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與鄉邦文獻
傅增湘與鄉邦文獻
張毅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地方文獻組副研究館員
「鄉邦文獻」一詞早在明代既已出現，清代、民國時期較為常用。現今多稱此類文獻為「地方文獻」。二者詞義相近，但前者具有相對明確的指向性，後者則較為模糊，指代範圍更廣，專指一地時需增加表示地域的定語。鄉邦文獻通常包含兩類內容：1.當地人的著述；2.收載內容以當地為主的文獻。民國及以前，鄉里之人心系桑梓，地方官員肩負教化之責，他們是地方文獻收集、整理和傳播的主要力量。
傅增湘先生出身書香門第，幼承庭訓，喜好藏書。與當時諸多藏書家，如繆荃孫、董康、沈曾植、楊守敬、莫棠、張元濟等皆有往來，諳熟古籍版本與校讎之學。辛亥革命後，他開始致力於搜藏古籍，並謹遵父親教誨，深以古董家玩物喪志為誡，積極從事古籍的整理與刊布。數十年間，勤勉不輟，入藏善本數萬卷，其中「手校者十居八九，傳播者十居四五」[1]。
在藏書、校書過程中，傅增湘先生「於鄉邦文獻尤三致意焉」，雖然他八歲即隨父親離開故鄉北上，長居京、津，返鄉時日有限，但對「蜀中風物，夢寐難忘」，且「懷土之思，久而彌摯」。時值清末民國時期，地方自治思潮盛行，地方文獻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各地有識、有力之士紛紛對鄉邦文獻進行蒐集和整理。在自身情感的驅動及社會環境的支持下，傅增湘先生不吝貲財，盡己所能，「凡鄉人遺著及蜀中故實，力勤蒐考」[2]。憑借自己的學識和藏書，他以一己之力，先後刊刻《蜀賢遺書》，纂輯《宋代蜀文遺存》，不僅留下了許多令人動容的書史佳話，為後人提供精神力量，更為巴蜀地方文獻的保藏與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同時，也為今天地方文獻的整理提供了有益經驗。
一、鄉邦文獻之搜藏
傅增湘先生在大力搜藏古書之始，既已留心鄉邦文獻。如1912年，他以重金購得宋本《方言》，在與友人書信中稱：「侍近日因經濟不裕，故購書事不敢放手。《方言》因系蜀人著作古書，故留之，不然亦決不如此豪舉也。」[3]同年，因另一部蜀賢遺著——《道園類稿》，傅增湘再三致函張元濟，請求代為諧價，並表示「道園蜀人，湘尚缺此種，欲收之以備覽閱」，又「吾鄉人，故欲得之」[4]。可見是時鄉邦文獻已是傅增湘先生購藏古書的重點考量因素之一。
對鄉邦文獻中之蜀人著述，傅增湘先生尤為關注，並投入了大量精力和金錢。除上文所述《方言》《道園類稿》外，見於記載者不勝枚舉。如1913年，聽聞宋本《蘇東坡集》流出，他表示：「他書均可割愛，獨此集為鄉邦名帙，雖舉債亦願為之。」[5]1914年，他以黑口本《山谷別集詩注》與沈曾植易得明萬曆洗墨池刊《薛濤詩》，原因是「濤本蜀人，舊刻罕覯」[6]，又在琉璃廠翰文齋見到寫本《春秋會義》四十卷，「重其為鄉賢著述，欲購藏之」[7]。
傅增湘先生在搜藏蜀人著述的過程中有一些曲折動人的經歷。以明澹生堂抄本《咸平集》的入藏為例，傅增湘先生所撰是書跋文言：「此書舊為徐君行可所藏，余聞之已十餘年矣，重其為蜀賢遺著，頗欲得而藏之，用為他年匯刊之本。其後流轉入於蔣氏密韻樓中。近歲鄉人白堅甫僑居上海，以書畫易得之，持以見示，愛不忍釋，留置幾案者經年，終以絀於資力，仍卻歸之，然五中縈念，不遑捨也。日前稍斥藏書，易米之外，囊底微有餘儲，就堅甫商讓，慨然見允。從此納之雙鑒樓中，與範太史、唐子西二集並篋而藏，俾子孫世守無失焉。」[8]末尾落款特別署為「蜀南後學傅增湘」。
對鄉邦文獻中之蜀中故實類文獻，傅增湘先生也盡可能地收入囊中。如1927年，以舊寫本《邊州聞見錄》「所紀多川南物事，時涉及吾邑者，欲購而藏之」[9]。1929年，用銀幣四十元於北京廠西門述古堂購入《全蜀藝文志》。1939年，收得《蜀中廣記》，「值至百八十金，可謂貴矣」[10]。
