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日本漢籍善本舉要
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日本漢籍善本舉要
韓進
中國儒家典籍很早就傳入日本，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其官方主流的文化範本。從鐮倉時期開始，經過南北朝，直至室町末期，即十三世紀中後期到十六世紀，以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為中心出現的五山版，其中不少由東渡的中國版刻工人操刀。到十五、十六世紀，在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漢文化圈興起一股活字印刷的潮流。日本接受了朝鮮成熟的活字技術，應用到漢籍印刷中，形成了著名的「古活字版」。其中就有我們耳熟能詳的《詩經》、《史記》、《千字文》等。五山版和古活字版是東亞漢籍圈中的代表性出版物。日本這股活字印刷文化勃興的勢頭，從十六世紀末的文祿、慶長時代，一直延續到元和、寬永年間。官方（伏見版《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寺院和坊間都參與其中。
江戶時期，中國經史子集的出版物通過長崎口岸，大量流布扶桑，成為兩國古典精神流通的載體。京都、大阪書坊的眾多與繁盛，與中國或無二致。金聖嘆、袁枚、厲鶚這些個性鮮明的的才子文人，在那裡同樣贏得廣泛的擁躉。文化的授受從來都是活潑的，雙向的。日本漢籍中的鰲頭本（山本長兵衛刻《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可連讀的套紅印刷（《孝經參釋》），創造了別具特色的版刻形式。日文注釋、訓讀的添加（太宰純、岡白駒注《孔子家語》）和眾多「翻案」文本的出現顯示了其本土化的努力。《古文真寶》《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等在中土流播稀少，甚至於湮沒無聞的重要典籍，卻在海波彼岸盛行不衰，回流歸來，賦予中華文明更豐富的內涵。對這些漢籍的關注，不僅僅是文物學或文獻學的學術命題，更表現了在形式多樣的文化傳播中，古代傳統典籍如何通過不同的解讀方式和角度，層累地鍛造出「古典中國」的豐富意蘊。茲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的日本漢籍特藏為考察對象，舉其善本數例，來扼要呈現相關的版刻現象和文本接受情況。
一、五山版
1. 《大川和尚語錄》二卷 南宋普濟語錄 元愷編 五山版
一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半葉版框18.4×11.7cm，開本22.5×14.3cm
南宋高僧大川普濟的名字常和《五燈會元》聯繫在一起。對於普濟在《五燈會元》的編撰工作中具體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學界尚有爭論。[1]從《五燈會元》在元明以後借大川以行的事實，可以看出這位高僧的地位和盛名。他先後出任慶元府妙勝寺、寶陀觀音禪寺、岳林大中禪寺、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紹興府蘭亭天章十方禪寺、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和景德靈隱禪寺等八座寺廟的住持。
大川，名普濟，淳熙六年（1179）生於四明奉化張姓人家，排行第三。卒於寶祐元年（1253），享年七十五歲。早年業儒，遊學鄉校。十九歲入佛門，先在香林院，後負笈赤城，以律宗入門，參悟性具之理。或因性之所近，大川轉習禪宗，禪學修為得到天童無用禪師的印可，拜杭州徑山浙翁如琰為師。同時遍游當時名宿之門，交遊很是廣闊，與朝廷關係密切，數次遷任都得到朝中高官的支持。[2]
當時提倡「文字禪」，語錄盛行。普濟幼年習儒，具有文化修養。又曾任知藏一職，職掌天童寺的經藏，接觸到大量的佛教典籍，亦為其師如琰校訂過語錄。他自己在八個禪寺的語錄則由其弟子元愷編錄成冊。《大川和尚語錄》上卷八個部分，即分別為大川在八處寺院的法語。下卷匯編小參、舉古、頌古、贊跋、偈頌、小佛事等。卷末附《靈隱大川禪師行狀》。全書凡六十九葉，版心鐫「大川語一」至「大川語十四」，下標頁碼，十四個部分都各自單獨計算，但書末《行狀》標總葉數「六十六」至「六十九」。
