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汪亮採本唐眉山集版本之鑒定
雍正汪亮採本唐眉山集版本之鑒定—兼談活字本鑒定及實物版本學相關問題
李開升
摘要：
清雍正汪亮採本《唐眉山集》印刷精美，遠超普通活字本，被看作活字印刷精品的代表，有時卻又因其精美而被誤作雕版印刷的刻本。通過對其七個字形和六套版匡的重復使用情況的考察，我們可以判斷此書確為活字印刷版本無疑。通過這一版本鑒定實例，我們重新審查了活字本鑒定方法的有效性，認為文字和版面輔助部件的重復使用是活字本鑒定的最有效方法，進而確認實物分析方法是版本鑒定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也是實物版本學最基本的方法。
關鍵詞：汪亮採 《唐眉山集》 活字印刷 版本鑒定實物版本學
雍正汪亮採本《唐眉山集》二十四卷（包括《唐眉山詩集》十卷《文集》十四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著錄作清雍正三年（1725）汪亮採南陔草堂活字印本[1]，學界多沿用其鑒定意見。但檢核此書實物，卻發現其刊印精美，字體嚴整，迥異於一般活字本。此書被稱為清代排印最精的活字本[2]，實際上也算是古代最精的活字本了（明代以前的活字本更不如此精），確實名不虛傳。有學者云：「此本（汪亮採本《唐眉山集》）書寫極精，擺字欄線整齊，墨色勻稱，不下寫刻精本，如不細審，幾不辨為活字本。」[3]確為知者之言，然其如何「細審」、如何「辨為活字本」，卻多未明言或未全面深入討論。因此有必要對此本進行重新考察，探明其版本鑒定依據，並藉機對活字本的鑒定乃至一般的版本鑒定問題做些深入思考。
一、學界對汪亮採本《唐眉山集》的認識
汪亮採本刊印於雍正年間，在傳統的藏書理念和版本學認識中，遠夠不上善本，故歷代書目著錄並不太多。此本較早為學者關注並被書目著錄，始於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其時朝廷向全國訪求圖書，江蘇馬裕、浙江鮑士恭及浙江、安徽、山東三省進呈之書中均有《唐眉山集》[4]，諸家書目著錄大多比較簡單，能確定為汪亮採刊本的只有馬裕進呈本和浙江採進本[5]。浙江採進書有比較詳細的書目：「眉山文集十四卷詩集十卷，刊本。右宋進士丹稜唐庚撰。晁《志》作《唐子西集》十卷，或止詩耳。今本為近時歸安汪亮採校刊。」[6]明言其所進呈為汪亮採本，只是對其具體刊印方式並未涉及。《四庫全書總目》收錄《唐子西集》二十四卷，即據「浙江巡撫採進本」，然其提要洋洋灑灑近千言，對此書版本（指實物版本）卻未置一詞[7]。
丁日昌《持靜齋書目》收錄此本兩部，亦僅雲「刊本」[8]。陸心源作《汪刻唐子西集跋》云：「汪氏刻本分二十四卷，與康佐本固不同，與《宋史》、直齋、興公亦無一合矣。明人刻書，每好妄改以就己，汪氏猶沿其餘習耳。」[9]批評汪氏刻書妄改之弊，但也未涉及具體刊印方式，其所云汪氏「刻本」不知是確認其書為雕版，還是和「刊本」一樣只是泛稱印刷出版而並無確認其為雕版的意圖。至傅增湘方明確提出汪本為活字本：「《唐子西集》，自雍正汪氏活板外，絕少傳本。」並對汪亮採、汪郊父子生平加以考證[10]。但稍晚的藏書家仍對此本的版本不甚措意，如葉啓發將此書著錄為「雍正乙巳歸安汪亮採刻本」，而於近千字識語中於其刊印情況不著一詞[11]。
總之，由於汪本年代較晚，傳統時代不夠善本級別，歷代藏書家對其版本情況多不加考察，甚至隨意定為刻本。目前看到第一次對此本版本鑒定說明理由的是1960年代初中國書店印行的一部培訓教材《古籍版本知識》：
清朝木活字印本中，要以雍正三年汪亮採南陔草堂印本《唐眉山詩集》排印最精。字是寫刻體，書法遒勁，瀟灑秀麗，字個大小一律，筆畫粗細勻稱，如無欄線四角錯落，書口魚尾與行格界線隔離縫痕，簡直不下於木板刻印的精刻本。單憑字體和排列是不敢確定為活字印本的。[12]
其中提到了鑒定為活字本的兩個重要理由：一是欄線四角錯落，即邊匡四角銜接處有縫隙或不整齊的現象；二是書口魚尾與兩邊界欄之間有縫隙。這確實是鑒定活字本的一般方法，目前古籍工作中將此本定為活字本的主要依據也是這兩個[13]。
