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述略
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述略
鄭凌峰
孫毓修（1871.08.15-1923.01.22），字星如，一字恂如，號留庵，室號小淥天（小綠天），江蘇梁溪（今屬無錫）人。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在職期間，參與《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初編》等影印叢書的編印工作。職務之餘，留心抄錄版本目錄學文獻資料，輯入叢書《小淥天叢鈔》（間有孫氏自著在內），並以此為基礎纂成《藏書叢話》、《書目考》、《永樂大典輯本考》、《中國雕板源流考》等著作。
《中國雕板源流考》是最早的版刻學史專門著作之一，就篇幅而言僅是戔戔小冊，且以資料輯錄為主，間下按斷，故有些學者對其評價不高，如王紹曾先生認為：「留庵所著，有《中國雕板源流考》，其書疏瑣無統，未能稱是。」[1]新中國成立後，葉德輝《書林清話》得以重印，治學者多推崇之。《中國雕板源流考》則長期未重印，自然鮮為學者注意。胡道靜先生指出《中國雕板源流考》有兩點為《書林清話》所未備，一是關於刻書的工料價值，《書林清話》僅舉《至正金陵新志》所記刊刻此書工價的記載，《中國雕板源流考》則列舉了四部宋版書的「紙數印造工墨錢」的記載；二是《中國雕板源流考》抄錄了《開元雜報》的有關史料，認為其是唐人雕本的物證，此說在其生前身後皆引起爭議，但後來為實物所證實，可見孫毓修的眼光敏銳[2]。此外，不同於以時序為經緯的傳統論述方式（《書林清話》即其代表），《中國雕板源流考》以書籍刻印主體和版本類型為依歸[3]，實則自成體系，已具書籍史之視角，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一
《中國雕板源流考》之版本
孫毓修著《中國雕板源流考》初版於1918年5月，收入商務印書館「文藝叢刻乙集」，署名留庵，內容凡十節：雕板之始、官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印書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書籍工價、紙、裝訂。此版為舊式標點，其輯錄資料者以頂格排版，孫毓修按語低二格排版。
1930年4月，《中國雕板源流考》收入 「國學小叢書」（萬有文庫本）出版，署名孫毓修，此版為新式標點並加專名線，文本內容與「文藝叢刻」本基本一致，唯將孫毓修按語頂格排版，而將輯錄資料改為低二格排版，儼然視其為一本現代學術著作。1933年4月，商務印書館印行《中國雕板源流考》「國難後第一版」，仍收入「國學小叢書」，版權頁署稱1918年5月初版，實為重印萬有文庫本。1964年10月，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國學小叢書」，仍收入此本，稱台一版。1974年7月，台灣商務印書館又將此本收入「人人文庫」再版。
1949年以後，《中國雕板源流考》在大陸久未再版。1990年，《出版史料》季刊當年第3、4期連載《中國雕板源流考》，胡道靜為之題跋，此連載本未說明底本，從標點來看，當是據萬有文庫本重排，於輯錄文獻及孫毓修按語皆不區分格式排版。同年9月，印刷工業出版社刊行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之一）收入此著，稱係據「文藝叢刻」單行本1924年8月第四版重排，署名孫毓修，改題《中國雕版源流考》，對原書格式稍作調整，以宋體、楷體區分排版，然已頗失原貌。200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中國雕板源流考》與陳彬龢、查猛濟《中國書史》合刊，從標點風貌來看，當是據「文藝叢刻」本重排，於文字略作訂正，撰有簡單的校勘記，並配有插圖，然於輯錄文獻及孫毓修按語皆不區分格式排版，大失原本之貌。
除了正式出版的商務印書館刊本之外，《中國雕板源流考》還有兩個較早的版本，一是未完稿本，收入《小淥天叢鈔》，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一是刊載於商務印書館《圖書彙報》的連載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小淥天叢鈔》第28冊書衣署《板本八考》，並以阿拉伯數字標出了此書撰述規劃：「1、雕鏤，2、款式，3、紙墨，4、坊肆，5、工價，6、板權，7、裝潢，8、避諱。」卷端題名「雕板印書考卷一」，內容凡十三節，依次為：雕板之始、五代監本、宋監版本、宋監所刊名數、宋監刊書奏令、遼世版本、金元監雕譯本、元興文署版本、明南北監本、明印宋元版本、明經廠本、清初譯本、清武英殿版本[4]。整體框架仍屬以年代為先後的傳統方式，論述對象大率為「監本」（詳後文）。書中稱清朝為「國朝」、「本朝」，蓋屬稿於清季孫毓修初入商務印書館時，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發現所謂「太平興國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羅尼本經》」（蓋引自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原載於1909年《東方雜誌》第10期），則稿本當撰於1909-1911年前後。卷末雙行小注：「聚珍本、套板本、巾箱本，別詳下卷。」可見孫毓修雖已有根據書籍版本印刷類型分門別類的思想，但似仍最重雕版，而以他種印本為附庸。