整理出版鄉邦文獻的實際需要，更是助推了傅增湘先生對鄉邦文獻不遺餘力地搜求。他在《宋代蜀文輯存》序中提到，因為有志於蜀文，「乃遍收蜀人遺集，舊刻難逢者，則別求寫本，寫本不得者，則盡力傳鈔」[11]。如1927年，他函請張元濟代鈔宋本《北碉詩集》，書後備注稱：「此蜀僧也，求代鈔一部，第照行格，不必影寫，擬匯入《叢書》也。」[12]又如他在《顧千里校嘉祐集跋》中所記：「余辛、壬桑海之交，客游蘇州，親訪文勤季弟仲午，探詢此書，意欲影寫一本，刊入《蜀賢叢書》中。」[13]再如《蜀中廣記》跋中提及「余近十年來以纂輯《宋代蜀文輯存》，因旁及鄉邦故實，訪求此書甚為切摯」，但「歷觀內府藏書及南北藏家，皆渺不可得」，由於亟欲查閱，所以「就北平館藏之文津《四庫》書屬寫官繕錄全帙，閱時經歲，耗資百金，始得如願以償」[14]。
友人感於傅增湘先生對鄉邦文獻的摯誠，對其搜求活動給予了一定支持。如明存誠書館抄本《道德真經注》一書，原為羅振玉所藏，傅增湘先生「以鄉賢遺著，從之假校」，羅君「遂輟以相贈」[15]。又如蜀賢名集《陳伯玉文集》，該書是他「數十年夢想而不獲者」[16]，在六十歲生日之際，張元濟贈送他是書的弘治本作為賀禮。
傅增湘先生在自己搜藏鄉邦文獻之餘，還積極促成同鄉友人的保藏，以期同力守護。如明代眉州人張大齡所撰《玄羽外編》一書，他以「其為蜀人遺著故錄而存之」，數年後又見一部，「因告鄉人涂子厚收之」[17]。又如他非常珍愛的宋建本《王注蘇詩》，曾先後購藏三部，盧溝橋事變後，以「世亂無涯，懷寶可懼」，憂懼文獻不幸遭遇摧殘，「聚之於己，而獨力難持」[18]，於是自留一部，將另兩部分藏於同鄉友人孫仲山、涂鳳書處。可謂用心良苦。
傅增湘先生在搜藏鄉邦文獻時秉持了其古書收藏的一貫理念和態度。其一，重視善本。《雙鑒樓善本書目》《藏園群書題記》《藏園群書經眼錄》等著錄文獻皆為精善之本，傅增湘先生所藏的大量外庫普通本文獻則未見書目著錄。鄉邦文獻同樣如此，如現藏國家圖書館的嘉慶《江安縣誌》，憑藉書中鈐印可知為雙鑒樓藏書，但未見相關著錄。亦由於此，傅增湘先生藏鄉邦文獻的具體數量目前難以稽考。
其二，兼收複本。傅增湘先生曾在題記中表明，自己「雅嗜典籍，雖複本亦不惜兼收」。以鄉邦文獻《蜀中名勝記》為例。該書為《蜀中廣記》十二種之一，《蜀中廣記》全帙一百〇八卷，部頭龐大。他因是書「網羅鴻富，為鄉邦文獻之淵」，開始得「成都志局刻本讀之，頗慮其傳播未廣，且全帙亦復稀見，故據文津閣《四庫》本傳抄一部」，後來經同年董康作緣，自廠估處收得《蜀中廣記》原刊全帙，然而因為是本「古刻鉅編，卷帙繁重，深加護惜，未便取攜」，故再次從文友書坊購入殘本，與舊藏零卷補配，合裝成《蜀中名勝記》單行本，「瀏覽之餘，得以隨時取勘」[19]。
其三，旨在傳承。傅增湘先生背負有較強的責任感，他著力搜藏鄉邦文獻意在弘揚蜀學、表彰先賢，使鄉邦文獻得以流傳，不致湮沒。例如他在《四庫館寫本春秋會義跋》中寫道：「聞鄉人方纂《通志》，異時當錄以遺之，為蜀中著作增一故實，毋令窮經好古之士終於泯沒而無聞，斯亦吾輩之責也。」[20]又如他在《天問閣文集跋》中所發感慨：「三百年來，鄉里後生匪特研齋之文字莫由窺觀，即其姓名亦幾有不能稱舉者。網羅放失，重訂遺編，使昔賢忠義大節，得同簡冊以流傳，斯亦吾輩後死之責乎！」[21]再如《蜀中廣記》跋中所記：「實為考蜀事者必備之書。然余觀嘉慶重修通志時，絕未述及此書，知吾蜀中久無傳本矣。余所以汲汲表彰，不遺餘力者，蓋以此也。」[22]
二、鄉邦文獻之整理
傅增湘先生對古籍校讎深有心得，甚至於漸成癖嗜，以校書為樂，孜孜不倦，「有得即校，日竟一二卷，懸為課程」，數十年間，「無經旬之輟」[23]。致力之勤，少有人匹敵。對於校讎，他講求「一書必兼採數本，一本或覆勘再三」[24]，務求其實。
以蜀中名帙《華陽國志》的校讎為例，1916年，傅增湘先生對明嘉靖張佳胤刊本進行校勘，詳考版本源流，並在題記中特意指出：「常《志》為鄉邦古籍，張氏又吾蜀聞人，余獲此奇籍，特力發此覆，為張氏雪其冤，以取證當世。」[25]1934年，北平圖書館新收得明嘉靖劉大昌刊本，極為罕見，傅增湘先生經趙萬里允準後借歸，以清廖氏題襟館刊本進行對勘，用時兩個月，訂正四百餘字，「咸前人所未發」[26]，為後人研究、整理是書提供了重要參考。
