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分省公藏古籍書目總錄：1949-2024序
中國分省公藏古籍書目總錄：1949-2024序
林振岳
編者：湯志波 趙穎潔
ISBN：978-7-5326-6425-2
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年3月
定價：198元
書目文獻過去多以稿抄本流傳，至清末日益受到重視，為藏書家勤加蒐集並匯編刊行，如葉德輝刊有《觀古堂書目叢刻》叢書，張鑒祥有「千目廬」之專藏，皆一時之盛。而彙輯目錄類文獻的專科目錄，即「書目之目」，也出現在晚近。此類著作有周貞亮《書目舉要》（1920）、王楊濱《簿錄通考》稿、陳鐘凡《書目舉要》、袁同禮《書目總目》（卡片）、邵瑞彭《書目長編》（1928）、劉紀澤《書目考》《書目舉要補正》（1930）、余嘉錫《目錄要籍提要》（1930）、朱中翰《中國書目要籍解題》（1933）、蕭璋《北京圖書館書目·書目類》（1934）、孫毓修《書目考》稿、項士元《中國簿錄考》、張鑒祥《古籍書目考略》、王海珊《書目目錄解題》稿、台灣梁子涵《中國歷代書目總錄》（1953），近年又有嚴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2008），郝潤華、侯富芳《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古籍目錄提要》（2011）等新著。日本學者亦有此類著述，如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天野敬太郎《日本書誌の書誌》等。此類書目之目，或著錄古今目錄，或擇其中要籍解題敘錄，各有所長，但由於書目文獻本身就較為零散，目前尚未有著錄十分完備的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私家藏書大規模歸公，又有院系調整、館藏調撥的變革，各地古籍收藏情況產生了很大的變化。館藏目錄更迭頻繁，其編目沿革或散見於館史記載，或載於專題研究，未經系統整理。20世紀80年代，楊寶華、韓德昌先生編有《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一書，介紹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至新中國成立各地圖書館概況，也包括部分古籍藏書情況。21世紀之初，潘美月、沈津先生主編《中國大陸古籍存藏概況》一書，邀請學者撰寫了館藏古籍情況的簡介，主要以公共圖書館與高校圖書館為主。所邀請的學者皆為各大圖書館負責專家，如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北京大學圖書館沈乃文先生、復旦大學圖書館已故潘繼安先生，皆對本館藏書歷史如數家珍。但由於篇幅所限，僅收錄了全國主要50家圖書館。該書出版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曾是瞭解各館館藏及編目情況的重要「手冊」。此後數十年間，未見有對1949年以後圖書館古籍編目工作系統梳理與總結的著作。
志波兄執教華東師範大學，開設「中文工具書」等課程，寓教學於實踐，與同學精誠合作，先後出版《明人年譜知見錄》《明別集整理總目》《明人碑傳索引》各編，藝林有聲。近又編成目錄叢刊數種，首先推出《中國分省公藏古籍書目總錄》一書（以下簡稱《總錄》），系統收錄了各地1348家公藏單位1949-2024年間編目成果1532種，蔚為大觀。筆者與志波兄相識有年，同求學於復旦大學古籍所，到日本訪學又恰為同期，工作後兩校僅一路之隔，時相過從。筆者平時喜蒐集書目資料，志波兄團隊編纂此書之初，曾勉力為之蒐集古籍書目電子文獻，更深知此項工作開展之不易。今樂觀其成，故不揣鄙陋，略贅數語以代序。
在計算機檢索尚未普及之前，圖書館主要依靠卡片目錄實現館藏管理。這種傳統方式雖便於館內動態更新與檢索，但需到館查閱，不大方便讀者。因此圖書館定期匯印成冊，編成目錄。卡片目錄在管理、檢索上很便利，但實時跟隨館藏情況變動，無法將某一時期的館藏面貌「定格」。而定期匯編成冊之書目，可反映該館某一時期古籍收藏概貌，這類書目可稱為館藏舊目或館藏歷史書目。這些目錄一部分公開出版，但更多是內部使用的抄寫、油印、復寫紙抄印等方式製作的草稿未定本，供讀者臨時查閱之用。對其逐一加以調查、蒐集，極為不易。《總錄》蒐集到1,500多種，足見用力之勤。
這些看似陳舊的館藏記錄，是古籍傳藏的重要見證。它們不僅記載著書籍的舊藏來源以及配補、改裝等物質形態變遷，也記錄了著錄條目（書名、卷數、撰人、版本等）的修改、善本提級的變動，生動呈現對每一部古籍認知的深化過程。每一部歷史書目，都是特定時期館藏面貌的珍貴定格。
