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以高麗紙搭印古籍述略
傅增湘以高麗紙搭印古籍述略
易曉輝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研究館員
傅增湘先生一生鍾愛收藏古籍，熱衷於珍貴古籍的整理輯校、印刷出版，曾與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先生合作，將多部宋元珍本影印刊行。他不僅精心挑選古籍版本，對影印古籍所用紙張也非常考究。批量影印古籍時，常精選皮紙、連史紙、毛邊紙、粉連紙等優質傳統手工紙，盡量避免使用洋紙。還常蒐集前朝舊紙，如明代皮紙、清代官冊紙、開化紙、高麗紙等，影印時專門以舊紙搭印少量珍藏，是為「特印本」或「搭印本」。這些用古紙舊紙搭印的古籍紙墨精良，較之普通本更具傳統質感，有些甚至可與原件媲美。在諸多搭印用紙中，傅增湘先生使用前朝高麗紙尤多。與張元濟先生的通信中多 次提到蒐集高麗紙用於搭印古籍，僅《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收錄的信件中提及的用於搭印的高麗紙就有七千張左右。本文嘗試摘錄其中與高麗紙搭印有關的內容，梳理傅增湘先生傾力蒐集古舊高麗紙，精心規劃印刷尺寸，最大可能地節省用紙搭印珍貴古籍的始末，揭示前輩藏書家精選好紙影印古籍的愛書、惜書之情。
一、精選特印用紙
傅增湘先生對各類紙張的特性有深入的瞭解，有些認識甚至非常具有科學意識和 超前性。如他在1934年1月24日寫給張元濟的信中提到：
頃見館布預約樣本目錄。如尚未發出，乞暫緩，以為商改地步。又書用機造紙，極不耐久。侍告慰堂，令館中印粉連紙一二百部，以便公私館庫永久儲藏，此當易辦也。[1]
1934年9月1日的信中也提到：
頃取到《四庫珍本》一期，克時不爽。[2]
另一封1935年11月27日給張元濟的信中同樣提到：
《叢書集成》能否印少數粉連紙，侍亦欲購一部，惜其洋紙不經久也。[3]
民國時期的機制紙張因採用酸性工藝，紙張容易酸化，耐久性較差，這在今天已屬普遍認知。但民國時西方機器造紙技術剛剛傳入不久，機制紙的耐久性問題尚未充分顯露，傅增湘先生就已經認識到洋紙不耐久的問題，非常具有前瞻性。對用來珍藏的書籍，他盡量選用粉連紙印制，避免使用機制紙，他對於書籍保存壽命之重視，非常值得後人學習借鑒。
清末以來，由於社會經濟凋敝以及洋紙的衝擊，傳統手工紙行業明顯衰落。優質手工紙所受影響尤其明顯，品類急劇減少，產量亦不足。傅增湘先生在選用印書紙張時，也關注到這個問題，一些書籍因此不得不採用日本和紙或者洋紙寫印。他在1913年10月25日的信中寫到：
子培所見元本《翰林珠玉》既不肯相易。擬影抄一部，不知需價若干，最好用日本美濃紙如此信箋者。若皮紙則太薄太滑，頗難裝訂。敬祈酌定。[4]
張元濟先生在1925年8月10日給傅增湘的一封回信中也提到：
來示問能否照《四部叢刊》式版口。照此大小原無不可，但必須用中國紙。館中即印此書，總須印四五百部。現在中國斷無如許一種之大宗紙料可以供我取攜，故不能不用洋紙，洋紙即不能不用洋裝，洋裝即不能不用縮四為一之版式。字小則卷帙無多，而售價不致過貴。[5]
民國時期傳統印書用紙以粉連紙、毛邊紙、官堆紙、連史紙等竹紙居多，亦有用價格稍貴的料半、羅紋等宣紙，優質皮紙(綿紙)較少。傅增湘先生經手宋元珍本無數，對前朝優質耐久的精制皮紙印象深刻。印制一些珍貴的典籍時，他常常更傾向於選擇性能更好的開化紙、綿紙等優質皮紙[6]，甚至美濃紙等日本皮紙，以求達到與老紙相近的質感和效果。除了對老紙的鐘情和喜愛之外，民國時期書籍印刷所用優質紙張資源匱乏，能夠媲美舊皮紙的紙張並不多見，或許也是傅增湘先生四處費心搜尋舊紙以搭印珍貴書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據資料記載，傅增湘先生搭印珍貴典籍所用老紙主要有明代舊紙、明清官冊紙、高麗紙等。如1918年商務印書館據宋刻本影印《皇甫持正文集》和《北山錄》時，傅增湘曾提供明代舊紙搭印兩部。1919年農歷元月四日，張元濟給傅增湘致信：
明紙兩束均收到，《皇甫》《北山》兩集各特印一部，已囑照辦。[7]