普濟秉性沈厚，「孤硬趣操，嚴冷面目」。但細讀其語錄，揣摩個中機鋒，於嚴冷決斷之外，也常可見到生動的趣味。
監收上堂。去日炎威重，歸時秋半過。林間坐磐石，不覺笑呵呵。不笑仰山插鍬叉手，不笑地藏播飯栽田。二勝米料人人有，笑他餓死飯籮邊。（《慶元府寶陀觀音禪寺語錄》）
上堂。風頭稍硬，暖處商量。才到煖處，便見瞌睡。生逼鮎魚上竹竿，曹谿路上，少室峰前，也要打草蛇驚，何似大慈巡堂吃茶。（《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語錄》）
上堂。東去西去，南來北來。殘羹餿飯，門外安排。吃則從君吃，不吃任東西。更覓一單掛搭，靈山罪不重科。（《住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睡濃天曉弗梳頭，洗面無湯也即休。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頌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一我一人裝一擔，不知出入幾胞胎。鐵圍山嶽高如許，撞破髑髏歸去來。（《偈頌•枯髏人我擔》）[3]
這些文字借世俗生活的物件和體驗闡明佛理，字語之間透徹灑脫，蘊涵禪機，又深入淺出，趣味盎然，易為受眾所接受。
五山版以禪宗典籍為主，館藏此本《大川和尚語錄》即其中之一。《大川和尚語錄》後來又收入《續藏經》，是流傳較廣的版本。[4]取與館藏五山版相校，可以發現《續藏經》本魯魚豕亥之處所在多有，爰舉數例：
（一）「無限平人被陸沈」，《續藏經》本「陸」誤作「陵」。（《大川和尚住慶元府妙勝禪院語錄》）
（二）「施主一聲慚愧，化主當面著賊」，《續藏經》本「慚」誤作「慢」。（《紹興府蘭亭天章十方禪寺語錄》）
（三）「瞎人天眼目，雲門胡餅」，《續藏經》本「門」作「明」。（同上）
（四）「上御書殿額云‘覺皇垂跡在金輪，寶殿巍巍表至尊’」，《續藏經》本「在」誤作「左」。（《住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
（五）「大地山河皆震吼」，《續藏經》本「皆」作「背」。（《贊佛祖》）
（六）「玲瓏八面露屍骸」，《續藏經》本「屍」作「死」。（《偈頌•大死》）
（七）「二由一有一莫守，回首面南看北斗」，《續藏經》本「回」作「面」。（《偈頌•示資壽慧一監寺》）
以上例句，或音同而誤，或形近致訛，依賴刻梓時間較早而文字精善的五山版的留存，才能還其本來面目。
《大川和尚語錄》開本與中國古籍很接近，而不同於日本後來江戶時期常見的偏方形制。外封為典型的和刻本制法，由兩張比半葉書稍大的厚紙，上下左右四邊內折，與書內葉齊平，來作封面和封底。此本外封為暗紅色，裝訂線單股染色，幾與封面同色，四孔線裝。裝訂眼等距分布，也是不同於中國古籍的地方。書皮多處脫色斑駁，殘破處以同色紙修復。正文紙張質地介於中國紙和較晚期日本本常見的粗厚楮皮紙之間，較後者薄，纖維也沒有那麼明顯。
書皮內粘頁有一橢圓形朱印「宍戶氏文庫，第2272號，共冊」，其中「2272」為墨筆所填。卷端鈐一朱文陽印「大通」，還有「密宗」陽文印、「宍戶昌藏書記」陽文方印，以及一方墨色陽文印「沙羅樹園」、一長方墨色戳記「武城西鄙人可流齋」。書內偶見朱墨二色批點、填補缺字，或標日文訓讀符號。
日本川瀨一馬氏考定該書版本年代不晚於南北朝（按，1336—1392年）早期，或許可以追溯到鐮倉末期。諸本《大川和尚語錄》補刻的情況比較複雜，川瀨一馬氏曾對幾種日藏本的相關情況加以描述：
在初刻基礎上加刻較多的有藏於大東急紀念文庫（墨書識語「應永二十年永覺」，二冊）的一本，藏於石井氏積翠軒文庫的兩本（識語「明德壬申，三年」，朱印「聽松院」、「法山退藏院」）。大東急紀念文庫藏本，補刻內容是：寶陀語四、岳林一至三，報恩三、四，大慈三，蘭亭（天章）二、三，淨慈四、五，景德一、五，小參一、二，舉古二、三，贊佛祖以下至卷末。
內閣文庫藏本（一冊，改裝）比上述兩本後印，補刻的狀態基本沒變，應該與大東急紀念文庫藏本（墨書識語「慶長十五年」，兩冊）是同一版，在此基礎上又有補刻（寶陀語一至三、五，岳林四至六，報恩一、二、五、六，大慈一、二等）。蓬左文庫藏本（卷端「御本」印記，依序為大慈、妙勝、寶陀、岳林、光孝、天章、淨慈，卷末缺，一冊）也類似，書陵部藏本（金地院舊藏，墨書「捨入菩提樹院」、「明松」，室町期筆，朱印「巢雲」，一冊）也是相同等級的印本，補刻略有增加。
