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圖書館「南陵徐氏書」非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辨
京師圖書館「南陵徐氏書」非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辨
林振岳
摘要：
「南陵徐氏書」是京師圖書館早期善本來源之一，新中國成立後繼承京館藏書的北京圖書館認為「南陵徐氏書」是徐乃昌積學齋藏書。根據史料記載，此批藏書實為徐文達、徐乃光父子藏書，清末徐乃光將家藏字畫書籍售予端方，抵償幣局欠款。依據清末民國史料可勾稽徐氏舊藏出讓詳情，徐氏所藏書畫收儲於江南圖書館，而書籍則送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其中經手人為繆荃孫，徐乃昌是徐乃光從弟，在當中起到聯絡人作用。徐乃昌積學齋藏書直到抗戰時期才逐漸散出，與京師圖書館早期入藏的「南陵徐氏書」無涉。
關鍵詞：南陵徐氏書 京師圖書館 徐文達 徐乃光
宣統元年（1909）創立的京師圖書館，是北平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京師圖書館早期入藏善本，主要來源有「清內閣書」、「歸安姚氏書」、「南陵徐氏書」、「海虞瞿氏書」、「國子監南學書」，另有少數「本館購進書」。有關此數宗藏書來源，前人記敘大多都比較清楚。「清內閣書」為清宮內閣大庫舊藏，清宣統元年，大庫屋壞，發現內中有大量舊本書籍，張之洞奏請移交學部，籌建圖書館。「歸安姚氏書」、「南陵徐氏書」則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江南所收書，先是收得八千卷樓藏書籌建江南圖書館，又收得歸安姚氏、南陵徐氏二家藏書，北送籌建京師圖書館，其中「歸安姚氏書」為姚覲元咫進齋藏書，由姚繩武（姚覲元之孫，姚慰祖子）售予端方。「海虞瞿氏書」為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端方欲收購鐵琴銅劍樓藏書不成，後改為進呈藏書百種，最後因清帝退位而中輟，只進呈五十種。「國子監南學書」為原國子監藏書，其中一部分是清光緒十四年（1888）陸心源捐送國子監書，書上鈐有「光緒戊子湖州陸心源捐送國監之書匱藏南學」、「前分巡廣東高廉道歸安陸心源捐送國子監書籍」印。「本館購進書」則為京師圖書館成立以後新購書籍。
唯獨「南陵徐氏書」，在過去有兩種不同說法。在清末民國時期奏摺、檔案中稱之為「揚州徐氏藏書」、「皖紳徐氏藏書」、「南陵徐氏書」，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對館藏介紹，始將「南陵徐氏書」稱作南陵徐乃昌積學齋藏書，其後相關論著都沿用了這種說法。如《北京圖書館》（1957）一書介紹京師圖書館藏書：「其中包括‘南學’的藏書，內閣大庫藏書、南陵徐氏（乃昌）積學齋和歸安姚氏（覲元）咫進齋的部分藏書。」[1]丁志剛《北京圖書館的歷史和發展》（1980）：「另外還採進敦煌石室所藏寫經八千卷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私家藏書（如南陵徐氏積學齋和歸安姚氏咫進齋等）。」[2]冀淑英《源遠流長的館藏善本》（1982）：「並經南北訪求，得南陵徐氏積學齋、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館藏古籍日益豐富。」[3]李致忠《略談建國以來北京圖書館入藏的善本書》（1984）：「不久，京師圖書館又典藏了敦煌石室寫經八千餘卷及南陵徐氏積學齋和歸安姚氏咫進齋舊藏。」[4]李鎮銘《京師圖書館的基礎藏書及其淵源》（1995）：「南陵徐氏及歸安姚氏藏書。徐氏與姚氏藏書系久負盛名的江南名家藏書，指南陵徐乃昌積學齋和歸安姚覲元咫進齋的藏書。」[5]又《京師圖書館述略》（1996）：「京師圖書館的藏書……後以內閣大庫殘卷為基礎，又從學部接收了江督端方採進南陵徐氏積學齋，歸安姚氏咫進齋等的藏書及甘省藩司何彥升採進的敦煌石室唐人寫經8000余卷，並交館收藏。」