此後的一些版本學論著關於此本也有類似的表述。如：「清雍正三年汪亮採南陔草堂活字印本，排印精密，字為軟體，從欄線字體看，頗似清初之精刻本，細審，則魚尾與左右行線明顯隔離，當是活版排印。因刻本無此現象。」[14]只提到了魚尾與欄線之間有縫隙一個理由，大概是因此這一條主要在講這個問題，故未及邊匡四角銜接問題。因汪本整齊精美的特點，業內多將其視為活字本精品的代表，如重慶圖書館在列舉館藏善本時將此本列入「我館入藏明、清兩代活字印本較佳者」[15]。版本學家楊成凱先生在談到清代活字本時云：「清初散見者，如《唐眉山詩集》《後山居士詩集》《斜川集》，都是佳本。」[16]不過也有個別代表性版本有些疑問：「清活字本排印精緻著稱者，如《唐眉山詩集》《後山居土集》《甫里逸詩》《紅樓夢》等。」[17]其中《紅樓夢》應該指程甲本、程乙本，這兩個本子是典型的活字本面貌，字體並不整齊美觀，與《唐眉山詩集》並幾而觀，高下立判（參見圖一、圖三）。在這些代表性的版本中，《唐眉山詩集》仍然超出群儕，可謂精品中的精品，因此被譽為清代排印最精的活字本，如上文所述。
目前學界關於汪本的認識大致如上所述。如果僅僅作為古籍工作中的一般鑒定問題，也可以說基本解決了。但如果將其作為一個學術問題進一步思考，汪本與一般活字本不同的現象，如字體整齊、版心鐫字數等，應該如何理解，是否足以推翻其活字本的認定，都是值得研究的版本學課題。
二、天一閣藏汪亮採本《唐眉山集》的基本情況
先將汪本的基本情況介紹一下。
《唐眉山詩集》十卷《文集》十四卷，宋唐庚撰。清雍正三年湖州汪亮採南陔草堂刊印本。四冊。書高27.7釐米，廣17.5釐米。版匡高19.8釐米，廣14.6釐米。白口，雙對黑魚尾，左右雙邊。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清雍正三年汪亮採《唐眉山集序》、宋宣和四年（1122）鄭總《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宋宣和四年呂榮義《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鄭康佐《眉山唐先生文集序》、宋宣和四年唐庾《眉山文集序》、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唐文若《書先集後》、明崇禎十三年（1640）徐 《唐眉山集序》，《宋史》本傳，附錄諸家評論，唐先生詩集目錄。次詩集正文十卷。次唐先生文集目錄。次文集正文十四卷。文集卷末有清雍正三年汪郊跋。鈐「野巢草堂藏書印」白文長方印、「忠州李氏平等閣珍藏」朱文方印、「雲輪閣」朱文長方印、「荃孫」朱文長方印、「鄞蝸寄廬孫氏藏書」朱文方印。此本有夾板一副，夾板上粘有題簽：「宋唐眉山集二十四卷，附三國雜事。四明孫氏蝸寄廬藏書。四冊。」[18]蝸寄廬為寧波近代藏書家孫家溎（1879—1946，字翔熊，號蝸寄廬主人）之藏書樓，其藏書1979年由其子孫定觀捐贈天一閣收藏[19]。此本即其所捐，孫氏之前當經李士棻平等閣、繆荃孫雲輪閣遞藏。野巢草堂不知為何人堂號。
此本詩集每卷卷端均題「唐眉山詩集」，文集首卷卷端題「唐先生文集」，其餘各卷卷端均題「唐眉山文集」，與一般情況稍異。
內封鐫「歸安汪柳亭校定。宋唐眉山全集。南陔草堂藏板。」汪郊跋後鐫「湖城潘大有刊」[20]。卷首有清雍正乙巳（三年）歸安汪亮採《唐眉山集序》，雲：「集在萬曆前不著，後徐興公購自何給諫，爰有抄本流傳，似本宣和、紹興時所編次。其論三國事雖別為撰著，亦史所稱精密之一也。念藏庋家塾，傳抄不廣，侍親之暇，亟為校梓，俾學者獲覩是書。」於此書刊印之事，僅雲「亟為校梓」，不言是雕版抑或活字。「湖城潘大有刊」之「刊」即刊刻，似為雕版，然前人於雕版、活字之本均可用「刊」，不甚區別。總之，單從文本內容無法判斷此書是否活字本。
此書之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是諸如汪亮採、雍正三年等有關刊印主體和時間的具體情況，這些信息當然非常重要，但其是否可靠也要經過實物的驗證（如字體、紙張等）。至於刊印方式是雕版還是活字，此書文本基本未涉及，只有通過實物來分析考證。
三、對汪亮採本《唐眉山集》的實物分析