同年2月8日，張元濟印成《皇甫持正文集》時所寫書信又提到：
書已印成，今晚交快郵遞去。計三十部，共分四包。第一包內並附有舊紙附印一部。卒然一看，竟不能辨。若撤去首尾兩葉，幾可亂真。[8]
足見使用明紙特印效果之好，與原本相似度非常高，竟可達到亂真的程度。這其實也提示我們，現代再造古籍，紙張的選擇也是影響複製效果的重要因素，若要最大程度還原古代典籍的面貌，不僅要注重印刷方式的選擇，紙張的材料和質感亦應考究。
官冊紙也是傅增湘先生搭印典籍使用較多的一類紙，常來自於明清時期官府錢糧冊，故又稱官紙、冊子紙。這種紙一般單面有文字，多為官府冊簿，因紙質較好，稍厚實，常有人專門收集，用其背面寫印。清乾隆皇帝就曾大量蒐集金粟山藏經紙，揭其褙紙，或直接用背面書寫。現今研究較熱的「紙背文獻」，即為此類。傅增湘先生藏書之中，這種類型的文獻亦不鮮見。如傅增湘在《元至正刊通鑒續編殘本跋》中過錄朱文鈞題記提及：
紙極堅韌，為當時崑山錢糧冊子。辛亥後，自內閣大庫散出，余蓄之已十餘年，今以持壽藏園主人。[9]
正是由於古人舊例在前，傅增湘搭印古籍時，亦常採用這種方式。張元濟1923年1月19日致傅增湘信中提到「官紙三冊收到」，緊接著在2月19日的另一封信中說：
我兄搭印《八朝名臣言行錄》及《廣韻》均印成，有便即寄去。所用官紙應就原有文字直行印刷，乃工人無知將紙張橫列，甚不好看。不知前此所印各種若何，亦望查示。[10]
官紙因一面有字，另一面常隱約可辨，使用這種紙時，一般應與背面原文同向寫印，以減小透字干擾。工人在印刷時卻將正反面的文字垂直排布，影響了成書的效果。
韋力先生曾撰文提及所藏藏園影印《四部叢刊》零種，其中便有以康熙時期公文「冊子紙」印制而成[11]。傅增湘還曾多次去信張元濟，談及此紙珍稀難得，懇請囑託印工節省使用，並畫出規格，說明如何裁剪方能省紙。
二、高麗紙搭印古籍概況
傅增湘搭印古籍使用較多的舊紙要數高麗紙，《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收錄的信件中有多封述及此事。他曾數次親自蒐集或委託他人四處蒐集高麗紙，用於搭印古籍。並就紙張價格、所印書籍、尺寸裁切、排版安排等細節與張元濟往來商討。
高麗紙一般指朝鮮半島所產皮紙，紙質堅厚，晶瑩潔白。明代高濂《遵生八箋》曾載：「高麗有綿繭紙，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處「綿繭」之說實為古人對皮紙質感的主觀描述，實際上高麗紙並非真以綿繭製成。
據資料記載，朝鮮半島手工造紙原料以楮皮為主。紙張潔白晶瑩，並泛有絲質光澤，常被誤以為「蠶繭紙」「綿紙」或「棉紙」。這種情況在我國的手工紙中也非常常見，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形容皮紙：「縱紋扯斷如綿絲，故曰綿紙。」「綿紙」後又逐漸訛為「棉紙」。
高麗紙在清代宮廷中使用較多，但因紙張非常厚實，用作寫印並不多見，常作為加工紙的底紙、包裝用紙、書皮用紙，用量最大者應為宮廷建築的內檐糊飾用紙。故宮、頤和園近年在開展保護修繕時，發現這些宮廷建築的牆面、棚頂大量使用高麗紙打底，在麻布的地仗之上，糊三層左右的高麗紙，高麗紙上再貼具有花紋裝飾的銀花紙。清宮皇家建築體量龐大，高麗紙的用量可見一斑。
民國時的高麗紙，除前朝所存舊高麗紙以外，還包括遷安所產高麗紙。據遷安當地資料記載，光緒初年，遷安李家窩鋪人李顯廷三至朝鮮半島考察高麗紙的生產技術，將高麗紙製作技藝引入遷安，以當地的桑皮為原料生產高麗紙[12]。其規格與高麗紙相似，外界常稱為遷安高麗紙，亦有簡稱高麗紙者。因遷安高麗紙以桑皮製作，故後來高麗紙常被誤以為均為桑皮製作。其實對比韓紙及朝鮮紙的資料，便可知桑皮說法難以成立。
傅增湘搭印典籍所用高麗紙，從外觀上看紙質緊致密實，潔白晶瑩，纖維較長，纖維感清晰，簾線紋時隱時現，應為前朝之舊高麗紙。《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一書收錄的傅增湘與張元濟來往書信中，有多封提及高麗紙搭印古籍之事。現將其中部分摘出：
1927年2月18日，張元濟致傅增湘：
《困學紀聞》……承惠官紙一部，感謝之至，已如命留下矣。……印本尚余舊紙一部，高麗紙二部，已在裝箱寄運中，到時望檢收給復為盼。[13]
