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上）
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上）
沈津
說明：此為沈津先生接受《古籍保護研究》編輯周余姣的採訪，談古籍版本鑒定人才培養的文字記錄，原題是《鑒往知來，作育英才——談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發表於《古籍保護研究》第六輯（2020年10月）。因全文較長，本站分上下篇。引用請以原刊為準。感謝沈津先生授權發佈！
周余姣（以下簡稱周）：沈先生，您好！這兩年關於古籍保護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話題很熱，我們想請您就「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談談您的觀點，可否？
沈津（以下簡稱沈）：「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這個題目不容易講，因為沒有在這一行裡幹過幾十年，或沒有大量實踐和自己的切身體會，是很難說清楚的。目前在國內（包括台北地區、香港特區）的一些圖書館裡也面臨盡快培養版本鑒定專門人才的問題。十多年來，不少省市圖書館的古籍版本鑒定力量一直處於薄弱的、青黃不接的狀態，儘管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成立後，除了培訓修復古籍圖書的人員外，也在舉辦各種訓練班，以提高古籍整理、版本鑒定人員的素質，他們做了許多工作，或許還要待以時日，進步才能完全彰顯。
實際上，很多年前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文化部圖書館司司長杜克（原北京圖書館常務副館長）兩次參加美國亞洲學會圖書館年會，每次我都會和他見面，談話中多涉及培養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等事。因為培養訓練一位古籍版本方面的專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沒兩年，杜先生竟御鶴西歸了。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不是幾年十幾年出得了的問題，而是要有一定的方法、目標。1996年，上海圖書館建館50週年紀念，我從美國專程飛往上海。期間上海東方電視台採訪我，我說：圖書館系統有不少學術研討會，但發表的有質量的論文少。有些文章雖多為圖書館系統的學會刊物所用，但學術價值不高，多為評定職稱的「急就章」。所以，上圖新館雖然漂亮，但專業人員的培養，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在中國圖書館學界，1960年以前進入這個版本目錄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現在尚健在者只有兩位了，其中南京圖書館資深研究館員沈燮元先生已96歲，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資深研究館員丁瑜先生也94歲了(注：丁瑜先生於2020年6月逝世，沈燮元先生亦已於2023年過世)。他們都退休了好多年，或頤養天年，或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則是1960年3月拜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為師，研習流略之學，至今還混跡於這個圈子里，和年輕的朋友在一起，時時可以向他們請教。大約再過三年，我也要「金盤洗手」，告老還鄉，悠閒地優哉游哉了。
周：這個問題，老一輩的學者曾經是怎樣看的？
沈：1979年8月，我隨侍顧廷龍先生去杭州。顧先生是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圖書館館長，也是內定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那年顧先生76歲。他和我去杭州，是因為他想瞭解浙江地區對古籍善本的普查以及工作進展的情況。那次，浙江圖書館的邱力成館長專門接待我們。邱館長在1949年以前，在四明山上打游擊，是位「老革命」。後在「浙圖」負責歷史文獻部的工作，高個子，鬍子也沒刮，說話不緊不慢的，有時還帶點小官腔，但他很隨和，沒有什麼架子，笑嘻嘻的，給人一種很容易接近的感覺，我們聊過幾次就很熟了。由於當時正在籌備《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事，邱館長就和我專門談關於培養古籍整理及版本鑒定專業人員的事。他問我：這方面的人才如何去培養，你怎麼看。他是很誠心地徵求我的意見，因為「浙館」已經面臨這方面的問題了。