《雕板印書考》內容與《中國雕板源流考》稍異，其行文亦未將引文資料與作者按斷加以區分，而是隨引隨論，夾敘夾議。然其所述要點，實與《中國雕板源流考》大同小異，尤其是「雕板之始」一節，文字全同者近半，且撰稿本時，孫毓修已持中國雕版印刷「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的觀點，並已經提出「雕板之事成於隋，實張本於漢」，且論述唐人雕板時已述及《開元雜報》，是前者為後者之初稿殆無疑義[5]。
與《中國雕板源流考》相比，《雕板印書考》亦稍具長編之性質。如「雕板之始」一節，刊本徑謂「世言書籍之有雕板，始自馮道，其實不然」雲雲，隨後引陸深《河汾燕閒錄》及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論證雕板始於隋代。稿本則廣引葉夢得《過庭錄》《石林燕語》、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羅願《鶴林玉露》（引誤，實為羅璧《識遺》）、王明清《揮麈餘話》、宋《國史•藝文志》、朱翌《猗覺寮雜記》等，梳理宋人論雕板源流的三種說法（馮道說、毋昭裔說、唐末說），而後又引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及陸深、羅振玉說論證雕板始於隋代。此後又云：「胡應麟謂隋世既有雕本，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然宋初三館藏書、本朝《四庫全書》，亦皆寫錄，雕本既行，鈔本亦何必盡廢耶！」蓋因此段文字與雕板源始無涉，是故孫毓修於《中國雕板源流考》中未再提及雕印、抄錄並行不廢的觀點，但這一觀點實具慧眼。
又如稿本於「宋監版本」後單設「宋監所刊名數」、「宋監刊書奏令」兩節，其中《宋監所刊名數》依據《玉海•藝文》，參考《麟台故事》、《中興館閣錄》、《中興館閣續錄》等，整理出宋代國子監刻書事二十九條。《中國雕板源流考》則但引《玉海•藝文》，舉其犖犖大端者而已。至於「宋監刊書奏令」，孫氏似欲藉此窺測國子監刻書典制，或將用於「板本八考」之板權研究亦未可知。但此節與雕板源流無直接關係，故《中國雕板源流考》未錄奏令。
在稿本和刊本之間，還有一個連載本，題作《中國雕版印書源流考》（唯此本作「雕版」不作「雕板」），連載於商務印書館《圖書彙報》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77[6]、80（1918年）期。其內容分為十三節：金石刻、雕版、監本、官本書塾本、坊刻本、活字印書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書籍工價、紙、墨、煤、裝訂。連載本亦為舊式標點，其輯錄資料者以頂格排版，按語低二格排版，與「文藝叢刻」本同。
連載本前有小序，將《中國雕版印書源流考》的全文論述分為六端：一曰時（歷時久），二曰地（刻書地點與刻書主體），三曰式（雕版以外尚有活字、套版等版本類型），四曰價（人工、物料等價格），五曰紙墨，六曰裝潢。小序並略加數語，交代撰述緣起，謂雕版印書「此誠古人之偉業，抑亦國史之榮光。而紀載寂寥，專書未輯。徘徊藝圃，良用歉然。觕述此篇，備厥掌故」雲雲，序末又謂「蓋將以揚國輝而覘進步，其諸大雅所樂聞者歟」。不論是稿本《雕板印書考》或是刊本《中國雕板源流考》，孫毓修都持有「我國雕板，托始於隋，而實張本於漢」的觀點，而在連載本中，孫毓修更是將此觀點推進一步，將「金石刻」作為獨立章節，而「金石刻」又從初民時代論起，且言稱中國以文字著書當始於《尚書》，而《尚書》之成書早於西曆紀元二千五百年雲雲；又「活字印書法」一節，連載本謂：「活字印書法，西人謂之Movable Type，其法傳自中土。今日盛行鉛字，制模澆字之法，悉用機器，迥非向時恃一手一足之力者，可與之爭勝矣。」一是提出西方鉛活字印刷之法來自中國的觀點；二是指出中土亦用機器印刷，相較古時更有長足進步。民元以來，民族意識、愛國主義漸次覺醒，孫毓修殆亦有感於此，而於連載本中作如此語。然而鉛活字印刷術是否傳自中國，並無切實論據，此說未必成立[7]，且今日中土亦用機器印刷雲雲，與雕版印刷大旨無涉。刊本但謂活字印書法創始於宋初，近年則用機器，非以往手工操作可同日而語，不言中西印刷之對比，持論相對謹慎客觀。
此外，連載本將「監本」與「官本」分離，而將「官本」與「書塾本」列為同一章節。其「監本」一節云：「監中墨簡，始於長興，歷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稱監，金稱弘文院，遼稱秘書監，元稱編修所、秘（堂）〔書〕監、興文署，明稱南北監、經廠，清稱武英殿、古香齋，其為御府所刻，則一也。」此蓋承接《雕板印書考》而來。而「官本書塾本」一節雲：「雕版初興，坊肆未盛。宋元以來，坊肆盛矣。而賈人本射利之心，貽豕亥之誤。是不得不官中雕刻，以扶斯文於不敝。故他種營業，鮮聞官與商並立者，有之獨印書業也。書塾本亦同此意，故並著之。北宋官刊，莫不字畫清朗，體兼顏歐，非麻沙坊本所能及雲。」細審此二節，殆孫氏之論監本，欲考其刻書典制；論官本，欲標其精校精刊。然則官司刻書，亦多為秘監頒行，故雖各有側重，而強分監本、官本兩造，終為不宜。刊本《中國雕板源流考》即合監本、官本為「官本」一節，篇幅幾佔全書之半；「家塾本」一節則僅有寥寥數條而已。