「勘定古書，宜廣徵善本，否則徒勞寡益，壯志難償」[27]，傅增湘先生認為，古籍整理需在精選善本的基礎上詳加校讎，唯有經過認真校勘審定的文字才更具流傳價值。這一觀點也體現在傅增湘先生纂輯鄉邦文獻的具體實踐中。在匯刊《蜀賢叢書》、出版《宋代蜀文輯存》之前，傅增湘先生便對相關文獻進行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如對蜀人著作《巴西文集》的校勘，他先是借來朱翼庵藏的李禮南舊藏寫本進行刊定，「留置案頭已四月矣」，在聽聞「劉氏嘉業堂有新雕本竣」後，索來新本進行復校，「為刊入《蜀賢叢書》之張本焉」[28]。又如《蜀鑒》一書，當時該書之宋刻本已經不可覓得，各藏家也未見著錄，只有常熟瞿氏藏有明人寫本，傅增湘先生以是書「關係鄉邦文獻，銳欲從事校讎」，但瞿氏地處江南，「道遠不可致」，恰遇「北平館中新收鈔本」，於是借出校勘，經年校畢，又於兩天內先後寫下《校蜀鑒跋》《明初本蜀鑒跋》兩篇題記，詳細介紹該書的成書背景、版本及文字異同等情況，洋洋灑灑千餘言，並希望「異日當取余校本重訂刊行，以餉鄉人」[29]。出於纂輯蜀文的需要，甚至於一些宋元總集和類書，如皇皇百餘卷的《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傅增湘先生也進行了全面而細緻的校勘，足見傅先生整理鄉邦文獻的嚴慎態度。
在校勘其他文獻時，如遇鄉邦資料，傅增湘先生也會隨手記錄，用作他時參考。如在明刊《本朝分省人物考》跋文末尾記：「卷一百七至九為四川省，凡成都府六十一人，保寧府十九人，順慶府二十六人，敘州府二十四人，重慶府四十二人，夔州府二十八人，馬湖府七人，潼川府二十五人，眉州一人，嘉定州十八人，瀘州十四人。異時擬鈔此三卷刻入《叢書》中，為吾蜀志乘考證之資，聊志於此，以備遺忘。」[30]
三、鄉邦文獻之刊布
在傅增湘先生撰寫的題記、自述中，發自肺腑地慨嘆古書傳播不易的文字俯仰皆是。如「余竊嘆前人焠厲辛勤，以成一書，方其傳播也，如升天入海之難，及一旦散亡，乃如飛雨飄風之易」[31]，又如「余私念百餘年來所傳之秘冊，若不急為傳播，或竟湮沒而不彰，是深負古人露鈔雪纂之勤」[32]，再如「書經九厄，昔人所悲，聚散成毀，實關運會。方其盛也，竭百輩英賢崇獎之力，而猶懼不集；及其衰也，一二庸夫走卒，毀之而有餘」[33]，等等。
傅增湘先生經由古書搜求與整理的實踐，深刻領悟古籍流傳之艱難，故而倍加珍愛，希冀能夠盡自己的力量助力古籍傳承，素寄情懷的鄉邦文獻更不例外。因「吾蜀宋代人文號為極盛，而遺集所傳乃十無二三」，故「發奮蒐採」[34]。可知傅增湘先生刊布鄉邦文獻不僅僅在於「標舉人物以詡桑梓之文學」，以及「臚陳典籍以補志乘之缺遺」[35]，其深刻用意仍在於古書之延續。而古書延續之要在傳播。古書傳播有多種方式，傅增湘先生認為「刊刻為上，鈔錄次之，或力有未逮，則校其文字異同，以俟來者」[36]。刊刻可使古籍化身千百，在今天也是文獻傳播的重要途徑。
刊刻又有單種印行、叢書匯刊、專類選輯等組織和呈現形式。傅增湘先生在刊布鄉邦文獻時，靈活運用了這幾種形式，對於某些極為珍稀的文獻，則多次印行。比如單種印行方面，被傅增湘先生奉為鎮庫重寶的漢代蜀賢遺書——宋本《方言》，他先是郵寄日本小林氏制珂羅版，精印百部，以饗同好。不久後又請繆荃孫督陶子麟精摹付刊。再如匯刊叢書方面，傅增湘先生認為明曹學佺《蜀中廣記》一書「雖有刻本，而世不經見，實與斷種無殊」[37]，於是利用為《四庫珍本叢書》選目工作之便，破例將該書列入其中。在傅增湘先生刊布的諸多鄉邦文獻中，最惹人注目的便是《蜀賢叢書》與《宋代蜀文輯存》。
(一)《蜀賢叢書》
《蜀賢叢書》收錄影宋本《方言》《司馬相如傳》《諸葛武侯傳》《名公紀述老蘇先生事實》《歔稱瑣微論》《龍川略志》《頤堂先生集》《王荊文公詩注》《東坡和陶詩》，影元本《道園遺稿》《翰林珠玉》和汲古閣寫本《石藥爾雅》，凡十二種[38]。據學者轉述傅熹年先生的話，《蜀賢叢書》版片已捐贈予四川省圖書館，十年浩劫，書版已毀失無遺[39]。
《蜀賢叢書》緣起於傅增湘先生對鄉邦古物——蜀刻本的關注[40]，希望借《蜀賢叢書》的刊印，「上溯眉山，規仿舊法，以復蜀本之觀」，所以「影模宋元古式」。與此同時，「表鄉里之遺徽」，能夠使「異時述益都文苑者」有所取資[41]。
《蜀賢叢書》或因印數較少，現在已較為稀見。與之相關的版本信息，如刊成之具體時間等，也難以考究。筆者據所見資料推測，該叢書或為陸續刊成。曹元忠《宋槧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跋》言「內閣庫書經學部奏歸圖書館，沅叔提學乃影寫和陶詩刻入《蜀賢叢書》中」，落款為「宣統甲寅」，即1914年。又據1924年傅增湘先生《靜嘉堂文庫觀書記》，見《新雕名臣紀述老蘇先生事實》一卷，「余擬假出影印刊入《蜀賢叢書》中」[42]。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此外，傅增湘先生還有另一種《蜀賢叢書》的計劃。1934年，傅增湘先生致函張元濟，欲從《四庫珍本》中擷取蜀人著述二三十種，請求協助搭印，擬「單行二三部，定名為‘蜀賢叢書’」[43]。張元濟以葉數不多，部數亦少，在與主事者相商後，應允專印二部奉贈，但因與教育部的合約在前，要求「‘蜀賢叢書’之名請勿宣露，亦勿送人」。據傅增湘先生信中開列書目，共二十二種，四百二十卷(詳下)。該套叢書最後只印得二部，其中一部藏東方圖書館。
