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下）
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下）
沈津
周：那現在如果不能像您有這樣好的師承學緣關係，青年學者還能成為高級的版本鑒定人才嗎？
沈：我以為在古籍版本的專業領域里，有三種人可以成才，一是大圖書館裡的專業人員，二是私人藏書家，三是書店裡的從業人員〔包括拍賣行〕。三者之中，大館中成才的條件是後二者所難以達成的，那是因為省市一級的公共圖書館裡的古籍資源豐厚，宋元秘槧、明清刻本、名稿精鈔，應有盡有，那是幾代人為之蒐集而成規模的，在圖書館古籍部、特藏部或歷史文獻部的工作人員，由於自身的努力，近水樓台先得月，又時時請教有經驗的前輩，勤看多查，版本實踐不斷增多，因某種機緣可以隨時調閱比對，以增加實踐並積累知識。即使是生手，經過二三十年的訓練，也可能會成為專家。
前些年，某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國版本文化叢書》，一整套十來本，什麼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其中有幾本內容有一定重複。但是有一本《佛經版本》非常有意思，一般人不大會去看的，那是李際寧寫的。李際寧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工作，他對那些佛經，尤其是對敦煌寫經、佛經大藏，以及一些單刻佛經版本都做了非常深的研究。過去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幾位權威，包括一些大和尚，他們都有著作，裡面也都涉及到佛經的一些版本，大量地徵引文獻資料，但他們並不一定能夠看到實物。而李際寧卻把在日本寺院、內閣文庫、靜嘉堂、京都國立博物館、京都大學，包括一些私人收藏家手裡所看到的各種佛經版本，盡可能地把手裡省下來的錢，去複印並拍攝了不少重要的國內沒有入藏的佛經版本，把過去的歷史文獻和現在的實物全部結合起來進行比勘、研究，所以他寫得較別的學者透徹。因為他比別人看得多，再加上勤奮，所以他寫他所知，並能說出個「所以然」，而難就難在「所以然」上，所以一整套的叢書，我最為看中的就是這一本。民間藏書家在工作之餘，玩玩古籍善本和一些有特色的古籍，也很有意思。這類藏家人不多，大多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雖然沒有師承，但他會時時請教前輩和同行，盡可能地避免識錯。同時又有較雄厚的經濟實力予以支持，再加上眼光和魄力，他們肯花較多的錢買自己想買的書。我有一位朋友，凡古籍版本的拍賣會，他必會參與，白天看書做筆記，晚上則細查。哪天不摸書，吃飯都不香，真是「迷」了。有的藏家甚至還能在自家的藏品中選一些做研究，並有研究成果出版，這就比一般的玩家高一個層次了。他們肯花大量的時間撲在上面，從不吝嗇。我以為，這種藏家和作為投資短暫收藏的不一樣，他們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一種很強的自我迫切感，所以這種實踐最能加快人的成才，而且他們的鑒定能力絕不亞於在公共圖書館古籍部門的專業人員。這種能力也絕非十年內能以達成，因為這是知識和實踐，再加上時間的不斷積累，可以想象，這種藏家再過十年二十年，或許就是這個領域中幾位領軍人物中的一個了。
周：好像韋力先生就是您說的這種類型。
沈：韋力是國內最為重要的藏書家，也是藏書界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收藏不僅僅是數量，而且質量之好也使我驚訝不已。我看過許多家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國內包括國圖、上圖及不少省市級公共館、大學館；美國的國會館、重要的東亞館，還有香港、台北、澳門的圖書館善本書庫我都有涉足。但在韋力的芷蘭齋，卻是芸帙盈屋，雅靜整潔，佳本不乏，讓我油然產生一種錯覺，真似劉姥姥進大觀園般。他知道我對他的那些宋元佳槧、明清精本都不感興趣，所以他拿的都是名家抄校稿本，看了十餘種。還有潘景鄭師送給鄭逸梅的清中期吳中學者藏書家的手札十數通，每人都有潘先生寫的詞一首，寫得滿滿當當。還有幾種「奇怪」之書，是我從事版本目錄五十多年來從未想到過的「怪書」。後來在夜晚的飯局上，我說我過去寫的有關版本的文章，看來有些內容要改寫。韋力的鑒定力很強，這是他多年來實踐所致，我曾對有些朋友說過：「再過二十年，重新看韋力。」