又有「墨」、「煤」兩節，所輯資料頗可觀，且偏重實用技術，然此二節小序謂：「宋元人所撰《墨經》《墨史》諸書，皆主於文房所用，而不別言印書之墨，方知古時印書，即用文房之墨，非如近世之別造至劣之墨皮墨膠，以供印書之用者也。」而其所輯史料，大抵偏重文房用墨，揆諸雕版印書實際，恐不甚切題，刊本《中國雕板源流考》不論墨煤，蓋由於此。
連載本小序雖言「為之遐稽收藏之志，親訪珍閟之家，益以史書之文、雜家之記，條分縷悉，述而不作」，然《中國雕版印書源流考》實為述作兼備，例如「雕版」一節言《開元雜報》，則不僅抒發私議，更是論證《開元雜報》為雕印之本，進而推出「則其時刻版印書之風，必已大盛」，並謂柳玭《訓序》言坊中雕本僅有字書是「未免所見之不廣也」；至刊本中《雕板之始》一節，此等推測及斷語皆為刪略。又如「活字印書法」，連載本論及蘭雪堂華氏、桂坡館安氏，謂「明世吾鄉銅活字本有二」，並謂華氏「有虞山毛氏之風」，「黃蕘圃、張金吾諸人亟稱道之」雲雲，至刊本則僅謂「明世無錫銅活字本有二」，至於溢美華氏之辭，則盡數刪略，並補充論述吳郡孫鳳、五雲溪館、金蘭館、建業張氏諸家。諸如此類改動不一而足。
總之，刊本相比連載本，於同類史料則精簡實例，於論述按斷則刪繁就簡，同時增添相關史料，補寫必要論述[8]。刊本《中國雕板源流考》基本落實了孫氏「條分縷悉，述而不作」的撰著大旨，但盡刪私人評議，雖更顯客觀科學，亦覺不無可惜。
二
《中國雕板源流考》之價值
既名《中國雕板源流考》，讀者對此書的關注，必在於雕版印刷的「源流」，且尤重其「源」，而未必重其「流」。《中國雕板源流考》的雕版印刷起於隋代之說確實有誤，這一關鍵錯誤必然會導致後人對此書評價的降低。孫氏據明陸深《河汾燕閒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9]，此印書之始」，又據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稱有所謂「太平興國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羅尼經》」，羅文所載實為「《大隨永陀羅尼經》：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順’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經末有‘太平興國五年六月雕板畢手記’十三字」[10]，並無「翻雕」字樣。又「隨」、「隋」古字雖通，然所謂「大隨永」者亦出於筆誤，當作「大隨求」，即隨心所求之意[11]，與隋朝固無涉。孫氏誤讀《河汾燕閒錄》，對《敦煌石室書目》之利用亦有強行牽合己意之嫌，其所謂雕版印刷起源隋代說，自不可信。
雕版起源隋代說並非孫氏首倡，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大致採信陸深《河汾燕閒錄》之說；清王士禛《池北偶談》採陸深說，然《居易錄》又以為非；趙翼《陔餘叢考》疑為非；四庫館臣辨其為非；阮葵生《茶餘客話》又以為是；日本島田翰《雕版淵源考》則既以陸深說為是，又據《顏氏家訓》、《玉燭寶典》等書謂六朝已有「墨版」[12]，更是大膽有餘而審細不足[13]。可見明清兩代，此事已有諸家爭訟而無定論。近人黃節《版籍考》謂：「鏤板之興，自隋開皇間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夾注：據陸子淵《河汾燕閒錄》。）此為印書之始。」[14]亦蹈襲前人之誤，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書有刻板之始」駁正前人所引陸深說雲：「然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15]其說可信；其後向達先生撰《唐代刊書考》一文，辨正更詳，至今學者引為確論。
然則瑕不掩瑜，孫著自有其優長，尤其相較於發表稍前之黃節《版籍考》與撰寫約略同時而刊行稍晚的葉德輝《書林清話》，《中國雕板源流考》固有其自身特色與價值。
黃節《版籍考》，分兩期刊登於《國粹學報》第47期（1908年11月，光緒三十四年十月）、第49期（1909年1月，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此文將版籍源流分為三期：刊石、鏤板、活板（活字）[16]，上期專論刊石，即討論各朝石經鐫刻及其補刻、傳拓，雖然石經傳拓是文本可複製技術的體現，但黃節的論述重點始終在於正定經文，推崇貞石之存古，鄙薄版印之多誤，並不重視刊石與雕版在技術上的聯繫，所用「版籍」概念也相對含混。相較而言，孫毓修雖主張「我國雕板，托始於隋，而實張本於漢」，但其所重在石刻文獻可複製（傳拓），「一時車馬闐溢，摹搨而歸。則有頒諸天下，公諸同好之意，於雕板事已近」，孫毓修雖在連載本中將《金石刻》單獨劃分作一節，但其引言則謂「金石刻本，似非本文所宜及。然實木刻之先導，不可廢也，故首列之」，對版刻的概念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界定。
