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古籍整理所涉紙張淺說
傅增湘古籍整理所涉紙張淺說
沈艷麗 陽雪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員
紙張是古籍的載體，各個時代的書寫、刻印用紙不同，故而「紙張研究在版本學或書籍史的學術領域中，向來扮演著輔助版本鑒別以及考察工藝發展、出版環境、閱讀風氣的重要配角」[1]。傅增湘先生一生致力於古籍的收集、整理和刊布，生平聚書20余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鈔精槧。他精於版本考訂，熟諳目錄校勘之學，撰有題跋582篇，親手校勘的古籍達16301卷[2]，其藏書之富，校勘之精，世所罕見。在他的古籍著錄、題跋和校勘記中，常常見到他著錄紙張的情況，如材質、厚度、質感、顏色、紋路等信息。這些內容看似簡單，卻需要有深厚的古籍鑒定經驗，才能一眼辨之。此外，他在校勘、刊刻和抄錄古籍的時候，也格外注重紙張的選擇，將紙張優劣視為古籍傳本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傅增湘先生對紙張的關注和講究，從微觀角度反映他對古籍收藏和整理事業的誠摯熱愛。本文結合文獻資料，尤其是《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等書中傅先生撰寫的校勘記，調研國家圖書館藏傅先生經眼、校勘的古籍，對傅先生筆下涉及古籍紙張的描述進行輯錄、分類和整理，擬從其所著錄的古籍用紙、抄補和校勘古籍用紙、搭印及附印古籍用紙三方面展開討論。
一、著錄的古籍用紙
古籍版本鑒定方面，傅增湘先生採用了直觀法和理攻法結合的方式。「直觀法即對古書之紙質、墨色、字體、裝訂、刀法、版式等，先憑視覺觀察，以獲取第一印象，亦即書畫鑒定上所謂的‘目鑒’。……理攻法可分為二：一就古書本身所留下來的線索，如刊記、序跋、避諱、刻工，以及書中之記年、記事、記人等加以推斷。一從各種文獻上的記載，加以考訂；尤以諸藏書家的目錄、書影，為鑒別版本時最重要的輔助資料。」[3]兩種方法都建立在對古籍背景知識充分瞭解的基礎上，相輔相成，使得鑒定結果較為精確。在目鑒階段，傅增湘在其撰寫的提要、題跋中，屢屢著錄古籍用紙，一方面是因為紙張有助於輔助鑒定版本；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為了展示古籍紙張所呈現的特殊價值。
從西漢時期紙張發明以來，全國各地區以所產的桑、麻、藤、竹、楮等作為制紙的原料，經過不斷地改進，生產出各種紙張，為書寫、刻印書籍提供了重要載體。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紙張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如唐朝時多用黃、白兩色麻紙。北宋時期的蜀刻本兼用麻紙和廣都紙。南宋後多用竹紙。元朝刻本用紙主要是黃麻紙和白麻紙，其次竹紙，少數用蠶繭紙。明刻本初期少數仍用黃白麻紙，但主要用棉紙和竹紙。清代印書用紙，大都竹紙，有官堆、花坯、毛泰、汀貢、連史、粉連、皮紙等[4]。以上這些紙主要是古人以質感命名的。因此，對紙張的準確辨別可以輔助鑒別古籍的版本和年代。
筆者翻檢《藏園群書經眼錄》，發現共有36種古籍著錄時涉及了紙張，其中多為麻紙、皮紙(含綿紙[5])、竹紙三種。這三種紙紙質柔韌、刷印效果雅正。傅氏記錄的紙張情況通常為材質、厚度、質感、顏色、紋路等。關於麻紙的著錄如「初印精湛，麻紙細潔可愛」「白麻紙大字精善」「全書白麻紙濃墨印」「白麻紙，初印精湛，每紙均有程氏朱記，當是造紙者印記」；關於皮紙的著錄如「桑皮玉版，厚如梵夾」「桑皮厚紙印，紙幅闊大」「薄皮紙印，頗清朗」「薄皮紙佳墨印」等；關於綿紙的著錄如「藍格綿紙」「綿紙巨冊」「藍格細綿紙」「綿紙印，微黃」等；關於竹紙的記錄較為簡單，如「藍格竹紙」「竹紙楷書」等。在其著錄中，各種皮紙的裝幀、印刷效果也不一樣，如「桑皮玉版，厚如梵夾」「薄皮紙印，頗清朗」「紙用羅紋皮料，勻潔堅韌，在宋本亦為罕覯」「白皮紙印，堅韌勻潔」，可以看出傅氏對於皮紙的偏愛。
表1《 藏園群書經眼錄》中各類紙張的著錄情況
傅增湘著錄的紙張類別中，還有一類比較特殊，即公文紙。公文紙有許多別稱，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宋元明印書用公牘紙背及各項舊紙》一章中曾提到「公牘紙」「文牘紙」「官冊紙」「冊籍紙」「冊子紙」等稱呼[6]。孫繼民先生認為公文紙本「指宋元明時期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賬簿(包括私人書啓等寫本)紙背刷印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廢舊紙張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7]。由此可見，公文紙本古籍既包括官府用紙也包括私家用紙，官府用紙包括有印章的公文也包括未使用印章的賬簿以及其他種類的文獻；私家用紙的範圍更廣，包括書信、賬簿、契約等。