[6]史樹青《北京圖書館新址考略》（1996）：「其中包括國子監南學藏書、內閣大庫藏書、歸安姚氏（覲元）咫進齋和南陵徐氏（乃昌）積學齋部分藏書以及敦煌寫經八千餘卷。」[7]翟志宏《清末京師圖書館發展述略》（2008）：「還購收南陵徐氏積學齋、歸安姚氏咫進齋等藏書。」[8]在圖書館史的專著上，也基本採用此種說法，如《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2000）：「開館伊始，以清內閣大庫、翰林院、國子監南學及歸安姚氏‘咫進齋’和南陵徐氏‘積學齋’的藏書為基礎。」[9]《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2009）採用李鎮銘《淵源》一文的說法：「徐氏與姚氏藏書系久負盛名的江南徐乃昌積學齋和歸安姚覲元咫進齋的藏書。」 [10]《中國私家藏書史》（2013）：「先羅致湖州姚氏（覲元）咫進齋藏書及南陵徐氏（乃昌）積學齋藏書為建館藏書基礎。」[11]筆者在過去也採信了這種說法，在《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考》[12]一文中，將「南陵徐氏」當成南陵徐乃昌積學齋藏書，甚至還將《積學齋藏書記》《積學齋藏書目》與《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對比，以見繆荃孫編目是否有沿用《積學齋藏書目》內容，此誠緣木求魚之舉。京師圖書館早期入藏的「南陵徐氏書」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這種說法應是誤會，在過去是不存在的，清末民國文獻記載都只稱為「南陵徐氏」或「揚州徐氏」藏書，從未將其與徐乃昌積學齋對等。大概因為徐乃昌有「南陵徐氏」藏印，且其人在近代藏書、刻書負有盛名，新中國成立後繼承了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館藏的北京圖書館對此段歷史因歷時久遠，相對隔閡，故導致這樣的誤會。
1.「南陵徐氏書」為徐文達、徐乃光父子藏書
有關「南陵徐氏書」售歸京師圖書館之過程，可以在檔案中查到相關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江南收書，先是購入丁氏八千卷樓藏書，籌建江南圖書館，後又陸續收購得歸安姚氏、南陵徐氏藏書，北送學部以籌建京師圖書館。據光緒三十四年「兩江總督端方奏江南圖書館購買書價請分別籌給片」，共購得「浙紳姚氏藏書一千零十一種，皖紳徐氏藏書六百四十一種，兩項書籍計共十二萬九百餘卷。分裝一百八十箱，共編目錄一份，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委員領賫送學部驗收，所有兩項書價，共銀二萬兩[13]。」在奏摺裡，端方將南陵徐氏稱之為「皖紳徐氏」。宣統元年（1909）學部奏籌建京師圖書館的奏摺中，則稱之為「揚州徐氏」：「並購得湖州姚氏、揚州徐氏藏書數千卷，運寄京師，以供學部儲藏。」 [14]這些是清末籌建京師圖書館初期的記載，清末時人未曾將之稱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此後，在京師圖書館（1909-1928）、北平圖書館（1929-1948）時期，館方也從未將「南陵徐氏」書稱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如1929年陳垣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開館典禮上講話：「本館所藏善本，大多數由清內閣大庫移藏，原本為明文淵閣藏書，又有陸心源捐國子監書，及端方咨送南陵徐氏藏書，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全數約有三萬余冊。」[15]1930年10月《國立北平圖書館第一館概略》稱「端方採進南陵徐氏及歸安姚氏咫進齋本」[16]，王祖彝《京師圖書館回顧錄》稱「於時江督端午橋採進南陵徐氏、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17]。可知民國時館方舉言二家藏書，「歸安姚氏」則明確說明為咫進齋藏書，而「南陵徐氏」並不冠以「積學齋」之名。可見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未曾將「南陵徐氏」書等同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