我們首先來核驗一下前人鑒定為活字本的兩個理由，邊匡四角銜接錯落和魚尾與兩邊欄線有縫隙，二者實際上可歸納為一條，即版面輔助部件的銜接問題。所謂版面輔助部件，主要指版面中文字內容以外的部分，包括四條邊匡、若干欄線以及魚尾等部件，這些部件的作用主要是輔助文字部分。輔助部件也是一部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式印刷出版的書，少量可能會沒有界欄和魚尾，但邊匡一般都是有的。只有寫本（包括稿本、抄本）有可能邊匡、界欄和魚尾都不具備。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三者是輔助部件。因為是活版，輔助部件也是活動的、在印刷中需要組合在一起的。這些部件在組合時，其銜接部位會留下縫隙或錯位等各種版面痕跡。如圖一所示為《唐眉山詩集》首卷首葉，其右上角（圖一中為放大圖）兩邊匡結合部位空隙明顯，其魚尾與兩邊界欄之間的空隙（圖一右為放大圖）也比較明顯。這兩種現象在全書幾乎每葉都是如此，只不過有的明顯一些，有的不太明顯。
對於一般的活字本，有版面輔助部件銜接縫隙這樣的證據，鑒定基本就完成了。因為「一般的活字本」還會自帶另外的版面證據，即版面的主體部件文字部分，字體明顯不如刻本整齊，墨色不如刻本均勻，如圖二所示天一閣博物館藏明活字本《函史》和圖三所示國家圖書館藏程甲本《紅樓夢》，分別在《唐眉山集》之前和之後，都屬於一般的活字本。即使只是通過書影，我們也能很容易發現二者與《唐眉山集》的差異。這種版面主體部件的證據與輔助部件的證據結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可以將其確定為活字本，不會引發疑問。《唐眉山集》顯然打破了這種局面，其字體之規整與墨色之均勻，均與一般活字本判然有別，而更接近刻本。此外，《唐眉山集》每葉版心均刻有字數，這也是刻本的特點。因為刻本的字數可以用來計算刻工工資，自宋代以來的刻本均有版心鐫刻字數的傳統，而活字本向來無此做法。
細考《唐眉山集》版面近似刻本的這兩個特點，二者似又有不同。版心鐫刻字數雖是刻本傳統，但活字本如果有意模仿刻本，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無非是稍微麻煩一點，多費一點工夫，刊印者既然有意模仿刻本，自然也能做到這些。而版面字體整齊、墨色均勻這一點卻涉及到活字本的本質特徵。所謂活字本，其本質至於版上的每個字是活動的，其版面是拼合組裝而成，以此區別於刻本的整版即一塊完整的雕版。由此導致活字本印面上的字體無法像刻本字體一樣整齊，墨色也無法像刻本一樣均勻。如果這一點與刻本沒有差異，是不是會改變活字本的根本性質？這樣的版本會是活字本嗎？因此這個問題比版心字數更加重要，它帶來的衝擊力甚至要超過版面輔助部件證據的力量，動搖我們對活字本判定方法的信心。我們不免會產生疑惑，版面上的縫隙真的是輔助部件銜接導致的嗎？會不會有其他原因也能帶來這種結果？我們需要更強有力的證據來打消這種疑問。
這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所謂活字本字體不如刻本整齊、墨色不如刻本均勻，只是一種定性的描述，從定量角度看，活字本與刻本在字體整齊度、墨色均勻度上到底有多大差異，似乎尚未有人討論；而這種差異會不會有統一的標準，也是一個問題。那麼像《唐眉山集》這種情況，是不是仍然處在這種差異度的範圍之內，單憑我們以往在定性上的認識，顯然是很難得出結論的。因此《唐眉山集》對於我們認識這些問題，是一個有趣的個案，值得好好分析。
既然在字體、墨色方面活字本和刻本的差異程度尚無統一的標準，我們只能從其他角度來分析此書是否活字本的問題。活字印刷與雕版印刷的根本差別在於印刷工藝不同，活字印刷相對於雕版印刷最大的特點同時也是最大的優勢在於活字的重復使用，並且版匡等輔助部件也會重復使用[21]。從便於操作等方面考慮，我們主要考察文字和版匡的重復使用情況。
文字方面，我們考察了五個字的七種字形，分別為：「西」字的三種字形和「先」「屈」「理」「荊」四字的各一種字形，具體情況詳見下表。
表格說明：以下七個表列舉的是七個重復使用的字形，每個表均將該字形每次使用時印刷出來的字體截圖列出，並注明每次出現在書中的位置。其位置編碼的含義是，「詩」代表《唐眉山詩集》，「文」代表《唐眉山文集》，其後的三個數字分別代表卷次、葉次和行次，行次前帶字母「B」者，表示是後半葉的行次。卷首的「本傳」「評論」及序等後面只有兩個數字，表示葉次和行次。