王貴忱先生也是一例。他是文獻學家、版本學家，嶺南地區的大佬，藏書亦不少，和我是忘年之交。他的書法有唐人寫經味道，耐看。有一年，他曾給我寫過一副聯句，精妙至極。貴老亦是博通古今、謙虛謹慎的長者，92歲的人了，思考仍很縝密，對古籍版本之鑒定能力也極強，與他交往，得益頗多。有一次，他堅持要來中山大學圖書館看我，我怎麼擋駕也擋不住。情急之下，只好請同事取書一種，暇時請他審定。那是一部有書價鈐印的書，書名是《宋李忠定公全集》四卷、《奏議》十五卷、《文集》二十九卷（宋李綱撰，明左光先選，李春熙輯）。明末刻本。扉葉上鈐「秘府奇書定價壹兩」印。貴老坐下寒暄不久，我即說：請您看看好玩的書。誰知他取書手上，打開扉葉一秒鐘，即脫口而出：這是一部明末刻本。我贊嘆老先生的敏捷，那本書確是明末刻本，扉葉上的文字是藍印的，內容涉及書的廣告詞、出版者、出版地，另有一方明末木質方形書價鈐記，很稀見的。能在一秒鐘內說出一書之版本，是因為能辨識那時古籍的獨特「氣息」。那可不是數年之功可達成，如今國內能有此功力水準者，已不多見。那天，老先生也帶了幾種書讓我欣賞，我們談了不少。
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經眼的古書多。
沈：是。書店裡的從業人員（包括拍賣行），也有一些人的鑒定能力很強。解放前，在舊書店裡做夥計出身的小老闆很多，他們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有的僅讀過小學、初中，但靠自己做夥計時的努力，勤記、細聽、向上，腿勤，動腦子，就是翻書都長一個心眼，當時也有一些老闆不大講鑒定的竅門，就怕他們「偷師」。所以不少小夥計對於某書之優劣、版本之異同等知識，更多的是從去店裡買書的學者（或去學者教授家送書）那兒學到的，有的是通過同行的交流獲得的。因為那是他們將來吃飯的本錢，也就特別的用心。
過去北京琉璃廠的通學齋主人孫殿起，是位很有心的人。他在販書的同時，又將經眼的書作了很詳細的記錄，結果編成了一部《販書偶記》《販書偶記續編》。他有一篇《販書傳薪記》，記載了當年琉璃廠各書肆從業人員的傳承，他說：「販書事雖微細，但亦非如他項商業，將所售物品預備整齊，以供出售，即謂畢其事。蓋書籍與字畫文玩，歷史悠久，每件物品，各有其供應價值與方向，又不僅善於應對顧客也。例如供應一書，書中內容，需要明瞭，書之版本優劣，亦須清楚，要在平日多看版本，多聽內行人講說書之內容，多向顧客虛心領教，積年累月，經驗多，始有判斷能力，此非一朝一夕可以驟至，需賴業師指授，方能勝任也。」[1]在北京的舊書業，就是靠師傅帶徒弟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傳承，這在《販書傳薪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書估也有他們的歷史，從挑擔的小販到有自己的門面，從拜師做徒弟開始，到自己做老闆，店鋪或許也是從擺攤到有小門面再大開間甚或在外埠有分店。總之，由小變大，由夥計熬成掌眼，到手下有助手若干，也是有過一段艱辛的歷程。這種歷程就是實踐。書林中有才能的人不少，我過去讀鄭振鐸1951年9月26日致徐森玉函，說「郭墨林及郭石麒在滬均甚窘，此二人皆不可多得之人才，先生深知之，不知有辦法延攬之否？」二郭都是販書經驗十分豐富的能人。
周：傳統意義上的「書估」現在很少了吧？我們的社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古籍拍賣公司里是不是也出現了一些版本鑒定人才？
沈：而如今，時代不同了，沒有過去的土壤、溫床了，從業者不僅是收得的古籍數量極其有限，加上物品的轉換，又乏高手指導，所以成才更難。這只要看拍賣行的圖錄及某些拍賣公司拍賣大宗藏書前沒有自信，而只能以某種手段邀得圖書館專家介入，如此可見一斑。至於有些古籍圖錄中的手札等物，多真贋參差，魚目混珠，真叫人看不懂。
但亦有極特別者，記得有一年，我曾在上海某大酒店裡觀看北京某拍賣公司的一場拍賣預展，同時亦見到了公司的負責人之一，我們就善本書事聊了起來。我說，貴公司為什麼只做字畫、錢幣、郵票和其它文物，卻不做古籍善本呢？他說，沒有這方面的專家，懂行的很難物色到，而且貨源也不容易去找，所以條件不成熟，也就以後再說了。由此，又談起了人才的培養和有關的出版物。我說，現在有些善本圖錄印制裝潢都好，但無專業人員把關，所以錯誤總是存在。我舉的例子是《浙江圖書館館藏珍品圖錄》，第一種版本即有問題；上海圖書館的《館藏精選》第一種宋本書影卻是抄配的一頁。我說，我忘記那部宋本的書名了。誰知某先生馬上說，那部書的書名是《春秋經傳集解》。這使我為之一驚。我以為如不是細讀《館藏精選》且有心得者，決不能即刻說出書中所攝某書之書名的，某先生絕非一般人物。我這個人有好奇心，當晚我即打電話給北京的朋友，詢問這位先生的底細。朋友告訴我，此公也是一位藏書家，較低調，有實力，收藏品不多，但質量高，每遇一善本，即細查各種參考書、工具書。在台北時，為了一書之版本，還會跑到台北去核查其它善本書，非要弄個明白不可。原來，這位先生真是在古籍善本上下功夫的人。