京師圖書館建館之初入藏的「南陵徐氏」，實際上並非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而是徐乃昌伯父徐文達（1830-1890，字仁山）舊藏。文達有二子，長子徐乃光（1859-1922，字厚余），次子徐乃斌（？-1908，字孝余）。徐文達此時已去世，將藏書出售者為徐乃光，是徐乃昌（1869-1943，字積余）從兄。徐乃昌父親徐文選（1832-1886，字克振），為徐文達弟。雖然徐乃昌從小跟隨伯父生活，但積學齋藏書並未大規模繼承徐文達的藏品。這從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南陵徐氏」藏書上藏印可以驗證，如《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著錄的南陵徐氏藏書數種，其中明正統司禮監仿元大字本《周易傳義》書上有「南陵徐仁山氏珍藏書畫之章」朱文長方印，舊鈔本《讀禮通考》、清刊本《四書語錄》、舊鈔本《續後漢書》、舊鈔本《三朝野紀》、舊鈔本《唐百家詩》、舊鈔本《明季遺聞》、明嘉靖刊本《錦繡萬花谷》《象山先生全集》、明崇禎刊本《心史》、明弘治刊本《梅岩小稿》等皆有「南陵徐氏仁山珍藏」白文長印。以上各書都只有徐仁山的藏印，未見有徐乃昌藏印，顯非積學齋藏書。
清末民國時人記述此事，也稱此宗藏書為徐文達舊藏，未有稱之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者。如汪康年《雅言錄》曰：「近來學部有開圖書館之議，顧造端宏大，籌款為難。前南洋大臣端午橋制軍，特以南陵徐氏（徐仁山觀察所藏，由其子徐厚余觀察乃光以抵官款者）、歸安姚氏（姚彥侍方伯覲元所藏，由其孫某出售）兩家之書，咨送學部。徐氏所藏多普通日用之書及各種官書，姚氏則多精本。蓋一取其多，一取其精也。」[18]關於端方將姚、徐兩家藏書移送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一事，汪康年明確提到「南陵徐氏」書為徐文達藏書，徐乃光用以抵償官款，並特別提及徐氏藏書多為「普通日用之書及各種官書」，與歸安姚氏藏書「多精本」特點不同。這在繆荃孫等人所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中也得到驗證，善本書目收入歸安姚氏書很多，而南陵徐氏書選入者不過寥寥數種。
回溯近代南北二館籌建之歷史，也可以印證汪康年的說法。端方在江南收書，先是收得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建成江南圖書館，該館開設在京師圖書館之前。隨後又購得南陵徐氏舊藏，將其中字畫留藏江南圖書館，而書籍則北送入京，收儲京師圖書館。江南圖書館1928年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1929年又更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柳詒徵任館長。柳氏所撰該館館史概況，多次提到南陵徐氏舊藏。如《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概況》提到江南圖書館藏有南陵徐氏舊藏的書畫：「本館所藏，兼錢塘丁氏、武昌範氏、桃源宋氏三家之書，山陰薛氏之清中興名人手札墨跡，南陵徐氏之書畫。」[19]462柳詒徵還特別記載了館中購置木箱、鐵箱以藏儲此批書畫：「續增……木箱八，鐵箱四，均儲南陵徐氏舊藏及館中續購之書畫。」[19]457並記錄其書畫總數，共計「南陵徐氏舊藏書畫四百四十五件」[19]463。