二人早期往來的書信中，傅增湘先生的信件多已不存，無法知曉其收集高麗紙並寄去的細節，僅能從張元濟先生印完《困學紀聞》，寄回成品的信件中知曉其搭印用紙的情況。
1928年7月，傅增湘致信張元濟，提及搭印《再續古逸書》用紙事項：
搭印《再續古逸書》，倭紙既不可致。今購得舊高麗紙七百五十張，每張印書兩開，則六百五十張已足。特多備百張，以便抽補。上石想是每石兩開，則此紙可不裁斷矣。但用時或須舒平重壓，令無皺折。務懇屬匠加意為要(此紙每張大洋一角，可雲昂矣)，余紙請代存，將來擬印白《集》也。[14]
信中仔細交代舊高麗紙搭印《再續古逸書》的尺寸安排，雖紙有多備，但亦盡可能節省使用，不可裁斷，余紙還將留作他用。本批高麗紙每張一角，比照當時及後來的紙價，確實比較高。
到1928年9月，張元濟先生收到高麗紙，回信：
高麗紙亦收到，已交出版部點收無誤。已將來示所指辦法抄去，屬令照行。[15]
1930年4月，時間已過去一年多，傅增湘又去信問及這批高麗紙的使用情況：
去年曾寄上舊高麗紙數百張，乞代搭印《再續古逸叢書》一部，不知刻印成否？全書已發售否？均祈詳示，至盼。[16]
張元濟收到信後，讓工作人員覈實有關情況，商務印書館林志烜、丁英桂於4月29日給張元濟的手信詳細答復了傅增湘先生的問題：
傅君去年寄來舊高麗紙，屬搭印續印《續古逸叢書》十二種。一部系用手工打樣，已經打齊，並整理好(單片理齊不折訂)。連同余紙一百十餘張，頃商存貨科，擬附入北平分館貨箱運去。傅君又詢全書已發清否，查此書重印續印共三十四種，全部及零種現時均有發售，中有與傅君及朱幼平君合印者數種。[17]
張元濟1930年5月6日給傅增湘先生的信中，又詳細說明瞭這批紙的使用情況，並解釋相關緣由：
高麗紙搭印《續古逸叢書》業經查明，知均印就。尚余紙百餘張，當附入分館貨箱裝去。書系單片，將來由尊處自己裝釘，必更妥耳。全書久已發售，分館亦必運到，殆未陳列，故公未之見耶。[18]
傅增湘收信瞭解情況之後，迅速於5月18日回信：
《續古逸叢書》荷代印高麗紙，極感。余紙仍存尊所，候日本各書擇印數帙。但搭印之費統需若干，希查示，便繳奉。[19]
1930年6月份，傅增湘又在信中提及日本拍攝回來的一批古籍，希望以高麗紙搭印：
日本照回各書何時開印？侍擬每種搭印高麗紙一部，希示知，以便寄紙。或預存尊齋，俟印時發去亦可。[20]
1930年6月15日，張元濟回信說明這批書的印刷安排，並希望傅增湘盡快將所需的高麗紙寄來：
日本照來各書，《武經七書》《清明集》不久將開印，望速將高麗紙寄下。其縮作六開者，如《東萊集》《平齋文集》，均已印成。想此縮印之書亦兄所不取也。[21]
6月19日，傅增湘又去信上海，提到他已分兩批寄去高麗紙兩千張，計劃作為後續搭印宋刊古籍之用：
前日由郵局寄上高麗紙五百張，計已收到。茲又托舍親楊蔭北君回南之便，寄上高麗紙一千五百張。內有五百張尺寸略大者，請印版心寬大之書。其中如有破損者，乞告工人臨時剔去。現在開印何種，敬希賜知。大約凡宋刊本皆欲印一分也。一切費神，至荷。[22]
6月28日，傅增湘再次致信張元濟，請趙萬里先生捎去高麗紙九百張，並交代用高麗紙搭印《平齋文集》與《東萊詩集》，以及印書開本相關事項安排。
前日趙斐雲來南，曾附一書。並高麗紙九百番備用，計可收到。別紙索授經借書，乞代促之。歐《集》何時印行，至盼，將來亦求搭印高麗舊紙一部。《平齋文集》《東萊詩集》二書欲先睹為快，乞寄一草樣何如？若未印者，亦願印舊紙一部也。若印六開本，請屬用高麗紙一張裁四張用，大小正相等也。[23]
7月份，張元濟回信，告知已收到高麗紙兩千張，趙萬里先生帶去的九百張暫未收到。
前數日由商務館送到六月十九日惠函。據稱同時收到高麗紙兩件，已屬送編譯所出版部存儲。高麗紙由郵局寄來五百張，又由楊君帶來一千五百張，均已收到。惟趙斐雲帶來九百張未到。其尺寸略大者已屬選印版心寬大之書，破碎者當剔去。現在開印《群經音辨》《飲膳正要》，此皆六開本。其照原書版式者，工人要求加價，尚未議妥，故不能付印。[24]
《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一書還附錄了張元濟與丁英桂就此事溝通的記錄，7月7日張元濟問，7月8日丁英桂答。