傅增湘顯然對這類紙張頗感興趣，遇到「公文紙」類都會細細記錄，筆者查閱到6種古籍著錄如「卷中已有嘉靖補板，用明官紙印，乃嘉興府糧冊，內有崇德縣，今已省並矣」「白皮紙印，紙背為宋時冊籍」「後有紹興十七年黃州契勘造此書公文，具載紙板墨價，後列官銜八行，末並錄萬曆庚戌謝肇淛跋，言從內府宋本抄出者」「目錄卷一前十二葉紙背乃宋人詩草稿」等。他還收藏廢舊公文紙用來刻印古籍，可以看出舊紙的珍貴。
二、抄補和校勘古籍用紙
清代私家專用箋紙比較盛行，名人雅士喜歡依個人興趣雅好製作箋紙，一是免於流俗，二是防止信箋被偷換和冒名作偽，三是顯示寄信人格外鄭重其事。藏書家們校勘古籍，或抄書寫錄，對紙張的需求很高，手工繪製欄格，不僅費時費力，效果也難以保證，於是常找制箋坊肆定制一些帶有邊框界欄、專門用於抄校的行格稿紙。同樣材質的紙，經過加工，如加印室名齋號，刷印喜歡的顏色的欄線、喜愛的行款格式等，就有了藏書家的特色。
傅增湘在其抄補、校勘古籍的過程中選用的紙張就頗為講究，他仿照古籍中經典的行格樣式定制了專屬稿紙。這些稿紙以傅氏姓名、字號、室名齋號以及行格樣式等不同的方式進行款署。有文獻記錄，傅翁曾在雲藍閣、文楷齋、榮寶齋等制箋坊肆定制過箋紙，「雙鑒樓」「藏園」款署的箋紙則有可能是由他自己印制[8]。筆者綜合查考了《藏園群書經眼錄》《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以及國家圖書館藏268種傅翁藏書(索書號00001—00268)，其用於補配、校勘書籍的行格稿紙就多達10余種，包括江安傅氏鈔本、藏園鈔本、藏園傅氏寫本、雙鑒樓鈔藏善本、雙鑒樓鈔本、津寄廬鈔書、「雲合樓(袁克文)寫書，仿東武鎦氏嘉蔭簃寫書格式」、仿紹興本《通鑒》行格、仿書棚本行格、仿大德平水本《爾雅》版式、仿元刊本款式行格紙、海鹽涉園張氏文房(張元濟)稿紙等，涉及古籍40余種。
仿紹興本《通鑒》行格、仿書棚本行格、仿大德平水本《爾雅》版式、仿元刊本款式行格紙等仿制的都是宋元精品古籍中刷印效果較為美觀的版式。仿紹興本《通鑒》行格紙是以「雙鑒」之一的宋紹興二年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資治通鑒》的樣式製作的，該書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資治通鑒》刻本。傅氏似乎更偏愛仿書棚本行格紙，約有20種書的補配用紙均為此版式。書棚本專指南宋臨安府(今浙江杭州)陳起父子的書坊所刻書，因地點在棚北大街睦親坊南故名[9]。陳氏刻書以精麗工整著稱，最大特色是行款基本為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國家圖書館藏《唐女郎魚玄機詩》即為陳氏書籍鋪所刻，卷尾鐫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此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傅氏仿書棚本行格稿紙即仿照此行格印制。
三、搭印及附印古籍用紙
傅增湘不僅熱愛收藏古籍，還十分重視古籍的流傳。他通過抄錄、刊刻、搭印、附印等形式，使古籍化身千百，傳本揚學。除了影印《周易正義》、《永樂大典》「台」字韻冊、《太平廣記》等書，他又翻刻宋元古本蜀人著作十二種，編為《雙鑒樓蜀賢遺書》，以弘揚蜀學，還以百衲宋本《資治通鑒》及珍本古籍數十種支持張元濟先生編印《四部叢刊》。所藏孤本如北宋本《史記集解》、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大全集》、「雙鑒」之一的宋寫本《洪範政鑒》等也都交商務印書館拍照製版，可惜因抗戰爆發未能印行[10]。
在抄錄、刊刻、搭印或附印珍貴古籍的時候，他選用紙張也非常考究。他曾寫信給顧麟士，提出或借閱或影鈔或拍照《龍川略志》《龍川別志》兩種宋代孤本。顧氏只同意影鈔，為此傅增湘專門從北京寄紙到蘇州，並在信中寫道：「開化紙覓得數十紙寄呈，敬希代屬善書人摹寫《龍川別志》，以踐前宿約。」[11]開化紙是清代以來最名貴的一種紙，因質地細膩、柔軟潔白、薄而韌性強，成為清廷宮內專用紙，也是傅增湘非常推崇的一種紙，他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為陶湘編的《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撰寫題詞時寫道：「開化紙潔如玉版，太史連色疑金粟。色香既古，裝褙尤精。」[12]
傅增湘曾以珍藏的高麗紙搭印書籍。搭印是指在印刷古籍時，搭印者自己出紙，讓印刷單位印一部分給搭印者收藏。1989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北宋四大部書中體量最大的《冊府元龜》，將幾乎全部的存世宋刻殘卷去其重復，匯為一編。此書之出版歷程曠日持久，其間影印方案幾經改易，張元濟、傅增湘、陳垣、趙萬里、陳乃乾等皆不同程度參與其事[13]。據胡珂等考證，在《冊府元龜》影印出版工作進行期間，傅增湘亦擬通盤校理《冊府元龜》，此前其已將國內公私所藏宋刻108卷校畢。1930年6月28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稱：「《冊府元龜》雖縮印亦願搭印一部，侍於此書近來頗用力也，擬竭餘年之力，將此書校完。」[14])後來傅增湘向商務印書館先後寄去其搭印《冊府元龜》等古籍的高麗紙二千張。「其紙均系舊紙，但不十分舊」[15]。雖然《冊府元龜》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搭印成功，但是傅氏對於搭印此書而專門寄送高麗紙確為事實。