關於這批書畫入藏原委，柳氏《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也有說明：「館中別儲書畫八箱，印有《書畫目》一冊，南陵徐氏所藏也。徐氏亦以負公款，舉書籍、字畫以償，其書籍由江督咨送京師圖書館，字畫則歸本館，都四百四十五件。」[20]柳氏雖未明言南陵徐氏即徐乃光，但提到徐氏出讓書籍、字畫以抵償公款，與汪康年「以抵官款」的說法相合。此外，王東培《里乘備識•識廢置》「惜陰書院」條也提到江南圖書館是在「收沒」仁和丁氏藏書、南陵徐氏書畫基礎上設立的。「端方督兩江，收沒仁和丁氏八千卷樓書籍、南陵徐氏書畫，築樓兩幢，仿文瀾閣，改為圖書館[21]。」三處說法皆相符。
在端方致柳詒徵的書札中，則明言此南陵徐氏即徐乃光。宣統元年（1909）五月二十三日，端方致柳詒徵札云：「徐道乃光，前以書籍、字畫，抵還機器局欠款。除將書籍咨送學部，預備京師圖書館成立儲藏外，所有字畫四百四十五件，暫交江南圖書館藏書樓收儲。」[20]根據端方札中所言，知徐乃光欠有機器局的款項，故以家中藏品抵償。由端方之言可以證實，「南陵徐氏」為徐乃光，非徐乃昌積學齋。光緒三十一年（1905），徐乃光以道員領金陵機器製造局總辦，即端方所稱「機器局」。同年，擬在南京建造幣廠，徐乃光分領銅元局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盛宣懷檔案」中有一封徐氏胞弟徐乃斌致盛宣懷札，提到徐乃光實際是因為辦理「幣局」事賠償官款兩萬余兩。「加以去冬胞兄乃光因幣局賠款，波累職道，數逾二萬，更覺為難。」[22]徐乃光所辦的「幣局」，即南京造幣廠前身。根據《南京造幣分廠沿革記》（節錄民國四年寧廠報告書）記載，南京造幣廠創建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初名「江南鑄造銀圓製錢總局」，光緒三十年（1904）改名「江南戶部造幣分廠」，擬添廠擴充，委派秦炳禮赴揚州，籌建「揚州銅元局」。時任兩江總督的周馥覺得局廠分散，過於煩費，於十二月奏准將上海製造局添購機器及預備揚州建局所購機器歸並江寧，建造新廠。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委徐乃光會辦銅元局事。五月，滬、揚機器運到，就南門機器局安裝者，系揚州撥來十六部，由徐道添配[23]。」機器運到南京後，由徐乃光暫時負責代鑄。該局八月更名「江南銀銅元總局」，光緒三十二年二月更名「江蘇江寧戶部造幣分廠」，入民國後改名「江南造幣廠」。徐乃光即是在辦理造幣廠期間欠下官款，據徐乃斌札中所言，欠款金額是兩萬兩。這個金額在繆荃孫接收徐氏家藏字畫書籍時往來書信中可以得到驗證。繆氏致徐乃昌札雲：「厚余之字畫勝於書籍，除宋元劣外，明及國朝大半嘉品，愈近愈佳，拔其尤者與帥觀之，以惲冊為第一，並陳四百四十五件選二百件，以五十金一件亦得萬金，合之書籍二萬二千金有多無少。帥復以畫件且還前途，余再商雲雲。」（二百三十二）[24]444繆荃孫札中提到「兩萬兩千金」的金額，應即徐乃光欠款的總額。繆荃孫代端方清點徐氏所藏字畫書籍，認為其家藏字畫的質量勝於書籍，根據繆氏估價，即便是從徐氏提供的四百四十五件字畫中挑選了兩百件，以五十兩一件計價也已值一萬兩，再加上書籍，其價值超過二萬二千兩。結合徐乃斌「數逾二萬」及繆荃孫「兩萬兩千金」的說法，徐乃光欠下的官款總額應是二萬二千兩，一時無法償清，故以家藏字畫、書籍抵償。而據前文所舉端方致柳詒徵札中所言及柳詒徵對江南圖書館館藏的介紹，徐氏家藏的字畫四百四十五件，應是全部都用於抵債，入藏江南圖書館，並非如繆荃孫估價時所言只挑選兩百件。
2.「南陵徐氏書」入藏京師圖書館始末