《版籍考》下期大體專論鏤板，雖然黃節對雕版源始的判斷有誤，但其廣引諸家文獻，梳理出自五代馮道始請刻監本至明代南北監刊刻經籍情形，徵引史料不如《中國雕板源流考》詳贍，然大致脈絡已勾勒清晰，孫氏稿本《雕板印書考》篇章結構與《版籍考》下期基本一致，惟引證更豐富，蓋寫作時曾參考黃氏文。惟黃氏所論仍以正定經文為主，未討論其餘刻書主體，亦未論及經部以外諸書，且謂：「自隋越唐，僅鏤字書、小學、《文選》諸書，而不及經典，亦以為經典者立於學官，傳於博士，慮以鏤板故至犯異同耳。」[17]雖聊備一說，然終稍嫌迂腐。又黃氏引書多不加考究，如謂「後蜀毌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人」雲雲，不注出處，且毌丘儉是前魏時人，如何得在後蜀？孫毓修稿本《雕板印書考》亦引此事，注出王明清《揮麈餘話》，明其為後蜀毋昭裔事，並加小注雲：「汲古閣刊本誤作毌丘儉，《經義考》仍之。」又黃節鄙棄活字印刷，《版籍考》論活板僅寥寥數語，且謂歷朝活板不興，蓋因「其時讀書者猶知鄭重一編」，而近世活板盛行，「自今已往，版籍之訛謬，吾不知其紀極也」[18]。孫毓修論活字印刷，引證頗為詳備，且所引文獻如元代王禎《造活字印書法》及清代金簡《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皆頗稱活字之善。同是生當機器印書濫觴之世，黃節對新技術的態度顯得頗為保守，孫毓修則較為開放，雖然孫著於歷代活字印書不如雕版之興盛未置一詞，或系為推崇新技術，以「揚國輝而覘進步」，但孫氏並未因此非議雕版印刷，而仍視其為印刷之正宗。可見孫毓修對待活字印刷的態度，較黃節更為開通。
葉德輝《書林清話》成書於1912年初[19]，付梓於1919年後，與《中國雕板源流考》撰寫和刊行年代大抵相近，蓋各自成書而互不相謀。葉著「博考周稽，條分縷晰」，而為「考板本、話遺聞者所當爭睹」[20]，其篇幅大小與論題深廣自非一冊《中國雕板源流考》所能及。但孫著「分量雖較葉德輝《書林清話》為小，然其中有好多資料為《清話》所未及，足見孫先生閱書之富」[21]。胡道靜先生曾指出《中國雕板源流考》對宋代刻書工價的記載和對《開元雜報》的論述，即為《書林清話》所未詳[22]。柳和城先生亦指出《書林清話》於遼代刻書不置一詞，於金代刻書亦僅及平水書坊刻本而已。《中國雕板源流考》據正史紀傳考得遼代有官府藏書和設學頒經事，而推測其必有雕本，並引沈括《夢溪筆談》載「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為遼代版本鮮傳於世提供了初步解釋；至於金代刻書，《中國雕板源流考》據正史及目錄考得「立經籍所於平陽刊行經籍」之平陽即平水，並且指出平水為金元兩朝官民雕板之所，官私刻書皆頗發達[23]。此外，《書林清話》對書籍之紙墨裝訂雖有討論，然其論紙墨多取材於藏家書錄和筆記，不脫賞鑒家習氣，論裝訂則皆討論書冊制度。《中國雕板源流考》討論紙墨則重視其工藝，援引文獻亦不限於書錄筆記，而且廣採歷代各地方誌，輯出不同產地的造紙材料與製造工序；至於裝訂，則所輯材料多來自藏家書錄，但是並不上溯早期書冊制度，而是僅討論冊子本形成以來的具體裝幀形制，較《書林清話》探討更為具體深入[24]。
除了採輯資料的多寡和側重、成書的篇幅和架構以外，《中國雕板源流考》和《書林清話》的差異似更在於各自的問題意識不同，問題意識的不同自然會使一部著作具備其獨有的學術價值，而不因其資料之寡、議論之少遂受磨滅。學者自胡道靜先生以來，多謂《中國雕板源流考》引用工價資料較《書林清話》更為豐富，實則《中國雕板源流考》所引四部宋版書（《大易粹言》、《漢雋》、《二俊文集》、《小畜集》）的工價資料，皆見於《書林清話》卷六「宋監本許人自印並定價出售」一節，該節另有《嘉泰會稽志》、孔平仲《續世說》兩部書之工價，就宋刻本工價資料而言，《書林清話》實較《中國雕板源流考》豐富；元時刻書工價，葉著基於《至正金陵新志》記載推算，未必為確，孫著引延祐重刻寶祐本《通鑒紀事本末》所載贖買藏板價格，不能準確反映工價；明代刻書工價，兩書所引史料不同，惟皆得出明時刻書工價甚廉之結論。然而問題意識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對同一材料的引用截取上。葉德輝引用宋代刻書工價，是為了揭示「宋時刻印工價之廉，而士大夫便益學者之心，信非俗吏所能企及矣」[25]，與孫毓修的以工價為本位不同，因此在引用象山縣學刻本《漢雋》的工價資料時，孫毓修僅引其價格記載，葉德輝則另引出「善本鋟木，儲之縣庠，且藉工墨盈餘，為養士之助」一句，蓋有表章宋代文教之微意於其間；至於引述《大易粹言》之工價，葉德輝僅具其價格與用料，孫毓修則多引「杭州路教授李清孫校勘無差」一句，雖與工價並無直接關係，然而明確校勘責任所屬，蓋與其「板本八考」計劃尤其是板權研究略有關聯。明代刻書工價一節，兩書皆以為甚廉，但孫毓修引用資料，僅謂明代刻書價廉，清代刻書工價相比明時已然翻倍；葉德輝同樣得出清代工價已較明代倍增的結論，但他進一步指出明代刻書「價雖廉，而訛謬不可收拾矣」，仍以一書之版本價值為重，至於刻書工價之廉，恐怕更多地是葉氏批判明代刻本率多粗疏的論據。
黃節、葉德輝兩著，前者有開創之功，後者有精詳之譽，但其所重皆在版本價值之優劣，如黃節不惜筆墨論述石經，於活字僅著數語；葉德輝全書多有價值判斷，其辭不乏賞鑒家習氣。孫毓修更重「版刻學」而非「版本學」，對工藝、工序、工料之情形引述不厭其詳，而對於文本之精校、書版之精刊與否，僅約略及之而似不以為意。