蜀賢著作藏園選輯
春秋例要一卷(宋崔子方)
春秋經解十二卷(宋崔子方)
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宋魏了翁)
春秋分紀九十卷(宋程公說)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明熊過)
廉吏傳二卷(宋費樞)
六朝通鑒博議十卷(宋李燾)
皇極經世索隱二卷(宋張行成)
皇極經世觀物外編衍義九卷(宋張行成)
易通變四十卷(宋張行成)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宋范祖禹)
跨鰲集三十卷(宋李新)
雲溪集(宋郭印)
縉雲集四卷附錄一卷(宋馮時行)
方舟集二十四卷(宋李石)
九華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宋員興宗)
蓮峰集十卷(宋史堯弼)
性善堂稿十五卷(宋度正)
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宋程公許)
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宋陽枋)
則堂集六卷(宋家鉉翁)
南嶽唱酬集一卷附錄一卷(宋張栻等)
(二)《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先生對《宋代蜀文輯存》相當看重，稱其為「生平志尚所存，亦正鄉人眾望之所屬」。1940年農歷十月，他在給張元濟的書信中寫道，「趁精力未衰，於一二年內將生平未了之事作一結束」，其中第一項即完成是書。次年，他不僅大量削減了校書日課，而且「文字之役亦多謝卻」，屏除百事，勵志專精，全身心投入是書的編纂工作[44]。及至該書最終刊印，耗費雖多至不可勝計，「昂貴駭人」，但傅增湘先生仍然達觀地認為：「今年雖貴，尚能印，明年恐多金亦不能印，故負債累不必為苦，而轉以為幸也。」[45]
是書創稿於1928年秋，歷時十六年之久，1944年初終於印成。全書一百卷，人自為卷，不分門類。對隱晦罕為人知的撰者則附小傳，以表彰幽潛。總計輯錄宋代蜀文二千六百餘篇，涉及作者四百五十餘人。徵引文獻三百餘種，遍及「經說史編，百家諸子，名儒撰述，說部叢談，甚至海外之逸書，二氏之秘典」[46]。
該書輯錄之宋代蜀文皆採自於善本名鈔，且經傅增湘先生親自校訂，「精審無訛」[47]，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對此，徐雁平、武曉峰《傅增湘先生對蜀中文獻的收集與傳播——兼談〈宋代蜀文輯存〉的編輯出版》與吳洪澤《〈宋代蜀文輯存〉的編纂得失與整理價值》兩篇文章已有詳細論述。
縱觀傅增湘先生纂輯此書的歷程，克服種種困難，數次易稿，鍥而不捨，「其用心之苦，肆力之勤，執事之敬」[48]，莫不值得我們學習。而傅增湘先生纂輯是書的寶貴經驗，也可為當今地方文獻的整理工作提供一些借鑒：其一，放眼求全。傅增湘先生通過購、借、抄等各種方式，搜求相關文獻，力圖完備。如1928年，他致信張元濟：「趙汝愚諸臣奏議書樓中有否，能先以目見假何如。北京圖書館有殘本，無目錄，此書所收蜀文不少，可得一助。」[49]又如他自己所藏四川府州縣誌欠缺較多，於是「取閱於北平、東方二館，不足者，更遠假之涵芬樓」[50]。最終，全蜀之志所見十得八九[51]。其二，採擇求精。傅增湘先生在纂輯《宋代蜀文輯存》時，引用了諸多稀見之本。如《永樂大典》本《瀘州志》，「諸文《成都文類》既失載，明楊慎纂《全蜀藝文志》綜覽古今，收羅閎富，自詡一代雄編，今以志中所載檢之，則咸在遺珠之列，知慎於此志固未寓目也。」[52]當努力訪尋、挖掘珍稀文獻。其三，翻檢求勤。對於《宋會要輯稿》《中興禮書》等卷帙龐大、門類紛繁之書，傅增湘先生也未放棄搜尋，雖然瀏覽逾年，耗費了大量時間，可用之文也不多，卻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遺漏。