以中國國家圖書館為例，其前身為清末學部籌辦之京師圖書館，當時尚未流行西方的卡片目錄，在1909-1928年間先後有繆荃孫、王懋鎔、江瀚、夏曾佑、張宗祥、史錫永編纂過6部善本書目。這些舊目記錄了館藏善本整理歷程，尤其是1921年歷史博物館移來內閣大庫殘書殘卷的配補記錄，直至今日猶為利用這些古籍善本的重要參考。1928年京師圖書館與北海圖書館合併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分為甲乙兩庫，甲庫有趙萬里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庫有趙錄綽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及《續目》（甲庫善本在1936年也編有一部《續目》，著錄有善本700餘種，但沒有印行，現下落不明）。這些不同時期編纂的書目，反映了館藏結構之變化。清末京師圖書館創立之初，善本以清宮新發現之內閣大庫藏書為主，兼以端方在江南收購的歸安姚氏咫進齋、南陵徐文達藏書，及海虞鐵琴銅劍樓進呈本。京師圖書館設立後，陸續有本館購進及捐贈之書，但古籍藏書整體情況變化不大。1928年趙萬里先生接手善本書庫，將善本劃分甲乙兩庫。其後因抗戰全面爆發，善本南遷，隨後又運美國寄存，甲庫善本一分為二，運美部分戰後移交到了台灣地區。新中國成立以後，北平圖書館改名北京圖書館，1959年，趙萬里、冀淑英先生編纂了《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但這個目錄主要著錄1949年新入藏的書籍，兼有部分1937-1948年新收古籍。也就是說，原來《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的善本不見於此目。這在當時給遠在台灣的昌彼得先生造成了誤會，以為這些書已經不存了，昌先生在清點完台灣接收的甲庫善本後，於1970年編纂了《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闕書目》。後來林世田、劉波先生撰文對此做出了回應，解除了對岸的疑慮。1987年新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才把原來甲庫善本留存大陸的部分收錄到了目錄之中。不同學者主持編纂的書目，也會帶有較強的個人風格。如前所舉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歷史書目編者中，張宗祥先生喜好抄書，自號「手抄八千卷樓」，就任之時，以抄手跟隨，其所編善本書目，即增加本館新抄之本多種。趙萬里先生精研戲曲，所編善本首次著錄戲曲類文獻，這在當時為創舉。《總錄》將各館不同時期書目彙於一編，大致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並作解題，簡要介紹各目的著錄數量、收錄範圍、藏書特色，讀者可以快速瞭解不同時期書目的特點。
《總錄》不僅詳錄書目內容，更對各館沿革歷史進行系統梳理。過去藏書家有言「書去目留」，近百年公私藏書的急劇變化，從中可以窺見時代的滄桑。如清末盛宣懷的愚齋藏書，與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皆有淵源。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盛宣懷赴日本治療肺病，參觀日本公共圖書館，因有在上海創辦一新式圖書館的念頭，即後來的“愚齋圖書館”。在盛宣懷去世以後，愚齋圖書館即不能維持，分歸聖約翰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及山西銘賢學校（今山西農業大學），而以聖約翰大學所得最多。新中國成立後院系調整，聖約翰大學所得愚齋遺書6萬余冊，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設立「愚齋書庫」特藏。而愚齋藏書中精本，則為中國書店購去，部分售入日本天理圖書館。1957年華東師範大學印行的首部古籍書目《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書目（第一種）》，即為愚齋藏書6,600余種。《總錄》在介紹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等館藏情況時，都對藏書源流進行了深入的考述，既可追溯近代藏書家的舊藏去向，亦能釐清各大圖書館的收藏脈絡。
又如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清朝末年端方想將其收購作為京師圖書館館藏，但彼時瞿家尚未衰落，因而未果，僅改為進呈書百種，其藏書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以半捐半售的形式收歸公藏。1959年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部分條目標有「瞿捐」二字，即瞿家捐贈之書，但售歸北京圖書館的書在目中並無標記。當時陪同趙萬里先生到瞿家收書的助手高熙曾先生，留有一部批校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在上面詳細批注了經手藏書情況。此外，還有一部分藏書收歸上海圖書館、常熟圖書館。將這些私家舊藏書目與館藏歷史書目對讀，可獲悉瞿氏藏書去向情況。由《總錄》著錄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地圖書館有不少捐贈書目，如顧頡剛藏書、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鄭振鐸西諦藏書等。在歷史的長河中，藏書的流動就如魚群的流動，由一條魚觀察到一個魚群，由魚群的流動觀察到時代洋流的動向，這是藏書史研究者觀察歷史的獨特視角。