我當時說了三條，是從我自己走過的路來說的。這三條，後來我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包括北京、台北。三條分別是：第一是自己要立志，主觀上想學，甚至要當作一項事業去做。第二是要有好的導師，最好是一流的專家，他們的實踐經驗豐富，可以從各方面去指導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書、普通線裝書以及工具書、參考書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斷地總結。三條中缺一不可，而第二、三條是相輔相成的。邱館長對我的說法表示同意，他認為「浙館」第二條沒有辦法解決。當然，沒有好的一流師資，這也是各大圖書館幾十年來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沒有人能說出自己的「師承」，所謂的「專家」也多是靠自學努力而成。直至今天，國內的古籍版本鑒定似都缺乏一位能「一言九鼎」的人物，因為這二十年內再也不會出現似徐森玉、顧廷龍、趙萬里、潘景鄭、冀淑英這樣的大家了，包括他們的道德文章。當然，如今的台北，自從昌彼得先生走後，也呈現一樣的狀態。
周：老一輩的版本目錄學家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他們也曾為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您對哪一些版本目錄學家印象較為深刻？他們為培養古籍版本鑒定人才做了哪些努力？
沈：這幾十年來版本目錄學家寫自己的心路歷程者，幾乎沒有，有的只是點滴，不成規模。我看過的最好的二篇是：一為昌彼得先生十多年前發表在台北《書目季刊》上的回憶錄《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敘》，可惜只刊發了兩期就停了，後來台北另一館刊又刊至第五期（按，國家圖書館館刊）。另一篇是周景良先生回憶其父親周叔弢先生的藏書史實，是《丁亥觀書雜記：回憶我的父親周叔弢》[1]吧！
上個世紀初，我國的公立、私立的圖書館相繼建立，百年來在中國圖書館學界里，出現了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如繆荃孫、柳詒徵、沈祖榮、袁同禮、蔣復璁、劉國鈞、皮高品、汪長炳、李小緣、姚名達、王獻唐、屈萬里等。從20世紀30到50年代中，在圖書館裡成名的版本目錄學家不多，北方的趙萬里、王重民、冀淑英，南方的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王欣夫等都是最為重要的人物。他們長期在圖書館一線工作，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造就了他們扎實的專業水平，這種豐富的編目、整理、鑒定實踐，也就顯得愈加珍貴。如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他是王國維的學生。1928年進入北平圖書館後，又佐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徐森玉先生，周叔弢談及趙萬里時說：「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甚偉。庫中之書，絕大部分是斐雲親自採訪和收集。可以說無斐雲即無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不為過譽。斐雲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十年如一日，忠於書庫，真不可及。其愛書之篤，不亞其訪書之勤。」[2]20世紀90年代中，我在寫《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概述》中也說及趙先生，他為了採訪古籍，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為國家收集了不少宋元舊本和明清罕見善本，我以為他是對北京圖書館貢獻最大者之一。我還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潘師景鄭先生告訴我的事。