後來學者，已較孫毓修所見更為深廣，如向達先生《唐代刊書考》所引雕版印刷資料，即較《中國雕板源流考》更豐。向先生論唐代刊書之先導，謂「中國印刷術之起源，與佛教有密切之關係」[26]，所引佛教印書及私印曆書之文獻皆為孫著所未及，然其結論亦大致與孫著相同。此外，向先生發現唐代刊書漸次流行的時代大率在唐懿宗咸通年間前後，「是刊書之事，當自此始漸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諸記述」[27]，稱為中國刊書史上之咸通時代，並舉十條文獻記載以實之[28]。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已徵引其中六條，惜未進而推出「咸通時代」。孫氏閱書誠已甚富，惟向先生於見聞廣博以外更兼穎悟過人，故其所論多更確鑿。
張元濟撰《寶禮堂宋本書錄序》，實亦一篇中國書史簡述。該文謂雕版印刷「昉於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極盛」[29]，雖謂雕版印書起於晚唐似稍晚，然已糾正孫毓修的起於隋代之說。張元濟並謂其工事之美善，可得而言者有四：一曰寫本，二曰開版，三曰印刷，四曰裝潢，其所引史料與《中國雕板源流考》重合與相異者各半，其敘述框架「順序幾乎與孫著相仿，只是更加精粹」，「表明張元濟撰寫此序文時，極可能參考過孫毓修的書」[30]。張元濟《序》論述「開版」時，謂「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31]自言家塾所藏有天福銅版本，後有人得韓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十六字銅笵者，蔡澄、張廷濟均謂是宋太宗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然今所傳銅板印本，僅為有明建業張氏、錫山安氏及華氏會通館、蘭雪堂所制，而宋本已無一存」，「傳於今者，厥惟木版。刊印之便，宜莫如木，若梨若棗，取用尤繁，故當時所稱曰鋟板，曰鋟梓，曰繡梓，曰刻板，曰鏤板，曰雕造，曰模刻，曰板行，無不與木為緣。揆其功能，實遠出笵金合土之上」[32]，而孫毓修於連載本《中國雕版印書源流考》中謂「隋唐版片，用金用木，今不可考矣。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天福銅版本。宋時監本，皆用棗木，麻沙本皆用榕木。近時刻版，精者用棗，劣者用梨、用楊。刻圖有用黃楊者，工費最巨。用銅錫鉛泥者，則惟活字版有之」，兩人皆引用《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天福銅版本論述早期版刻或以金屬為之的可能性。玩味張元濟《序》，雖言有韓文銅笵，然意未必即有銅版，恐怕張元濟對「天福銅版本」之說亦未盡信[33]。而孫毓修於刊本《中國雕板源流考》中刪去「天福銅版本」相關論述，是否與張元濟之意見有關，抑或已得見葉德輝《書林清話》而改從其說，如今亦無從考證。但從《寶禮堂宋本書錄序》的論述來看，張元濟對孫毓修的觀點，似既有參考亦有補正，從中亦可懸揣蠡測二人交誼之一斑。
三
孫毓修的「板本八考」研究
前文已述及孫毓修有「板本八考」的撰述計劃，而《中國雕板源流考》僅僅完成其中五項（雕鏤、紙墨、坊肆、工價、裝潢），至於款式、板權、避諱三項，《中國雕板源流考》基本未加論述。然而孫毓修一直有綜合性的「板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考察孫氏部分著述或資料輯錄之稿本，亦可窺「板本八考」之涯略。
按孫毓修另有《藏書叢話》稿本四冊，今藏上海圖書館，其中第一冊書衣題「藏書叢話（乙卯舊重陽 第一次稿本 留庵）」。第二冊書衣題「藏書叢話目錄」，並注「予欲輯此久矣，人事因循，疾病時作，至今未成，後必勉為之。丙辰夏正十二月廿七日午後，星如」。第三冊書衣題「書目敘跋 貞冊」，不題年月，按「元亨利貞」，「貞冊」當在第四冊，此疑有誤。第四冊書衣題「目錄學錄 丙辰八月」。則此稿始撰於1915—1916年，隨後不斷增補。其中第一冊書衣於書名以外，尚寫有此本分類目錄，凡三十一章[34]，而據本冊各頁版心，則此書僅完二十一章：雕造、佞宋、款式、紙墨、仿梓、搜訪、偏嗜、傳錄、假借、校讎、藏印、真賞、閨閣、聚散、目錄、裝潢、明本、木記、字體、工價、活本。第二冊以下則未加分類。此書原意蓋是對各家書錄、書跋內容分類輯訂，可惜僅完成第一冊，餘下三冊則僅存未分類之長編[35]，第一冊中也夾有大量片紙散頁，皆為資料摘錄，率多凌亂不能董理。
今就此稿第一冊言之。既名《藏書叢話》，其所側重，自與藏書關聯較大，從上述章節名稱已可見之。其中頗有獨具隻眼者，如「搜訪」一節摘引華谷里民（張文虎）《湖樓校書記》所載文瀾閣之借書制度和藏書排架等情況，因其撰於文瀾閣劫火之前，故敘述詳備可信，有裨徵實，且可補充《文瀾閣志》之缺略，益見其書價值獨特。又「假借」一節討論俗語「借書一痴，還書一痴」之「痴」字何解，其實宋人王楙《野客叢書》、張世南《游宦紀聞》已詳論之，宋元以來筆記類書多限於剪裁此二書之說而已，乃至民國初年顛公（雷瑨）《嬾窩筆記》「借書還書」條（掃葉山房《文藝雜誌》第6期）仍不脫此中範圍[36]，孫毓修則摘引元人吾丘衍《閑居錄》、明人王肯堂《郁岡齋筆麈》之說，雖詳備程度不及王、張二家，然立說頗有新人耳目之處。