國家對古籍保護事業的重視，直接推動了各地館藏書目的編纂工作，《總錄》的調查統計數據生動印證了這一髮展歷程。新中國成立以來古籍書目編纂工作經歷了三個重要發展階段：一是1949年後，百廢待興，戰後藏書清查、機構重組及大量私家藏書充公，館藏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摸清家底，各地紛紛開展古籍編目工作，形成了一批重要書目成果。二是1978-1998年間國家組織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1992年啓動的《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工作，帶動了全國館藏單位對古籍資源的系統整理。特別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過程中提出的「三性九條」原則，對各地圖書館的古籍定級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三是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隨著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開和《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評選，各地圖書館相繼出版了館藏普查目錄和珍貴古籍名錄，極大地豐富了當代古籍書目的種類和數量。《總錄》所著錄的1500余種書目，凝聚了近70年來無數館員的心血。這些出版目錄大多不署個人之名，僅署以館名、單位名，實則是數代人默默耕耘的成果。這些書目的編撰歷程，正是我國古籍保護事業不斷發展壯大的生動見證。
根據《總錄》的調查結果，也可以看到一些觀念的變化。比如古籍書目的書名，除了“古籍”的稱法以外，早年會使用「古書」「舊書」的稱法，這是相對「平裝新書」而言，2000年以前喜用「線裝書」「古書」等名稱，其後則多用「古籍」這一名稱，各地還有很多非漢文的古籍，所以部分書目又標明「中文古籍」。圖書館實際工作中對「古籍書庫」的劃分，多是以裝幀形式，即將傳統裝幀形式（線裝為主）的書籍劃歸古籍書庫，這是實際操作中最具有可行性的方法。比如近年新影印本（如《再造善本》等）、線裝形式的新編家譜，圖書館一般都將這類圖書歸入古籍部收藏管理。此外，古籍書目的分類法，傳統為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民國以後根據古籍叢書眾多的情況，分列叢部，這是沿用至今的五分法。1949年後，有部分古籍書目採用新的分類法，包括一些館藏卡片也是如此，實際對習慣了四部分類的古籍讀者並不方便，反而不容易找到相應的書籍。書目最重要的兩個功能是「記錄」與「查找」，編目重要原則是「因書設類」，分類的目的是為了反映藏書特點及方便查找，因此2000年以後新編古籍書目大多還是採用傳統的分類法。
從《總錄》收錄情況來看，當前館藏古籍編目工作仍有可持續完善與深化之處。其一是隸屬文物系統的各地博物館機構也收藏大量古籍，但公開出版的書目數量明顯偏少。其二是作為「簡目」的古籍書目已較為完善，但作為「詳目」的書志編纂工作還有待推進。民國時期張宗祥、史錫永已為京師圖書館編纂了兩部書志式詳目《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其後趙萬里先生編纂過館中明別集的善本書志，並擬編纂全館善本書志，但最終未果。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了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的甲庫善本，以及部分留存在北京的善本和北大圖書館藏書，堪稱典範。近年來，隨著「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推進，各地開展了書志編纂培訓工作，但據《總錄》統計，已公開出版的館藏書志僅有40餘種，數量不多。在古籍數字化工作取得顯著進展的當下，我們完全可以實現兩部分工作的結合，利用技術手段處理印章識別、序跋錄入等基礎性工作，並通過數字化平台實現編纂任務的分工協作。眾擎易舉，這種分工的模式，必將大大推動書志編纂工作的進程。
然而，中國古籍浩如煙海，對各地收藏單位所編目錄的全面調查，斷不是可一蹴而就的工作。作為一項民間自發開展的調查工作，《總錄》取得的成就已十分可觀，但各館館藏目除已刊布者外，猶有不少未刊稿抄本及內部資料尚待發掘和整理。這類資料十分零散，並且有一部分可能已流入民間，如筆者收有一部上海圖書館的復寫紙抄印本《特藏目錄》，著錄古籍937種6,582冊、碑帖75種119冊、尺牘47種212冊。又一部1950年復寫紙抄印本《國立北京歷史博物館圖書室藏書目錄》，北京歷史博物館為現今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著錄藏書2,743種23,200余冊，當中一部分為古籍，這部書目使用的是日本陸軍「奧古納」「大橋納」稿紙，大約是日軍投降後收繳的物資。這些充滿時代特徵的書目文獻存量巨大，亟待進一步深入發掘與整理。志波兄團隊也有志於此，《總錄》出版以後，必將引發業界對此類舊目的重視，促使相關信息的不斷匯總、增補，使得本書更進一步完善。筆者曾倡言建設「珍貴古籍歷史檔案」，對於重要的善本古籍，應建立一套動態的歷史著錄信息系統，以瞭解這些重要典籍在不同時期的著錄情況，詳細記錄其各歷史時期的著錄信息，包括修復、配補、改裝、版本考訂演變，以及殘卷、殘葉分藏情況。《總錄》的編纂為此項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期待未來能將這些館藏歷史書目數字化，構建與當下館藏系統相互聯通的數據庫，使其價值得到更充分的開發利用。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凡例