20世紀20年代末他就開始買書，並與蘇州藏書家鄧邦述、徐乃昌、宗舜年、丁初我等人結識，晨夕過從，縱論今古，樂談版刻，賞析奇書。20世紀30年代又大肆蒐集鄉邦文獻，甚至與老輩收藏家角逐於書林，偶見奇帙，輒相爭取。抗戰期間，儘管物價騰貴，他仍在舊書店買書，總想多保存一些。他的眼光及鑒定力，都是從實踐中獲得的。他說，買書也要花學費，有時買到一部版本，回家後一查，發現問題，甚或發現藏書章是假的，那就會去想為什麼會上當，錯在什麼地方，如不當回事，那以後還會犯錯。他說，經驗就是從教訓中來的。這話一點沒錯，樸素至極。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北京中國書店就請專家及老師傅們給年輕人講課，也請過趙萬里先生，授課時有油印講義。1965年9月，天津人民圖書館的領導請周叔弢先生為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講授「關於書的問題」。至12月，講稿大致完成，又過十天，「善本」一節也寫完了。次年1月，周將稿子交天津館徵求意見，2月又寄趙萬里，並請他改正。趙有回信但增改不多。可惜沒多久，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此事就不再提了，那一年周76歲。可惜，周先生的稿子卻是「泥牛入海無消息」了。20世紀70年代初，上海圖書館就將培養古籍整理及鑒定接班人的事，提到了議事日程，當時的上圖僅有300餘人，有些工作人員年齡過大，退休者較多，於是領導上就向市文化局打報告，請求有關部門同意招收一批青年人來館工作。1973年,上圖就從上海長征農場召了50位青年人，經過辦學習班的形式培訓後, 再分配到各個部門。我曾從這50人中挑選了4人到古籍組，其中兩人為初中生，兩人為高中生。其中一位後為上海某大學的教授、古籍所所長、博導；另三位也已退休。
周：我國台灣地區的情況怎樣？
沈：像台北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昌彼得先生、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吳哲夫先生都是老一代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們為培養台北的新人作出了不少貢獻和努力，即使是盧錦堂先生（按，先生已於2023年過世）也還在為培養這方面的文獻、目錄、版本方面的人才而努力工作。喬衍琯先生也早就擔心台灣地區這方面的人才培養，他有一本《古籍整理自選集》[3]，裡面就有一篇講「培育版本鑒定人才」的文章。這四位台北先進，我都有接觸交談，談得最多的就是昌彼得先生和盧錦堂先生了。
郭明芳博士告訴我：「台灣古籍整理人才，我則認為只限於學院內。三十年前政治大學中文系目錄學組只招幾年就沒了，本世紀初，也成立幾個相關係所，其中台北大學古文獻所，相關訓練也最完整，但撐了十三年也告終止。一般圖書館可能接收不到學院內古文獻培養的人才（通常都是圖書館系出身）。最主要原因可能圖書館所藏線裝書不多，不受重視。」尋找好的導師，尤其是名師，有了名師就有了一個好的學習方法。凡是涉及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是如此，比如說武術、書畫、琴藝、棋藝、中醫、烹飪等等，這些名家只要一出手，你就知道正法正脈。旁門左道學來的不入流，還是名師的傳承靠譜，他們的舉手投足，一筆一划都有來歷。所以追隨名師，訪問高人，多向有德有道之人請教，多切磋，多學習，多體會。尤其是導師口頭上的傳授，在書本上是找不到的。
周：您談到要追隨名師，可否也再跟我們談談您跟隨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先生學習的經歷？
沈：近代以來，古籍鑒定人才的培養，多是師傅帶徒弟的模式，我的成長就是長期追隨導師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先生。我在很多時候都談過他們對我的培養和指導，雖然他們傾囊相教，無保留地將多年積累的經驗傳授於我，但這只是對我個人而言，要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還需要學更多。我以為培養古籍整理及鑒定的人才，首先上版本、目錄的專業課還是很重要的。1975年在上海圖書館，就專門舉辦過一個古籍訓練班，招收了上海市的大學圖書館、科學院系統圖書館、古籍書店以及上海圖書館古籍組的15位青年人。時間為一年半，師資請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先生和有經驗的同事共九人擔當，課目計18講，其中潘景鄭授有6講、沈津授有5講。當年的教材，全部合訂竟然有一大本。