至於此書內容關涉「板本八考」者，例如「雕造」一節，則可作《中國雕板源流考》資料所未及者之補充，如《中國雕板源流考》「官本」一節，側重經史之刊刻，以及國監刻書之體制，尤以趙宋一代資料最為詳贍；《藏書叢話》所輯宋代刻書資料則有錢佃《荀子考異》所載《荀子》有「元豐國子監刻者」，知宋國子監不僅刊刻經史，亦刊刻他書。又有《齊東野語》所載沈與（字偕君）「既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事，可見國子監刻書亦對外售賣，且此條或可見國子監書亦一定程度上為時人所愛重，而《中國雕板源流考》有「顧李易安倉皇避寇，而先棄書之監本者，（夾注：見《金石錄序》。）似舊監本不為當時所重」，兩條材料或可互為參證[37]。除「雕造」以外，其「紙墨」、「裝潢」、「工價」諸節輯錄的材料，亦有可為《中國雕板源流考》補正者，此不贅引。
此外，《藏書叢話》有「款式」一節，下分為行格、正文小字、標目、板心、分卷五部分，雖資料並不豐贍，但亦面面俱到，可作「板本八考」研究之成果。此外並有「木記」、「字體」等章節，惜抄輯較少，似亦屬未完之稿。
孫毓修另有《翻版牓文》稿本一冊，今藏上海圖書館，為孫氏抄錄各書刊刻所撰序跋、牌記，就中多聲明版權所屬，部分序跋還提及已申官司付榜文，禁止擅自翻刻雲雲。此即「板本八考」之「板權」研究，仍較為單一且原始[38]。孫氏對版權的興趣，可能來自其作為編輯的本職工作，也可能是受《大清著作權律》出台的影響。
書內夾附「元板《四書拂鏡塵》」打字件一紙，並墨筆書：「孫星如先生：弟元濟手上。8/9/9。」為商務印書館用箋[39]。樂怡女史據此箋推定此稿輯成於民國八年（1919）前後[40]。此說信然，且另有旁證，此稿根據江南圖書館藏清康熙年間崇道堂刻《五經》本《禮記》錄出卷首《抄錄邸報》及《朱氏經書啓》，這兩篇文字文博義豐，且為近年研究中國古代版權問題諸學者未曾論及，允為該稿本中最有價值者。孫毓修曾於1919年7月至8月間，為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選取底本事，前往江南圖書館訪書[41]，得見崇道堂本《禮記》，當於此年無疑。另《翻版牓文》有明萬曆刊本《七經圖》相關資料，該書著錄於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錢塘丁氏舊藏多歸江南圖書館，孫氏獲睹此書當亦在此年。
《翻版牓文》輯錄的序跋及榜文，其版權保護仍是訴諸官府，如宋元本序跋不論內容長短，要不外乎「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宋本《東都事略》目錄後）而已。所錄明本《周易經傳》附牒文，則是官方牒文規定坊刻四書五經，須嚴格按照官府頒行之本照樣翻刻，並由官學組織師生校對無誤後，方准印售。錄清代經籍刊行序跋及牒文亦然，惟錄張潮《昭代叢書丙集•例言》言及清代福建翻版猖獗，而私家刻書者難以支持身赴福建打官司的成本（據此，古代版權官司似是屬地管轄？），故提請「今八閩當道諸先生，凡遇此等流，力為追劈偽板，究擬如法」，雖然顯得有些一廂情願，但也是本稿中有趣味的文字。
《翻版牓文》雖重在抄錄榜文，但亦輯錄其餘形式的版權標誌，例如明萬曆刊本《七經圖》，其卷前葉有古玉花紋，並木記雲：「綿紙雙印，恐有贋本，用故雙琱玉為記。」孫氏除抄錄其文字外，另夾附卷前葉（似是影印件）一張，讀者觀之可一目瞭然。只可惜此稿篇幅僅有數頁，且孫毓修只限於抄錄史料，而未加按斷或評議。如天假孫氏以長年，或可完成「板本八考」及其他未竟之著述計劃（如《書目考》等），使後來者得以快讀其書而想見其人之博雅。
四
關於本書整理的幾點說明
此次整理孫毓修作品，旨在呈現《中國雕板源流考》前後各版的文本面貌。由於初稿本、連載本和刊本不僅題名不同，行文亦多有歧異，難以通過匯校形式合為一編，故將此三本分別整理匯刊。
初稿本《雕板印書考》據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小淥天叢鈔》第28冊整理。原稿卷端題作「雕板印書考卷一」，末有「別詳下卷」句，蓋為未完稿，今一仍其舊，不作改動。
連載本《中國雕版印書源流考》據商務印書館《圖書彙報》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80（1918年）各期整理。第77期雖經多方尋訪，迄今仍未獲見，故本次整理只好付諸闕如。
刊本《中國雕板源流考》以商務印書館1918年5月「文藝叢刻乙集」本為底本整理，參考1930年4月「國學小叢書」本改正標點。
上海圖書館藏《藏書叢話》稿本，為孫毓修「板本八考」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冊已經分類輯訂，今據以整理，並題作「藏書叢話第一冊」，作為本書附錄一。第一冊中夾有大量散頁，凡經孫毓修注明補入某門類下者，徑行迻錄，不再說明；其餘片紙只字，多為其他著述之草稿，故不再收錄。第二、三、四冊則未經分類條理，今如率爾操觚，惟恐治絲益棼，故此次整理暫付闕如。
上海圖書館藏《翻版牓文》稿本，亦可為「板本八考」研究提供重要參考，今據以整理，作為本書附錄二。