一、本書著錄1949-2024年間中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出版的館藏古籍書目1,532種（聯合目錄計1種，古籍普查登記目錄數館合併為1冊者計1種，均不重復計算），涉及館藏單位1,348家。館藏目錄包括館藏普通古籍目錄、善本目錄、線裝書目、專科目錄、古籍圖錄、古籍提要（解題、敘錄）等形式，漢文與少數民族文字合璧圖書之目錄酌情收錄，個人著述目錄及少數民族文字目錄不收。地域性館藏古籍聯合目錄（如《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酌情收錄，但全國性古籍目錄（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全國性專科目錄（如《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中國叢書綜錄》）不收。部分私家目錄所著錄藏書絕大部分已歸公（如《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本書亦酌情收錄。古籍拍賣圖錄、古籍書店價格目錄、館藏古籍交換目錄不收。
二、本書中「古籍」指傳統意義（狹義）上的書籍，館藏甲骨簡帛、敦煌文獻、碑帖拓片、魚鱗圖冊、契約文書、奏摺檔案、輿圖書畫等文獻之目錄不收。古籍下限為1912年，若書目中兼收近代文獻，則視具體情況取捨，古籍出版目錄、影印古籍目錄不收。「古籍書目」僅指紙質書本目錄（包括自印本），卡片目錄、網頁目錄及數據庫形式的目錄不收。
三、本書省、市順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鄉鎮行政區劃簡冊》（中國社會出版社2024）。各省內分為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專業圖書館三類。公共圖書館主要指省、市、縣各級公立圖書館；高校圖書館主要指省內各高等院校的圖書館；專業圖書館則包括科研機構、博物館、檔案館、文史館、方志館、文管所、文物局、出版社、黨校、醫院、寺廟、中學等單位的附屬圖書館。公共圖書館與專業圖書館均按所在城市的行政區劃代碼排列，高校圖書館按教育部公佈的院校代碼排序。多家館藏單位的聯合目錄，視具體情況繫於其中某一圖書館之下，不重復著錄，可據書末索引檢索相關信息。
四、本書對各省古籍收藏概況，重要圖書館的歷史沿革、古籍來源、館藏特色、珍貴藏本、影印大型叢書及1949年前出版的館藏目錄等略做介紹。撰寫時參考了各書目前言、圖書館網站介紹，或進行電話採訪，館藏古籍數量盡量採用最新數據，不再一一注明來源。
五、館藏目錄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序。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天一閣博物院、福建省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台灣省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等12家單位因館藏目錄出版較多，酌分古籍目錄、古籍圖錄、贈書目錄（舊藏來源目錄）、專科目錄4類，同一類下再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列。類目設置若有交叉（如《西諦藏書善本圖錄》既屬古籍圖錄又屬贈書目錄）則酌情歸類，不重復著錄。
六、本書著錄古籍書目的書名、編者、出版社與出版時間，概敘該書所收古籍數量、著錄體例、分類標準等內容。一般古籍目錄均會包括書名及卷數（存缺卷數）、作者、版本三項基本信息，因此介紹從略；在此之外著錄的信息則關注提及，如“版框”“開本”均是指兩者的尺寸，“行款”指半葉多少行行多少字，“版式”指魚尾、邊欄、黑白口等。著錄均依據原書目前言或凡例。1975年至2010年所編五版《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分類法》，本書統稱「《中圖法》」，各版本書名之變化，不加區分。部分書目暫未目驗，故僅著錄書名、作者、出版時間等簡略信息，俟後續增補。
七、本書附錄館藏單位音序索引。因行政區劃調整（市、縣、區變更）、院校升格（學院更名為大學）等原因，部分單位現行名稱與目錄或有差異，若不影響辨識，均歸入同一條目，不做額外說明；若名稱差異較大（如「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圖書館」曾名「廣西壯族自治區第一圖書館」），則括注說明，以便尋檢。如館藏單位名稱相同或相近，則前加上級行政區劃，如「[北京市]西城區第一圖書館」與「[成都市]西城區圖書館」，以示區分。