周：可以看出，在您眼裡，版本鑒定人才的實踐經驗非常重要。
沈：確乎如此。記得1992年4月底，我應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之聘，任訪問學者，這是我在美國波士頓第一次買房，房地產的中間人告訴我說：買房的要點是：第一是location（地點），第二也是location（地點），第三還是location（地點）。所以，對於培養古籍版本鑒定的人才，我以為第一是實踐，第二也是實踐，第三還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方能出真知。總之，要想成才，必須要有高手指導，積之有年，有大量的實踐方可。
有一位在國學上很有造詣的學者叫南懷瑾，他曾說：「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腦，從容過生活。」學習版本鑒定，並無捷徑，非經歲月浸淫不能成器，你想急於求成，恐怕不能達你所望。潘景鄭先生和韋力兄一樣，他們收藏的每一部書都是他們所經手的，都要經過認真查核，翻看大量的參考書及各家書目，這都是付出學費的一部分。我以為培養圖書館裡的版本目錄專才，也應該要放到大環境里去培養訓練。要想大量的經眼古籍善本，只有一個前提，即是有一個大型計劃的實施，或是說目標、工程。如編輯一部館藏善本書目、編一部專題目錄或大型圖錄。書店從業人員大量地看各類圖書，那是他的職業，是由他的飯碗所決定。圖書館做事不能是從卡片到卡片，或是通過計算機檢索，僅僅相信編目人員的輸入，也要講實例，有系統地去講去實踐。
周：我們知道在您的學術經歷中，非常得益於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制，這也是一個「大實踐」，是吧？除了「大實踐」，日常工作中的「實踐」還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沈：是的。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周恩來總理指示：「要盡快地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這之後，全國圖書館界都行動起來，投入到了這一大工程中去了。那時許多圖書館專業人員不足，需要培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顧廷龍先生在一篇《中國圖書事業的一項偉大成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追記》中寫道：「當時的情況不像現在，古籍編目人員十分缺乏，水準參差不齊，工具書不足。例如，蘇州的西園藏經樓有大量的佛經，蘇州市派出了三個不懂版本的同志前去做著錄、鑒定工作。他們認真學習、刻苦鑽研，漸漸從不懂怎麼做，到比較懂了。東北三省整理鑒定古籍的人員原來就不多，絕大多數圖書館都沒有專業幹部，或者有，但卻已改行離開。因此，要做好善本總目編輯工作必須充實專業隊伍。在有關領導的支持下，專業隊伍擴大並組織起來。以遼寧省為例，原來專業人員不過六七個人，漸漸地超過了四十個人，是過去的七倍。其中遼寧省館原有古籍線裝專業人員四人，後來有十二人，旅大市館過去只有三人，後配備八人，其他圖書館過去一般都沒有專業人員，現在凡是有古籍善本書或線裝書的圖書館都配備一至四五人。吉林、黑龍江兩省情況也大體如此。並在哈爾濱辦東北地區古籍善本學習班。一次學習班有學員五十餘人，都是東北三省的省、市、地和部分大學圖書館的在職專業人員。北京圖書館的冀淑英、中國書店的張宗緒、吉林大學的羅繼祖等五位同志講授版本、目錄、工具書使用、校勘、辨偽、印章等方面的知識，並印發了有關的工具書。經過半個月的緊張學習，每個學員都感到收穫很大。」[2]