岩瀨文庫藏本（一冊）從卷首開始為新補刻的，靈隱三、五，天章一、三、四等可見「余」這一刻工姓名。東洋文庫藏本（偈頌、小佛事為新寫，一冊，灑竹文庫舊藏）與岩瀨文庫藏本是同一版本。三井家舊藏的一本（「瑞龍寺」朱印，一冊）亦屬此類。[5]（翻譯：閻琳）
又說「（《大川和尚語錄》）傳本較多，印刷清晰的印本很少，真正初刻的初印本僅僅在市場上見過一次，印有‘大通’字樣的朱印，在各館的庫藏中都沒見過。」「大通」一印與今見本相吻合，未知是否即為同一本。細按館藏此本，卷端頁與日本書陵部藏本相同，為初刻。因地理之便，五山版中的中國刻工多為福建人，但這部《語錄》首篇《大川和尚住慶元府妙勝禪院語錄》深得中國宋刻浙本神韻，彌足珍貴。後面則紙張、字體數變，是遞經補刻而成。《靈隱禪寺》至《小佛事》末，斷版嚴重，印面較邋遢，多處經墨筆填補，是後印的效果。
二、古活字版
1. 《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附《新刊素王事紀》一卷《聖朝通制孔子廟祀》一卷 元王廣謀句解 慶長四年（1599）古活字版
四冊。每半葉七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版框22.4×16.6cm，開本高26.9×19.3cm
此本為著名的伏見版古活字本。這是慶長前半期（1599—1606年），德川家康命令在京都伏見圓光寺居住的三要元佶（足利學校庠主）主持製作的木活字，又稱「圓光寺本」。[6]刊行的書主要有《六韜》《三略》《孔子家語》《貞觀政要》《周易》等中國古典名著。[7]卷末跋署：「慶長第四龍集己亥仲夏吉辰，前學校三要野衲於城南伏見里書焉。」天頭有活字擺印校記，《新刊素王事紀》中有整版印刷圖像。
2. 《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三卷 梁周興嗣編 李暹注 元和三年（1617）古活字版
一冊。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雙魚尾，四周單邊，版框22.4×15.7cm，開本28.2×19.4cm。
書前有李暹《注千字文序》。序文內容與古注上野本有異同。正文版式以別緻的花魚尾為特徵。四字或八字一節，大字書正文，下為雙行小字注。注文羅列書證，反切字音。此本屬《千字文》古注系統，是宋代以後增廣的本子，與清注不同。就正文而言，與今通行本有數處異文，如「推位遜國」中的「遜」字，今本作「讓」字。也有擺錯的地方，李暹序誤署「李邏」，「執熱願涼」誤作「熱願涼執」，「榮業所基」中的「基」誤作「墓」。卷末有「元和三丁巳歷二月辰日」一行。
3.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宋羅大經撰 寬永年間古活字版
三冊。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版框20.8×15.9cm，開本27.5×20.0cm
《鶴林玉露》是一部文學評論典籍，議論精當，每見雋語，在日本同樣得到推崇。在慶長、元和時期，坊間就有該書的古活字版出現（公元1622年以前）。[8]日本古活字版吸取了朝鮮活字的字形特徵。但朝鮮活字排字工整，墨色均勻，經常很難辨別與刻本之間的差別。日本古活字版做不到這一點，字體歪斜和墨色參差的現象比較常見。這部《鶴林玉露》就是如此，但閱讀起來，也覺得別有趣味。《鶴林玉露》有十八卷本和十六卷本，十八卷本更接近羅書原貌，在中國比較罕見，但在日本卻迭經印行，具有重要的版本和文化價值。
三、江戶時期刻本
江戶時期，中國經史子集的出版物通過長崎口岸，大量流布扶桑，成為兩國古典精神流通的載體。京都、大阪書坊的眾多與繁盛，與中國或無二致。金聖嘆、袁枚、厲鶚這些個性鮮明的的才子文人，在那裡同樣贏得廣泛的擁躉。文化的授受從來都是活潑的，雙向的。日本漢籍中的鰲頭本（山本長兵衛刻《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可連讀的套紅印刷（《孝經參釋》），創造了別具特色的版刻形式。日文注釋、訓讀的添加（太宰純、岡白駒注《孔子家語》）和眾多「翻案」文本的出現顯示了其本土化的努力。《古文真寶》、《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等在中土流播稀少，甚至於湮沒無聞的重要典籍，卻在海波彼岸盛行不衰，回流歸來，賦予中華文明更豐富的內涵。