由上文所考可知，徐乃光欠下官款，以家藏字畫、書籍抵償。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南陵徐氏書」，是徐文達、徐乃光父子藏品中的書籍部分。「南陵徐氏書」不但非是徐乃昌舊藏，徐乃昌還是促成此批藏書出售的關鍵人物。端方在江南收書，主要倚靠之人是繆荃孫。端方收購丁氏八千卷樓書、南陵徐氏書及歸安姚氏書、進呈海虞瞿氏書，皆繆荃孫總領其事。今據繆荃孫日記及往來書札，可勾稽其書籍出售大致過程。光緒三十三年末，徐乃光有意以家藏字畫書籍抵償官款，繆荃孫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三日記：「厚余送書目來，糟不可言，如何批價，與積余一柬。」[25]478日記中所稱「厚余」即徐乃光，「積余」即徐乃昌。從日記可以看出，光緒三十三年末開始商洽收購南陵徐氏藏書。廿四日，「厚余書目送與積余復核[25]479。」廿五日，「積余還書目[25]479。」可以看出，繆荃孫此時與徐乃昌討論收購其從兄徐乃光家藏書具體價目，繆荃孫拿到徐乃光送來的藏書目錄，翻看後覺得書籍質量太差，無法擬價，與徐乃昌往復商議。十二月四日，「徐厚余來。匋齋來談，雲丁電已發溫州，道府均允釋丁和甫，擬電送署發杭州。評書畢[25]480。」這裡還提到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出讓之事，實際上端方在江南收購幾家故家藏書的經過都不是十分體面，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被收購，是因為丁氏經營出了巨大虧空，丁立中（即日記中所稱「丁和甫」）被官府扣押，所以才以藏書抵債。丁氏藏書運到南京以後，由端方出面，丁立中才得以保釋。南陵徐氏書也是同樣的故事，因為徐乃光欠了官款，所以用藏書抵償，兩件事幾乎是同時進行。端方當時還想同樣將鐵琴銅劍樓藏書也收歸官有，但因瞿家無隙可尋，所以藏書暫時得以保存，僅以進呈書籍百種代替。在繆荃孫此後日記中，可以看到他繼續跟進徐氏藏書出讓一事。十二月五日，「還書十六部十七本與徐厚余[25]481。」十四日，「入督署與陶齋談，交《徐氏書目》二冊。」[25]482十七日，「發徐積余信，寄寫書帳。」 [25]483從日記中可見，繆荃孫收到徐氏藏書目後，從中挑選書籍，再請徐乃昌復核，又繆氏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日致徐乃昌札雲：「丁書全到。厚余書俟帥九，尚有餘地可容，然而僅矣。兄何日來？盼即玉成此事。」（二百二十八）[24]443繆荃孫札中提到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已全部運到，催促徐乃昌早日前來，促成徐氏藏書出讓一事。徐乃昌精於流略之學，在此過程中，應該是代表其從兄徐乃光的聯絡人。
繆荃孫日記、書札中也談及當時姚、徐兩家書運京事，當中董理其事者，為天津文友堂夥計李蘭甫。據繆荃孫日記，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李蘭甫來查厚余書。」[25]502提到李蘭甫來清點徐氏藏書。其間關於徐氏藏書的估價還產生了一些波折，繆氏此年六月致徐乃昌札云：「此書全仗李蘭甫玉成。因不收范氏書，其黨並此書亦太譏貶。蘭甫說，如不要，我運進京自賣，至多不過八折。早許以潤。姚宅亦萬金，可與子木巡捕一詢（大帥並知之，與蘭甫生發），數目相同最妙。」（二百十八）[24]440端方收購姚、徐二家書共費兩萬兩，據此札可知，二家書款數目相同，各值一萬兩，這與此前繆荃孫清點徐氏家藏字畫、書籍時估價相徬。又札云：「頃奉手書。前事甫有端倪。書籍須節後裝箱。蘭甫先到蘇州裝姚彥侍書矣。兄此時且緩來，俟書去，字畫收進，再來叩謝遞稟，批准方算結局。」（二百一）[24]435可知此時事已談妥，李蘭甫先到蘇州將歸安姚氏咫進齋書裝箱（姚覲元、姚慰祖父子晚年僑居吳中，光緒十六、七年，父子相繼謝世，售書者為姚覲元之孫姚繩武），再到揚州裝徐氏藏書。又札雲：「昨督轅派天津文友堂夥計李蘭甫覆估書價，聞要送京師，大有發動之意。」（三百二十二）[24]470此時書將北運京師。姚氏、徐氏兩家藏書在光緒三十四年年底送達學部。據恩光日記，光緒三十四年末、宣統元年初對兩批藏書清點。宣統元年正月初十日，「兩江總督端方賫來姚、徐二家共書一百八十箱」[26]。其中姚氏書共計六十六箱，一千零十一種。徐氏書有一百一十四箱，六百四十一種，兩家藏書共計共十二萬九百餘卷。