當然，除了參加全國性項目的「大實踐」，還需要一些「日常實踐」。所謂「日常實踐」，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要多接觸古書，實際上你什麼版本都要看，善本書、普通古籍，只要有機會你都要看，不要以為光看善本就可以什麼都知道，其實普通古籍里有許多書是你必須去瞭解的。就從版本來說，清代乾隆以後的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刻本多多，還有民國時期的刻本，至於那段時間里的活字本、版畫、套印本、抄本、稿本等等，又不知多少有價值的文獻，還須更進一步地去發現、去利用。在一些大館裡，有些不錯的善本書也會流落到普通本書庫里。我過去在上海圖書館普通古籍書庫里發現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二十四冊、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地下室的普通本書庫挑出如清何紹基批本《復初齋文集》等善本二十餘部，除了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普本書庫里挑選出七八百部善本外，還在他們存放了數十年未編古籍中編了二百來種善本書。而你如果要做題目，即使要寫一篇善本書志，你也一定要到普通古籍中去查找對你有用的資料。有些圖書館的設置很好，比如古籍部，館方把善本、普通古籍分開置放在不同的房間，或距離不遠，那查普通古籍中的資料就方便很多。個別大館資源豐富，善本、普通古籍分居兩地，路上都要費去一些時間。在圖書館，「日常實踐」還主要表現在為古籍圖書編目。這個編目過程，就涵蓋了每一種書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也就是說你要去核其目錄、讀其序跋、識其裝幀、驗其紙張、辨其鈐印，去核查殘缺還是全帙，甚或抄本之新舊、稿本之真偽，至於查證前人書目之著錄、翻閱學者之研究成果，以及各種工具書參考書，你都要花時間去細查。每天編一種乃至數種，而且都是不一樣的書，持之以恆，累積數年，我相信你的鑒定能力一定會大有提高。如果在編目實踐中，你能提出問題，或者指證前人之著錄錯誤，那就說明你有進步。除了這種實踐，還必須去做一個大題目、若干個小題目，這不僅是做研究，而且也是鍛鍊你的寫作能力，以及熟悉大量的工具書、參考書，要掌握查書的技巧。（待續）
周：您說的非常有指導意義。除了多實踐，一些良好的個人學習和工作方法是不是也很必要？比如王重民先生、趙萬里先生他們在看善本書時，都做了大量的提要、筆記。
沈：對，要多做筆記。我有時候特別看重的是什麼呢，說出來或許大家不相信，我特別在意的就是冀淑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副主編)她的那些小筆記本。冀大姐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她是真正的版本目錄學家，性格耿直，工作認真負責。那個時候我們都在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的復審工作而集中在上海，好幾年了，我們都在一個辦公室里，辦公室里還有顧師廷龍先生（主編）、潘天禎先生（副主編）、潘景鄭先生（顧問）、沈燮元先生、任光亮先生和我。我就看到冀大姐一直在記，她把她翻閱卡片時發現的有問題都寫在她那個小本子里，都是工工整整的字，她的字從來都不草的。她記有她的道理，這些問題零零散散的看不出來，但必須要經過她的整理，和過去的想法拼起來以後，就可以成為一條鍊子，就可以看出個所以然來。所以這些小本子啊，非常重要。兩年前，我去過一次北京，在「國圖」的一位朋友處，又見到了冀大姐的不少小本本。
有人或許以為這種筆記本算什麼呀？實際上學者在其治學道路上，大都有自己的讀書學習筆記，隨時隨地將自己讀書所得的重要段落或是有所感的心得，錄於小本或紙片。所以學者們為了做研究，搜尋材料，有所思考及記錄，多是利用紙筆，勤奮動手動腦。我們說幾種很重要的書吧，您看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清代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民國間胡適《藏暉室札記》等都是筆記類型的典範，於後人治學多有裨益。顧老也曾告訴我，一定要勤做筆記。我在他身旁工作了整整三十年，就看到他時時從自己口袋裡掏出小筆記本來記什麼。在20世紀70年代中，我隨侍顧老去杭州的浙江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看書，70年代末去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三蘇紀念館，以及在樂山大佛寺講課，他都有小本子隨身。直到2002年，我編《顧廷龍年譜》，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那時，我從北京北苑、上海淮海中路先生的住宅裡，也看到了數十冊小筆記本，那熟悉的筆跡，又一次引發了我的感慨。