以上七個字形的重復使用，有力地說明瞭此書的活字本性質。在刻本中，是絕不可能有這麼多完全一樣的字形反復出現的。在查對過程中也發現了與活字印刷常識相吻合的一些現象，比如「西」作為本書常用字，樣本中選了三個有明顯特徵的字形，說明「西」字至少使用了三個活字。而實際使用的活字遠不止三個。「先」字也是這種情況。另外三個非常用字就沒有使用這麼多活字，比如「屈」字，最多使用了三四個活字。常用字多備活字，非常用字則只需少量活字，這是活字印刷的常識。如果進一步全面細緻地考察全書的字形，理論上應該可以歸納出全書使用活字的情況。當然，這個工作量很大。
我們再來看一下版匡的使用情況。經過仔細比對，可以發現全書主要使用了六套版匡，其中最常用的有四套，詳細情況見下表。
表格說明：此表主要列出六套版匡每一套印刷了哪些葉。六套版匡用天干表示，其下括號中的數字表示該版匡刷印的葉數。葉次編號主要由文本種類（如詩集目錄、詩集、文集等）、卷次和葉次組成，卷首部分編號由某人序和葉次組成，個別無葉次者說明該序只有一葉。葉次後面括號中的數字是該葉版心所鐫字數。僅有兩個數字組成的編號表示其文本種類與前面的編號相同、版心字數也與前面的編號相同。另外每卷的末葉在括號中的版心字數前加以注明，主要因為末葉文字往往不能不滿整葉，字數多有較大變化。
上表參與統計的葉數為236葉。全書一共254葉，其中汪亮採序3葉字體與全書不同，為雕版印刷而成，故全書活字印刷葉為251葉。統計葉數佔全部葉數的94%，可以說明全書的情況。未統計的十幾葉大多難以歸類，暫不計入。
有幾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存在很多兩套版匡交替使用的情況，如《詩集》卷三之十六葉、《文集》卷一之十四葉，均為乙和丙兩套版片交替使用。又如《文集》卷十三第一至八葉，乙和丁兩套版匡交替使用。《文集》卷十三第九至卷十四第十一葉，甲和丁兩套版匡交替使用。全書雖然並未嚴格按照這個程序操作，但其中半數以上採用了這種程序或近似這種程序來排版印刷。這對我們認識活字印刷的工作程序有一定意義。
二是大量使用同一套版匡的葉面，其版心書名以及字數也是一樣的。最典型的是丁版匡，如其所印《文集》卷十三各葉即如此。甲版匡所印《文集》卷十三亦如此。結合上面說的操作程序，我們可以推知在兩套版匡交替排版時，其所排者主要是文字內容，版匡和版心相同的部分是不用重排的。
三是版心字數問題。上面說使用同一套版匡的葉面版心字數往往相同，這裡說的相同不僅指數目大小相同，而且字形也完全相同，即拆版時字數部分未動。而其數目大小與該葉的實際字數幾乎沒有相同的，字數更多的是裝飾功能，甚至成為我們判斷是否同一版匡的特殊標準。如《文集》卷十三丁版匡所印葉面版心字數均為380，而實際上每葉字數都不一樣的，有時差別很大，如第一葉為351字，相差29字；第三葉為373字，相差7字；第七葉為367字，相差13字；第九葉實際為350字，相差30字，每葉字數均不同，而版心統一作380字。版心字數與實際字數的相關性基本上僅在特別明顯的葉面才有所體現，如每卷末葉往往文字較少，版心字數就會相應調換一個較小的數字，但與實際字數也不一致。如《文集》卷十一末葉為257字，而版心作360字。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活字本為何版心標字數的問題了，其作用基本上以裝飾為主，與實際字數關係不大。這種裝飾的意圖大概就是模仿宋版。
通過以上對此書文字和版匡重復使用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其為活字本無疑，因為刻本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的。這兩個強有力的證據足以破除我們之前有關版面字體整齊等方面的疑惑，使我們認識到古代活字印刷工藝可以達到的高度。
四、活字本的鑒定與實物版本學的理論和方法
汪亮採本《唐眉山集》的鑒定讓我們對活字本的鑒定方法有了一次切身的體驗。實際上鑒定活字本的方法有不少，比如活字本無斷版、界欄墨色不均勻（界欄時有時無）、版面長度是否一致，包括前面提到的版面輔助部件的銜接錯位等等，按之《唐眉山集》，大多都是符合的，但是這些證據都無法完全打消我們對於其版面近似刻本的疑惑，因為這些證據的效力都有限度，或者說都不是最有效的證據。如有無斷版、版面長度等都可以有別的解釋，相對而言，版面輔助部件的銜接錯位倒是其中比較有效的證據。但這些所有證據加起來，都不如文字以及版匡等輔助部件的重復使用[22]的效力，這是用鑒定實踐證明瞭的。當然，這種論證方法也比較費力，需要大量的核對工作。