其次，我感覺到自己成長的過程，即過去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方法，最得益的就是實踐。20世紀60年代初，我從顧廷龍先生習版本目錄之事，那時每個星期天上午8時半至12時，顧師和我都在上圖的長樂路書庫（舊為合眾圖書館，解放後易名為歷史文獻圖書館）的辦公室里度過，有不少時光是聆聽先生講過去的事情，如清末民初遺老的掌故、張菊老和葉葵老的舊事、北平滬瀆的訪書趣事等。至於他們如何節衣縮食，窮搜墳典，勤儉辦館之事，我更是記憶猶新。那時的我，小青年一個，求知慾極盛，又是「一對一」開小灶，所以聽得如痴如醉。我那時已在顧師的指導下，在長樂路書庫收集翁方綱題跋手札的資料，做《翁方綱年譜》的準備工作。如今先生墓有宿草，不免頗有山陽鄰笛之感。俱往矣，思之痛矣！
周：您跟著這些學者大家在一起，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沈：那時上海圖書館正在編撰《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初稿，我做的是最普通、最基本的工作，那就是根據善本書的卡片，從善本書庫里把書調出來，潘景鄭、瞿鳳起兩位先生就根據書來核對卡片，看看原來的著錄對不對，然後再用毛筆修正在卡片上。顧先生要求我：你要看原來的著錄和現在的修正，尤其是版本項的認定，為什麼要這麼修正？所謂版本版本，就是多看而已，就像北京的琉璃廠、上海的舊書店，那些過去的小夥計，為什麼會成為眼光不錯的小老闆？就是要多看多記。每個時期的刻本都有不同的特點，尤其是字體、紙張，你必須要記著它；什麼書是很「冷」的、難得的，也就是以稀為貴，你大致上要知道。
所以，潘、瞿兩先生他們核對後的卡片我幾乎也全部核對了一遍。許多年後，在經過思考之後我才發現，這樣的實踐實在不可多得，它是一種緣分。也正是那次編撰《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初稿的機緣，才能讓我將當時上海圖書館所藏的一萬四千部善本書幾乎全部經眼一過，從而打下了較為堅實的版本鑒定基礎；也正是那次的機緣，使我在十多年後參與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工作中，不至於迷茫；也正是那次的機緣，使我在二十多年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這座殿堂里，能夠游刃有餘地完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
周：他們對您要求還挺嚴格的。
沈：對，顧先生還要求我學寫毛筆字，也是為鑒定版本打基礎，這種訓練是今天的年輕人所沒有的。他要求我每天臨池一小時，寫大楷、小楷。所以我早年臨過多種碑和帖，臨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褚遂良、歐陽詢。每臨寫一個星期，我就將所臨的字呈給顧先生看，有時他會告訴我寫字的要點。我寫字的時候，顧先生有時就在我背後看，有時他興起時，也會臨帖一紙讓我看。有一次我無意中將毛筆字寫得很小，他看見了，說這樣的小字我也能寫，說完他就寫了「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精品烏龍水」，這一張小紙我至今仍保存著。
為什麼要學習書法呢？那是要讓你體會到，寫一個字或是連寫幾個字，那都是一氣呵成的，不會停頓，尤其是行書、草書，腦子里想什麼，馬上就寫出來；臨摹出來的字是不靈活、死板的，顯得呆滯。版本鑒定中，刻本造假多是割裂挖改，以殘充全，或染色或鈐假印等。而抄本、稿本、校本不易看，你要看熟各個重要學者、藏書家等人的字，比如翁方綱的字、黃丕烈的字，看熟了他們的用筆，筆勢的點捺與轉折。所以過去舊書估們也怕抄本、稿本、校本，那是因為將真的看成假的，就會懊惱不已，失去了發筆小財的機會；假的看成真的，搞不好會破財。所以，對於搞版本鑒定的專家來說，一個假的，總是有破綻，多看多思，慢慢地就辨別出來了。這關鍵就是多看、多比對，真的假的都要看，還要不斷去總結。所以，那時我不僅臨帖，還抄過小本的書，不僅在善本書上鈐館藏印，也寫過館藏名人手札的書簽等。
周：我想這樣的訓練，對您個人的學術成長確實是大有助益的。
沈：可以這麼說吧。顧先生在79歲時曾寫過一篇《跋吷庵自記年歷》，跋中談到當年訓練我和吳織寫字事：「一九五八年，四館合併，設善本組，僅瞿鳳起、潘景鄭兩君，年逾五旬，領導上考慮培養青年接班問題，因調沈津、吳織兩年輕同志來組。余意從事古籍善本，必須能作毛筆小楷，因經常以小冊分兩同志抄寫，此冊其一也。今檢閱及之，忽忽二十四年矣，補記數語，以告我後來青年同志。前三頁沈津寫，後九頁吳織寫。」