四、結語
作為閱盡古籍聚散的藏書大家，傅增湘先生將古籍整理與傳播視作自己應盡的責任和使命。鄉邦文獻對於重視桑梓之情的中國人來說本來就具有天然的親切感，自然會進入傅增湘先生的視野。他在為《續金華叢書》所作序言中寫道：「獨念吾蜀古籍僅存，亦思少竭蹇薄，匯為叢編，人事紛迕，學殖荒落，瞻言盛業，惟有愧仰。」[53]
傅增湘先生蒐集、整理、刊布鄉邦文獻，不僅為巴蜀地方文獻的保藏與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在我國珍貴古籍的流傳與保護事業中居功厥偉。先生傾力於古籍的保藏和傳承，勤勉、審慎、不遺餘力地從事古籍整理工作，更為我們留下了無盡的精神財富。
注釋：
[1]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民國二十年(1931)石印本，第16葉。
[2]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自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8頁。
[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7頁。
[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41頁。
[6]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2009年，第874頁。
[7]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頁。
[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648—649頁。
[9]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368頁。
[10]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70頁。
[11]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自序。
[12]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65頁。
[13]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670頁。
[14]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24頁。
[15]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511頁。
[16]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570頁。
[17]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73頁。
[18]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686頁。
[19]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27頁。
[20]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30頁。
[21]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863頁。
[22]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26頁。
[23]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第17葉。
[24]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第17葉。