從根本上來說，版本鑒定是對書籍製作過程的復原，這也是版本學最核心的問題和最基本的任務。印本是用書版印刷出來的，包括雕版和活字版。寫本是由書寫者書寫而成，書寫者可能是作者（即手稿本），也可能是寫手（即謄清稿本和抄本）。相比而言，印本是批量製作的，標準化程度較高，鑒定相對容易。寫本個性化更強，鑒定起來更加困難。無論印本還是寫本，版本鑒定的根本任務就是面對一個現存的書籍實物，利用其實物形態以及文獻記載等各方面的信息，來還原其製作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物質生產、物質創造的過程，因此書籍的實物形態是最根本的依據，分析書籍實物形態的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方法。文獻記載提供的信息（文本內容）也非常重要，但這些信息必須與對實物形態的分析結果一致，才是可信的和有效的。以《唐眉山集》為例，其內封鐫「南陔草堂藏板」，而只有雕版的版片才能收藏，活字排印完畢即拆版，是無所謂藏板的。如果以此為依據來判斷此書為刻本，從文本解讀看似乎也有道理，但與實際情況並不一致，這種解讀與實物矛盾。實際上，我們正是根據實物分析的結果，才認識到古人所雲「藏板」實際上並不一定有版片存在，「藏板」可能是版權宣示。在版本鑒定中，最複雜的問題往往要靠實物分析來解決。《唐眉山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我們能通過文獻考證找到汪亮採從事活字印刷的材料，甚至是用活字印刷《唐眉山集》的記載，對我們的鑒定自然是有幫助的。但是，如何將文獻記載與具體實物聯繫起來，最終還是需要實物分析。從邏輯上來講，存在翻刻汪亮採本的情況，如果這個翻刻本只保留了汪亮採的序，文獻記載如何與版本實物聯繫呢？如何區分原活字本與翻刻本呢？只能用實物分析。而且事實上確實存在翻刻汪亮採本的情況，道光和民國年間各有一翻刻本。因此對於版本鑒定這種以復原版本實物製作過程為目標的研究，實物分析是最根本的方法。只是因為分析的對象書籍包含了豐富的文本內容，文獻考證才顯得特別重要。在具體版本鑒定中，二者雖然不可偏廢，但畢竟有輕重主次之別。
附記：本文曾於2019年11月23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舉辦的「基礎抑或邊緣——2019年中國古典文獻學新生代研討會」上宣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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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三三六〇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頁。
[2]北京市中國書店《古籍版本知識》，寫刻油印本，第200頁。謝灼華《中國圖書史與中國圖書館史》，湖北高等學校圖書館工作委員會1985年，第147頁。
[3]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42頁。
[4]吳慰祖《四庫採進書目》，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69、92、144、152、281頁。
[5]《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眉山集，十卷，後十四卷，宋唐庚。二本。」（吳慰祖《四庫採進書目》，第69頁）據其卷數可知為汪亮採本。浙江採進本詳下文。
[6]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頁。
[7]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42頁。
[8]清丁日昌撰、路子強、王雅新標點《持靜齋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618頁。
[9]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匯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72-173頁。