問：傅沅叔君先後寄到高麗紙二千張，為搭印舊書之用。已否收到？其紙有新舊之分否？
答：高麗紙二千張已收到，張數點過，並無短闕。其紙均系舊紙，但不十分舊。
問：傅君又寄來擬搭印舊書清單，於本月五日寄上，已否收到？答：搭印舊書清單二紙收到，共書十二種，各印一部。書名列左：《本草衍義》《東坡集》《清明集》《武經七書》《樂善錄》《歷代地理指掌圖》《歐公本末》《北磵文集外集》《潁濱大全集》《詩集傳》《冊府元龜》《群經音辨》。
問：傅君又問《歐陽修集》何時可以開印，印時亦搭印高麗舊紙一部。
答：歐《集》尚未開印，印時應搭印高麗舊紙一部，謹接洽。問：傅君又屬高麗紙中有五百張尺寸略大，用以印版心寬大之書，如有破損剔出勿用，將來應寄還。答：高麗紙二千張中尺寸略大者，僅有四百張，此四百張遵當用以印版心寬大之書。至剔出破損之葉，或酌量裁小。搭印六開書或原張寄還，俟後再定。[25]
7月15日，傅增湘去信又提到用高麗紙搭印《南齊書》與《新五代史》：
《南齊》《新五代史》如尚未開印，擬搭印高麗紙各一部。每張紙四開。當足用。[26]
7月25日，張元濟回信收到趙萬里帶去的高麗紙九百張：
七月十七日曾復寸函，計先達到。續又接得六月廿三日手書，系趙君萬里攜來者。同時又交到高麗紙九百張，已送與編譯所出版部矣。[27]
1931年4月21日，傅增湘致信張元濟，提及將寄去一批高麗紙，並請覈實此前剩餘高麗紙的數目：
高麗紙即寄，歐《集》務設法代印。《郡齋讀書志》如可補印，亦懇屬搭印高麗紙一部。前次所寄託尚存數百張，希為一查是幸。[28]
4月24日，傅增湘信中又提到一批高麗紙八旗家譜：
高麗紙八旗家譜每斤五六角，公購若干，大約至少須十斤也。[29]
以家譜紙印書，推測應印於紙背或襯紙上，本批紙價每斤五六角，相較於每張一角已十分便宜，可能與有字有關，約有十斤。若根據常見舊高麗紙的定量約為40g/㎡來計算[30]，大約相當於100多張整張大小的高麗紙。從傅增湘與張元濟通信習慣來看，其所述紙幅一般與大開本書頁相近，這十斤高麗紙若以印書尺寸而論，則可能有近千張。
1931年4月25日，傅增湘去信交代用高麗紙搭印多部古籍事項，並提到近期將收集到近萬張高麗紙用於印書：
以高麗紙印歐《集》一部、《集古錄》一部。公在滬時曾道及，已告之館員。今來信雲雲，是否於前說每一部之外又各印一部。再者，《郡齋志》如尚可印，亦欲求代印高麗紙一部，未知能趕及否。此後館中如開印宋元本原式書籍，侍均欲附印舊紙一部。將來四史印行，亦欲印一部。《太平御覽》開印時亦欲印舊紙一部，此次縮小不妨也。頃備有紙萬余張，可以多印也。茲乘楊君子安旋申之便，奉寄舊高麗紙一千二百葉。照《古逸叢書》例，每張對開印兩葉書，合為二千四百葉。敬煩屬代印《歐陽全集》一部，又《集古錄》十卷，想可足用也(前者尚有存紙，共計若干張，乞查示)。[31]
1931年9月15日，傅增湘又於信中交代用高麗紙搭印《南齊書》及裁紙方式：
《南齊》欲印高麗冊紙，不知曾搭印否。存紙似尚多，一張四開可用。[32]
1931年11月2日，張元濟回信，詳述《南齊書》搭印及其他古籍印行預售事項：
《南齊》製版已畢，即日開印。高麗冊紙可以附印，已屬照辦。歐《集》擬售預約，此次共有九種，分為三類：一即歐《集》；二《論語註疏》《武經七書》《樂善錄》《清明集》，均借自日本者；三《郡齋讀書志》《張乖崖集》《竹友集》(均宋刻)，大典本《水經注》。二、三兩類均不分售，不久即可發印樣本。[33]
1932年1月21日，傅增湘信中交代用高麗舊紙補配《集古錄》：
原宋本中《集古錄》為抄配全帙……如果有抄配之葉，開出一律以高麗舊紙印成補配。以彌此缺憾，亦大功德事。若失此機，則終古莫能補矣。[34]
1932年1月28日，日本轟炸上海，東方圖書館被毀，大量珍貴古籍善本湮於戰火，傅增湘聽聞張元濟藏書被焚，於30日去信詢問。張元濟回信雲「天下事大抵如斯。弟日來恐覺罣礙一空矣」[35]。此後一段時間商務印書館業務暫停，搭印之事也一度中斷，到年中才逐漸恢復。
1932年底，傅增湘又在一封信中提到：
黃善夫《史記》版片尚完否？如印大本時，擬搭印高麗紙一部。不知此紙尚存無恙否？[36]
1933年6月4日，傅增湘去信詢問之前所存舊高麗紙的情況，並計劃用這些紙搭印《白氏六帖》：
又前存館中舊高麗紙數千張。乞檢大幅者三百張，交陳乃乾兄手，擬搭印《白氏六帖》也。並告以每張印兩葉，全書近六百葉也。惟印時須略費手工，或須一板印兩次。前日館中代印如何辦法，望詳語之。[37]