孫毓修除了負責商務印書館古籍整理編印工作外，亦擔任《少年》雜誌主編（1911-1914）。《少年》雜誌1911年第9期刊有介紹書籍印刷術的《世界怪物之發明及其進步》一文，無署名，當出自編者（即孫毓修）手筆。今據原刊錄入，作為本書附錄三。
宋原放、趙家璧主編《出版史料》季刊於1990年第3、4期連載《中國雕板源流考》。胡道靜為作《重印〈中國雕板源流考〉題跋》，載於第4期。鑒於該篇題跋頗有參考價值，今據原刊錄入，作為本書附錄四。
又，孫氏著述率多抄纂，雖博集群書，然其間筆誤難免；付梓之後，又多見手民之誤。本次整理為其核查出處，訂正訛誤。凡衍文與誤字以「（）」標出，擬增及改正字以「〔〕」標出，以清眉目。一些難以徑改的技術性錯誤，則酌情出腳注說明。至於其因仍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誤作「大隋《永陀羅尼本經》」，或沿襲黎庶昌觀點以為日本神宮文庫藏南北朝刊本《爾雅》源出後唐刊蜀大字本[42]，或沿襲舊說誤以岳珂為《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之作者，或誤讀古書等，皆一仍其舊，不再注明。限於編者學識，本書整理難免仍有疏失，尚祈讀者方家指正。
注釋
[1] 王紹曾：《小綠天善本書輯錄》，《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版，頁125。
[2] 胡道靜：《重印〈中國雕板源流考〉題跋》，見《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頁104。按《書林清話》所引刻書工價史料不限於元代（詳見下文）。另，《開元雜報》之性質與印刷方式學界爭議較多。方漢奇、李致忠採信無疑（方漢奇：《中國最早的印刷報紙》，見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年9月版，頁330-331；李致忠：《歷代刻書考述》，巴蜀書社1990年4月版，頁8）。張秀民據《孫可之文集》及仿印本實物懷疑其未必為印本（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頁27-28），黃永年則據仿印本文本內容論證其為偽作（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版，頁42），當是。
[3] 樂怡：《孫毓修版本目錄學著述研究》，復旦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頁100-101。
[4] 原有「唐人版本」一節，復刪改併入「雕板之始」一節中。
[5] 樂怡：《孫毓修版本目錄學著述研究》，頁99。
[6] 雖經多方尋訪，迄今未見此期，本次整理只好付諸闕如。
[7] 一般認為中國的造紙術無疑對歐洲印刷術的產生有推動作用，但是迄無證據表明中國的膠泥活字、木活字乃至金屬活字對歐洲的活字印刷有任何直接影響。參見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吳澤炎譯，商務印書館1957年12月版，頁203-206；費夫賀（呂西安•費弗爾）、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李鴻志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頁48。
[8] 柳和城：《孫毓修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頁190-194。柳著所舉兩版差異之例頗詳備，本文不具引。
[9] 稿本引作「雕撰」（清王士禛《居易錄》引同），連載本引作「雕版」（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引同），刊本則引作「雕造」（《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少室山房筆叢》提要引同）。
[10] 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原載於《東方雜誌》1909年第10期，頁45。
[11]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隨求陀羅尼」條：「隨求者，隨眾生之求願而成就之意，由陀羅尼之效驗而名之者。」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1月版，頁2693。
[12] [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杜澤遜、王曉娟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0月版，頁153-154。
[13] 俞樾已駁其誤，載島田翰《訪餘錄•春在堂筆談》，《古文舊書考》，頁424。
[14] 黃節：《版籍考》（續四十七期），《國粹學報》1909年總第49期，美術篇頁1a。
[15] 葉德輝：《書林清話》，李慶西標校，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頁22。
[16] 黃節：《版籍考》（未完），《國粹學報》1908年總第47期，美術篇頁1a。
