不同的看法，則平心靜氣加以衡量。確認自己有理有據，則加以更正。例如《鏤板考》一書與作者另外一部《林園十六志》中的《京外鏤板》，成書年代孰先孰後，韓國的目錄學專家尹炳泰、鄭亨愚先生認為，《京外鏤板》是《鏤板考》的初稿，而我認為《京外鏤板》抄自《鏤板考》。書出版後，我又讀到洪翰周《智水拈筆》一書，洪氏與《鏤板考》作者徐有榘有交往，其書明確記載徐「晚年編成《林園十六志》」，而《鏤板考》成書於作者32歲時，這也證明瞭我的判斷不誤。又如《內閣訪書錄》的性質，究竟是導購書目還是藏書目錄，日本學者末松保和先主張是藏書目錄，後改弦易轍，又主張是導購書目。我根據此書的內容，還是判定為藏書目錄。再三推敲的目的，無非是擔心由於自己的不慎而誤導讀者，從而影響其研究基礎。
這是一部迄今為止收書種類最多的朝鮮書目叢刊，讀者可以根據這些書目提供的信息，瞭解到中朝書籍交流的歷史，瞭解到朝鮮時代知識人的知識結構，瞭解到朝鮮目錄學的特色，瞭解到東亞漢籍的一個重要方面，並進而「即類求書，因書究學」，進入域外漢籍的堂奧。對於有志於韓國哲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宗教學、目錄學以及中韓文化交流與比較研究的學者而言，本叢刊提供了一個切實可依的基礎，實為案頭必備之書。
六、您為何要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其特點有哪些？
編輯《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是很早就有的一個想法。在1998年我向南京大學申請成立「域外漢籍研究所」的時候，就計劃要編輯一個專門的學術期刊，但最終落實還是在2004年初，中華書局的顧青、俞國林等先生來南京洽談域外漢籍文獻的整理與出版，確定同時出版一種專門的學術年刊。同年11月交稿，2005年5月出版了第一輯。
儘管在我和蔣寅共同主編的《中國詩學》中，從第一輯（1991）到第十輯（2005），也刊登了約30篇有關域外漢詩學的文獻和論文，但畢竟在題旨和篇幅上受到種種限制，所以有必要創辦一個專門的刊物，集中交流中外學者在漢籍研究方面的心得，並藉此推動域外漢籍研究在中國的展開。這就是編輯《集刊》的最初動因，希望為中外學者提供一個互相切磋觀摩的平台，並達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目的。
編《集刊》還有另外一個想法，那就是以往的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的研究，其成果不免良莠不齊。由於文獻不足，有些論著或淺嘗輒止，或人云亦云。由於文獻稀見，也可能出現以獵異搜奇為目的的研究，或者以獨佔資料自炫。加上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出現了許多令人不解的怪現象，或抄襲重復，或信口開河，無視文獻基礎，浮誇躁進。所以，我想通過《集刊》的編輯，努力倡導並實踐一種較為優良的學風。我在《發刊詞》中寫道：「《集刊》擁有這樣的宗旨：它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褊狹。總之，它重視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研究。……在域外漢籍研究領域中，固然會有許多新材料的發現，但《集刊》更重在發明，期待從各個方面闡發漢文化的意義。」第一輯出版後，學術界有過一些贊美之辭，最多的就是認為其中的一些文章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我非常欣賞也非常看重這句樸實的贊美，並且希望以此自勵，把《集刊》越辦越好。
七、能否談談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的建立及其研究計劃？
對域外漢籍的研究最初只是我的個人興趣。我在1985年2月接觸到朝鮮的漢文詩話，這是我與域外漢籍的最初因緣。1992年7月，我去日本京都大學訪問，在京都、東京和名古屋等地收集了一些日本和朝鮮的漢籍，當時便有一個預感，即域外漢籍研究到下世紀中葉將成為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於是歸國後在自己主編的《中國詩學》第三輯上，開闢了「域外漢詩學研究筆談」的專欄，並在以後的各期中刊登了不少有關日本、朝鮮、越南漢詩學的文獻資料及研究論文。1996年5月去韓國，在大田和漢城購置了一些韓國的古籍。以後又多次去了韓國、日本、新加坡，並籌劃了1998年8月與王小盾、張寅彭教授一起的越南之行，訪問位於河內的漢喃研究院。在把歷史上的漢文化圈差不多走了一遍以後，我越來越感覺到這一研究領域的重要，遂於1998年11月向南京大學提出建立「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的報告，但直到2000年2月始獲批准。
2000年12月，我在衣川賢次教授的陪同下參觀了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文化研究所，那裡有很好的藏書，據說是以柳田聖山教授的個人藏書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那時候，我心裡就產生了一個願望，要以我的個人藏書為基礎建立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資料庫，這個願望現在已經初步實現，如今來參觀域外漢籍研究所的中外學人，無不贊嘆其藏書和資料的豐富。當然，這期間也得到了許多中外友人有力而無私的幫助。我不會忘記，每一份資料都凝聚著的大量的辛勤勞動，每一種書的背後都隱藏著的相關故事。