（一）漢文學的普及與影響
1.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十卷 不題撰人 正保三年（1646）書林豐興堂刻本
二冊。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黑口，雙魚尾，四周雙邊。版框22.3×16.1cm，開本27.5×18cm
《古文真寶》是一部童蒙入門書，收文平易自然，極便學習。該書明末之後在中國漸漸廢絕不用，卻成為日本、韓國重要的漢文學選本，有教科書的作用。[9]《古文真寶後集》在東亞漢文化圈的流播中，產生了不同的版本，文字、篇目和編排方式都有改動，差異明顯。日本通行的「魁本」系統主要是按照文體分類，盛行於江戶時期，有數百種刊本之多，被眾多學者、文人奉為文章鑒賞和創作的圭臬。在利用的過程中，該書出現了多種箋解、校注和插圖本，是漢文學普及和推廣的關鍵文本。
2.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十卷 不題編者 （日）山崎祗載注 寬文六年（1666）山本長兵衛刻本
五冊。本文每半葉七行，每行十三字；鰲頭評論每半葉十八行，行二十九字。白口，雙魚尾，四周單邊。版框24.3×17.5cm，開本27cm×19.5cm
3.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十卷 不題撰人 延寶五年（1677）書林平樂寺村上勘兵衛刻本
二冊。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框20×16.4cm，開本28.1×19.5cm
4. 《畫本古文真寶後集》初編五卷 署（日）有台藤應著 旭輝齋畫圖 嘉永三年（1850）東都書林玉山堂學而堂刻本
五冊。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十六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框19×13.7cm，開本22.7×15.8cm
此本編排方式同「魁本大字」一系，以不同的字體書寫各篇標題、正文、注文，每篇繪圖一到三幅不等。原文漢字右側傍注日文假名讀音，題下與文末原有箋注以日文意譯，文字之間多所損益。
5. 《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三卷 宋周弼選 元釋圓至注 裴庾增注 享保三年（1718）含英堂明誠堂刻本
三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三十三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框21.5×16.7cm，開本27.6×19cm
《三體唐詩》是南宋周弼編的唐詩選本，講述詩歌創作的方法和技巧。在明代格調派盛行之後，《三體唐詩》版印漸稀，增注三卷本幾無傳本。傳入日本的《三體唐詩》有古本、新本之分，包括裴庾注三卷本（五律、七律、七絕），圓至注二十卷本（七絕、七律、五律），以及以圓至注為主，截取裴庾注作為增注的三卷本（七絕、七律、五律）。[10]日本享保九年（1724）以後，《三體詩》漸讓位於《唐詩選》，但依然有新的翻刻和注本出現。
6. 《增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備考大成》十九卷 （日）熊谷了庵編 延寶三年（1675）雒陽吉田四郎右衙門刻本
十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二十四字不等，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版框21cm×16.6cm，開本26.7cm×19.1cm。
這是江戶時代的日人注釋本，對圓至、裴庾增注本中的用典、人物、事跡加以訓釋。訓釋以「備考」「注」「增注」的形式出現，低一格行文。
7. 《箋注唐賢絕句三體詩法》二十卷 宋周弼選 元釋圓至注 文政四年（1821）尚友堂刻本
三冊。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邊。版框20×14cm，開本25.8×18.1cm。
屬「二十卷」本一系，以明經廠本為底本。正文卷末有刊記「文政四年刊」，書後有「尚友堂制本目錄」，內有「三體詩法箋注」，據以判斷其版本。