[25]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241頁。
[26]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42頁。
[27]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061頁。
[28]〔元〕鄧文原：《巴西文集》，抄本，傅增湘跋。
[29]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36頁。
[30]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第293頁。
[31]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24頁。
[32]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763頁。
[33]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069—1070頁。
[34]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第18—19葉。
[35]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069—1070頁。
[36]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791頁。
[37]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24頁。
[38]見徐雁平、武曉峰：《傅增湘先生對蜀中文獻的收集與傳播——兼談〈宋代蜀文輯存〉的編輯出版》，《四川圖書館學報》1995年第3期，第75頁。
[39]孟憲鈞：《民國以來藏書家刻書舉隅》，《收藏家》1998年第1期，第47頁。
[40]有學者將地方刻印文獻列入鄉邦文獻，筆者認為並不妥當。
[41]傅增湘：《藏園居士六十自述》，第19葉。
[42]傅增湘：《靜嘉堂文庫觀書記》，民國十三年(1924)鉛印本，第16頁。
[43]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15—317頁。
[44]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77頁。
[45]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387頁。
[46]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自序。
[47]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孫鴻猷序。
[48]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孫鴻猷序。
[49]張元濟、傅增湘：《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第197頁。
[50]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自序。
[51]傅增湘先生借閱北平圖書館藏書多通過趙萬里先生，《宋代蜀文輯存》中採自《永樂大典》遺文及外省方志部分，很多是趙萬里先生代訪所得。可參考劉波：《傅增湘致趙萬里函二十九通考釋》，《文津學志》第十九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第82—95頁。
[52]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215頁。
[53]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第1069頁。
文津流觴第三輯傅增湘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