6月11日，張元濟回信傅增湘，告知原存高麗紙均已毀於戰火：
高麗紙原存廠中。問諸典守者，雲已盡毀。已電告陳乃乾兄，如必欲搭印《六帖》，請速寄去。[38]
從先前信件來看，毀掉的高麗紙約有幾千張，實為可惜。高麗紙搭印古籍之事也由此中斷數年。直至1936年5月15日，傅增湘又去信張元濟，委託以舊紙搭印黃善夫本《史記》：
茲交任君帶上舊高麗紙一千二百張，遵付總館，任君轉付丁君矣。此紙每張開為二葉，紙面原來在外，乞轉告留神，萬勿反用。此紙每張價約七八分，且極難覓，務希告二人珍重將護為要。前年陳乃乾印宋本《白氏六帖》時，曾檢寄高麗紙八九百張，記交公處。後因搭印費手未印，此紙似尚存尊齋。乞代為查考，事隔數年，侍亦記不清矣。[39]
同年7月8日，因搭印《史記》舊紙不足，又由傅增湘女婿寄去高麗紙二百整張，並提到先前計劃搭印《白氏六帖》的那批紙也在轟炸中被毀：
前接館函，言舊紙印《史記》篇幅尚少二百番。茲交小婿水次慧(現任蘭州鹽務局長)寄來四百張(整張二百也)，祈轉付搭印，余紙乞暫存。此紙每幅一角，頗難覓也。又前次搭印《白氏六帖》，寄上高麗紙六七百張，後以陳乃乾謂不能搭印作罷。此紙記是交尊處，昨歲公復函，謂已毀於閘北。[40]
到8月14日，張元濟回信告知已收到二百張高麗紙，並用於搭印《史記》：
高麗紙二百張已於前月廿九日交到，即送至平版廠，交丁英桂君點收。丁君即專司影印舊本者也，聞總管理處先已有信奉復矣。[41]
1936年10月29日，傅增湘致信張元濟討論《史記》缺卷事宜，又寄去高麗紙五十二張：
寄高麗紙五十二張，可開百四張，當足用。此紙甚貴，如未用，乞代存。[42]
從這一時期寄紙的數量來看，跟先前相比已明顯變少，或許因戰亂的影響，收集古舊紙張已經變得困難。
1940年11月17日，傅增湘又在給張元濟的信中提到希望能用高麗紙印成一整部黃善夫本《史記》，以實現自己的心願：
黃善夫《史記》，其高麗紙單印一部能否設法補全？此亦晚年之至願，如有法可圖，用費一切，侍可任之，敬希與拔可兄一商。[43]
至此，傅增湘與張元濟後續書信中未再提及高麗紙搭印事宜。簡要梳理1927年 以來傅增湘與張元濟書信中所提高麗紙搭印古籍有關事項，摘出其時間、寄紙數量及所涉書籍名稱，以表格列出如下：
根據表格的不完全統計，傅增湘在1928— 1936年的這段時間里至少蒐集了大約 7000張高麗紙用於搭印各類珍貴古籍。在民國時期兵荒馬亂、交通不便的大環境下， 能夠四處蒐集這麼多前朝舊高麗紙用於印書，實屬不易，也足見傅增湘先生對於高麗 紙的認可與鍾愛。
表格中所列搭印書籍，都是在二人書信中明確提及使用高麗紙者。由於存世的傅 增湘及友人書信並不齊全，無法進行完全統計，在此清單之外肯定還有許多使用高麗 紙搭印的書籍，以後或許可以通過紙張鑒別的方式進行確認匯總。
三、搭印本古籍紙張狀態
國家圖書館收藏有傅增湘先生搭印的高麗紙本古籍，其中有部分來自傅熹年先生 的捐贈，包括用高麗紙搭印的《困學紀聞》《周易正義》以及用明代舊紙搭印的《皇 甫持正文集》等，查看這三種搭印本的原件紙張狀態，可以一窺傅增湘先生搭印古籍 的用紙偏好及風格。
1.明代舊紙搭印的《皇甫持正文集》
該書為黑布封面，金鑲玉裝幀，內頁尺寸為25.6cm×18.4cm，扉頁有傅熹年先生 題識「明代書襯紙特印本」。張元濟先生形容此書「卒然一看，竟不能辨，若撤去首 尾兩葉，幾可亂真」，可見用明紙影印效果之好。仔細觀察本書紙張，其質地輕薄， 緊致細勻，聲音清亮，顏色為較淺的本色，表面極細密平滑，偶有小纖維束，簾線紋 間距約1.8—2.1cm，竹絲紋細密，無法數清(圖1)。由這些外觀特徵推測，大致為熟 料工藝製作的本色竹紙，產地可能在武夷山臨近的閩北及上饒一帶。全書的書根處可 觀察到明顯老化變黃的窄條，書頂處老化變黃則不明顯，推測本書的紙張可能為大張 襯紙對半裁開後使用。
2.高麗紙搭印的《困學紀聞》
該書為灰藍布封面，線裝，開本碩大，書頁尺寸為43.7cm×30.5cm，扉頁有傅熹年先生題識「藏園老人用乾隆高麗箋特印本」。由於目前所見書信資料中均未見《困學紀聞》所用高麗紙為乾隆高麗紙的相關描述，再結合近年許多學者將高麗紙習慣性統稱為「乾隆高麗」的情況，傅熹年先生題識中的「乾隆」之說暫且存疑。