（二）本土化與「另一隻眼」
8. 《孝經參釋》不分卷 （日）川崎履釋 慶應四年（1868）小林新兵衛刻朱墨套印本
一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框19.2×14cm， 開本25.7×17.8cm
此本墨色刷印《孝經》原文，穿插川崎履所撰紅色補文，並添加假名訓讀，以便於閱讀，反映了日本學者「本土化」中國典籍的努力。與中國傳統朱墨套印本中的評點形式不同，此本朱墨二色文字可一並連讀，《孝經》變得通俗化。[11]
9. 《海外新話》五卷 （日）嶺田楓江撰 嘉永二年（1849）刻本
五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版框17.5×13.1cm，開本25.3×17.6cm
此書以小說的形式描寫鴉片戰爭的起因、經過和結果，可以看出當時日本人對這場戰爭的反思，正如撰者所言「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日本的開國和維新。[12]此書在日本曾遭禁毀。
10.《繪本通俗三國志》七十五卷 （日）湖南文山譯 池田東籬亭主人校 葛飾戴鬥畫圖 天保七至十二年（1836—1841）群玉堂刻套印本
七十五冊。每半葉十一行，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框18.6×13.7cm，開本高22.4×15.6cm
《三國志演義》的完整日譯本出現於日本元祿年間。署湖南文山以李卓吾批評本為底本，並添加部分文字，翻譯出《通俗三國志》。[13]江戶時期，與學習唐話的熱潮相聯繫，出現了多種改編本、摘要本和插圖本。此本初編卷一為畫像、姓名、或問，卷二始為《三國志演義》譯本正文。書中有多色套印的插圖，人物的容貌或服裝多為和式，別緻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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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參見黃俊銓：《禪宗典籍<五燈會元>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5-24頁。
[2]見（宋）大觀：《靈隱大川禪師行狀》，《大川和尚語錄》，日本五山版，第67-69頁。
[3]以上引文均出自《大川和尚語錄》，日本五山版。
[4]《靈隱大川濟禪師語錄》，《日本續藏經》第二編二十六套，民國十二年（1923）涵芬樓影印日本京都藏經書院鉛印本，第156-174頁。
[5]（日本）川瀨一馬：《五山版研究》，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70年，第112頁。
[6]（日）川瀨一馬：《古活字版研究》，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1967年，第211頁。
[7]關於《孔子家語》的辨偽和版本研究的情況，可參見劉進有：《改革開放40年來的<孔子家語>研究綜述》，《濟寧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第7-15頁。
[8]王瑞來《<鶴林玉露>版本源流考》，自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中華書局，1983年。
[9]參見姜贊洙：《中國刻本<古文真寶>的文獻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10]陳斐：《<三體唐詩>版本考》，《齊魯學刊》2010年第2期，第115-120頁。
[11]陳正宏：《套印與評點關係之再檢討》，《文學遺產》2010年第6期，第134-136頁。
[12]（日）內藤湖南著，武瓊譯：《清史九講》，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年，第78-79頁。
[13]武鵬，高文漢：《吉川英治<三國志>底本問題考究——兼考<通俗三國志>的底本問題》，《學術界》2016年第7期，第105-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