我在早年為瞭解《四庫全書》的編纂，曾專門讀了一遍《于文襄公手札》，那是一冊石印本，於敏中是當時參與編纂四庫的重要官員，手札都是行書，我不僅讀了，還將之全部抄錄了下來。這是我抄的第一本書，也是一種認字的訓練。對於認字，我還有一些體會，不妨寫來供大家參考。不能單純地為「認字」而「認字」，須帶有研究性的眼光，在一個課題中「認字」。1961年，顧先生對我說：「你每天都和古籍版本接觸，這可以在工作中提高你的業務能力，但是你應該做一個題目，以後還應該做些研究，不能把自己框在一個圈子里。」顧先生要我做的題目是《翁方綱年譜》，並輯錄翁氏的題跋和手札。翁是清乾嘉年間非常重要的學者，著作等身，他的文集、詩集以及散存各處的題跋、序文、筆記、提要、手札等都較明清兩代任何一位學者為多，所以，翁的一生和貢獻都很值得研究。我做的這個題目，既「認字」了，也產出了新的成果。
周：我現在也在協助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整理古籍，我也體會到「認字」——辨識古籍上題寫的文字是整理工作的前提，您以前是怎麼跨過「認字」這個門檻的呢？
沈：後來我就利用業餘時間開始抄錄各種影印本、石印本碑帖中的翁跋，繼而擴展到拓本，包括宋拓本、明拓本，以及各種尺牘、佚文等，只要看見就抄。但是最難抄錄的卻是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的翁方綱手稿本——《復初齋文稿》二十卷、《詩稿》六十七卷、《筆記稿》十五卷、《札記稿》不分卷。多年來，這部台北珍藏的善本因為原稿字小且密，又多行草，不易辨認，故從中探索者多望而卻步，而整理引用者鮮見其有。所以，我在閱讀並作抄錄時，耗在辨字讀句上的時間實在是很多的。後來我輯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收翁跋1300多篇，較之《復初齋題跋》多出兩倍約900余篇，而許多佚文都是錄自「文海」影印的手稿本中。我以為這次「認字」的成果，在於這是對已刊行的翁氏著作之外最重要的一次輯佚，也是翁氏題跋之集大成者。
這幾十年來，我曾見過不少明清以來的學者書札、題跋，但識認柳亞子的字，卻是非常不易。因為柳亞子的字是「天書」——柳先生的字極為潦草，不要說一般人認不得柳字，就是柳自己也不見得認識。柳曾說過：「講到我的字，那真是糟糕，從小就以惡書劣字出名的。」「我的脾氣太急，寫字像衝鋒一般，喜歡赤膊上陣，殺了一下，勝敗不問，也就完蛋，管它寫得像不像呢。有人說我的字是新柳字，又說我有些像龔定庵。照我自己看來，只是扶乩和畫符罷了。」[4]他還常說他寫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隨便，倘然把一個一個的剪碎了，連他自己也會不認得的，這如何要得呢？所以說，柳的字突破了書法的藩籬而卓然一格。1981年，我將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柳亞子藏書中的柳跋全數作了整理，我主要是要抄錄柳的書跋，我沒想到的是，柳字是那麼的難認，我要猜上下文義，要去想，那可真是辛苦。我總共輯得270多篇柳跋，7萬餘字。我的體會是，那就是在前進的道路上，要做點有難度的事，逼著自己向前。什麼事都順順當當的，進步亦不快，體會也不深刻。所以「認字」的這種「作業」，是忘卻不了的經驗，那是別的書本上看不來的。這對我來說，在版本鑒定上，尤其是稿本、抄本、批校本，以及各種題跋、題識上字體及真偽的辨別上，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總體看，您似乎很自然地就被導引到了版本目錄學的領域，有沒有走彎路的時候？
沈：我年輕時也走過一些彎路，業餘時間也打過乒乓球，已經「混」到了上海市黃浦區隊，但晚上時時要訓練，要參加比賽，搞得很疲勞。顧先生就跟我說：「你不要去參加訓練了，這種訓練對你來說沒什麼意義，你打得再好，頂多進上海市隊，但那是強手如林，你打不過人家，但是搞目錄版本學的又有多少人？」顧先生說得是對的，那時黃浦區隊有個小傢伙，每晚都來參加訓練，有一次教練丁冠玉（國家裁判）叫我和小傢伙對打，我根本就不是小傢伙的對手，差得遠了。幾年後，我才知道，小傢伙後來去了北京八一隊，再後來國家隊，一直打到世界冠軍，他就是李振恃。顧先生說了沒多久，我就放棄了乒乓球的訓練。
上世紀60年代初，我喜歡看長篇小說，那時候的小說有《青春之歌》《紅日》《苦菜花》等，各種各樣的，我都看，看得也快。顧先生知道後對我說，你不能這樣，將來這些小說拍成電影，你只要花一個半小時就能看完一部，現在你把時間用在看小說上面，太浪費時間了。我一聽，馬上停，及時剎車是對的。所以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有嚴師的督促，我才有進步的可能。