書頁所用紙張從外觀來看，大致有三種，呈無序排列：第一種簾線紋粗而明顯，間距在2.1—2.5cm，竹絲紋較粗，不太明顯，這種紙數量最多；第二種簾線紋亦較粗，間距較小，在1.0—1.5cm，數量略少。這兩種紙質地較厚實，有捶打砑光過的緊致感，纖維有比較明顯的定向排列，是較典型的高麗紙特徵。第三種紙無簾紋，數量略少，紙面纖維束較多，定向排列不明顯，紙質較前兩種更薄、軟、輕，從質感判斷應為桑構皮紙，可能為澆紙法製作，雖紙色與前兩種相近，但不是典型的高麗紙特徵，是否為高麗紙還需進一步確認。
仔細觀察該書紙頁，發現在天頭地腳空白處都有一道橫向折痕，部分書頁折痕外有一排等間距的釘眼。另外，少部分書頁上還有斑駁不清的呈洇染狀的疑似滿文的藍色字跡，橫向排列，並偶見印章輪廓狀的印油痕跡(圖2)。依據這些特徵，推測該書紙張可能來自前朝簿冊的襯紙，重新裁切後用於印書。
3.高麗紙搭印的《周易正義》
該書為藍紫色布封面，是粘有襯紙的蝴蝶裝，首冊封面有傅熹年先生題識「藏園老人用乾隆高麗特印自藏本」。副葉貼有一張松枝紋的天一閣制箋紙，傅熹年先生題寫：「1935年藏園影印，日本小林製版所印制，限定150部，此為自藏用乾隆高麗箋特印本。」與《困學紀聞》類似，是否確為乾隆朝高麗紙暫且存疑。
從外觀來看，該書紙張大致分四種，有三種呈現較典型的高麗紙特徵：紙質厚實緊致，簾線紋粗而透亮，間距分別為1.6—1.9cm、1.8—2.5cm、2.5—2.8cm，其中線紋最寬者其簾紋側光觀察有光澤，是紙張經過砑光打磨留下的特徵。另有一種紙張無簾紋，紙質稍軟薄，紙面纖維束較多，定向排列不明顯，疑似澆紙法製作，是否為高麗紙暫存疑，這與《困學紀聞》中的無簾紋紙情況類似。
本書紙張有一反常特徵，即簾線紋為橫置(圖3)，不符合書頁紙張簾線紋應竪置的慣常做法，如此裝訂導致書口看上去不太平整，有輕度「起波浪」的現象。這一反常做法可能是受限於舊紙數量與規格的無奈之舉，反映了以舊紙印書的不易與珍貴。
書中亦有部分書頁有斑駁不清的呈洇染狀的疑似滿文的藍色字跡，並偶見印章輪廓狀的印油痕跡。部分書頁可見一排釘眼，間距大致相等，在3cm左右。據此推測該書紙張可能來自前朝簿冊的襯紙，經重新裁切後用於印書。
注釋：
[1]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13頁。
[2]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23頁。
[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38頁。
[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49頁。
[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21頁。
[6]蘇州檔案館：《傅增湘為請善書者影寫海內孤本〈龍川別志〉事致顧麟士函》，《蘇州雜誌》2021年第3期，第2頁。
[7]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92頁。
[8]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96頁。
[9]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頁。
[10]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07頁。
[11]韋力：《芷蘭齋藏藏書家墨跡敘錄(之一)傅增湘——役書而不為書所役》，《紫禁城》2011年第2期，第94—95頁。
[12]陳剛、張學津：《中國北方手工造紙工藝》，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15頁。
[1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48頁。
[1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93頁。
[1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95頁。
[16]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26頁。
[17]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27頁。
[18]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28頁。
[19]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30頁。
[20]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32頁。
[21]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35頁。
[22]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35頁。
[2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38頁。
[2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39頁。
[2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41頁。
[26]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42頁。
[27]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43頁。
[28]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61頁。
[29]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61頁。
[30]陳紫君：《「高麗紙」變遷及性能變化研究》，《檔案建設》2016年第7期，第25—30頁。
[31]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63頁。
[32]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72頁。
[3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73頁。
[3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81頁。
[3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82頁。
[36]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88頁。
[37]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94頁。
[38]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296頁。
[39]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43頁。
[40]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44頁。
[41]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45頁。
[42]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46頁。
[4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79頁。
文津流觴第三輯傅增湘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