[17] 黃節：《版籍考》（續四十七期），《國粹學報》1909年總第49期，美術篇頁1a。
[18] 黃節：《版籍考》（續四十七期），《國粹學報》1909年總第49期，美術篇頁4b。
[19] 葉德輝《自序》末署「宣統辛亥歲除」，即1912年2月17日，時清帝已遜位。
[20] 葉啓崟：《書林清話跋》，見《書林清話》，頁254。
[21] 胡道靜：《孫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錄學著作》，原載於《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頁81。
[22] 胡道靜：《重印〈中國雕板源流考〉題跋》。前文備引，此不贅。又按，戈公振對孫毓修《開元雜報》為唐人雕本說頗信，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9月版，頁27-28；至論邸報用活字之始，則全採孫毓修說，見《中國報學史》，頁32-33。
[23] 柳和城：《孫毓修評傳》，頁178。
[24] 柳和城：《孫毓修評傳》，頁180-181。
[25] 葉德輝：《書林清話》，頁127。
[26] 向達：《唐代刊書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商務印書館2015年12月版，頁136。
[27] 向達：《唐代刊書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140。
[28] 日本僧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範攄《雲溪友議》、司空圖《一鳴集》、王讜《唐語林》、柳玭《訓序》、葉夢得《石林燕語》、無名氏《愛日齋叢鈔》、唐《國史志》、朱益（朱翌）《猗覺寮雜記》。
[29] 張元濟：《序》，見潘宗周藏、張元濟撰：《寶禮堂宋本書錄》，程遠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頁1。
[30] 柳和城：《孫毓修評傳》，頁194。
[31] 按張政烺《讀〈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論證此文並非岳珂所撰，相台岳氏本實翻刻自世綵堂廖氏本，見《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4月版，頁166-188。本書《藏書叢話》「木記」一節亦可提供論據。
[32] 張元濟：《序》，見《寶禮堂宋本書錄》，頁3。
[33] 按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張廷濟蜀銅書笵不可據」一節則直指所謂韓文銅笵之說不可信，頁232-233。
[34] 雕鏤、活版、佞宋、元明、款式、避諱、字體、紙墨、裝潢、板權、工價、坊肆、販鬻、鑒別、搜訪、印記、傳寫、假借、校讎、目錄、聚散、閨閣、偏嗜、返憶、仿刻、叢書、殘闕、進獻、禁書、釋道、題跋。
[35] 樂怡：《孫毓修版本目錄學著述研究》，頁119-120。
[36] 范景中《「借書還書」與抄書——兼談〈此君軒漫筆〉》（《藏書家》第2輯，齊魯書社2000年6月版，頁115-120）一文指出雷瑨此條基本照錄李心衡《此君軒漫筆》卷一「借書還書眾說」，以李心衡的「絕佳文字」因其書「難得一見」而被雷瑨「抄抄無妨」甚有不平。實則李氏亦仍不過剪裁《野客叢書》、《游宦紀聞》二書而已。
[37] 按《金石錄後序》所載李清照依次捨棄之藏品為「書之重大印本者」、「畫之多幅者」、「古器之無款識者」、「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似正可說明監本恰為李氏所重，詳參李開升：《古籍之為文物——明代出現的新型藏書家》，《古籍之為文物》，中華書局2019年12月版，頁8-9。
[38] 較為全面的中國古代版權研究，可參考何朝暉：《試論中國古代雕版印刷版權形態的基本特徵》，《圖書與情報》2008年第3期，頁113-118、125。
[39] 參見《張元濟全集》第10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11月版，頁392。
[40] 樂怡：《孫毓修版本目錄學著述研究》，頁126。
[41] 胡道靜：《孫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錄學著作》，《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頁79。上海圖書館藏有孫毓修稿本日記《江南閱書記》，載訪書事甚詳。
[42]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一《覆五代刊本爾雅跋》辨之甚詳，參見《王國維遺書》第2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頁451-454。
本文初刊於《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年第3期，此原刊書目文獻公號，作者並作了補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