[10]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09-511頁。
[11]葉啓發《華鄂堂讀書小識》卷四，載李軍整理《二葉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301頁。
[12]北京市中國書店《古籍版本知識》，寫刻油印本，第200頁。按書前有署名北京市中國書店的《前言》，撰於1961年12月，此後國內各大圖書館多有翻印（大多為油印本），翻印時間大多在1960-1980年代。本文所據即其中一個翻印本，未署翻印者及時間。此書後來被整理為王雨所撰《古籍版本學》，見王書燕編纂《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頁。據此，則《古籍版本知識》的作者當為王雨。
[13] 2014年天一閣博物館進行古籍普查工作時，此本即據此確定。然其字體精美、版面整齊，不能不令人疑惑活字本能否做到這樣。
[14]魏隱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頁。
[15]張拱卿《館藏古籍善本版刻舉隅》，載《重慶市圖書館建館四十週年紀念文集（1949-1987）》，重慶市圖書館1987年，第42頁。
[16]林夕（楊成凱）《清刻本的鑒賞與收藏》，《藏書家》第七輯，齊魯書社2003年版，第58頁。
[17]魏隱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鑒定叢談》，第54頁。
[18]此據天一閣博物館藏本（索書號善3489），館藏另有一部（索書號馮2136），版本相同。據不完全統計，此書存世另外至少還有三十部，其中少量僅存詩集部分。國家圖書館藏一部，有傅增湘校跋並錄清吳焯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第三三六一號著錄。其他收藏機構有首都圖書館（兩部）、北大圖書館（三部，兩部存詩集）、清華大學圖書館（兩部，一部存詩集）、北師大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北京文物局、東北師大圖書館、黑龍江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五部）、南京圖書館（四部，一部存詩集）、嘉興市圖書館、湖南圖書館（兩部）、四川省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兩部）、貴州省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其中黑龍江大學圖書館及嘉興市圖書館藏本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分別為5641、5642。
[19]天一閣博物館編《清防閣 蝸寄廬 樵齋藏書目錄》之《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
[20]刻工姓名部分此本（索書號善3489）被撕去，據館藏同版另一本（索書號馮2136）補。
[21]艾俊川《從排印工藝特徵談活字本鑒定中的幾個疑難問題》提出「版面組件重復使用是活字印刷獨有特徵」（載其《文中象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頁），比較早地論述了這個問題。2019年9月17日在天一閣博物館舉辦的「‘漢字活字的古今東西’國際學術工作坊」上，有一個現場鑒賞天一閣藏活字與活字本的活動，艾俊川先生親手翻閱館藏《唐眉山集》，運用這一方法判斷定此本為活字本。我得以現場觀摩學習。有點可惜的是，當天時間倉促（鑒賞活動半小時左右），艾先生僅考察了其中一冊的部分版匡，未及全面考核全書。現場參與觀摩討論的還有其他幾位業內專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本文可以看作當天鑒賞活動的延續。
[22]前引艾俊川《從排印工藝特徵談活字本鑒定中的幾個疑難問題》一文稱之為「版面組件的重復使用」
。
原刊於《印刷文化》（中英文）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