宣統元年（1909）京師圖書館創立以後，繆荃孫被聘為圖書館監督，因張之洞去世而卻聘，宣統二年十月始到任。到任後不久，即開始拆箱清點藏書，編纂書目。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繆氏致徐乃昌札曰：「弟初四到京，十一銷假，十五到學部，十六到圖書館。……堂官允准先開姚、徐兩家書，分類歸架，近又開敦煌石室經卷歸架，內閣之書俟下月去領，文津閣之書須明年四月運到。」（第三百八）[24]466知此時內閣大庫藏書尚未運到學部，首先開箱的是歸安姚氏、南陵徐氏兩家之書，二家藏書是京師圖書館最早入藏的一批藏書。正如汪康年所言，徐氏藏書多為普通版本，而姚氏藏書多有精本[18]，因此對兩家藏書整理、著錄也不同。姚氏藏書精本較多，有不少黃丕烈、汪士鐘舊藏，故有三百多種被收入京師圖書館所編善本書目，而徐氏書只有寥寥數種選入。除了徐氏藏書版本不精的原因以外，這還與繆荃孫編纂《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的方式有關。最初繆荃孫利用舊家書目合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因為內閣大庫、海虞瞿氏各宗藏書有舊目可據，編入較易，故收錄較多[12]。而南陵徐氏書沒有現成的精編藏目，所以組入善本書目者極少，僅有一種，即《讀禮通考》（原著錄為「稿本」，實為舊鈔本）。其後王懋鎔、江瀚、夏曾佑所編三部《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增入《三朝野紀》（舊鈔本）、《唐百家詩》附《唐詩品》（舊鈔本）兩種。再後張宗祥、史錫永所編兩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又增入《周易傳義》（明正統司禮監仿元大字本）、《四書語錄》（清天蓋樓刊本）、《續後漢書》（舊抄本）、《明季遺聞》（舊鈔本）、《錦繡萬花谷》（明嘉靖刊本）、《伊川擊壤集》（明成化刊本）、《象山先生全集》（明嘉靖刊本）、《心史》（明崇禎刊本）、《御制文集》（明刊本）、《梅岩小稿》（明弘治刊本）十種。徐氏藏書在京師圖書館時期選入善本者一共十三種，其餘書籍多著錄於《京師圖書館普通本書目》，注明為「南陵徐氏舊藏」。而據端方奏折，南陵徐氏書共計六百四十一種，尚有半數可能未著錄入目，或著錄而未標記舊藏來源。
3.結 語
由上文所考可知，清末徐乃光欠下幣局官款兩萬余兩，以家藏字畫、書籍抵償。其中書畫入藏江南圖書館，而書籍則北送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京師圖書館早期善本來源之一的「南陵徐氏書」，實為徐文達、徐乃光父子舊藏，非徐乃昌積學齋藏書。徐乃昌積學齋藏書直至抗戰時期才逐漸散出，鄭振鐸先生為公家收得不少：「‘八•一三’事變以後，江南藏書家多有燼於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贍救其家屬……南陵徐氏書，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時上海書市，頗有可觀……徐積余先生的數十箱清人文集，其間罕見本不少，為平賈掃數購去，打包寄走。」[27]又1940年2月16日致張壽鏞函曰：「徐積余先生現在仍藏有批校本書數十箱，正在設法商購。」 [28]8並在同年7月29日致張壽鏞函所附「今後經費分配計劃」，特別划出三萬元收購「徐積余藏抄校本」[28]103，至此時徐乃昌藏書始大量散出[29]。清末京師圖書館入藏的「南陵徐氏書」，實則與徐乃昌積學齋藏書無涉，可能是因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有「南陵徐氏」的藏印，又在後來有部分藏書收歸北平圖書館，與館中原京師圖書館舊藏的「南陵徐氏書」混居一室，後人遂將「南陵徐氏書」等同於徐乃昌積學齋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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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圖書館雜誌202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