域外漢籍研究在中國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土地，其基礎還相當薄弱，遇到的困難會很多。不要說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問題，就是研究的課題是什麼內容，在開始也有很多人不瞭解或不理解，因而也就較難獲得各種必要的支持。所以我總說在中國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工作，要發揚王鐵人的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大量從事基礎工程的建設，也就是基本文獻的整理。但整理後的文獻必須得到出版，這一工作才能顯出效用。從1998年開始，我不斷與各家出版社聯繫，希望他們考慮將域外漢籍作為一個出版選題，但直到2003年底，徐俊先生、顧青先生等「中華」舊人重返「書局」，對我的工作予以極大的支持。許多選題得到一攬子解決，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推出了《朝鮮時代書目叢刊》以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這是中國學術界的幸運，也是世界範圍內域外漢籍研究事業的幸運。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下一步的工作，就文獻整理和出版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一些：第一，「域外中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包括日本的《四河入海》（對蘇軾詩集的注釋）、《帳中香》（對黃庭堅詩集的注釋）、注釋《石門文字禪》、注釋《世說新語》、注釋《遊仙窟》等，朝鮮時代的《十抄詩》注釋、《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注釋《朱子語類》等。第二，《日本詩文評匯編》（漢文卷），主要收羅日本歷代用漢字撰寫的詩話和文話。以詩話而言，日本大正年代出版的《日本詩話叢書》收集的漢文詩話約32種，而我目前所收集者約90種，大大超過了以往的規模。第三，域外人士的中國見聞錄，如韓國高麗時代到朝鮮末期的《朝天錄》和《燕行錄》，在韓國已出版《燕行錄全集》100冊以及《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等；日本有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成尋的《參天台五台山記》、策彥的《入明記》等，以及《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大正中國見聞錄集成》等；在越南則有各種「北行」的記錄。第四，編纂《漢文學年表》，將中國、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琉球的漢文學集中在一起，用表格的形式表現出來，以便參照。第五，東亞知識人交往資料匯編，包括筆談、尺牘及唱和。此外，有關韓國、日本的辭賦、儒學等資料的整理，也在計劃之中。
八、您認為中國學者在域外漢籍研究領域中能夠起到怎樣的作用？其前景又如何？
我始終認為，中國學者應該成為域外漢籍研究隊伍中的一股強大的力量。首先就研究對象而言，這些文獻都是以漢語文言文撰寫的。過去有些日本和韓國的學者，直接把這些文獻看作是中國典籍在本國的延伸。例如日本已故漢學家神田喜一郎的兩巨冊《日本填詞史話》的正標題就是《在日本的中國文學》（《日本におけゐ中國文學》），並且在序言中稱：「我所感興趣的不是日本漢文學，而是在日本的中國文學，易言之，即作為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的日本漢文學。」一些《韓國文學史》或《日本文學史》中，甚至沒有本國漢文學的章節。這種看法到今天當然已經過時，但域外漢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卻依然是一個不變的事實。中國學者如果具備較好的傳統學問的修養，再從事域外漢籍的研究，往往能夠較為敏銳地發現其中的異同。其次，許多日本或韓國的學者已經認識到，漢字文獻是本國學術文化之根乾，但傳統素養的衰落已成不可逆轉之勢，人才的匱乏是相當嚴重的問題。2004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第四次中文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合作會議」上，日本二松學捨大學町泉壽郎先生介紹該校「構築世界性的日本漢學研究基地」時說：「漢字漢文文獻是日本學術文化的根乾，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基礎。可是，綜觀近年漢文的處境，已經被認定為日本文學研究的對象。而且，隨著現代中國語的普及，造成了對漢文的閱讀和理解水平的衰退。」傳統素養的衰退在中國也同樣如此，但畢竟還有相當的基礎。因此，中國學者加入其中，應以推動域外漢籍研究的進步、提升域外漢籍研究的水準自期，這是中國學者對該領域應有的貢獻。
作為身在漢文化發祥地的中國學者，從另一個意義上說，投身於域外漢籍研究也是一種文化上的使命與責任。漢文化圈中的文明，同屬一個東亞文明，人們內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觀念、知識結構等，往往是根據某種基本原則（如儒家思想）而展開。在這種「大同」的前提下，我們的研究似乎更應注重「小異」，那些細微的差別可能是最見特色的。同時，我們又要求得大通，使得漢文化在今日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全球化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間如何消除對抗，平等對話，在此背景下對域外漢籍作整體研究，除了滿足學問本身的興趣之外，對於人類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處，最終實現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會帶來更多有益的啓示。不久前，我收到韓國釜山大學校漢文學科名譽教授、韓國漢字漢文教育學會會長李炳赫先生的來信，他在讀到《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後說：「東亞各國，自太古以漢字展開自己的文化，曾宜以巨視之眼目，研究東亞文化之交流。幸連續刊行，益闡東亞文化之意義，以助東亞共同繁榮如何？」這番話，也許表達了東亞各國知識分子的一份共同的心願吧。
原載《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