周：這麼說來，顧廷龍先生等前輩師長對您的個人影響非常大。
沈：是的。我看過一篇報導，說中國培養外交人才就是手工作坊，也是師傅帶徒弟，碰上一個好師傅，進步就很快；徒弟要是很有悟性，進步更快。如果碰上一般的師傅，進步不大，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就很緩慢。而且根據中國的外交情況來看，真正經歷過「大外交」的人不多。如果希望21世紀中國外交事業的上升，那關鍵就是人從什麼地方培養，靠什麼培養。靠實踐，也要靠學校裡講課的案例，沒有外交案例，人才培養太慢。古籍整理和版本鑒定也是如此，要靠實踐，也要靠導師講課的案例。
實際上，一個人從小學到高中，再從大學到研究生畢業，這十多年或近二十年的讀書，都是在不同的老師的教導下成長起來的，知識面逐步從廣博而到專題的研究，而真正對你有影響的導師可能就是你在讀研究生的時期，也就是一至數位導師，這或許是你在專業上逐步打基礎的時期。在你走上工作崗位後，面對你的可能就是獨當一面的操作。然而在版本目錄學這個領域，你或許只有皮毛般的知識，因為在大學時期，實踐的機會幾乎少得可憐，你必須在圖書館的古籍版本這樣一個書海裡游弋個一二十年，付諸大量的實踐，方可獲得這方面的真知。導師的重要性，就在於他告訴你的，有很多是書本上沒有的東西，是他過去的實踐，以及長期積累的經驗，尤其是他們晚年所說的，多是早年見過的東西。俗話說：「棋高一著」「生薑是老的辣」，就是這麼個理。1982年冬，我和幾位同事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中的一些必須看書才能解決問題的事，隨侍冀淑英先生去山東濟南。在山東博物館看書時，有一部書原定「宋本」，我看後覺得還可以，但為了謹慎起見，又拿給冀先生看，請她定奪。她翻了下說：「你再看看」。就這四個字，其它就沒再說什麼。我再定睛細看，真看出了問題，字體、紙張、韻味都到不了宋代，後來就改為「明初刻本」了。
周：確實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有時來自前輩學者的一點點撥，就能讓人豁然開朗。
沈：目前，國內有幾所大學設立有「圖書情報學系」，有的也設有「古籍研究所」，現在也有你們的「古籍保護研究院」等，但培養的人才與圖書館實踐培養的人才還是有些不同。顧廷龍先生在1988年3月18日給我的一封信中專門談到了此事，他寫道：「我從天津開會歸後，即承任繼愈館長由冀大姐陪同降捨，談培養問題。任公即言要像對你培養這樣來培養點研究古籍的人才。你與吳織同志實皆自學成才，我何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你信中亦以你的成績與我聯繫，增我汗顏。與任公談話中，他感到我們不能‘禮失而求諸於野’。閒談之後，我頗興奮，就再寫了一封信給他，補充了一些事。回憶當年上級領導的支持，可以說十分信任的，我亦比較大膽。現在自顧年邁廢學，又不適應於新環境，但是總感到古籍不能任其散亡，古籍數量上是不會大發展，而古籍整理工作是要大大發展。古籍工作者要大大培養，真不能‘禮失而求諸於野’啊！人皆不體會我們的工作與古籍研究所和圖書館學系的大不相同，是將望你們繼而為之。」可見當年二位中國圖書館學界的大佬對培養圖書館內的古籍版本目錄學的人才是非常關心的，這些也都在他們的考慮之中。
現在你去問一些單位的版本鑒定專家，當年有無這方面的師承？我相信，很少有人會說指導自己研習版本目錄的導師是誰，他們最多告訴你他們在大學里的專業及導師。但是他們多是經由圖書館工作及自身的努力，而獲得這方面的知識。還有一種是雖無師承，也不在圖書館裡工作，但自己相當努力，完全是在實踐中去獲得真知的，像王貴忱、黃永年、黃裳、韋力、王德等都是。（待續）
參考文獻：
[1] 周景良.丁亥觀書雜記：回憶我的父親周叔弢 修訂本[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2] 李國慶編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書年譜[M].合肥：黃山書社，2000：226.
[3]喬衍琯.古籍整理自選集[M].台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4]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中國革命博物館編. 柳亞子紀念文集[M].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