我在顧誦芬院士的幫助下，複印了許多我需要的材料。《年譜》中的大量材料都是第一手的，包括日記、信件、檔案，而小本子里的隨手所記，也正是其它或書本上所沒有的內容，它也是顧先生平時將他所看到的書或他有興趣的東西做一記錄，以作「備忘」，有的就有年月日，而這正是我所需要的。顧先生曾寫有一篇《讀書要勤做筆記》，說道：「古人讀書做筆記，以免過後遺忘。這類著作，在古籍書目編在子部。宋代以來，名著甚多，明清尤盛。近人所著亦多精粲。如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明代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洪頤煊的《讀書叢錄》，宋翔鳳的《過庭錄》，吳承志的《橫陽札記》。近人如胡適的《藏暉室札記》，顧頡剛的《讀書筆記》等。筆記中往往記下自己的讀書體會，有時也涉及書本以外的所見所聞。古人說，‘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顧炎武的書名，殆即此意。我很羨慕他們的勤勉。我雖亦做過一點筆記，但作輟無常，這是一大毛病。友人楊寬在四十年代曾勸我寫筆記，歲月久長，必有可觀。可惜我無長性，未能實踐，斷斷續續，悔之莫及！但翻翻幾十年前所記點滴，如逢久別之老友，平添興會。翻閱舊錄，有時頗覺新鮮。」[3]我做筆記有一個毛病，就是摘錄原文，往往不校，但到引用時，發現有筆誤，有脫字，有失記出處，殊深遺憾！我在此說一聲，以告同好，免蹈我的覆轍。
周：做筆記的重要性我很認同，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過「札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記，則無窮妙者，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沈：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過顧頡剛先生的《顧頡剛讀書筆記》，那套書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讀到的，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記得新書還未編目，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閱，每冊都夾了不少小條，後來我找了個機會，將我感興趣的內容全部複印了下來。頡剛先生幾十年來所存的筆記共積累了近二百冊，計三四百萬言，他以為要注意零碎資料與系統之知識，他在《顧頡剛書話》中說：「凡是人的知識和心得，總是零碎的。必須把許多人的知識和心得合起來，方可認識它的全體。筆記者，個人至瑣碎之記錄也，然以其皆真實不虛，故其用至廣。以小說史言之，有俞樾之《小浮梅閒話》等，於是有魯迅之《小說舊聞鈔》，於是撰小說史者得有基礎之材料。以經學言之，有臧琳之《經義雜記》等，有蔡啓盛之《皇清經解檢目》，於是欲綜合歷代經說求出一結論者得有基礎之材料。必有零碎材料於先，進一步加以系統之編排，然後再進一步方可作系統之整理。若大家說我要系統之知識，但不要零碎的材料，是猶欲吃飯而不欲煮米也，烏乎可！」[4]
這些年來，我曾時常翻閱舊時筆記，筆記所載多是20世紀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所見善本圖書的記錄，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為多，蓋其時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初審、復審、定稿時所記。其中有些記錄是在審校善本圖書以卡片核書時所發現的問題，有的是根據復印件或照片作出判斷的不同版本特徵，有的是請教顧師廷龍、潘師景鄭、冀淑英等先生後所得。當時隨手做的記錄中，涉及書估作偽、著錄錯誤、著錄不妥的較多，這在今天看來，或許對有些研習版本鑒定者，或圖書館專業人員有些借鑒。反之，如若當年不及時記錄，那也就煙消雲散，記憶不再了。我們還可以舉陳乃乾的例子，民初，陳先生在上海十多年，江南各大收藏家如黃彭年、沈德壽、莫友芝、繆荃孫的藏書散出，陳都經手其事，對所有古籍雖經眼但未曾記錄。陳後來說可惜都已雲煙過眼，只能用「嘆憾」來表達了。直到1930年，吳引孫的測海樓藏書為書賈王富晉所得，陳又有機會全部經眼，為免後日之追悔，這一次他詳記每書之行格、序跋、版本、鈐印、價錢、函冊等，真是給後人留下了考訂之資。所以他在《測海樓舊本書目》序中說：「二十年來，若四明盧氏、獨山莫氏、江陰繆氏諸家之藏先後星散，無一不經吾眼，事後追維，恍同夢影。今於吳氏書，乃得握管而記之，而江南藏書之家已垂垂盡矣，則是編亦不過雪泥鴻爪之留而已。」