此外，傅增湘還曾用官冊紙附印《玉台新詠》和《徐公文集》。附印是近代分擔主印人風險，又從而分享利益的一種圖書出版參與模式。有些情況屬於友朋跟印，有些則類似於今天的眾籌，各自按出資比例分得相應樣書[16]。傅增湘曾言「民國徐乃昌覆刻趙均本(《玉台新詠》)，以原書上版，鏤刻甚精，所謂下真跡一等也。後附校記。余以舊文書紙附印一帙」[17]，並以乾隆官冊紙附印，趕上了最初印的一批。1923年，農歷十月二十日，「傅沅叔來，未晤，留字並官冊三本，擬印《玉台新詠》四部，紙僅二百七十頁，印三部尚不敷，以前存者勉可湊印，如印壞即難成矣」[18]。官冊紙數量緊張，不足以印出三部，但後來實際印刷了五部，先後交給傅增湘四部，或許是後來增加了紙張[19]。傅增湘用官冊紙附印《玉台新詠》不是孤例，此前也用官冊紙印了三部《徐公文集》，《徐乃昌日記》亦有記載。此外，1920年，農歷七月初四日，「菊生來書，沅叔附印《騎省集》，寄來官冊紙一千二百十四葉」；初六日，「又沅叔印《騎省集》三部，官冊紙不敷，再補寄」；廿四日，「菊生來書，沅叔補寄印《徐公文集》官冊紙四百廿三葉」[20]。
傅先生一生酷嗜古籍，為古籍收藏和整理校勘工作付出了全部心血。他愛屋及烏，對古籍的珍愛也體現在對紙張的考究和偏愛上。筆者因能力所限，未能對傅先生著錄、選用紙張做更深探究，僅立足於傅先生的校勘記，結合文獻記載和館藏古籍做一簡單介紹。謹以此文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專業學者深入研究這一領域，讓紙張考證在古籍研究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傳承傅先生留下的文化財富。
注釋：
[1]曾紀剛：《古籍「開化紙」印本新考》，《文獻》2020年第2期，第4頁。
[2]傅熹年：《在「著名學者藏書家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週年紀念展」開幕式上的致辭》，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二輯，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第14頁。
[3]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4頁。
[4]施廷鏞：《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220頁。
[5]皮紙中纖維堅韌柔軟、其縱紋斷如棉絲者，稱為「綿紙」，亦作「棉紙」，其中大多為桑皮所造。本文按照傅氏原文著錄，分類時將綿紙歸入皮紙中。
[6]葉德輝：《書林清話》，華文出版社，2012年，第221頁。
[7]孫繼民、魏琳：《公文紙本：傳世文獻最後一座待開發的富礦》，《光明日報》2012年4月12日，第11版。
[8]王宇：《明清箋紙研究》，南京藝術學院博士論文，2019年，第263、318、327、336頁。
[9]瞿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5頁。
[10]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第50頁。
[11]蘇州檔案館：《傅增湘為請善書者影寫海內孤本〈龍川別志〉事致顧麟士函》，《蘇州雜誌》2021年第3期，第2頁。
[12]陶湘：《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第5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400頁。
[13]胡珂、魯明：《宋本〈冊府元龜〉之蒐輯配補與校勘影印始末考》，《文獻》2019年第1期，第113頁。
[1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37—238頁。
[15]張元濟：《為傅增湘搭印古籍事與商務印書館出版部之問答》，《張元濟全集》第10卷《古籍研究著作》，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61頁。
[16]南江濤：《徐乃昌影刻〈玉台新詠〉考》，《文獻》2020年第4期，第159頁。
[17]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第1510頁。」[18]徐乃昌著，南江濤整理：《徐乃昌日記》，鳳凰出版社，2020年，第485頁、
[19]南江濤：《徐乃昌影刻〈玉台新詠〉考》，《文獻》2020年第4期，第160頁。
[20]徐乃昌著，南江濤整理：《徐乃昌日記》，第59、60、65頁。
文津流觴第三輯傅增湘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