周：您給我們介紹了這麼多有益的經驗，我相信當代的青年學人會很受啓發。
沈：對於新手來說，機遇很重要，但選擇更重要。不是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嗎？這當然是亙古不變的自然法則，但是這個法則在很多時候在少數領域又未必有效。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國好萊塢，一部商業電影的成功取決於三個要素：名導、名編、明星。國內也一樣。很多人對電影中的名演員可以叫出一大串，此外還產生了什麼追星族、粉絲。但是，這個圈子被認為是折舊速度最快的行業，您看像電影業的趙丹、白楊還會再出現嗎？就像我們這個小小的版本目錄學領域裡，還會再有徐森玉、顧廷龍、趙萬里、冀淑英、潘景鄭這樣一言九鼎的人物嗎？或許再過十年、二十年，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周：請您為正在從事古籍保護的工作者和青年學子提供一些人生建議。
沈：我以為對於版本鑒定的專業人員來說，在埋頭實踐的過程中，還要有自甘寂寞不誘於物的修養，不使外界爭名奪利的惡風來干擾自己。如若能做些愚拙的工夫，鍥而不捨，積年累月，必有所得。古人云：「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宋代朱熹也說：「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工夫，如何得!」(《朱子語類》卷八) 所以有恆心，加上有耐性，是一定有收穫的。反之，如若貪求近功，急於求成，則很難取得成就。
一個人的生命有限、眼界有限、知識有限，不管你在學術上有多麼高的造詣，也必須牢記縱橫蒼茫，天外有天，千萬不能恣情率性，為所欲為。世界是屬於年輕人的，但是年輕人去爭奪世界也是需要時間的。培養版本目錄學的古籍版本鑒定專門人才，使之後繼有人是一件不易之事。對於圖書館來說，面對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這些古書資源也必定是要有人整理、編目、鑒定、保管，如若無真正懂行之專業人員，那是說不過去的。所以，專業人員要抓住機遇，有所選擇，努力學習，不斷進步。千萬不要想走捷徑，更不要去做不道德的剽竊抄襲他人成果之事。我想用張舜徽的話來作此次談話的結尾。這是他寫的一篇《致友人論圖書館事業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的一段話：「就主持—個省級的或國家級的大型圖書館的人選來說，非有淵博的學識，卓越的見解，不足以勝任。事實告訴我們：過去老一輩在圖書館事業上做出了成績的人，如張元濟的於東方圖書館，柳詒徵的於盋山圖書館，徐森玉的於北京圖書館，王獻唐的於山東圖書館，都以績學之士，主持其事達幾十年之久，在收聚遺籍舊刻，保存文化遺產，做出了不少的貢獻。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實際工作，鍛鍊並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繼起為國家服務。因而圖書館中出現不少精通版本、目錄的專家。他們是從工作實踐中取得的知識，較之一般大學畢業單從書本得來的知識，更為深入而可靠。」[5]
周：今天您的談話讓我們深獲教益，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祝您身體健康，新年愉快！（完）
參考文獻
[1]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196.
[2]顧廷龍全集編委會編.顧廷龍全集 文集卷 上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458.
[3]顧廷龍著，《顧廷龍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顧廷龍全集 文集卷 下[M]. 2015：877.
[4]顧頡剛.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M]. 1998：328.
[5]張舜徽.訒庵學術講論集[M].長沙：岳麓書社，1992：608-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